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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勒菲维尔认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的核心就是文化的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观念，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价值和观念与自己的文化不同，而且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引起人们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首先，文化转向让人们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文化背景。
在过去，人们只是简单地将一个语言中的词汇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却没有考虑到这些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
但是，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还包括文化层面的转换。
因此，在进行翻译时，也需要考虑到原文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和文化内涵。
其次，文化转向加重了文化适应的重要性。
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也日益明显。
为了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翻译人员不仅需要掌握两种语言，还需要了解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传达文化内涵。
同时，在进行翻译时，还需要将原文的意思和文化特点妥善地“翻译”到目标文化中，以便让目标语言读者更好地理解、接受和适应原文的文化。
第三，文化转向对翻译质量和标准也产生了影响。
在过去，翻译的准确性和语言流畅度是制定翻译标准和评价翻译质量的主要因素。
但是，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翻译标准和质量评价也需要考虑文化因素。
比如，在一些文化中，有些词汇往往承载着某种情感或体验，而这种情感或体验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并不存在。
因此，在翻译时，需要更加关注这种情感或体验，以便更好地传递出原文的意思和情感，提高翻译的质量。
最后，文化转向引发了翻译的反思和创新。
在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翻译只是机械性的替换和转换，缺乏创造性和思想性。
但是，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翻译的本质和作用。
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跨越文化和语言的桥梁，是一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方式。
因此，翻译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以适应不同文化和语言情境的需要。
从“文化转向”看翻译教学的文化自觉作者：薛莉来源：《现代职业教育.高职本科》 2018年第6期翻译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对非母语文化的理解能力。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
本文从“文化转向”的概念展开分析，研究了翻译学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一、研究方向的文化转向传统的翻译就是文字的转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不走心”的翻译已经逐渐不被人们认同，人们渴望读到更好的作品，了解国外的文化，这对翻译的要求就有了更高的标准，对翻译教学也有了更高的标准。
赵宪章先生将语言史分为文字出现之前、文字产生之后和宋元后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文字出现以前，人们的交流、消息的传播需要口头表达；第二个时期是文字产生后，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发明了图像符号，可以通过文字图像表达一些信息；在第三个时期宋元之后，人们基本进入了文明时代，发明了造纸术，人们的信息传递更加便捷了。
这也可以看出，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
在现代化、信息化的今天，文学也在不断发展中。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
为了翻译更加真实，更加容易被人们理解，让读过翻译文本的人们，对外国文化有个切实的了解，就需要翻译者具有“文化转向”的文化自觉。
二、“文化转向”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一）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在传统的翻译教学中，关于翻译的理论知识比较少。
在翻译教学中，主要有“信、达、雅”，有翻译的直译与翻译的意译[1]。
翻译观念对翻译人员十分重要，如果仅仅是将不同的文字翻译成同一种语言，而不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背景的情况，翻译出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社会在进步，对外来的文化需求不断扩大，因此对翻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一个优秀的翻译人员，在翻译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字面意思，更应该从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入手，形成一种文化观念，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这样才能翻译出好的作品。
文化翻译技巧浅析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尤其是涉及到文化的翻译。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共有的价值观、信仰、习俗、艺术等的综合体，因此在进行文化中文翻译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技巧：
1.了解文化背景：在进行文化中文翻译之前，首先要了解源文本所承载的文化背景。
这涉及到该文化的历史、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知识。
只有了解了文化的背景，才能更好地进行翻译。
2.尊重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在进行文化中文翻译时，要尊重源文本的文化差异，尝试用中文表达出相同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直译。
这就要求翻译者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因地制宜：有时候，源文本的文化特点无法完全被中文表达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可以根据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环境的要求，采用一些适当的翻译策略，比如增加解释、注释等。
4.注意隐喻和象征：不同文化中常常会使用隐喻和象征来表达思想。
在进行文化中文翻译时，翻译者要能够理解隐喻和象征的意义，并在中文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尽量保持源文本的意境和情感。
5.合理运用文化适应：有时候，为了使译文更容易为目标读者接受，翻译者可以合理运用文化适应策略，将源文本的文化元素转化成读者所熟悉或接受的表达方式。
总之，进行文化中文翻译需要翻译者对源文本文化背景的了解，尊重文化差异，适应翻译环境，并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以实现准确传达意思、保持文化风貌的目标。
谈谈文化翻译中的有效策略常晖，胡渝镛（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张家界 427000）摘 要：翻译作为一种特别的语言活动，其目的不仅是一种语符间的转换，更是传递源出语信息、文化底蕴的一种文化转换。
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翻译不等同大多数是因文化差异所致。
如何排除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交际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文就文化翻译的两种有效策略——“归化”与“异化”作了初浅的探讨。
关键词：翻译；文化差异；异化；归化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影响，翻译已不再被单纯看作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
翻译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反映某种文化底蕴的语言文化形式转换成代表这种文化底蕴的另一语言文化形式。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必然会遇到文化差异的处理问题。
因此也就产生了“异化”、“归化”之争。
本文作者认为，无论是采取何种方法原则而否定另一种方法原则都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
但也不能否认在翻译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情形应该有不同的侧重。
