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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一位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和翻译家，汪曾祺一直以来都备受文学界和读者的瞩目和推崇。
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感悟力，塑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学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其丰富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更是备受推崇，深受研究和探讨。
在当代小说文体发展中，汪曾祺小说的意义与影响力也日益突显，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探讨。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生活感悟和对人性的洞察闻名，他的作品涉及从乡土风光到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广阔的题材和审美视野。
其作品以其独具魅力的故事情节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风貌，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融汇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了东西方文学的精髓，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共鸣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在于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写作风格，为当代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汪曾祺小说以其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和真切的情感表达，使得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感染力。
他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融入到作品之中，赋予了作品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义。
尤其是在叙事手法上，汪曾祺小说往往以抒情的笔调和生动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为当代小说的叙事表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通过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到当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丰富了读者对当代小说的审美体验。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还在于其对文学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为当代小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和启示。
他的作品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精神和人文思想，又汲取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营养和启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
汪曾祺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和创新的精神，使得作品在当代文学舞台上独具一席之地，成为当代小说文体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汪曾祺研究报告
汪曾祺（1920年-1997年），原籍湖南岳阳，后定居台湾。
他
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他的作品以细腻的观察力、平实的语言风格、温情和寓意的叙述而蜚声文坛。
汪曾祺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领域。
他的小说作品以描述农村生活为主，形成了独特的“汪氏笔法”，给读者带来了真实、质朴、温暖的感受。
他的散文作品则展现了丰富的生活情感和对自然、人性的思考，其中秉持着真实、内省的态度，引人深思。
汪曾祺的文学评论以独到的见解和深沉的思考而著称。
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对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作家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汪曾祺还从事翻译工作，将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引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他对于翻译的认真态度和高水准的翻译功底，使得他的翻译作品在读者中广受好评。
在研究报告中，可以从汪曾祺的生平、创作特点、文学思想、主要作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可以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阅读分析，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来展现汪曾祺的艺术成就和思想特点。
此外，也可以探讨汪曾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和贡献，分析他对于文学发展的启示和价值。
最后，总结评价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作品启示了当代小说的发展方向，尤其在创新小说叙事方式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他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结合，创造出新的叙事风格，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形式和内容。
这种创作理念为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促进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在当代小说创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研究和借鉴汪曾祺的作品，可以更好地推动当代小说文体的发展，促进当代文学的繁荣与进步。
【关键词】引言、当代小说文体、汪曾祺、启示、创作影响、叙事方式、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叙事风格、积极影响、形式内容、文学发展。
1. 引言1.1 引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
他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独特的情感体验而闻名。
汪曾祺的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观的结合，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为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今天这个文学发展迅速的时代，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他的作品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启示和启发。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对生活、对情感、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借鉴他的叙事方式、情感表达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从而开拓出更多新的创作思路。
本文旨在探讨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通过对他的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小说成就以及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从而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
2. 正文2.1 对当代小说文体的启示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具有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注重人物塑造和情感描写，对当代小说的人物描写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让读者能够产生共鸣。
这种写实的创作手法为当代小说家提供了写作范本，启示他们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需注重细节，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在中国文坛上，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杰出作品。
而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独具风采的短篇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
本文将对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进行鉴赏，展现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1. 《又见月圆》汪曾祺的《又见月圆》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以简洁明快的笔触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抉择和情感的升华。
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年代，描写了一个日本侦察兵遭围困的情节。
通过对主人公古井的刻画，汪曾祺熟练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勇敢与机智。
他不仅具备了智慧和勇气，还表现出对自身价值和对国家荣誉的意识。
在最后关头，他不惜牺牲自己保护了自己的阵地，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感和责任担当。
2. 《另一种望远镜》《另一种望远镜》是汪曾祺的另一篇经典作品，通过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呈现出了深邃的内在世界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因为儿子的不孝行为而遭遇困境。
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家庭纠纷，而是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他通过叙述儿子的外国朋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观念的变革。
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思索和反思，引发了对家庭、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深思。
3. 《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生活琐事的关注和思考，揭示了人生的独特价值和对美的追求。
小说以糊涂的老头子韩老农为中心，通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举动和反应，展现出了生活的乐趣和艺术。
作者以优雅和幽默的笔触，表达了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
在这个小小的镇子里，汪曾祺以他独特的眼光，将一个普通人的精彩展现出来。
4. 《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创作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性的复杂性。
故事通过一个乡下小伙子和一段意外事件的展开，让人们不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绘，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比较研究沈从文和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作家，两人都以其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在文学界享有盛誉。
在他们的作品中，死亡这一主题是一个常见且重要的元素，在不同的小说中呈现出了不同的书写方式和意义。
本文将对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中的死亡书写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位作家对于死亡主题的表现方式和思想内涵的异同。
我们先来看看沈从文的小说中对于死亡的书写。
沈从文的作品以清新自然的笔触和深邃内涵而著称，他的小说中往往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性思考，对生死、情感、命运等主题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表现。
在他的代表作《边城》中，死亡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书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在面对生死的考验时展现出不同的态度和情感。
书中的男主角叶渔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坚韧和不屈的精神，而女主角翠翠则在死亡面前展现出无助和绝望。
沈从文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和坚韧，并在描写死亡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与沈从文不同，汪曾祺的小说中的死亡书写更多地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追寻。
汪曾祺的作品以温情和真实而著称，他的小说中所呈现的死亡主题更多地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出生命的真谛。
他的短篇小说《蚂蚁的夏天》中，通过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在这个小说中，死亡并不是一种终结，而是一种再生，它让人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汪曾祺通过这样的故事书写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死亡的理解，他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平静和释然。
除了书写方式上的差异，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对待死亡主题的思想内涵上也有着不同的表达。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死亡常常被赋予戏剧性的色彩，人物在面对死亡时，往往展现出复杂而抉择，揭示了生命的无常和坚韧。
