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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法律——瞿同祖与费孝通的学术人生透视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法律——瞿同祖与费孝通的学术人生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其社会与法律体系自古以来就备受关注。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法律的研究领域，瞿同祖和费孝通是两位备受尊崇的学者。
他们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法律的研究，颇具洞见地丰富了我们对其理解。
瞿同祖是中国现代法学和法律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瞿同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的社会与法律息息相关。
他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种因素对法律的影响。
他的学术研究围绕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演变、中国封建主义制度、法律与社会等展开。
瞿同祖主张法律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宗旨，主张审判基于事实真相，并秉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试图在中国古代法制中发现现代法治的萌芽，并探讨中国法律如何适应和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
瞿同祖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他对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深入研究。
封建主义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法律至关重要。
瞿同祖认为，封建制度对于中国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制度下，社会关系以家族和血缘为基础，法律关系以权威和等级为根本。
瞿同祖通过对封建制度的分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游戏和社会压迫，以及法律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社会与法律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卓有见地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与法律的特点是承袭自封建社会的体制。
他指出，中国的社会与法律体系是一个独特的“人类事情的社会体系”。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社会和法律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为核心，强调社会联系和道德约束。
传统中国的法律传承了封建时代的特征，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注重根据人情地理和社会关系考虑。
这使得中国的法律体系与西方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差异。
费孝通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与法律的特点，并展示了其对现代法律的启示。
他主张借鉴西方法律的进步思想，对中国的法律进行改进和创新。
编者按：著名的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近日驾鹤仙去，实为法律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编辑部谨以此文深切悼念瞿老先生。
瞿同祖和他的法律社会史□ 王 健1996年秋季，我们几个读法制史专业的博士生（胡旭晟、范忠信和我）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丁小宣在一同开始筹划"20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的时候，就决意聘请法律史学界的老前辈—瞿同祖先生来担任这套文丛的学术顾问。
瞿先生有关法学方面的全部作品也在首批整理出版的选题之列。
不过，虽然闻知瞿老在法史学界的大名已久，但对于瞿老其人及其治学的详细背景所知甚少，社会科学家辞典或者名人录一类的介绍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于是，利用这个机缘，我们有幸理由十足地访问了心中景仰已久的这位法史学老人。
是年初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按照预先的电话联系，在崇文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大楼的十层，我们叩开了瞿老的家门。
以前，我们大多是从照片上认识瞿老的，而眼下，面对着这位已有86岁高龄的老学者，作为晚辈后学，我们的心中不觉微微地有些颤抖。
瞿老身材不高，看上去精神很好。
略微泛着红润的面庞上隐约现出几处老年斑，在他善和慈祥的目光背后，不时闪现着智慧的神韵。
他的言谈话语舒缓而平和，给人的印象是极其地安然闲适。
瞿老亲自开门，把我们带进他的书房。
这书房非常地整洁，也很简朴。
书架上的书并不是象我们原来想像的那样巨多。
书桌上面，一小盆文竹沐浴着融融的阳光，给整个书房增添了几分雅致……从这以后，我们便常常带着各种各样的好奇和疑问，开始了寻找法学家往昔足迹的漫长之路。
通过与瞿老的多次访谈，渐渐地获得了对这位法史学老人大部分治学经历的大致印象。
瞿同祖先生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世宦之家。
祖父瞿鸿，号文慎，是清光绪时的军机大臣。
父亲瞿宣治，号希马，在驻瑞士和荷兰的公使馆里任职。
瞿先生因与他祖父的生年同为庚戍，故取名同祖。
又因生于阴历6月初6日，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为天况。
瞿先生在家里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丘云卿一、读书：关于父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
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蕴涵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深刻的理解。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
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
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
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
是以瞿老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论述父权，颇含深意。
]1[瞿老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
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
[1]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体现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举一二：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
[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说得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杀生大权。
昔日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堪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4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
