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_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_朱竑_李如铁_苏斌原

地理学报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71卷第4期2016年4月V ol.71,No.4April,2016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朱竑1,2，李如铁1，苏斌原3（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510275；2.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510631；3.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广州510631）摘要：以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和M-plus 7统计软件整理数据。

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

研究发现：①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

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关键词：移民；地方感；影响因素；广州；城中村DOI:10.11821/dlxb2016040081引言《大美百科全书》指出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或一群人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1]。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人口迁移是人们离开原居住地，超过一定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移动[2]。

中国在20世纪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

特别是在1989-1995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年增幅多在10%以上，高时达20%以上[3]。

2000-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从1.34×108人增加到2.61×108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81%上升到19.07%[4]。

在这些流动人口中，形成“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移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即被称为“移民”[5]。

移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有政治上的，也有民间自发的。

古今中外在不同时期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他们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6]。

关于国内移民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前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

学者周皓的研究发现，中国最早论述人口迁移的文献为《南洋研究》1928年第5期发表的“国际移民问题与中国”[7]。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学术研究的复苏和发展，关于国收稿日期：2015-10-09;修订日期：2016-01-28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41,41171125);科技部973前期研究专项项目(2014CB460614)[Founda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401141,No.41171125;National Basic ResearchProgram of China (973Program),No.2014CB460614]作者简介：朱竑(1968-),男,甘肃临夏人,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

E-mail:zhuh@ 通讯作者：李如铁(1976-),男,广东湛江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社会与环境心理。

E-mail:rutie@637-648页地理学报71卷638内移民的研究也不断增多。

以“移民”为篇名在CNKI上进行检索，可以发现1990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较慢，平均每年不到10篇，从1991年开始不断发展增多，到了2000以后的年以后，年均数量超过2000篇①。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内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进、国际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地方化的影响，移民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移民的研究。

研究主题也从格局特征、制度机制、经济发展等宏观的视角逐渐转移到如住房结构、邻里关系、生活空间、文化认同等微观的社会空间上来。

当今的国外学者在移民的研究过程中，提倡把空间和地方的理论运用到移民的学术研究中，并出现了移民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8]。

关于“空间转向”的价值，首先由Davies等人在2008年“美国城市体系中住房调整成本及家庭迁移的检测”中提出。

他们强调：在将来的移民研究中，需要使用住房成本的空间对比模型的方法[9]。

Cooke等在对美国中西部远距离家庭迁移的研究中，强调了城市发展区域和迁移回归的重要性，并在研究过程中展示了加上空间结构分析法的优点[10]。

Rostance在2009年分析英国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时，使用了一种综合方法来探索不同家庭迁移者和迁移地点之间的关系，发现移民不管是对于个人或者是家庭整体而言，生活质量、地方偏好以及文化是他们重要的考虑因素[11]。

移民研究的“空间转向”突显了地理学在人类移民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地位。

国内地理学者关于移民的空间研究包括空间特征、空间轨迹、空间距离[12]、影响因素以及日常生活的微观空间。

但总体而言，现有文献较多关注空间格局的宏观方面的研究，而在住房结构、生活空间及情感变迁等微观方面却少有涉及。

关于移民个体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空间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移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医疗行为空间、就业空间等方面的研究[13-18]。

对人的微观空间研究，既是一种政治导向，也是一种学术转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

以“人”为核心，就要关注民生，关注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的微观空间。

当今的新文化地理学更加注重人和细微空间的研究，在国外的研究中，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依赖等人地情感的概念[18]，已是人文地理、环境心理学、景观设计学、脑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关注的话题。

特别是地方感已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之一[19]。

国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虽然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但针对移民的地方感以及其它的人地情感的研究还较缺乏。

处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移民现象越来越频繁和复杂，特别是城中村移民。

所以，探讨移民的地方感、地方依恋等人地情感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选取移民的地方感为主题，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为案例，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

2研究方法及案例地2.1调查工具以量的研究为主，选取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①基于2015年3月22日在CNKI的收索结果。

4期朱竑等：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17.0和M-plus7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主要包括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检验，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

根据研究假设，本问卷的地方感尺度为因变量，其量表为独立量表，研究以Williams等[20]和Bjørn等[21]的地方感量表为蓝本进行修编。

自变量涉及移民日常社会与空间实践的微观空间因素，主要参考的文献包括国外学者Maria[22]、Tim[23]、Katriina[24]等人以及国内学者郑雪[25]、朱琳[26]、单菁菁[27]、邱琳[28]等人关于地方感、社区情感和人类情感的研究成果。

量表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修编，包括地方感、文化资本、植根性、社会融合、居住环境5个分量表，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处于0.70~0.87之间（表1），说明问卷的信度比较好。

在效度分析过程中，删掉共同度（Extraction）小于0.4的题目，或者是存在交叉负荷（Cross-loading）的题目。

总问卷在5个分量表的基础上再加上人口学基本特征共6个方面的内容。

2.2案例地研究案例地选择广州城中村。

城中村问题是涵盖多学科的复杂社会空间现象，学者们从土地利用效益、房地产市场秩序、社会治安环境、社会公平、城市形态等方面阐述了城中村的负面影响[29]。

在选址方面，除了考虑城中村的典型性，还要考虑消极地方感的易发性和样本的集中度，所以，案例地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广州市天河区的东部地带。

这一地带毗邻黄浦区、罗岗区，是广州市的工业地带，有大量的农民工聚集。

除了考虑以上因素以外，为了研究地方感的空间差异，在选址方面，将沿着市中心往市郊的方向进行等距选址，分别选了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图1）。

这3个村沿着中山大道呈直线分布状态，村与村之表1各个分量表的信度统计量Tab.1The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s名称地方感文化资本根植性社会融合居住环境Cronbach'sα0.8710.7000.7590.7980.729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α0.8710.6970.7640.7990.728项数81110926图1石牌、棠下和珠村的区位示意图Fig.1The locations of Shipai,Tangxia and Zhucun villages639地理学报71卷640间的直线距离在4000m左右，西边处于广州市中心的繁华地带的为石牌村，东部的珠村处于广州市的东部郊区。

石牌村地处广州市天河区中部，东与暨南大学相邻,西至石牌西路，北起天河路、中山大道，南至黄浦大道，面积约1km2，处于广州市中心的繁华地段。

根据2000年的统计，石牌村暂住人口有4.2×104人，而本地村民只有9317人[30]。

棠下村东起车陂路，西至华南师范大学东围墙，南起中山大道，北至北环高速路，总面积为7.42km2，人口约28×104人，其外来人口超过90%[31]。

珠村属于天河区东圃街道，位于在广州城区东郊、广九铁路与中山大道之间，珠村的面积约5.12km2，常住人口约10.5×104人。

珠村是广州的一个文化古村，享有“中国乞巧第一村”的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