而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死亡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从容和释然的色彩，他通过对平凡生活中的细节展现了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平静。
两位作家对于死亡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内涵的不同，既反映了他们个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追求，更反映了他们对生命和死亡的不同态度和认知。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名垂青史的名字。
汪曾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剧作家。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为人所称道。
他的小说在描写生活的平淡中，常常寓有奇崛之处，但这种奇崛却不是为了卖弄而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
本文将详细阐述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一、寓意深刻，文化内涵丰富。
汪曾祺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涉及各个方面的人文社会现象。
例如，他的小说《围城》所描绘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当时城市中的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他的小说《钟鼓楼》所描绘的正是春秋时期的史实，用寓言的方式来探讨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
汪曾祺的作品常以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象，让读者在平淡的故事中领悟到深刻的寓意和哲学道理。
二、情节曲折，寓意深刻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平淡，但情节却多变曲折。
他可以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展现出人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以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性。
例如，他的小说《马桥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经历多次转折后才被解决的农民遭受不公的故事。
这种情节的变化让读者在读完之后，对于故事中反映的事件和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内在品质。
三、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曲折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
他的小说中多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片段，不时添加一些耳目一新的描写，使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和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和道理。
他的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把人物的语言真实地还原了出来。
这样的描述，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领悟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同时也让人物之间的交流更耐人寻味，更质朴自然。
四、细节描写，意味深长汪曾祺的小说中，细节描写十分传神，甚至可以用意味深长来形容。
他能够在普通的场景中，描绘出很多简单而独特的细节，从而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神秘和诗意。
文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王蒙蒙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
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
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
《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
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2]（P109）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
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
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
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
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
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
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
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
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
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
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
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
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
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
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
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
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
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
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
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
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
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
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
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
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
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
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
杨学民. 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
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
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
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
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
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
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
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反映了作者的士人心态和小说创作的内在审美蕴涵。
刘守亮. 江红英.在《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一文中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验”入手来探讨鲁迅、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
角度新颖。
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大处着眼,在整体上研讨汪小说的文体特色。
他们或开辟新视角,如郝爱萍由字思维入手认为作家语言的诗化追求、叙述方式与主体心态和结构即氛围的独到处理构成了汪小说修辞上文体意识的自觉性。
或将其文体特色放入汪个人史,文学史,文化史进行考察。
如熊修雨通过《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观》,《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等一系列文章,全面探讨了汪小说的文体。
他认为:汪“在批判传统小说文体观念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自觉的表象的真实”;汪“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及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方面进行小说文体的创新实践”;汪作中“乡土文化氛围等源于其平生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濡染和前辈作家对其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夏逸陶从小说文体角度来比较这两师生文体家。
首先,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激情和感伤,高邮则赋予汪曾祺和谐温情,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单纯,而汪曾祺喜欢在闲适雅致中精雕细琢,语感情调中多了份抚慰与轻松的调侃;其次,叙事视角取决于作家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的孤独与天真,使得他对湘西采取一种近距离平视,对都市则是鄙视与嘲弄;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
第三,结构上汪沈走同一方向——散文化,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最后,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沈都有出世与入世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这些都反映在对创作的文体追求上。
这样从表层到深层对文体作比较,对我们不无启发。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
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 ，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
除了汪小说的文体特色,汪小说的艺术渊源也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
有些研究者致力于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的研讨。
孙郁注意到汪小说浸透散文的气息,发现汪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性。
,获得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
同时,有论者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
庞守英进一步在思想内容、结构体式及叙述风度等方面探索了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联系与超越。
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
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
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
肖莉.在《汪曾祺小说的主体化意境特征》一文中从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化入手,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研究汪曾祺小说文体意境的独特性。
认为其意境有追求真善美，人化自然，虚实相生的特点。
夏元明从汪小说与绘画艺术联系角度进行深入发掘,分析其中融注的文人画创作精神及其体现与成因。
有些研究者则侧重研究汪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借鉴。
李陀认为汪的语言受老舍、赵树理的影响极大。
其他研究者则更关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汪的影响。
董瑾认为汪小说继承了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与呼唤,在风格上却趋于人间化日常化。
柯玲则说汪在“虔诚的文学信仰,冷静的政治观点,不懈的艺术追求上体现了京派本色,而其创作观念的突破,强调审美作用不否定功利性及其创作视野则超越了京派”。
赵顺宏,翟业军把汪作品归入乡土文学流脉，在《流动的风景:汪曾祺小说的一种读法》中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分为写实类和抒情类两种基本形态,写实类乡土小说与抒情类乡土小说存在显在的分野,汪曾祺属于后者。
他往往于乡土社会的边缘处入手展现乡土的特征,而描写正在消逝的传统职业是汪曾祺清新、灵动的创作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也有些研究者对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探索。
解志熙对汪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蕴含的存在主义作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
杨鼎川全面分析了汪所受契诃夫、阿索林、伍尔芙及日本文学等外国现代主义的影响。
游友基则提出汪小说创作呈现出京派与现代派遇合的状态。
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
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总体而言这些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在这方面集中论述的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
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
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
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
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