《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
”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作者的主要观点法律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它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制度、道德和伦理等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
中国反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支柱。
最大的感悟是，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一种途径。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他认为集中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秩序。
作者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从生活方式、婚丧祭祀、法律特权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作了深刻的剖析，并从礼与法、德与刑和以礼入法几个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影响以及中国法律逐步走向儒家化的过程，体现中国“以礼入法”特点，揭示了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律中的深远影响。
二、本书的特点本书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是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纵览全书，其较为突出的特点有两个：其一，作者将汉代至清代两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各章、节不同题目下加以讨论，进行比较，以便向读者揭示中国古代法律在历史上究竟有无重大变化。
其二，作者研究法律不仅根据其条文规定，而且还注意法律的实效的问题。
全书除了利用古人的有关记事外，更引用了个案和判例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
三、读书：关于父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
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
瞿同祖简介生平简介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因与其祖父同在庚戌年出生，故命名同祖。
幼承庭训，奠国学之始基，少年时代先后就读北京育英中学、汇文中学。
193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
1934年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1936年获硕士学位。
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瞿同祖在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瞿同祖不甘做亡国奴，只身南下，1938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
1939年到昆明云南大学执教，任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
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在此期间，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
这一专着探赜发微，独辟蹊径，书中涉及家族、婚姻、巫术及宗教，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
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书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
该书中、英文版均多次再版，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1945年春，瞿同祖应德裔美籍社会史学家魏特夫之邀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
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初稿，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进行研究，该书后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封建社会》——瞿同祖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第一节牧畜经济与农业经济第二节移徙的生活与安定的生活第三节公产制与私产制第四节同等承继权与独子承继权第五节平等自由的社会与阶级社会第二章封建社会的完成第一节分封的情况第二节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第三节诸侯的等级第四节国土的大小第五节诸侯与天子的关系第三章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第一节采邑主的绝对私有第二节授田及井田制度第三节土地之不可分及禁止买卖转移。
第四章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第一节宗法与土地封建的关系第二节嫡庶制度第三节承继法第四节祭祀第五节婚姻第六节丧葬第五章封建阶级第一节贵族与平民一、天子二、诸侯三、卿大夫四、士五、庶人第二节奴隶第六章封建阶级（续）第三节贵族阶级之优越第四节平民之义务权利甲义务1 代耕2 献纳3 役乙权利第五节庶人职业及居处之固定第六节各阶级之固定及所用礼仪之不同一、祭祀二、婚姻三、丧葬四、服饰器用第七章封建政治第一节封建政治的特点一、分化二、阶级间之服从第二节封建官吏第三节庶人与政治第四节兵制一、人口及土地调查二、乡邑及军队组织三、各国军数四、操阅第五节财用第八章封建的崩溃第一节阶级的破坏第二节诸侯间的兼并第三节商业经济的兴起第四节土地制度的改革结论一、序言中国的文人，最会自命正统，自立门户。
——陶希圣中国社会科学唯一的出路，是以欧洲上古社会、欧洲中古社会、欧美现代社会为背景，去解释过去中国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
——杨开道【私以为对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欧美社会的背景未必完全适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一个论战的中心——瞿同祖二、研究方法及观点本书是对中国封建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以全部社会现象为对象，逐一讨论。
作者不把封建社会看成一种静的制度，而是着重于分析其形成以至崩溃的过程，解剖他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及彼此间的关系。
在导论中，瞿先生列举了亨利·梅因、维纳格鲁道夫、《大英百科全书》上亚当斯、莱韦特、柯慈士克、布洛克等人的观点，并归纳之：（一）土地所有权的有无（二）主人与农民的相互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法律与社会的紧密关系。
阅读此书，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古代中国的社会场景中，深刻感受到法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社会运行产生的深远影响。
书中开篇就指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
家族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家族的秩序和稳定。
家族内部的尊卑长幼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是道德规范，更是法律所认可和保障的。
例如，在财产继承、婚姻制度等方面，家族中的长辈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决策权。
