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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日期】2021.08.12•【文号】•【施行日期】2021.08.12•【效力等级】党内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年8月12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巩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坚持依法保护，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坚持守正创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当代价值。
（三）主要目标到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著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编者按】 2009年7月11日上午九时,本刊名誉主编季羡林先生不幸与世长辞。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
他早年在梵语研究方面就取得了在西方造成轰动的突出成就。
他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是世界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
他在历史学、佛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领域都建树颇丰。
他是梵语文学的大翻译家。
他还是个大散文家,在我国的文坛独树一帜。
他毕生笔耕不辍,全部著述至少在1200万字以上。
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巨擘,文化昆仑,令人仰止。
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垂为典范。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他是亚太所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以及中国南亚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曾长期担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他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之一和首任主编。
他对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南亚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培养的不少学生曾经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国南亚学界的巨大损失。
本刊特刊发本辑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深切悼念之情。
继承与发扬季羡林学术遗产进一步加强对中印文化的研究[美]谭 中＊【内容提要】 我们加强对中印文化的研究,要学习季老深入钻研东方智慧宝库的精神,把他启动了的研究专题继承发扬,特别是对他所说的中印关系是“天设地造”;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更深刻的探讨。
本文对这三个论点提出些初步看法。
【关键词】 地缘文明范式 真善美 天人合一 为往圣继绝学 最近辞世的中国学兼印度学大师季羡林是所有活着的中国中印研究学者的老师。
他为人师表的最大特点,是全心全意发掘中印两大文明浩瀚文献的信息金矿来创造财富,他的研究项目绝大部分是微观课题,从来不写空洞无物的文章。
当我们沉痛悼念良师益友、中印研究先行者季老之际,最重要的是学习他深入钻研东方智慧宝库的精神,把他启动了的研究专题坚持下去。
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东方智慧的大使”。
在他的一生中，他除了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之间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1911年生于福建福州，从小就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才华。
后来，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文化和语言，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文化，并开创了对比研究的先河。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致力于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季羡林先生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始于20世纪40年代。
那时，他受邀前往印度进行研究，并在德里大学任教。
他深入研究了印度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和著作。
他还将中国的古代文化介绍给印度学者和普通公众，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在季羡林先生的推动下，中印文化交流逐渐变得更加频繁和广泛。
他还创办了《中印文化交流》杂志，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这本杂志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印文化的文章和评论，为两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季羡林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也影响了许多印度学者和文化人士，成为两国人民之间情感纽带的一部分。
在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中印文化交流依然保持着活跃的状态。
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不断加强，成为促进两国之间合作和繁荣的重要力量。
许多中国的大学和机构也与印度的教育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促进了两国学者和教育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总之，季羡林先生是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的贡献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两国人民的心中。
中印文化交流将继续发展，成为两国之间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支撑。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季羡林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3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综述作者：龙友泽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24期摘要：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起步早，持续时间长，是人类文明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
近30年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迅速，产生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下文将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梳理与评介，以期把握我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概况。
关键词：中国;印度;文化交流;中印关系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交流至少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两国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中印两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也隨之进行，这些交流都深深影响了两国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互通与发展。
