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窃听丑闻

默多克窃听丑闻张秋玥高三13班 12号事件回顾：这是一份大名鼎鼎的报纸，在168年的历史中，深得中下层民众喜爱，独家爆料“害了”不少名流巨贾。

被默多克收购之后，它在“膻色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7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因窃听威廉和哈里王子的手机信息被捕入狱。

然而，对王室的“不敬”并没有阻挡它的脚步，直到2011年，对平民的窃听（窃听被绑架女孩误导警察）终于激起民愤———它轰然倒下。

更多“龌龊的”隐情浮出水面，英国人人自危。

自此，默多克旗下的英国小报，包括著名的《太阳报》，好似多米诺骨牌，都被拉下水。

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的触角遭到重重一击。

少女米莉之死2002年3月21日，英国萨里郡的泰晤士河畔沃尔顿，13岁的米莉·道勒失踪了。

女孩的家人焦急地给她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处于留言状态。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报了警。

案情毫无头绪！米莉的亲朋好友不断给她的手机留言，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请求她尽快跟家里联系。

很快，米莉手机的信息存满了，人们的希望一点点消逝。

但是，没过多久，亲人们意外地发现米莉的留言信箱又可以留口讯了。

这让一家人喜出望外，因为这意味着米莉可能自己删除了部分信息———她还活着。

4月14日，《世界新闻报》甚至还刊登过一则消息称：“一个名为米莉·道勒的女孩在一家招聘中介找工作，她向中介提供的正是米莉的真实电话号码。

随后，中介拨打了该号码并留下口讯。

这发生在米莉失踪6天后。

”这不仅让米莉的家人重拾希望，而且误导了警方的判断。

在米莉失踪一个月的时间内，警方都没有过多怀疑谋杀的可能。

道勒一家还为此接受了《世界新闻报》的独家专访，米莉的母亲说：“如果米莉走进家门，我们肯定会激动地说不出话，只会擦干喜悦的泪水，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而，事情并非人们料想般美好。

6个月后，米莉的尸体在树林中被发现，警方证实她被一名夜总会守卫绑架并谋杀。

那么，米莉手机是怎么了？这场悲剧蒙上了更多阴霾和疑问。

暗处龌龊窃听躲在暗处的窃听黑手———就是获得独家专访的《世界新闻报》，只是暂时无人注意罢了。

在米莉失踪后很短的时间内，《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开始执行他们的标准法则：雇用私家侦探获得需要的新闻故事。

他们先雇用了一名汉普郡的私家侦探斯蒂夫·怀特摩尔，找寻米莉的家庭住址。

他从沃尔顿区选举登记处发现了三个名为道勒的有效地址，经过对固定电话的窃听，他排除了其中两家，最后成功获得米莉的家庭住址和电话。

随后，另一个全职侦探格伦·穆尔凯尔通过固定电话获得女孩手机信息，并入侵了她的手机留言信箱。

《卫报》报道称：“《世界新闻报》记录了女孩父母恳求她回家的每一个字。

”当米莉手机存满手机信息时，记者为了获取更多新讯息，私自删除了一些信息，以留出更多内存。

这一切都是在伦敦南部一间逼仄的办公室里完成的，格伦·穆尔凯尔做着他惯常的“工作”。

他和《世界新闻报》有一份价值104988英镑名为“研究和信息服务”的合同，还从该报额外拿12300英镑的现金。

他帮着《世界新闻报》完成过多次“窃听”任务，几乎没有一次失手。

皇室窃听丑闻直到3年后的一次窃听，才真正让当时的警方和媒体有所察觉。

2005年5月，《世界新闻报》刊登了威廉王子膝盖肌腱受伤的消息。

这条不痛不痒的报道却引起了皇室的怀疑。

因为王子受伤的事情鲜有人知，皇室随即向警方报案。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对窃听人员实行反窃听。

