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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秉》看汪曾祺的人性观照从《异秉》看汪曾祺的人性观照汪曾祺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寄托了深刻的人性观照。
汪曾祺的《异秉》最初完稿于1948年。
八十年代，汪曾祺对《异秉》进行了改写。
改写后的《异秉》少了一份嘲讽和戏谑，更多了一些理解和怜悯，彰显了汪曾祺在历尽人生喧哗后的淡化悲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苦难人生深深的人性观照。
一、温和的生存哀歌汪曾祺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思想。
”1他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
”2《异秉》中，王二做生意发家被认为有“异秉”。
王二爱听书，以前不敢去听书，认为一个卖熏烧的与听书身份不相称，怕人议论。
等到赚了钱，才认为可以了。
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王二是一个道德感强，同时又自我认同感低的人。
王二做生意也是如此，最初选择保全堂来摆摊子的原因之一，是晚上来药铺抓药的人很少，王二碍不着人家生意。
后来换了地方，是因为“遇上下雨下雪，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
”王二对他的每一位顾客都很热心，甚至“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3汪曾祺笔下的王二明显地接受了儒学的影响：谦卑有礼，注重人情，自我节制。
王二每天吃过晚饭，“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
”“听人聊天”，这句话就让读者对王二的性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仅不因自己有钱而大吹大擂，反而自愿地充当倾听者的角色，让别人舒心愉快。
汪曾祺把王二的谦卑、小心、人情世故用四个字表现了出来。
再说其他人。
保全堂的陶先生是“同事”，因为是痰篓子，已经有三次要被请辞，因人说情留下了。
但辞而不去，脸上无光，只得更加勤勉，更加谨慎，咳嗽也总是强忍着。
在保全堂学生意的陈相公，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为先生们倒尿壶，扫地，擦桌子，晒药收药，要干的事情很多。
以汪曾祺《小说笔谈》为线索，看《异秉》的艺术特色与人生启发前言短篇小说《异秉》的写作时间跨越了整整32年。
在这部小说的构思与修改中，汪曾祺从未及而立的青壮年走向人生暮年。
历经旧稿重写，倾注了大量妙思心血与人生经验的《异秉》，也被后世看作是汪曾祺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寄托着他的人生感悟。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抗战时期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学习，小说创作自成一派，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更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汪曾祺与沈从文汪曾祺的创作清丽自然、自成一派，但他很少对自己的创作方法进行系统总结。
《小说笔谈》作为汪曾祺写作生涯中一篇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散文，系统表达了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理念。
让我们以《小说笔谈》为线索，通过对《异秉》的深度解读，一窥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特征，汲取一位士绅耆老的人生智慧。
精准的语言，塑造出热气腾腾的画面感在汪曾祺看来，“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
于无声处听惊雷，化日常平淡为情致韵味，用白描的手法塑造出“热气腾腾”的画面感，精准的语言不可或缺。
汪曾祺素来对语言有着极致的追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道：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异秉》讲述了苏中小镇上卖卤味熏烧的王二一家的发达历程和生活琐事，刻画出熏烧摊子旁保全堂药店里不同等级用人的人生百态与众生群像。
小说从王二的熏烧摊子生意谈起，“吃”向来是汪曾祺最喜欢也最擅长描写的事物。
在《异秉》的开头，汪曾祺寥寥数语就将“卤牛肉”这一寻常吃食描写的色香味俱全，这就得益于其准确的语言：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
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
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
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
汪曾祺是当之无愧的美食家，他对食物的描写首先基于广博的见识，对吃食概念和品类的分辨十分精准，对美食的描写更是如数家珍。
大 众 文 艺187摘要：“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章以汪曾祺小说《异秉》的三个不同文本作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叙事聚焦Abstract ： Rewrit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Wang’s writing. The essay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Uncanny of three different texts to find Implied meaning.Key Words ：Wang Zengqi; Uncanny; Narrative focus“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复仇》、《戴车匠》《异秉》《职业》等小说都曾以不同面貌出现在汪曾祺的笔下。