我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考虑文化色彩在源出语中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目的、作者、读者、译者等因素外，译者的母语相对于源出语和译出语的关系对于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处理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就是说，译者的母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
本文试图结合译者的母语同源出语和译出语的关系，就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的两种处理方法，即“异化”和“归化”发表一些浅见。
1.“异化”还是“归化”郭建中（1998）认为：“异化”（foreignization）就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而“归化”（domestication）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根据孙致礼教授（2002）对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关于“异化法”、“归化法”的概括，“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
翻译研究本栏目责任编辑：梁书从“文化转向”到“译者转向”——解析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理论思想周姣（湖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00）摘要:格拉斯·罗宾逊，一位具有独特思想的美国翻译理论家。
在周遭世界都在坚持神本主义时，他独树一帜，坚持倡导新的翻译理论，即人本主义。
在经过实践与思考后，总结出当下翻译的社会制约，提出我们翻译研究的视角应该转向译者本身，应当以人为本，他强调人不仅仅只是翻译的工具，而是独立且具有思想情感的个体。
基于此，道格拉斯提供了翻译理论一个全新的视角，实现了翻译研究方向的重大转折，即从注重文本研究到更多的关注译者本身。
关键词：道格拉斯·罗宾逊；翻译理论；译者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39(2019)10-0025-021理论简介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渐趋多元、系统的态势。
在西方翻译理论与非凡的成就下,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罗宾逊极其卓越的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界独树一帜。
罗宾逊在文学、文化、语言学、翻译等领域都有其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当代学术背景都以“文化转向”作为研究取向，而道格拉斯从不同角度引导研究转向“译者转向”，不但对文化研究中的偏向做出了纠正，还以独到的“译者为中心”翻译理论构建了当代译者新的形象，这种新颖独到的建构引起了翻译界的思考。
道格拉斯《谁在翻译？超越理性论译者的主体性》一出版，便引起众多关注。
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起初早期的自然哲学发展到由神秘力量主导的神本哲学，最后才发展成为现代的人类自身主导的人本哲学。
从悠悠发展历史，人类慢慢地意识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到人类本身具有不可衡量的力量。
早期，维柯站在世界发展之巅，俯瞰人类历史发展时，看到了实际上是人类本身创造了历史，这一宣称，为西方哲学人本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影响，使得研究者们将目光聚集到人类“理性”的本质问题上来。
从文化转向的角度对《水浒传》文化翻译策略的探讨
《水浒传》是我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不仅讲述了中国古代江湖史诗的故事，还展示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遵循的传统文化。
由于它凝练的文字、古朴的情节以及情节的真实性，它已成为中国文学和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水浒传》的文化翻译对于外国读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因为它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色彩，这些资料在其它国家往往不容易理解。
为此，翻译者一般采用文化转向的策略，即以外国文化为基础，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转换成某种比较熟悉的背景，从而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中的文化内涵。
文化转向的翻译策略可以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来实现。
首先，在语言层面，译者应多使用容易理解的惯用语或文学术语，避免出现文化混乱和相关联的概念的混淆。
其次，在文化层面，译者可以尝试替换概念、使用归纳以及释义等方法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中的中国文化。
总的来说，《水浒传》文化翻译的策略应该以文化转向为主，即
以外国文化为基础，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转换成某种比较熟悉的背景，从而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中的文化内涵。
通过这种翻译策略，外国读者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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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跨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和紧密。
在这个背景下，文化转向成为了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化转向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探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
一、文化转向文化转向，指的是随着社会与环境的变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是文化内部的变化，也可以是文化间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转向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会议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转向进一步加速。
文化转向不仅导致文化本身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
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有着重要的比较文学意义。
这种比较不仅包括语言和文化的比较，更重要的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比较。
1.增进文化交流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惯、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而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这种文化转向和翻译学研究可以增进人们对彼此的了解，提高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能力。
2.启迪思想和价值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由于其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具有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
通过翻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可以让人们更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和价值观，并能够启发自己的思考，引领思想和文化的发展。
三、以文化转向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方法1.历史演变法历史演变法是研究文化转向和翻译的一种重要方法。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描述，进一步理解某一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探究文化转向的内在原因和动力，进而理解不同文化间译作的差异，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
2.文化翻译法文化翻译法是一种重要的翻译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强调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而是在文化层面的转换。
这种方法将文化因素加入到翻译的过程中，以确保译出的内容符合目标文化的思想、价值观和文化传承。
3.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进行分析和解码的方法。
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
《文化构建》一书第一次把这一领域两位开创者―翻译家、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论文集合成册。
论文集所收文章延续并深化了两人近几年来所进行的主要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化转向的研究。
书中探讨的主题有：中西译论、可译性的限度、翻译何时并非翻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
有的论文是针对一定体裁，如戏剧翻译、诗歌翻译；有的重在个案研究，讨论了维吉尔。
布莱希特等人作品英译后的境遇。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宣告成立的历史性大会。
