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妇女回家”——潘光旦一再挑起论争的观点作者：文章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学刊》（第一辑）更新时间：2014年02月12日引言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论或与之相近的妇女回家论，从理论上说，其实质是妇女的角色定位问题，即妇女究竟应该安于在家庭中相夫教子还是应该参与社会生产以确立不依附于丈夫的社会地位。
从晚清妇女运动发轫以来，将妇女的主要社会角色定位于贤妻良母，始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是大部分男性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也为许多女性甚至新女性自身所认同。
[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女性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命题，揭开了妇女运动新的历史篇章。
“超于贤妻良母主义的人生观”的广泛传播，以及为追求人格独立而得到推崇的新女性形象“娜拉”的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为妇女走出家门，追求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以争取妇女权利为己任的妇运界才有可能和贤妻良母论以及妇女回家论展开两军对垒式的较量。
20世纪30年代是贤妻良母论以及妇女回家论较为流行的时期，妇女界为此打了不少笔墨官司，此后在抗战时期围绕战国策派的妇女论述、福建省主席陈仪的妇女回家言论及其实践，妇运界都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激烈论辩。
[2]这些论辩，使限制、禁用女职员的不合理规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也相应地扩大了进步言论的影响力。
抗战结束后的几年间，妇女争取自身权益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关问题的讨论转趋沉寂。
但妇女角色定位问题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
随着妇女就业而带来的妇女家庭职业双重负担问题、家事荒芜问题以及子女失教问题等依然十分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贯关注妇女问题且多次引起广泛争议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在1948年7月和9月，先后在当时颇有地位和影响的南京《世纪评论》周刊和上海《观察》周刊上发表了两篇妇女角色定位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是潘光旦妇女论述的最后结晶，可以代表他成熟时期的基本见解，尽管有明显的妇女回家论倾向，但也力求面面俱到，对妇女的职业权利以及人格独立要求表示相当程度的容纳。
即便如此，这两篇文章还是在妇运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948年9月至11月，短短3个月时间，先后有6位作者发表文章与他商榷，9月底《妇女》月刊社还为此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加以批驳，在兰州由王法谦女士也主持了一个针对这两篇文章的座谈会，“参加的人数是历次以来所未有的盛况，如大学教授，中学校长，教员，托儿所所长，女记者，女学生，甚至男士参加的也很多”。
[3]就潘光旦而言，此时的论调和以往的论述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容纳妇运界的新思想上也有新的发展；而妇运界的反击则是既有老调重弹之处，也有左翼思想愈加凸显的新情况。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夜的这场关于妇女角色定位的论争，其内涵和意蕴，至今学术界还缺乏基本的梳理和分析。
[4]本文试图整理论争双方的思想观点，揭示其价值倾向，并揭示其迥然相异的历史命运。
观点回顾在叙述新中国成立前夜的这场关于妇女角色定位的论争之前，有必要把在此之前约二十年余间潘光旦关于妇女问题的主要观点以及所遭遇的争论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作为著名的性心理学家、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其学术生涯开始的1922年，就以一篇《冯小青考》深刻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性心理造成的巨大伤害，此后他在优生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也往往将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论述。
囿于优生学的学术视野，潘光旦特别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对于种族绵延所负有的重责大任，这样便有意无意地将妇女个性的解放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
他在关于妇女问题的学术著述以及面向社会读者的时论性文章中，往往将流行的妇女运动作为讥讽和批判的对象，因此引起了妇运界相当强烈的反弹。
1920年代末期的三四年间，潘光旦这样批评妇女运动：妇女有少数和多数之分，即少数女子或情感薄弱不想嫁人，或女性薄弱不想生子，同时她也许不无相当的文学天才或艺术天才，甚至有一些组织和调度的能力，这些不同于普通女子的少数人不想像普通女子那样出嫁生子，一心一意地要寻求一个前程，成就一番事业，她们对于有权的男子发生了争取权力的要求[5]；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开明的社会应该理解这些少数妇女的苦衷，另外安插她们，“不过要是她们不仅为自己着想，却以为别的女子都有这种苦衷，都用得着同样的待遇，这却大错特错了。
”[6]这就是潘光旦理解中妇女运动领袖们一厢情愿的错误。
在他看来，大多数普通妇女，本来是可以在家庭之内安插的，可是一方面受社会生计的驱动，一方面受女权哲学的驱使，大都不了解自己品性的妇女有些厌倦于平日的家庭生活，听见“解放”两字，很容易附和，从而形成一种影响广泛的妇女运动。