小说《异秉》从4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三次文本变化，从小说内容、艺术形式到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以《异秉》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异秉》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文本为汪曾祺的一篇习作《灯下》，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250。
《灯下》内容涉及保全堂药铺、铺内同仁以及王二熏烧摊，已基本勾勒出《异秉》的雏形。
到了80年代，由于早期文本的散失，汪曾祺又以《异秉》之名重写，发表于1981年《雨花》第1期，将自己多年积聚下来的文学冲动和对人生的全新体悟融于新版《异秉》中。
《灯下》及两篇《异秉》在情节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传承性，但在叙事策略上却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就三个文本各自的叙事策略，对它们进行解读。
叙事视角是叙述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视角概念转化为更抽象的“聚焦”概念，提出“聚焦”的三分法：“零聚焦”（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即“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即“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叙述者<人物”）[2]197-198。
论汪曾祺《异秉》作者：杨璇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32期摘要：《异秉》的作者是汪曾祺，这是他早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作者对其进行了修改，但是核心人物没有改变，仍然保留的是王二这个人物，主要的区别体现在小说的表现手法、所要传达的主题等。
本文对小说《异秉》的主题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期理解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异秉》的性质是短篇小说，是作者在四十年代创作的一部作品，主要传达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对于社会的感悟和体会。
在三十年之后，作者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改写，并且进行了重新发表。
作者的笔触简单淳朴，写作背景是苏北的小镇，主要写作内容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部小说对于人物的刻画具有十分的神韵，表现出王二等平时不引人注意的普通人在社会的强烈压榨之下，表现出来的一种狰狞的生活状态。
暗讽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
一、《异秉》内容探讨《异秉》是汪曾祺的短篇代表作之一，初写于一九四八年，一九八零年重写。
这篇小说跟他著名的《受戒》《大淖记事》不同之处在于，故事性微乎其微。
它字数不多，却是汪曾祺先生八十年代初复出之后修改四十年代旧作而写成的一篇名作。
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以下是对这部作品的地位描述：这部作品，为重新出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接续了现代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所积累的精神能量与艺术传统。
奠定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对于依附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而言更加谦卑、稳靠并且恒久的不可忽视的民间大地的视野和升斗小民的情怀，也已其沉静老到精致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和揣摩玩味，建立了一个标高，这是当代汉语短篇小说乃至整个汉语叙事文学的一个暂时还难以超越的。
《异禀》运用的写作方法叫做平行叙述。
汪曾祺依次写了“王二”家与别家不同的地方、王二的卤货摊子的摆设及其生意发展的过程。
还描写了“源昌烟店”如何逐渐萧条、“保全堂”及其“管事”、“刀上”、“同事”、“相公”之间的森严等级、王二“发达”之后如何舍得听说书和过年赌博。
汪曾祺异秉读后感《汪曾祺〈异秉〉读后感》篇一读汪曾祺的《异秉》，就像是在一个慵懒的午后，和一位熟悉的长辈闲聊，看似漫无边际，却又处处透着生活的智慧和人性的洞察。
《异秉》里描写的那个小镇，就像我小时候去过的外婆家所在的小镇一样。
那里的人啊，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和小秘密。
汪曾祺笔下的王二，他的“异秉”是能把熏烧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许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人家善于经营，可在那个小镇里，却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让我想起我们村里有个会算命的老头，大家都说他有“天眼”，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其实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比较会察言观色，再加上一些江湖话术。
文中对那些小人物的描写，那真叫一个细致入微。
像那些在保全堂里的伙计们，他们的生活就像一潭平静的湖水，偶尔泛起一点涟漪。
他们羡慕王二的“异秉”，自己也在寻找着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方法。
这多像我们啊，总是在羡慕别人的成功，觉得别人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我有时候就会想，为啥那谁谁谁学习就那么好呢？难道他有什么“异秉”？后来我才明白，哪有什么天生的本事，还不是人家背后默默努力。
可是，这篇文章又让我有点矛盾的感觉。
一方面，我觉得汪曾祺是在调侃这种对“异秉”的迷信，可另一方面，又好像在说，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哪怕是寄托在一种虚幻的“异秉”上，也是一种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力量。
就像那些伙计们，虽然他们的生活平淡甚至有些艰苦，但是谈论着王二的“异秉”，就好像自己也能沾上点好运似的。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转发锦鲤呢？哈哈，也许是吧。