两国文化在交融中形成了同构性，这成为了双方各领域交流的重要精神基石。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这一课题，并挖掘其中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全面分析两国文化交流的具体情状，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认识，丰富我国对南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最终更好地认识中印两国文化的同构性，推动双方当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与发展，也许正是学界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所在。
因此，学界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起步很早，而且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这一课题的各种专著和论文比比皆是。
这些研究有的是从宏观层面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全过程进行综合的分析、梳理与叙述，有的则是从微观层面具体地论述某一个相关问题。
且专著多是以综合分析为主，论文多是以具体分析为主。
文章将首先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宏观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论，再对相关的微观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与总结，以期深入剖析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从而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宏观研究（一）概述学界对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起步很早，取得了不少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2021-2022学年云南省丽江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一上学期9月测试语文试题考试时间：150分钟；制卷人：1.本试卷分第I卷〔阅读题〕和第二卷〔表达题〕两局部。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班级、姓名、考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2.作答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3.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拟中显现出来的。
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表达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
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
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
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开展。
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到达顶峰。
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
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
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假设群星。
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
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印度的中文教育：综述与评估者定期的、经常的互相访问持续了近10个世纪。
在这持续上千年的时间里，他们还把佛教的经文从巴利文、梵文和其他的印度语言翻译成中文。
由于有了佛教和贸易，一直到公元10世纪，中印两个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学者和僧侣）都非常热衷于了解对方国家。
在西方，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是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of…al-Qarawiyyin，建于859年），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Bologna，建于1088年），这两所世界闻名的大学一直持续办学至今。
据考证，在这两所大学之前也有一些大学，如印度的那烂陀大学（Nalanda…University，建于5世纪）和塔克西拉大学（Takshila…University，建于3世纪）a，中国著名僧人玄奘在7世纪早期就曾在那烂陀大学学习梵文和佛教经典，也曾在此教学。
几百名学者和僧侣在中印两个国家之间互访，充分体现了两个国家的人民非常想了解对方国家，并且非常热情地学习对方国家语言的愿望。
例如中国高僧法显、玄奘和义净，就曾系统地学习了梵文和印度其他语言，印度僧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334～413年）、菩提达摩（Bodhidharama,…483～540年）等也学习了中文。
10世纪之后印度的佛教逐渐衰落，印度后来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印两国的交往开始逐渐减少，但在反抗殖民统治方面交往密切，两国独立后，就产生了新的想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动机。
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祖国，他的动机可能是要了解祖国的过去，以及当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但一个人如果要学习、研究其他国家，就会有其他动机。
具体到当代印度人的中国研究和中文学习，其动机可能来自这些方面：包括佛教的联系、贸易、对邻国的了解、处理两国边界纠纷、竞争、两国的友好关系以及保持地区平衡的经济合作等。
那么，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双方的文明和文化，是泰戈尔想要在他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原因。
作者： 季羡林
出版物刊名： 文学遗产
页码： 144-154页
主题词： 印度文学;中国;文化关系;文学作品;材料;古典;洛神;曹植
摘要：羡林按：这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
记得是讲课时发给同学作参考用的。
观点当然是当时的观点，材料也是当时的材料。
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尽管已经过了那样长的时间，但是里面的材料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在这方面还没有见什么人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这样一来，我保留这一篇东西就不仅仅是敝帚自珍了。
最近几年来，印度朋友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令人欢欣鼓舞的热情。
他们翻译了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现代的有，古典的也有，比如曹植
的“洛神赋》之类。
但是关于文学方面的系统的著作却还没有见到。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座谈会致辞发言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要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这次座谈会对于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促进各界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向全国广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和热心爱好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是你们的辛勤付出，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瑰宝，它承载着历史的积淀、人民的智慧和社会的进步。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既是一项光荣的责任，也是一种稀世珍贵的财富。
