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品牌价值的经济学分析品牌价值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概念，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更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对品牌价值进行分析，探讨其形成、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
一、品牌价值的形成品牌价值是企业品牌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它是品牌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形成的。
品牌价值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的，企业通过不断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从而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
品牌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以及品牌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
二、品牌价值的影响因素1.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产品质量是品牌价值的基础，只有过硬的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
同时，良好的服务水平也是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2.品牌形象：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印象，它包括品牌的名称、标志、广告语等视觉形象和品牌的文化、价值观等内涵。
品牌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购买决策。
3.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是影响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市场竞争激烈的品牌往往具有更高的品牌价值。
市场竞争可以促进企业不断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提升品牌价值。
4.消费者心理：消费者心理是影响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心理和需求，企业需要了解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从而提升品牌价值。
三、提升品牌价值的策略1.创新产品和服务：企业需要不断推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从而提高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2.加强品牌宣传：企业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品牌的宣传，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消费者的认知和忠诚度。
3.提高产品质量控制：企业需要加强产品质量控制，确保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4.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需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注重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信誉度。
自由市场与干预经济的辩论自由市场与干预经济一直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
自由市场主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自我调节能力，相信市场的竞争机制可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干预经济则主张政府应该介入市场，以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公平与稳定。
本文将就自由市场与干预经济展开辩论，探讨其利弊及适用场景。
一、自由市场的优势自由市场强调个体自主选择、竞争自由和资源的私有化，认为市场能自我调节和实现高效资源配置。
首先，自由市场鼓励个体自主选择，消费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作出购买决策，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
这种自由选择能够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其次，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在竞争中，企业会不断改进和创新，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市场份额。
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最后，自由市场的资源私有化确保了产权的明晰和有效保护。
个体拥有资源的产权，能够激发其对资源的积极利用和保护。
这种资源的私有化促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效利用。
二、自由市场的劣势然而，自由市场也存在一些劣势。
首先，自由市场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
市场自由选择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平等的问题，富人可以更好地获得资源和机会，而穷人则可能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不均衡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其次，自由市场可能引发市场失灵。
市场本身存在周期性波动和垄断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
例如，市场的危机和独占现象都可能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最后，自由市场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争议点。
自由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忽视对环境的保护，这可能造成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
三、干预经济的必要性由于自由市场存在一些劣势，干预经济的必要性逐渐受到认可。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政府可以通过监管机构来维护市场公平和竞争的环境，遏制垄断行为的发生，减少市场失灵的风险。
试论经济法视野中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关系在经济法的框架下，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议题。
经济法旨在平衡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既是对立统一的，又是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国家干预是经济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市场经济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国家干预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指导、宏观调控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保障经济自由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另一方面，经济自由是经济法的核心价值之一。
经济自由意味着市场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主发展的权利。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法要尊重和保护经济自由，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活力。
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保障经济自由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而经济自由则可以激发市场活力，为国家干预提供有效的市场基础。
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试论经济法视野中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关系在经济法的框架下，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议题。
经济法旨在平衡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既是对立统一的，又是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国家干预是经济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市场经济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国家干预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指导、宏观调控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保障经济自由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的边界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一直是社会政治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国家，两个方面的权重往往会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的边界的思考和讨论。
本文将探讨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的边界在不同领域中的探讨，以期发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平衡点。
教育领域：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在教育领域中，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必须的。
这是因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个人自由和专业能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并且可以自由参加不同的学校和课程。
如果国家对教育进行过分干预，就会导致个人无法发挥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也无法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学习方式。
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应该比国家干预更加重要。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不参与教育。
相反，国家应该确保教育资源公平的分配，提供必要的基础教育，并完善教育标准和课程设置。
除此之外，国家干预不应该超出这些边界。
经济领域：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平衡在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需要进行一定的平衡。
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应该自由竞争，价格应该由市场调节，最大化效率和利润，而国家干预认为应该进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来保护公众利益。