在文章的结尾，那些伙计们去上厕所的场景描写得特别有趣。
他们认为王二的成功和他上厕所的姿势都有关系，这看似荒诞不经，可却又把那种小人物的无奈和对生活的憧憬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又想笑又有点心酸。
笑他们的天真，心酸他们在生活面前的无力。
这篇文章啊，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生活中那些平凡人的小梦想和小确幸，也让我对人性和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
这汪曾祺真不愧是大家，写个小小的故事，就能让我在心里翻江倒海的。
汪曾祺研究述评目录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
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
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
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
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
【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田延《异秉》的重写与汪曾祺的“前三十年”的文化经验保马今日推送田延同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一文，系“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的系列文章之一，详见“往期链接”。
汪曾祺的《异禀》是经由四十年代旧作修改重写而来的篇目，本文通过对两个文本的对比，探求八十年代汪曾祺创作思想的转变：相较四十年代的写作，八十年代的《异禀》呈现出一个从炫技式的现代派语言转变为纯熟的口语化写作、从演绎抽象观念到学会具体描绘和创造典型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汪曾祺在五六十年代的人生经验和认识转变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和真正扎根农民生活的下放经历，让他突破知识分子私人的心理空间，以细腻精准的笔触描写更为广阔的社会天地，使得八十年代汪曾祺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局限于扁平的人道主义和谐想象，有着丰盈的人性美与对苦难立体的描摹；其作品中真实醇美的乡村世界与活泼灵动的俚语写作，均来自对群众生活的深入体察与敏锐把握。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二期，感谢田延同志授权保马发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文 | 田延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重写”现象十分常见。
比如《复仇》就有1941年和1946年两个版本，1947年的《戴车匠》则在1985年被重写为《故人往事》中的一个部分。
《异秉》是他在1980年代的第一个重写篇目1 。
比较前后的两个版本，可以发现这篇小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变化。
由于这篇小说跨越了汪曾祺的两个重要的创作时期，因此文本变化的意义也就不限于小说本身，而是反映了汪曾祺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创作思想的转变。
关于《异秉》前后文本的差异已有学者讨论，但基本是从“纯文学”或“人性论”的角度出发。
前者强调汪曾祺写作技法的创新2 ，后者强调其人道主义关怀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异秉汪曾祺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
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从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
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
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
王家从来没有这些声音。
他们家起得很早。
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
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
他摆摊的地点是在保全堂。
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
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
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
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
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
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
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
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拥着好些人。
遇上下雨下雪，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
于是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去了。
源昌烟店是个老名号，专卖旱烟。
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
他的摊子原来在保全堂廊檐是东西向横放着的，迁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
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
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
最显眼的变化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
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