2006年4月，《太阳报》刊登了哈里王子流连脱衣舞夜总会的新闻，随后《世界新闻报》跟踪报道，在刊登的新闻中竟然还原了威廉王子嘲笑哈里的邮件，于是警方盯上了该报的皇室新闻记者克里夫·古德曼和私家侦探格伦·穆尔凯尔。

警方从穆尔凯尔家中搜出长达11000页的记录，确认了他们曾窃听查尔斯王储的通讯秘书和副官，以及威廉和哈里王子私人秘书的电话，次数高达609次。

同时，王储查尔斯和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的语音信箱也被他们入侵了。

2006年8月8日，古德曼和穆尔凯尔在各自家中被拘捕，随后被分别判处4个月和6个月监禁。

根据《世界新闻报》母公司“新闻国际”曝光的邮件显示，古德曼从当时的编辑安迪·科尔森那里申请了一笔1000英镑的资金，从皇室卫队官员格林·布克那儿购买了他盗窃得来的电话通讯录。

在古德曼和穆尔凯尔入狱4个月后，安迪·科尔森引咎辞职，但他否认自己和电话窃听有关。

随后，科尔森被当时还是保守党领袖的卡梅伦招至麾下，起用他担任自己的媒体联络主任，并且在担任首相后，任命科尔森为发言人。

导火索最后爆发至此，警方的调查告一段落，公众也没有对《世界新闻报》对皇室的不敬表示太大反感，但是其他媒体对窃听丑闻却“穷追不舍”。

2009年，英国《卫报》曝料称，不少明星和政界人士都有理由相信，自己遭到了窃听。

面对这种指控，伦敦警察厅仍然拒绝扩大对古德曼案件的调查。

《卫报》又于当年7月21日报道称，《世界新闻报》搞窃听，受害者可能高达3000人。

2010年，《卫报》继续报道称，一名叫马克思·克利福德的公共关系顾问从《世界新闻报》获得100万英镑，作为“封口费”。

随着舆论压力的增加，2011年1月，伦敦警察厅正式展开了名为“威廷行动”的调查。

科尔森迫于压力，辞去了政府发言人一职。

整个事件就像潜藏的暗流，一点一点推进着。

2011年4月，因窃听女演员西耶娜·米勒手机一事东窗事发，《世界新闻报》副总编辑伊恩·艾德蒙被捕。

2011年6月底，工党议员汤姆·沃森告诉下议院，在米莉失踪四个月后，《世界新闻报》又窃听了两名10岁女孩的家人，这两个女孩在2002年8月4日被绑架撕票。

2011年7月4日，导火索终于爆发！英国《卫报》头条报道称，《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

《世界新闻报》对几个无辜女孩的所作所为，终于点燃了国民的怒火，也将自己引向了“死亡”的境地。

《世界新闻报》停刊由于“窃听门”的雪球越滚越大，英国最畅销的周末小报《世界新闻报》不得不向读者告别，最后一期报纸的头版大字写着：“谢谢，再见”最后一期报纸，是《世界新闻报》的总第8674期，上面还写道：在经过了168年的历史后，我们悲伤但骄傲地向750万忠实读者告别；世界上最棒的报纸1843~2011；我们记录历史，也创造历史……但并没有向读者告知或澄清导致报纸停刊的“窃听门”事件，以及向警察购买信息等相关事件。

事到如今，英国媒体开始担心警方调查不会仅仅止于《世界新闻报》，政客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审视。

这场反省也已经上升到了政府层面，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认，英国政客同一些小报的关系过于密切，他还呼吁建立新的媒体监管体系。

评价、议论：为何向来捍卫新闻自由的英美政界人士，这次竟然会对新闻集团窃听事件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在于，默多克拥有的英国大小报纸，在过去几年里为了抢夺独家新闻，不惜以种种非法手段获取信息。

这些行径不仅抵触了法律，违背了新闻伦理，冲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还侵犯了西方人最为重视的隐私权。