在市场运作自由的情况下，市场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市场自由也容易导致商业垄断和欺诈行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干预可以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例如建立反垄断立法、限制价格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
此外，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干预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加强环境保护、保障劳工权益、提高教育和卫生标准等。
这种干预可以为经济带来更良性的发展，避免无序竞争和负面影响。
公共事务领域：国家干预为主导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干预应该主导。
这是因为公共事务通常是影响社会福利的重要决策。
例如，国家在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外交政策等领域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如果只依靠自由主义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大幅度降低。
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持久之争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一直以来都是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
这两种模式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理念和运作方式。
在自由市场中，市场力量会在供求关系的调节下，自主决定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政府会通过法律、政策和监管来影响市场。
这两种经济模式的辩论几乎不曾停息，每一方都有其支持者和批评者。
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们认为，自由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是经济繁荣的根源。
他们认为，市场的自主调节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并促进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
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生产规模和产品定价，这保证了消费者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和优质的产品。
此外，自由市场也鼓励个人的自主创业和个人努力，通过个体的努力追求成功和财富。
然而，国家干预的支持者则认为，市场并非完全自发和自我调节的。
他们认为，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解决。
国家干预可以通过监管措施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调整市场的不平衡和防止垄断的产生。
此外，国家干预也可以通过税收、补贴和公共项目等手段来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
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模式并不是对立的选择，而是需要结合起来的。
过度的自由市场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和环境破坏等问题；而过度的国家干预可能限制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自由。
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来说，应该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应该在竞争环境下运行，同时也需要政府的监管和干预。
政府应该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打击虚假宣传、欺诈行为和垄断；同时也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通过监管和法律手段来维护市场秩序。
此外，政府还应该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
在国家干预方面，政府应该通过补贴和资助等方式来支持社会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还应该加强对教育、医疗和环境等领域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与经济探究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平衡在经济领域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
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它们各自具有优势和劣势。
本文将探讨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平衡，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
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及其优势政府干预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和有益的。
首先，市场机制并不总能有效分配资源。
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问题，导致资源配置不完全合理。
政府干预可以通过行业监管、价格管制和公共投资等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
其次，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干预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和福利，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稳定。
政府干预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可以采取相对长期的视角来制定政策，考虑到公共利益和长远发展。
相比之下，市场往往只关注短期利益，可能忽视社会福利和环境可持续性。
其次，政府可以通过规范市场行为和监管机制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秩序稳定。
最后，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波动，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市场自由的必要性及其优势市场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自主运作和无干预。
市场自由的理念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在自由市场中，个人、家庭和企业有更大的自由度来追求自身的利益和产业发展。
市场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应当减少干预，为市场提供公正的规则和制度环境。
市场自由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自由能够激发创新和竞争，促进经济的增长和进步。
市场竞争能够激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价格，从而满足消费者需求。
其次，市场自由能够提高资源的效率分配。
市场中的价格机制能够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引导资源流向效益最高的领域。
最后，市场自由有助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选择权。
个人能够自主选择工作、消费和投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平衡之道鉴于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最佳的经济效果往往在两者的平衡之中。
政府干预与社会经济自由度的平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干预程度对于社会经济自由度的平衡具有重要影响。
政府的干预有时可以提高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但过度干预又可能限制个人自由和市场创新。
因此，如何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度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首先，政府干预经济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纠正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的运作本质上基于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
然而，公平并不总能够得到市场自发的实现。
在市场规则出现漏洞或者某些市场参与者有不平等的机会时，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约束市场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遏制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
此外，政府还能够通过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正是这种干预，才使得社会能够更加平等和稳定。
然而，政府的干预也有可能削弱经济自由度，限制市场创新和个人的经济活动。
人们的经济自由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因此，政府干预需要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往往会导致行政手段过多，使得市场体制僵化，阻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和监管措施可能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约束，减少了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此时，政府需要审慎权衡其自身的作用与市场的发展，避免过度约束和限制市场活力。
在实现政府干预与自由度平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市场机制和法治的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遵循市场规则和价格机制，加强市场监管和公正竞争，能够有效维护市场的自由度。
与此同时，强化法治建设，为市场规则和监管提供法律基础和保障，能够减少政府的任意干预。
政府应该加强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但也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和决策，鼓励市场参与者创造新产品和服务，推动经济发展。
只有通过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法治，才能实现政府干预与自由度的平衡。
另外，政府应该注重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不能仅仅追求短期的利益和政绩。
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度现代社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干预程度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都扮演着引导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角色。