在其后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其中进行的较多的是翻译的描写行研究工作。
由此，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禁有些困惑：除了描写性研究外，翻译研究今后向哪个方向发展？1990年，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
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和鼓舞，与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共收录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八篇论文。
他们不仅向读者讲述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总结翻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教学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而且两位学者还指出这一学科在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
在序言部分，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回顾自1978年以来的翻译发展。
他们认为，翻译工作者在促使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
勒菲弗尔在第一章中阐释了文本模式对进行比较分析的帮助和影响。
巴斯内特在第二章中指出由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制约，原文有时往往以译作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这样的翻译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亦存在“共谋”（collusion）.在第三章，勒菲弗尔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的《埃涅伊特》（Aeneid）几个英译本作了历史研究。
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和科学，它涉及到语言、文化和沟通的多个方面。
在翻译中，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
本文将从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观点出发，探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勒菲维尔认为，文化是一种人类创造的现象，它包括价值观、习俗、社会规范等。
文化是人们共享的，它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在翻译中，文化因素会影响到翻译的全过程，包括理解源语言和转换为目标语言。
在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体现在对源语言的理解上。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理解源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如果译者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就很难准确地理解源语言的含义。
英语中有很多习语和隐喻，如果译者没有对英语文化有深刻理解，就很难恰当地翻译这些表达方式。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还体现在对目标语言的转换上。
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以目标语言的方式去理解原文的含义。
在翻译中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语境和习惯进行转换。
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敏感度。
译者需要考虑到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背景，并选择适当的词汇、表达方式和文化参照物，以使翻译更贴近目标语言读者的理解。
文化因素还会在翻译的质量、准确性和流畅性上留下痕迹。
如果译者没有深入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就很难保持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
文化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信息的丢失或错误的传达。
中国有一个成语“狐假虎威”，意指依仗别人的势力来欺负人。
如果译者不了解这个成语的文化内涵，可能会将其直译为“虎假狐威”，这样就失去了成语的原始意义。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还涉及到文化背景知识的获取和更新。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和改变。
翻译工作者需要及时获取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以保持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翻译质量。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文化对语言和思维方式有重要影响，也会对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产生影响。
从翻译的文化转向谈翻译策略一、翻译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
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
同样地，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所在。
翻译就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而产生，成为人类文明之间交流的手段的。
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
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
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
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
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é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二、翻译中的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翻译的文化途径来看，原文本产生于出发语及其文化，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原作，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着手翻译，此后，译作被介绍给译入语的读者，到达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异域文化的考验，其结果可能是被接受，也可能是遭到抗拒。
而在这一考验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更存在于作品之被读者接受，有读者的赋予。
一旦脱离了读者，文学作品就毫无生命力可言。
同样地，翻译也必将归结于读者。
翻译作品的存在是为了读者，其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最终能被译入语的读者和文化接受。
可见，读者的地位不容忽视，而认识到读者重要地位的正是接受美学的理论。
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
以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人物。
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
传统的文学作品研究一般都以作家或者作品为中心，往往忽视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忽视了读者的能动性。
接受美学的理论则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他们对作品意义的探索和接受才是作者及其作品的意义所在。
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循环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
当文本跨越语言和文化时，翻译就成了这一开放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译者因此而具有了双重身份。
首先，译者是原作品的读者；同时，因为译作也有读者，所以他们又是创作者。
翻译的实质告诉我们，翻译是交流的过程，所以读者不仅仅是接受的一方，他们还能挑起新的审美和创作。
读者期待读到什么样子的作品对作家、作品、译者和译作都有影响。
期待视野（Expectation Horizon）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指“在文学作品阅读之前和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
”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具有一种潜在的对作品和作品意义的期待。
冈·格里姆曾经提出过读者期待视野的四种可能：第一种，作品内包含新的因素，突破了读者先前的既定视野，他谓之为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第二种，作品中没有任何创新，读者的既定视野得以维持；第三种和第四种是基于第一种可能的。
如果作者的作品之前已经突破了读者的既定视野，那读者必然对作者的新作抱有更多的期待，如果新作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那读者的期待视野再次形成，这是第三种可能；如果新作没有任何超越，只是在原地踏步，那就是第四种可能，谓之为期待视野的“反面失望”。