第３４卷第２期２０２１年４月镇江高专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２１江南士风的传承———从《异秉》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质孙婷婷（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５３０２９９）摘 要：汪曾祺１９８０年重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异秉》具有鲜明的江南士风特质。
主要表现：运用淡墨简笔式的勾勒刻画人物，采用景与色的融合渲染描写景观，使文本呈现和谐诗意、鲜活灵动的艺术效果；侧重真情真性的民间书写，表现对自然人性的美好追求；淡化情节矛盾，控制自我情感，体现作家对“中和”之美的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江南士风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７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１４８（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１８－０３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８作者简介：孙婷婷（１９９５—），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
江南士风形成于东晋政权建立后。
当时，大批北方士人南移，他们将在东汉魏晋时期形成的放逸避世的精神气质注入江南文人文化。
在江南文化的不断演变中，江南文士逐步将文学看作“无意于施用”的私人化创作，他们带着“隐逸气”构建了“自适性情的自由天地”［１］１２，并通过江南文化世族世代相传，将这种自由闲适的审美追求凝固于江南文人的精神基因之中。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自小接受的江南文化熏陶使他袭承了江南士风的审美特质与精神传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汪曾祺内心深处的“江南士风”觉醒，其小说创作逐步由抽象化、意识流风格转为更为具体、写实的行文方式，具体表现为诗意灵动的语言表达、真情真性的民间书写、“中和”的审美追求。
作者于１９８０年重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异秉》（原稿１９４８年发表于上海一家杂志，后遗失）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对江南士风的传承。
１ 诗意灵动的语言表达 小说《异秉》中，汪曾祺运用“中国本有的极简笔墨摹写人事”［１］８，将短篇小说“当成散文诗来写”［２］１５，使“抒情向叙事渗透”［２］１５，引领了新时期文学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
论汪曾祺《异秉》的两个版本第一章探寻《异秉》两个版本的创作缘由 (5)第一节师承关系的影响 (5)第二节生活经验的影响 (7)第三节时代变迁的影响 (8)（一）40年代——现代意识下的初次尝试 (8)（二）80年代——找回自我中的旧题重写 (9)第二章详述《异秉》两个版本的区别 (9)第一节故事叙述的转变 (9)（一）叙述视角的变化 (9)（二）叙述时态的变化 (10)（三）叙述空间的变化 (11)第二节人物刻画的转变 (12)（一）“王二”刻画侧重点的变化 (12)（二）“陈相公”的出现 (12)第三节主旨表达的转变 (13)（一）40年代——对生活的探寻 (13)（二）80年代——对命运的善嘲 (13)第三章探究《异秉》二次创作的意义 (14)第一节人生观的重塑：和谐自然的生存状态 (14)第二节写作观的重塑：文学回归生活 (15)第三节中外文化的融合 (15)（一）小说语言的融合 (15)（二）精神表达的融合 (16)第四章结语 (16)参考文献 (17)致谢 (18)摘要汪曾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重要作家，他的一生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与戏剧作品等。
在小说的创作以外，“改写”也是他写作生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在40年代与80年代他分别两次创作小说《异秉》。
本文便从探寻《异秉》两个版本的创作缘由谈起，分析师承关系、生活经验与时代变迁对两次创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分析两个版本《异秉》叙述表达、人物刻画与主旨体现上的具体区别，并探究《异秉》的二次创作对汪曾祺人生观、写作观重塑的意义及文化融合在作品创作中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改写AbstractWang Zengqi is a rare and important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e created many famous novels,essays,and dramatic works throughout his life.Beyond the creation of the novel,"rewriting"is also a noteworthy and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his writing career.In the40's and80's he wrote the novel"Yi Bing"twice.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wo versions of Yi Bing.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lysts,life experiences,an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on the two creations.Based on this,it furth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s,character characterizations,and keynote expressions of the two versions of Yi Bing,and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cond creation of Yi Bing to Wang Zengqi’s outlook on life and writ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 the creation of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work.Keywords：Wang Zengqi;Yi Bing;rewriting前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步入花甲之年的汪曾祺迎来了他人生创作生涯的又一次高峰，他也随之成为了文坛学者研究当代文学的主要对象之一。
