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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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作者的主要观点法律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它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制度、道德和伦理等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
中国反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支柱。
最大的感悟是,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一种途径。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他认为集中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秩序。
作者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从生活方式、婚丧祭祀、法律特权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作了深刻的剖析,并从礼与法、德与刑和以礼入法几个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影响以及中国法律逐步走向儒家化的过程,体现中国“以礼入法”特点,揭示了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律中的深远影响。
二、本书的特点本书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是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纵览全书,其较为突出的特点有两个:其一,作者将汉代至清代两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各章、节不同题目下加以讨论,进行比较,以便向读者揭示中国古代法律在历史上究竟有无重大变化。
其二,作者研究法律不仅根据其条文规定,而且还注意法律的实效的问题。
全书除了利用古人的有关记事外,更引用了个案和判例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
三、读书:关于父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
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
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
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
作者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
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
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
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
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
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
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家族的基础是家庭,家庭的核心是父权;族是家的综合体,族长权是父权的延伸。
(家→国→天下)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只能无原则地服从家长,家庭成员之间只有绝对的孝悌与慈爱,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
(其实在这里我联想到的是,封建的父权家长制就像封建的宗法制,根据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制度,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巩固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影响作用:①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把“国”和“家”密切结合。
保证王权的稳定,保证贵族的特权;②与分封制互为表里,建立封建等级政治结构层层递推。
)在这里我想可以运用费孝通曾将中国古代社会描述成“差序格局”理论,他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为向池塘投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就是我们关系的推演,离中心越近者,关系越亲密,远者则疏远。
这种等级式的社会结构,运用传统的儒家“礼”的思想,将社会住成一个有机的陀螺,可以快速的旋转。
四、猜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千年?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
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
从政治的角度看,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
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从思想的角度来看,自汉以来,推行儒家思想,提倡孝悌忠信,并将孝亲思想与忠君思想结合起来,以方便统治。
其实政府积极倡导父权原因不外乎:一在政府权力下达的权限一下(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权利不下县),要靠社会自治,而家族是社会的核心,因此倡导儒家“礼仪”,可以使家族的自治更为稳固安定:二因教民尊亲警长,可使民性较为恭顺,切加过为一体,教导人民由对父之孝到对君之忠,如此更易于统治。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给自足”。
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体制下,农民阶级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农民阶级全部农耕活动的收入仅仅足够自给自足。
人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掩盖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需求上才能进一步参与政治、宗教、文化活动。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日劳夜作所得只能“自给自足”以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物质条件。
封建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重农”的重要——《商君书•农战》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对于我国重农的思想解释:单单只是对于农民的束缚吗?为何在江村经济中的描述里,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如此强烈?是否存在所谓的安土重迁?从农民的生活技能上来说,他们没有特别的生活技巧,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当时土地是财富的象征,所以加深人民对土地的热爱?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人口的大国,利用王明珂的理论,在生存空间缩小的情况下,会发生竞争,竞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土地?是否还存在其他不为人知的理论?)实行重农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黎民不饥不寒”。
这和父权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
一方面,农耕活动的体力劳动性使男子既是劳动的主力,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者,这使男子在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农耕家族中的子女因为年幼、毫无经济地位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长。
另外在宗法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权的权威。
因此,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维护自然经济基础是维系封建社会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一言而蔽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会及父权得以维系千年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也是父权建立与维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而独领风骚两千余年。
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为“礼治”,讲究“亲亲、尊尊”。
“尊尊”维护君权之神圣,“亲亲”标榜父权的地位。
儒家宣扬“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教导人们“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
即于家要严守父子之礼,不得僭越伦常而触犯父权;于国要谨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损君威而冒犯天颜。
在“礼治”的旗号下,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
具体施行时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举“孝悌”为官,以示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条”,处罚极重,彰显孝道威严——《孝经》云:“五兴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齐、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进行严厉处罚。
可谓做到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
这样一来,在“孝道”的赏罚齐下之下,父权屹立千年而不倒。
何谓“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义外,在封建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逆来顺受。
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挑战父权的权威?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奥妙在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为父权的产生与维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儒家礼治尤其是孝道思想为父权的维系提供广泛的精神支柱,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广泛的精神引导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屹立千年。
五、结语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
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
初读此书,仅对关于父权之章节进行研读,就深深体会到瞿老见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时更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灿烂,笔者对封建父权的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
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时日反复研读此书不可。
单从各章节名称上即可知,这是一部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家庭—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可见其最基本观点:家庭本位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真正立足点;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展和影响,须从中国社会基本底层拾级而上,方可见真正的历史走向和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