妇女运动的日益扩大，将会使“家庭所以为社会中坚与道德维系力者，日益消失，而社会问题越发复杂了。
”[7]另外，潘光旦强调男女生理上的相异之处，则为男女承担不同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学理上的根据。
[8]1930年代中期，潘光旦关于妇女经济独立和家庭职务的基本观点是所谓“一种看法”和“两三种办法”。
一种看法是，“就健全的女子而论，我们总得承认生育是她们一生最主要的任务，不论为她们自身的健康计，或为种族全般的发展计，这任务都是绝对少不得的。
至少就她们说，——不就她们说，又就谁说——职业的活动与经济的生产只得看做一件附属的任务，一件行有余力方才从事的任务。
”[9]“两三种办法”是：（1）女子无论将来是否从事职业活动，都应培植经济生产的能力，普通教育、职业训练都应为她们开放，即使那些平时专为男子而设的机会也不应对妇女稍存歧视的态度，“目的是在让她们各就性之所近，有一个选择的自由。
”[10]（2）精力特强的女子，尽可对生育子女、教养子女和职业活动同时兼顾，但以不妨碍子女的养育为限。
（3）不能同时兼顾生养子女和职业活动的普通女子，可以考虑采取分期办法，即将婚姻的最初10年或15年作为养育子女的时期，此后便是从事职业的时期。
如果把后两点并作一个说，可以说婚姻前期养育子女为绝对的主，“后来女子渐长，不妨变作相对的主，到了子女都能进学校以后，职业的活动即作‘夺主’的‘喧宾’，亦无不可。
”[11]抗战时期潘光旦关于妇女问题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强调妇女在子女的生、养、教上发挥主导作用，甚至要自生、自养、自教，为此潘光旦还提出了“新母教”的主张并将其所包含的内容作了系统的论述。
[12]总体上看，潘光旦坚持妇女优先考虑生养子女，同时也为妇女的职业活动预留发展的空间。
这种带有折中色彩、非刚性的“妇女回家论”，因其给予妇女在家庭职务和种族延续以优先地位，所以就与倡导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形成了相当的落差，所以引起了相当多的论争。
比较引人注目的论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上半年围绕潘光旦为刘英士译《妇女解放新论》而写的长篇序言展开的，和潘光旦论战的主要是《女声》半月刊的编者和骨干作者，以及由此引起的知识女性陈令仪在《女青年》月刊上的讨论；[13]第二次争论是1939年4月至11月围绕潘光旦的《妇女与儿童》一文展开，先后有知识女性张敬、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家庭教育专家陈佩兰先后发表文章商榷，11月5日以潘光旦的总答复《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结束了这场持续7个月的论辩；[14]第三次是1948年7至11月间进行的，本文将要集中加以论述。
两篇文章的出台1948年7月17日潘光旦在南京的《世纪评论》周刊上发表了潘光旦《家庭·事业·子女》一文。
[15]此文的针对对象很明确，就是“已婚而不甘心的智识妇女”，她们一面对子女和家庭具有浓厚的兴趣，一面又不甘心退出社会生产，做一个家庭主妇。
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如何才可以使她们甘心”，解决的办法就是“还她事业，或还她事业心的满足”。
总结多年来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外三种：一是家庭事业兼筹并顾；二是把子女初期教养移出家庭，就是送到托儿所的办法；三是把一己子女的初期教养根本看作事业的一种。
对于第一种办法，家庭事业兼筹并顾，他认为，这在原则上无问题，在实际上却困难甚多，特别是在当时生计拮据、家庭设备难期周到的环境下，基本是十个里面，九个无法兼顾。
不过，他也提出，这种办法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的局势一经好转，关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的公共设备一有着落，社会对于已婚妇女的就业如果不再歧视，而在时间上能妥作安排（例如分上下半日之类），则一种两全的局面还是可以形成的”。
潘光旦对于第二种办法持部分肯定态度，他认为半日托儿所或日间托儿所一类的机构，在原则上不成问题，但超出此种时限的托儿办法则问题甚多，因为“过于操切和全部托出的托儿办法只替母亲的事业着想，而没有替家庭与子女着想，其为不妥，是很明显的”。
潘光旦认为更为可行的是第三种办法。
他说：“我认为这是最可行而也是最相宜的一条途径。
以前的妇女十九便从事于此，她们虽不把它当做事业看，却始终把它当一件事做，根本没有发生过甘心不甘心的问题。
”他认为，看法积极的话，就能引起兴趣，激发精神，虽劳而无怨。
如果看法消极的话，就难免带三分无聊、七分勉强。
只要价值观上的认识转变了，就不存在甘心不甘心的问题。
从潘光旦对三种办法的分析来看，他的思想天平并不平衡，在妇女个人发展和社会、种族需要两方面明显地有所倾斜。
他并不去责成社会在公共设施以及工作安排上给予妇女以特殊的照顾，也不去责成社会广泛地办理合格的托儿育婴机构，而是把妇女回家作为最可行也最相宜的途径。
联系到此前十余年间潘光旦就妇女角色定位问题发表的种种意见，可以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那种把社会、种族责任置于妇女优先考虑地位的思维仍然是清晰可见的，那种对于妇女自生、自养、自教的青睐依然洋溢在字里行间。
说到底，潘光旦还在提倡柔性的妇女回家论，也就是说让妇女回家要回得既“甘心”又“心安理得”。
可能是预料到这篇文章会引起很多反对声音，潘光旦将4年前在昆明版《中央日报》“妇女与儿童”副刊上连载过的一篇《妇女问题的一个总答复》重新拿出来，稍加修订，在9月11日《观察》周刊重新刊发出来。
这是潘光旦的一种以前惯用的策略，需要回应妇运界对其思想的保守方面大加抨击时，他总是抬出自己对于妇女问题的全面看法来应对，因为他的全面论述尽可能照顾到问题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对于传统社会压抑女性的一面他也不惜笔墨加以抨击，对于妇女职业权和经济独立他也留有空间，他希望以自己的全面论述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
1934年他在回应上海工作时期遭遇到的反击时，就有《妇女问题总检讨》一文的发表；[16]1939年他在回应三篇批评《妇女与儿童》的文章时，也再次提到《妇女问题总检讨》的基本观点来加以辩解。
[17]《妇女问题的一个总答复》将迄今为止的妇女运动划分为是两个时期：抗议时期和解放时期，对其主要贡献和局限加以平衡的论述，从其局限出发，他提出未来可能进入的第三个时期是“位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