大 众 文 艺187摘要：“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章以汪曾祺小说《异秉》的三个不同文本作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叙事聚焦Abstract ： Rewrit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Wang’s writing. The essay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Uncanny of three different texts to find Implied meaning.Key Words ：Wang Zengqi; Uncanny; Narrative focus“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复仇》、《戴车匠》《异秉》《职业》等小说都曾以不同面貌出现在汪曾祺的笔下。
小说《异秉》从4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三次文本变化，从小说内容、艺术形式到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以《异秉》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异秉》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文本为汪曾祺的一篇习作《灯下》，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250。
《灯下》内容涉及保全堂药铺、铺内同仁以及王二熏烧摊，已基本勾勒出《异秉》的雏形。
到了80年代，由于早期文本的散失，汪曾祺又以《异秉》之名重写，发表于1981年《雨花》第1期，将自己多年积聚下来的文学冲动和对人生的全新体悟融于新版《异秉》中。
《灯下》及两篇《异秉》在情节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传承性，但在叙事策略上却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就三个文本各自的叙事策略，对它们进行解读。
叙事视角是叙述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视角概念转化为更抽象的“聚焦”概念，提出“聚焦”的三分法：“零聚焦”（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即“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即“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叙述者<人物”）[2]197-198。
在《异秉》的三个文本中，叙述者始终是以第三人称的“零聚焦”模式进行叙事，只是这个“零聚焦”并非完全是全知全能，有时还呈现出有限视角状态。
叙述者从各个角度和时空进行叙事，同时也在不同叙事视角中抵达叙述对象的内心。
在汪曾祺的创作中，不同时期叙述人称具有明显变化。
据统计，汪曾祺早期的创作中，第一人称叙述占了最大比例，而到了80年代，第三人称叙述成为叙述人称的主体。
[3]106这种叙事聚焦的转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心态和叙述主体意识的变化。
然而就《异秉》的三个文本而言，作者始终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但这种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并非单一的纯客观叙述。
在不同文本中，时空、语境、表述程式都会呈现出不同状态，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学意义。
《灯下》的叙事视野是整个“保全堂”及屋檐下的王二熏烧摊。
可以说，文本是以外在的叙述者视角叙事，叙述者的所知大于文本中任何人，是“零聚焦”的叙述模式。
陈相公、陶先生、王二、张汉等等，没有一个明确叙述对象，整个文本没有一个主要人物。
“柜台里有三个人”“柜台里另一位”“一个顾客懒懒的走近了柜台”“店堂里摆一张方桌”[4]251-252……从这些描述性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的叙事策略：以客观的全知视角呈叙事聚焦：叙述者·时空——对汪曾祺《异秉》不同文本的解读储 雯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宗教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那么，到了文艺复兴后期， 由于过度追求个性解放，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了一味放纵情欲、没有道德节制的人。
“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2]。
莎士比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
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就表现了文艺复兴后期因过度追求个性解放而导致的社会混乱、情欲泛滥、道德沦丧的“颠倒混乱”的时代：克劳狄斯为篡权夺位，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不惜杀兄娶嫂，犯下了轼亲乱伦的罪行（在哈姆莱特看来），并且千方百计置哈姆莱特于死地；原本圣洁如圣母玛丽亚的王后乔特鲁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不顾当时禁止叔嫂通婚的道德约束”，在丈夫死去不到两个月，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匆匆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哈姆莱特的同学朋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朋友，充当了克劳狄斯的密探和帮凶；大臣波洛涅斯为了保护个人的既得利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完全丧失了正义和良知。