然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经济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备受争议。
本文将探讨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分析两者的优缺点。
政府的干预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
直接干预包括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如国有企业的存在和政府指导性计划的制定。
间接干预则包括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调控，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限制等。
这种干预通常是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如稳定经济、减少失业和贫困等。
然而，政府的干预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过度的政府干预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衡。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会打乱市场机制，使得资源无法有效配置。
其次，政府的官僚体系常常臃肿庞大，决策过程缓慢，阻碍了市场的灵活性和创新力。
此外，政府的干预还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导致权力滥用和利益集团形成。
相比之下，经济自由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与决策的分散。
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通常具有自由市场和开放的贸易政策，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和创新。
这种自由度能够激发个人和企业的潜力，促进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的增长。
同时，市场的竞争机制可以有效约束企业的行为，使其更加透明和负责任。
然而，完全放任市场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市场的竞争不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的包容性。
弱势群体可能会被边缘化和剥削，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其次，市场机制也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需要政府的法律和基础设施来维护和支持。
最后，市场的短期利益导向可能会忽视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对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度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和互补关系的需要。
政府干预可以调节市场失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然而，政府的干预应该有所限制，不能过度干预和扼杀市场的活力。
经济自由度能够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造力和效率，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
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的边界在当今社会，政府管制和市场自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关于这两者之间的辩论，尤其是当政策立法和实施时。
虽然这两种形式看起来似乎是相互隔离的，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则紧密联系。
政府管制的定义其实就是指政府通过制度或规定对市场活动进行管理或干预，或通过执行法律对企业和个人进行规范和制约。
政府管制不仅影响着市场的运作和商业的竞争环境，也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政府的管制和市场自由之间需要保持平衡。
这种平衡对于实现高效经济和实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当政府管制过度时，经济计划和发展会受到限制，而当市场自由过度时，可能会出现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是由市场主导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但政府管制是必需的。
政府管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保持平衡至关重要：首先，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可以帮助消除垄断市场，这可以增加市场公平性和有效性。
同行业竞争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比如银行业，保险业、电力电力行业等其实都有实行垄断形象的情况。
政府的相关部门有责任对这种情况进行管制和规范。
其次，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来平衡市场力量。
政府有权制定法规、政策、纪律、战略等，比如限制某种入行门槛、加强反垄断查处力度、开放的贸易方式等，这些行政政策可以帮助市场发挥其最大价值。
最后，有时为了社会总体利益，政府需要对市场活动进行干预，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比如安全风险、环境保护、生产标准等都需要政府设置具体标准和制度。
但是，政府的管制也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否则会逆向对有害市场的发展。
政府必须保证其管制的透明度、公平和公正性，所设定的行业法规与市场状况相符合，这将有助于确保管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最小化。
而在市场自由的角度，需要保障市场经济体系自由的发展，而政府必须保证市场公开、透明、竞争性和高效。
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原则实现：第一个原则是政府要保持“无害性”。
政府需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从自由与干预之争看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边界作者：李苏艳侯海燕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6期摘要：产业革命以来，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理论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背景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又以各自的理论指导着特定时期实践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人们对市场和国家作用的局限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梳理自由与干预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行为边界。
关键词：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经济行为边界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03-02一、概念界定（一）自由放任主义自由主义是一套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而两者又各有不同的理论流派。
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是“亲市场”、重效率的，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行运转、自我调节，主张政府较少甚至免于干预经济；强调个人主义原则，鼓励个人通过市场竞争追求自我利益。
其最核心的原则在于“自由”。
（二）政府干预主义同样，遵循着多样化和内在统一性的政府干预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对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工业革命以来，它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转型，其内部也分化出众多理论流派。
与自由主义相对，它是“亲政府”、重公平的，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
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性”是它的重要特征。
二、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争（一）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诞生与繁荣工业革命前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能实现供求平衡和资源有效配置，因此，他主张政府在市场中只起“守夜人”的作用，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认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国防、治安、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
可见，他认为政府具有为经济运转提供环境保护的作用，反对政府深入经济生活内部的直接干预。
自由放任理念在工业革命早期得到了全面贯彻。
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集聚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实现了物质种类的极大丰富，呈现出动人的活力和诱人的财富创造潜力。
然而，在表面辉煌下却是社会各方面的千疮百孔，城市公共卫生、工人住房、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等问题像隐藏在资本主义帝国大厦里的不定时炸弹。
（二）理论家们对自由放任的质疑自由放任主义并未像他的理论家、宣传家所期望或鼓吹的那样，顺利、全面、持续地占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领域，即使在它全盛发展期也未曾出现过国家的“管理休眠期”。
卡尔·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
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1] 。
丹尼尔·罗杰斯认为，自由放任的宣传家中没有一个把自由放任绝对化以至于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或社会管理，而把这类行动看做闯入经济过程特殊领域的外来者。
工业社会早期，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更多的来自道德范畴。
针对自由主义指责国家“家长制”式令人窒息的“监护”除了搞乱经济事务外，还贬低了公民的道德，罗杰斯回应道：“自由放任”所内含的对国家行动的怀疑和排斥，以及对私人自我以外任何经济主体的微妙去自然化，把充满倾轧、哀号和残酷竞争的早期现代市场从让人怀疑的领域重新塑造成为自动平衡和道德自由的天堂 [2] 。
阿玛蒂亚森深入探讨了隐藏在貌似自发的市场交换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除了“被允许”的自由交换外，成功运行的市场离不开机构、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在支持。
“虽然资本主义伦理很有成效，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也具有深刻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处理经济不平等、环境保护，以及需要在市场之外开展诸多合作等问题上。
”[3]（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如决堤的洪水，顷刻间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贫苦大众逼到了绝境。