新闻集团的所作所为，显然是赤裸裸地牟取商业利益，要在竞争强烈的传媒市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业者是为了追逐利润，新闻从业员则是为了升职、加薪和争取“独家新闻”荣耀等等。

传媒企业谋求商业利益自是无可厚非，但若为此而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挑战司法、违反新闻伦理、侵犯隐私，则必须受到强烈的谴责。

（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发表社论）《世界新闻报》的丑行,让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的权益被肆意玩弄、践踏,而自己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在其最后一期头版刊载的告白中,其不仅没有忏悔、道歉之意,竟然还出现了“自豪”的字眼。

有读者见此愤怒地在网上留言:“自豪?他们仍然没有自责,看来永远也不会有了。

”这就是一家西方媒体的真实面孔。

正如英国网民评论道,“他们没有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没有悔恨，没有自责！他们只是被抓住了。

他们毫无责任心地随心所欲,根本不把法律和人的尊严放在眼中。

”引发的问题：1、《世界新闻报》的丑闻,暴露了西方新闻媒体虚伪、丑恶的一面。

以英国前首相布朗的遭遇为例，他在1997年和2010年担任财政部长和首相期间，《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企图窃取他的语音信息，盗取其银行资料、家庭医疗纪录以及法律档案，甚至拿他的患有囊性纤维性变病的幼儿的病情来大作文章。

这些非法行为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暴露什么真相以维护公众利益，而纯粹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窥探欲，藉此刺激报份，追逐企业利润。

《世界新闻报》所做的一切,似乎是要专门拿别人的隐私作为卖点。

这家报纸的编辑记者,不光用先进的设备窃听私人电话,还截收私人电子邮件。

赤裸裸的金钱贿赂,也成为其惯用手段。

此次窃听事件调查披露出来的信息,着实令人错愕无比。

公众对其愤怒、斥责和唾弃,也是必然的。

压倒默多克的并不是“窃听”，而是窃听背后的人类共有的伦理底线，和这个社会守护这个底线的自觉———4000多普通平民成受害者，这是难以容忍的恶行。

2、媒体的压力现代西方商业社会中运作的媒体，大体都要面临两大压力。

第一大压力是要满足受众对社会名流、政要的风流韵事之类的花边新闻的兴趣。

新闻越来越娱乐化、“狗仔化”的倾向其实与受众的这种心理是分不开的，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则加重了这种心理。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许多很正规的网站，在很正规的新闻页面上，也要放上一些颇能吸引眼球的不那么正规的名流照片以及相关新闻的链接，以吸引网民点击。

第二大压力则来自市场。

现代媒体日趋多元，纸媒面临网络、电视等多媒体的激烈竞争。

在很多西方国家，现存的纸媒中有不少都是在惨淡经营，还有的干脆转为纯网络版，生存下来的自然要有些“奇招”、“怪招”。

当大报小报化、新闻“快餐化”成为趋势，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写什么，有没有独家爆料，有没有“人咬狗”之类的新闻，就会直接关系到它的命运，尤其对《世界新闻报》这样的小报来说，更是如此。

这两大压力结合在一起，挤压了报纸及其从业者在职业操守与道德之间的运作余地，扭曲了为确保公众知情权所应作的努力。

《世界新闻报》爆出丑闻，可以说与这两大压力不无关系。

有业内人士说，《世界新闻报》败坏了西方媒体“看门狗”的形象，作为负有监督责任的媒体不应被隔离在监督之外，理应有更严格的自律；也有业内人士说，不能因为这个案件影响了媒体所负有的舆论监督责任。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其实，从现代媒体发展的历史看，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线之争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即使是在法律规定已经十分严格细致的一些西方国家，这条界线也往往是模糊的。

西方一些媒体站在这个“模糊界线”上的做派，本已不时显得无道无义，在市场化的激烈竞争下甚至表现得更加无所顾忌。

但是，道德操守系人类文明应有的属性，道德界线不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