世界由“美好的框架”、“壮丽的帐幕”、“庄严的屋宇”变成了“不毛的荒岬”，“荒芜不治的花园”，人也由“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变成了“泥塑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哈姆莱特决心“重整乾坤”。
“重整乾坤”就是要把“颠倒混乱”的世界推倒，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有秩序的世界。
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哈姆莱特的思想，来表达了他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借以呼唤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一种新的“人”。
欲望是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理性是光，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
注释：[1]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选辑》第11页[2]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 Volume I，Boston，1987，P．490．参考文献：[1]（意）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2](法)拉伯雷：《巨人传》，鲍文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3]（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作者简介：吴平春，男，1970年，本科，广西三江人，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文史哲大 众 文 艺大188现日常生活。
但解读文本时，我们发现《灯下》客观叙述者立场的叙事策略并未一以贯之，有一处例外，“苏先生把肘部支在柜台上，两手捧着个肥大下巴，用收藏家欣赏书画的神情悠然看着滴水檐下王二手里起落的刀光”[5]251，之后开始描述王二刀起刀落的风姿。
此处，叙述者从之前的“零视角”忽然转成苏先生的视角，从而牵出与店堂氛围稍显出入的王二熏烧摊。
王二之后，文本又转回店堂，文本叙述也恢复成“零聚焦”。
从空间视角看，《灯下》是有限制的全知全能视角，整个文本发生的视角均限定在铺子及店铺屋檐下。
小说中空间叙述模式是这样的：“柜台里有三个人”，“一个顾客懒懒的走近了柜台”，“陈相公把行李卷放到柜台上来”[6]251-252……，将视角限制在店堂内，甚至是柜台附近的小范围内。
当然也有些许打破这种空间限制性的地方：一处是街上传来的声音，“……开关声”“叫卖声”“喊声”；另一处是陆先生走到门口往门外观望。
这两处描述延伸了“保全堂”的狭窄空间，将“保全堂”与外部环境的声音和情况勾连起来，丰富了文本的层次性。
40年代和80年代的《异秉》叙事视角均是第三人称，但并非是单一的全知全能型“零聚焦”模式。
40年代《异秉》将《灯下》只出现了一下的王二变成主人公，叙述者通过王二的经历讲述小市民的生活哲学。
整个文本聚焦王二的“发达”进行叙事，将时间严格控制在晚上8点到10点之间。
因此，40年代的《异秉》视角其实是以“零聚焦”模式从总体上把握王二的“发达”，而在时空上呈现的是有限制的叙述。
从人物叙述来说，虽然文本聚焦王二，但并非是王二视角，而是叙述者视角。
从整个文本看，我们甚至认为这个叙述者就是作者，因为作者的声音、创作意志贯穿整个文本。
就40年代《异秉》的时间叙述来说，在描述时有这么一句：“……现在是晚上。
晚上，那架老挂钟敲过了八下，到它敲十下则一定还有老大半天[7]197”。
这句话显然是作者的创作意志在说话，从开始就预设小说时间为8点到10点。
在小说中间部分有这么一句“王二一来，这个晚上，这个八点到十点就什么都不缺了[8]198”，再一次强调小说的时间间段，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到了结尾：“那架老挂钟抖抖擞擞的一声一声的敲。
……铛，——铛，——铛，——铛，……一共十下[9]206”，与之前两次提到的钟声正好对应上。
在实际叙事中，叙述者还以“零聚焦”的模式，突破对人物行动的平铺直叙，深入人物心理，展现王二真实心态。
40年代《异秉》中，对王二叙述时常会用括号表述或解释王二的心理。
描绘王二做生意时，在文字间隙，有“（试数一数看，两包相差不作兴在五粒以上）”“（新刀，才用趁手）”“（薄可透亮）”[10]199等短句，这短短数字，看似客观描述，实则表现出王二得意的心理。
再如当王二对“二老板”这个称呼表示不敢当时，他脸红了，“（他是为‘二老板’而脸红。
）”[11]201，这解释将王二质朴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
从情节叙述上来说，40年代《异秉》是较为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模式。
而从空间构筑方式来看，40年代的《异秉》限制性比《灯下》大。
除了被限定在铺子里及屋檐下摊子上之外，还在铺子及摊子这个封闭空间之内设置更小的空间单位，从而形成了大小两个空间。
大空间是铺子整体环境，小空间是王二的工作天地。
小空间的描绘是这样的“王二他有那么一套架子，板子；每天支上架子，搁上板子：板子上一排平放着七八个玻璃盒子，一排直立着玻璃盒子，也七八个；再有许多大大小小搪瓷盆子，钵子。
玻璃盒子里是瓜子，花生米，葵花仔儿，盐豌豆，……盆子钵子里是卤肚，熏鱼……[12]198-199”，“支上”“搁上”“平放”“直立”，玻璃盒子、盆子钵子里都放着东西，这些词连缀起来将空间顺序表述得相当清楚，从而在店铺这个大空间下安置一个小空间。
大空间以人、事构筑起故事主干，小空间以锅碗瓢盆设置起一个文化领域，两个空间各自独立又相互包含。
所以说40年代《异秉》视角上非常复杂，在“零聚焦”中夹有有限视角，又从有限视角转换成“零聚焦”。
因此在三个文本中，40年代《异秉》的叙述视角的限定性最大。
80年代的《异秉》几乎是“零聚焦”全知全能型视角的典范。
首句“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13]309”就给整篇小说定下了视角及范围，文本是以“这条街的人”作为视线发散点，叙述从邻里情境到乡土风俗，与王二相关的整个生活场景都包含其中。
而王二这个叙事焦点在整个文本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整个文本中，隐藏在王二这个显性叙述焦点背后还有陈相公这个隐形的叙述焦点。
在表现这个隐性焦点时，叙述者将叙述视角进行了稍稍变化，切断了贯穿整个文本的全知视角。
叙述者首先用外在视角对陈相公起床、扫地、擦桌子、掸土、开门、晒药等日常生活进行依次铺排，到了表现陈相公枯燥生活中亮色时，叙述视角发生了变化，陈相公“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