我们要始终保持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加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让文化遗产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首先，我们要增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我们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时刻铭记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再生性，用我们的热情和行动来保护好每一个文化遗产。
其次，我们要加强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
文化遗产传承是一个民族的责任，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
我们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培养和激励，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文化遗产。
再次，我们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营。
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保护历史的记忆，更是为了将其传承下去。
我们要推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营管理，让它们实现真正的价值和效益。
最后，我们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共同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保护和传承的方法和经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为了保护和传承我国的文化遗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我相信，在有关部门和广大公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熠熠生辉。
季羡林的责任与担当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化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一位学者，季羡林一生致力于文化研究，并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文化遗产将永远在人们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季羡林的责任与担当在于他对于学术的坚定追求和对于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
他曾经说过：“文化是一种精神的表现，是人类的灵魂，它给我们带来了信仰、智慧和力量，也使我们有了归属感和自尊心。
”他一生致力于文化研究的事业，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学问、格言和言行都在教育、启示和感召着人们。
季羡林是一位具有杰出思想和品德的学者，他的一生充满了责任和担当，他的学问和言行都成为了一种人格魅力和文化遗产。
他深信“在无私奉献中，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只有这种无私奉献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季羡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一生的追求，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人的品格和责任，他在文化、社会、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
总之，季羡林是一位具有伟大责任和担当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文化研究，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文化遗产将永远在人们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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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9年7月11日上午九时,本刊名誉主编季羡林先生不幸与世长辞。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
他早年在梵语研究方面就取得了在西方造成轰动的突出成就。
他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是世界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
他在历史学、佛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领域都建树颇丰。
他是梵语文学的大翻译家。
他还是个大散文家,在我国的文坛独树一帜。
他毕生笔耕不辍,全部著述至少在1200万字以上。
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巨擘,文化昆仑,令人仰止。
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垂为典范。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他是亚太所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以及中国南亚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曾长期担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他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之一和首任主编。
他对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南亚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培养的不少学生曾经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国南亚学界的巨大损失。
本刊特刊发本辑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深切悼念之情。
继承与发扬季羡林学术遗产进一步加强对中印文化的研究[美]谭 中＊【内容提要】 我们加强对中印文化的研究,要学习季老深入钻研东方智慧宝库的精神,把他启动了的研究专题继承发扬,特别是对他所说的中印关系是“天设地造”;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更深刻的探讨。
本文对这三个论点提出些初步看法。
【关键词】 地缘文明范式 真善美 天人合一 为往圣继绝学 最近辞世的中国学兼印度学大师季羡林是所有活着的中国中印研究学者的老师。
他为人师表的最大特点,是全心全意发掘中印两大文明浩瀚文献的信息金矿来创造财富,他的研究项目绝大部分是微观课题,从来不写空洞无物的文章。
当我们沉痛悼念良师益友、中印研究先行者季老之际,最重要的是学习他深入钻研东方智慧宝库的精神,把他启动了的研究专题坚持下去。
季老站在高台上得出三点特别有益于中印关系发展的启示:(1)中印两国睦邻关系“天设地造”,并非人的意旨与行动所形成;(2)如果没有两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在新的世纪中将会从数百年西方文明的统治与压迫下翻身而灿烂辉煌。
我想对这三点展开讨论。
一“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设地造,成为邻国。
”①这是1991年季老说出的金玉之言,是总结了他半个多世纪对中印两大文明交流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顾名思义,这“天设地造”四个字是要我们超越“地缘政治范式”而把中印研究摆在“地缘文明范式”之中。
首先应该肯定中印两大文明诞生于“泛喜马拉雅地区人类摇篮”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1932年在尼泊尔西部腊玛(R a m a)村发现人类祖先“腊玛古猿”(R a m a p i t h e c u s)的化石以后,全世界发现“腊玛古猿”最多的云南省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腊玛古猿”衍生出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元谋县既是生活在400万年前的“元谋古猿”的故乡,也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故乡。