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传统自由放任的老办法在理论上尚且不能自圆其说，更不用奢谈其在政策措施上化腐朽为神奇。
这就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受到重视提供了契机。
凯恩斯从3种基本心理规律入手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固有的缺陷性，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主张政府通过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从而建立了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收入分析宏观经济学理论。
政府干预的思想和理论并不是以经济危机为起点而发展的，它是在众多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怀疑声中逐渐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就以其独特的伦理狂热批评嘲讽把自我利益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推动力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只有国家参与并适时地干预经济生活，才能克服自由主义道德缺失的危机，因为它在重新赋予经济生活以道德关怀的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前进的象征。
那一时代的另一位自由放任的批评者施穆勒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提出所有经济理论的历史相对性，并以国务活动家的的身份参与影响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
他从司法和官僚的角度将国家看成是中立的仲裁者，“超越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设定市场各方的行为界限，补偿市场的受害者[4] 。
这些早期萌发政府干预思想的经济学家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经济生活中政府角色的自然性和必然性。
尽管他们对国家角色的具体内容和干预界限只是处于朦胧的萌芽状态。
但他们在批评自由放任的过程中，开启了重新界定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社会分析新征程。
（四）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1.新自由主义的上台20世纪60、70年代以后，面对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和主张显得于事无补，主张修复“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渐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于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获得了较大发展。
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论，分析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政府失灵的成因及表现，主张限制或取消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就其实质而言，新自由主义既是对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叛，更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变革。
在新自由主义的众多流派中，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较有代表性。
针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将市场弊端的纠正寄托于国家的思想，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为依据，反驳那种把国家看做公共利益代表和践行者的观点，指出作为一种人类的组织，国家同样具有人的弱点，国家机器的执行者可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5] 。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最小国家”的理论盲点，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对国家侵害个人自由的过度担忧、对国家对自由经济贡献的忽视不同，新制度主义认同国家在制定和实行“规范经济活动的社会政治规则”方面的特定角色，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国家职能的有限性，指出国家机构过于庞大、对社会的过多渗透和干预会影响整个国家机体的高效运作，甚至造成更可怕的混乱。
2.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进入20世纪80 年代，面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停滞、政府财政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新自由主义理论应对乏力，西方各国重新调整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成为必然。
调整重点在于试图融合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中的某些主张。
由此出现了国家干预的回归，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新凯恩斯主义揭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提倡以适度干预来调节市场并弥补市场失灵。
这一阶段的国家干预政策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完全复归，更接近于走向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正如，克林顿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又精简政府机构，削减预算赤字，改革社会福利制度[6]。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通过以价格黏性理论，工资黏性等理论为理论工具，深入分析微观经济主体在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的理性选择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如何导致非市场出清和宏观经济失衡，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7]。
（五）妥协与共存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脉络，自由与干预的斗争似乎走过了一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曲线，从宏观上看，固然可以把经济史看做两者各领风骚数十年的交替过程，但细加分析，我们则看到两者都在指责揭露对方缺陷的同时，不断修正、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们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对抗到妥协的过程。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在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这一问题上，围绕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而展开的论战至今仍在继续着。
历史在否定市场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凯恩斯主义过度扩张的干预政策的同时，也证明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
重视国家干预的辅助作用成为各国制定政策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政府干预的有效边界自发运行的市场机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因竞争的缺陷、外部效应、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等导致的市场失灵。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率与公平、重视具有人文关怀的公共精神客观上要求政府纠正市场失灵，补救市场造成的不良后果。
概括起来，政府干预的主要行为领域有以方面。
（一）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
由于市场固有的周期性及市场调节的自发性、滞后性，必然在生产和需求之间产生一定的脱节，最终引发宏观经济整体的总量失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
从市场经济各国的实践来看，各国普遍借助于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来干预经济，维持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大体均衡，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二）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证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政府为市场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各国政府主要应致力于提供以下服务：（1）建立健全并监督实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法律制度。
（2）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垄断，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
（3）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
对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的国家而言，政府负有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职责。
（三）充分提供公共物品在市场能较好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私人物品），政府应放手让市场机制起作用；而在另一些领域尤其是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上，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获利的非排他性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极易导致公共物品私人供应的失灵，必须由政府介入其供应过程。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一般应提供以下一些公共物品：建立和维护国防、治安安全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展教育；实行福利政策等。
（四）治理外部效应外部效应的客观存在，导致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对等性，容易出现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为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政府都通过补贴、减税、倾斜性政策支持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的生产等正面激励来推进积极外部效应的产出；通过直接的管制、罚款、增加税收、制定科学的准入门槛等负面刺激来限制消极外部效应的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