从审美角度上讲，第一种可能，也就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不断地打破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使作品中包含有新的元素，从而使之超过读者原来的想象。
这样的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丰富、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使之获得审美愉悦。
读者期待视野的丰富和拓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这就是读者能动性的体现。
但是，作品的创新必须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使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
没有距离自然不行，因为读者会觉得作品索然无味，失去兴趣；但是距离又不能过大，如果作品的先锋意识过于强烈，读者在理解作品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对作品可能会产生厌恶，甚至是抵制的情绪。
总的说来，读者期待的是可以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作品，文本应该提供给读者的，是比其原先的认识和经历更丰富的内容。
三、从读者的期待视野看翻译策略通常我们讲到翻译策略就是指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这一对概念被认为是意译与直译（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 and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概念的延伸。
因为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就是把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层面。
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是文努迪（L.Venuti）在1995年提出的。
这一对术语来源于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
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
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读者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
这一理论启发了文努迪，由此出现了归化和异化的提法。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提过，译作和文学作品一样，最终必定归于读者，能被读者接受才是译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中也不能忽略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
译者必须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如果译者没有适当把握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那译作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就会过大或者过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很难获得审美享受，对翻译作品产生抵制。
如果译作被顺利接受了，则说明译者正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采用了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得译作与读者的期待之间有一个理想的审美距离，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愉悦，开拓了读者新的期待视野。
林纾在翻译时虽然经常随意对原文进行删节，但是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
他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以中国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原作的主旨和精髓，所以被读者接受。
而鲁迅的译作就不同。
他曾经希望能通过翻译把新的表现形式引入中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新的生机。
他提倡欧化的翻译，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中国读者对过于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接受能力有限。
所以他当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让读者接受上遭遇了困难，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把握读者的期待视野固然重要，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读者的期待视野绝对不是一尘不变的。
历史在向前发展，文学在不断创新，读者的期待视野会随之产生变化，他们的接受能力也会逐渐增，相应地，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应体现出转变。
归化的翻译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占有优势，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其接受能力也有了提高，归化的翻译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情趣。
归化可能会抹杀文化差异，是对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蒙蔽，无法达到文化传真的效果。
安托瓦纳·贝尔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要经历来自异域的考验。
而归化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译法，是译入语对出发语的侵犯，不利于接受异域文化，也就不能实现通过异域文化丰富本国文化的目的。
于是在当代，译者所采取的策略已大致从归化走向了异化，这是顺应了新时代新背景的需要的。
全球一体化是现今我们面临的大环境。
人类世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同。
事实上，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无庸质疑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需要，但是语言和文化却应该是多样化的。
人类文明之所以灿烂辉煌，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
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一味追求同一性。
翻译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消除差异。
相反地，译者有责任尊重差异性，在尽可能保留原文价值的同时也引进异域形象。
因为从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角度看，这样的异化翻译能给读者带来陌生感、疏远感和新鲜感，传递异国情调，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从而丰富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
四、结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
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最终目的和功能除了要传递原文的信息以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
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而译者是介于不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个体，肩负着传递信息，展示他方文化，解释文化差异，促进交流理解，丰富本国语言文化的重任。
在进行翻译实践中，要拓展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翻译文化转向的要求。
参考文献：[1]Bassnett,Susan&Lefevere André.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2]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中国翻译》，2000 年第2期[3]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4]仇蓓玲，陈桦：读者期待视野与译者翻译策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5]石琳：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文化转向-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7月[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7]许钧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8]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9]罗选民：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2006 年2月18日一、翻译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
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