还有离元谋不远的四川万县又发现生活在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
在印度中部中央邦的侯尚格巴德(H o s h a n g a b a d),也发现了生活在180万年前的猿人化石。
这“腊玛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巫山猿人”、“侯尚格巴德猿人”和“元谋猿人”勾画出一个“泛喜马拉雅地区人类摇篮”的轮廓。
这“泛喜马拉雅地区人类摇篮”产生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真是“天设地造”。
互为比邻的两大文明相互交往是天经地义的。
文献中最早记载两大文明交往的是下面这句季老喜欢引用的、印度公元前4世纪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的话:K a u s e y a mc i n a p a t t a s c a c i n a b h u m i j a h中国蚕茧和中国布都是中国来的这句话说明“c i n a”指的是生产“K a u s e y a”(中国蚕茧)①和“c i n a p a t t a”(“中国布”,即丝绸)的“国度”;这“c i n a p a t t a”和“c i n a b h u m i”(中国)两者不可分割;是蚕茧和丝绸传到印度,使印度人知道有“c i n a”这个国家。
说“c i n a”是“秦”很难成立,因为我们看不到古代印度和“秦”(秦朝以前在陕西一带的秦国)有什么来往的信息。
②可以从三点证明这个“c i n a”就是当今四川。
第一,丝绸的故乡是四川是众所周知的。
第二,《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都记载了汉武帝的特使张骞于公元前122年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当今阿富汗一带)看到由印度商人转贩去的“蜀布”。
张骞时代的汉廷丝绸尚不普遍,他说的“蜀布”当然就是从四川出口的丝绸。
我们看到:张骞形容的“蜀布”和《政事论》中的“c i n a p a t t a”名称相似,等于说“蜀”和“c i n a”是一码事。
第三,重庆发掘的三千多年前广汉三星堆遗址中不但有大量可能是从印度进口的齿贝③,还有鸟神的雕像,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度神话金翅鸟的偶像。
我们知道,古印度是用齿贝作货币的,那就是说,三千多年前四川地区已经和印度有了贸易来往,四川是向印度出口了丝绸而得到印度货币的。
为什么四川被叫做“c i n a”呢?四川著名民族学家周锡银在《羌族》一书中说:“专家们认为,`羌'和`姜'本是一字。
”④我认为:“c i n a”是“羌”或“姜”的对音。
如果是“羌”的对音,那就是大禹的“羌”,如果是“姜”的对音,那就是《史记》(卷一)所说的“神农氏,姜姓也”的“姜”。
中国在三千年前把丝绸工业技术传给印度,使最早发现棉花与发明棉纺织工业、以生产棉纺织品闻名全球的印度如虎添翼,变成棉、丝、麻、毛等纺织强国。
古代印度又是世界闻名的纺织品(包括中国丝绸)集散地。
印度商人或到过印度的外国商人周游全球,在中国史册中造成“大秦”的混乱⑤,其实应该把“大秦”的活动纳入数千年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印度商人形象。
印度次大陆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是英国殖民的结果,在古代只有抽象的、作①②③④⑤关于“K a u s e y a”就是中国蚕茧这一点,季羡林和饶宗颐都没有这样说过,是我从印度朋友那儿知道的。
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1页。
中国学者附和19世纪法国人以“c i n a”为“秦”变音的说法主要因为c i n与“c h i n/秦”发音相近,这个理由不符合逻辑。
我们知道古人国际交往中辨识外国音的准确度是极差的,而且还得看当事的中国人说的是何种方言而定。
R u s s i a在满清朝廷就闹出“俄罗斯”和“啰臣(加`口'旁)”的笑话。
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参见周锡银、刘志荣:《羌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史书上“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出产“琉璃”、“刺金”、“杂色绫”,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指的当然是印度而不是罗马。
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第88～92页。
为“文明”的印度,在同一“印度”文明覆盖下何止数百个“国”(独立自治的实体)!①在中国,各个朝代基本上只有一个首都。
因此我们看到,中印两三千年有史可查的交往是中国一个统一的“文明国”和印度一个文明覆盖的成百个国家的往来。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好处是经贸往来。
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印度的重要市场与商品供应国,大大促进了印度“文明”中不同国家的繁荣。
英殖民主义者还没在印度站稳就看清了这一点。
英国东印度公司彰明较著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吞没。
东印度公司的远洋商船名叫“东印度人”(E a s t I n d i a m a n),跨海航行的起点是英国,印度只是中途站,终点是中国(广东)海岸。
这也算是历史传统的延续。
所不同的是,英国发迹以前,由于中印两大文明互利的经贸交往,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实体;到了“日不落帝国”的黄金时代,两者都受压迫、剥削而为英国变成最发达国家创造条件了。
上面所谈到的,可以反驳中印研究中的一大错误结论,即古代中印交往是“一边倒”,只有益于中国,而无益于印度。
应该强调中印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是统一的政治整体,印度则分散于成百个大小“国”中,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集中而易见,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分散而难见。
这两大文明的集中与分散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政治动力是向心的旋律,印度社会政治动力是离心的旋律。
印度的知识精英高度集中在婆罗门种姓中,而印度教徒一生四大阶段中,前半生是“学生/未婚”(b r a h m a c a r y a)与“家长”(g a r h a s t h y a)阶段,后半生是“林居”(v a n a p r a s t h y a)与“出世”(s a n n y a s a)阶段。
印度古代许多知识分子成熟以后就变成“出家人”,云游世界,其中很多来到中国。
中国统治者从汉明帝开始就抓紧这一机遇,对来华的印度高僧高档次地接待,有一个“阳谋”:把他们脑中储存的印度文明智慧挖掘出来,组织大规模的中外学术力量把印度的口头文化财富转变成书面的、永恒的中国知识财富。
可以说,这一“阳谋”虽然成本很高(从1世纪到11世纪,中国统治者在这一吸收印度文明大业上的花费超过中国对“国学”的建设),但战果辉煌,使汉字成为当今储存佛教经典最丰富的宝库(大大超过梵文及其他印度文字)。
这样的中印关系就是“地缘文明范式”的典范,简言之就是大公无私、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唐太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形容这种交流是“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西极”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缩写。
他的皇太子及接班人唐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后序》与《述圣记》(“圣”指的是佛教的神圣),在前者①玄奘并没有跑遍“印度”各地,他的《大唐西域记》所记录的北印度15国、中印度31国、东印度6国、南印度15国、西印度15国不能认为已经包括印度全境。
中有“尼连德水迩帝里之沧池”①,在后者中有“耆阇崛山接嵩华之翠岭”②,都是形容中印连通为一③,形容中印两大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寺庙大多数不以菩萨命名,而名为“报国寺”(报效中国)、“护国寺”(保护中国)、“安国寺”(安定中国)、“隆国寺”(兴隆中国)、“清国寺”(澄清中国)等等,表明不是到中国进行“文明冲突”,而是文明互利互惠。
正是这样的中印文明大协作使中国吸取了印度古文明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加倍地充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