这种家族主义的法律观念，使得家族成为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社会单位，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和发展。
阶级概念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如贵族、官僚、平民和奴隶等，不同阶级在法律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待遇。
贵族和官僚阶层往往能够凭借其地位和特权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平民和奴隶则处于法律的底层，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和惩罚。
这种阶级差异在法律中的体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的森严。
在法律的实施方面，中国古代法律注重的是“礼治”而非“法治”。
“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很多时候比法律更具有约束力。
法律往往是对“礼”的补充和强化，只有当“礼”无法规范人们的行为时，才会动用法律的手段。
这种“礼治”的思想，使得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不是单纯的惩罚和制裁。
然而，这也导致了法律的灵活性不足，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司法公正难以得到保障。
中国古代法律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规定。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盟。
法律对于婚姻的成立、解除以及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
例如，“七出”制度给予了丈夫在特定情况下休妻的权利，而妻子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瞿同祖｜官吏、庶人与封建政治的特点封建政治的特点1、分化从横的方面来看，分化是封建政治的一大特点。
我们都晓得天子虽拥有天下的土地人民，但他不将他们都握在一人的手掌里，而是将他们分赐给许多同姓异姓的贵族。
这些贵族各治理其土地，便成为那里的主人，食其地之所入，役其人民，有自由处置的权力，用不着问命于中央，也不过问这些琐事。
自然，诸侯过分的渎职不法，或侮辱中央，天子有讨伐的权力。
不过因此而除其国，将土地收回的事却不曾见诸史籍，通常不过伐以陈其罪而已。
宋公不共职，郑伯不朝，楚子纳王子朝，及以师围江，侵略他国，王室宣其罪，以师讨伐之外，便不见有下文。
这些都与中央集权制大不相同。
例如据《史记》，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以后，海内尽为郡县。
不立诸侯，而置郡守。
秉皇帝命以治郡，法令由一统，不能自由妄行处置。
皇帝诸子及功臣，只能受赋税之赐，不能役使其民而食其地。
综之，自秦始皇以后，才统一服制，度量衡、车马、文字，都有一定的法度，不可自由更张。
所有的政令，（制诏）都自皇帝出。
郡守只是皇帝的行政人员，并不是世袭的封邑主，可以撤换。
完全是集权制，与以前大不相同。
《中国文化》（Chinese Civilization）的作者格兰耐特（Marcel Granet）也说从秦始皇帝起，才将中国统一，而集权于中央。
所以他企图将分化的天子与集权的天子的名称有些差异，称春秋时代为封建时代（feudal period），这时的天子为诸侯之主（overlord）。
而称秦以后为帝国（empire），这时的天子为皇帝（emperor）。
很可以看出他的用意。
这确是对的。
周室天子曰“王”，秦始皇以天下平定，法令一统，和以前有诸侯而天子不能制的情形大不相同，李斯等更议名号，始称“皇帝”。
在秦始皇、李斯等人的心目中，王或天子与皇帝的名号，显然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2、阶级间之服从从纵的方面来看，阶级间之服从是封建政治的另一特点。
这是使各种各样的人各居于其位，以事上役下，所必具的条件。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第一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家族、婚姻，社会阶级、宗教与巫术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得描写了吾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形态，在终章则着重于意思形态上的讨论从礼与法、徳与刑、以礼入法等方面阐述影响吾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成的传承因素，并不忽视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见微知著。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
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它与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
吾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
二者是儒家意思形态的核心，是吾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吾国法律所注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对于本书在传统社会现实形态上的考证，此处暂不赘述。
且讨论传统的意思形态的演变以及其对现阶段吾国法律思想的影响。
总所周知，吾国虽然已然迈进了21世纪，吾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早已得到长足的发展。
主导社会的思想文化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逐渐脱离了吾国传统的藩篱。
但这一过程是剧烈的、不自主的同时也是畸形的。
再加上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城市地区随着普法活动的深入或领导的重视或可缓解，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了那么多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
而同时在吾国广大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现阶段先进法律意识观念的存在，主导他们生活的还是数千年来的老一套。
而在吾国历史上，凡是涉及法律思想方面问题的争辩，就难以绕开儒法而家的争辩。
儒家讲道德、法家讲法律；儒家是德治、而法家是法治。
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在实现方式上是不同，而其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上是共通的。
若将法分为准则法与技术法，则儒法二家所争论的实际上集中于技术法层面，在准则法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如《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传统型权威影响下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之后又在1961年，1981年等时间被多次重印出版，其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此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
也可以说是通过研究中国法律的特征，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两者并行不悖。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而社会的形塑也少不了法律的作用，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能完全不略其中一方而去研究另一方。
在章节设置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文的一二两章着重讨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家族注意特征，而三四两章进而讲述中国法律的阶级特征。
在讲完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之后，文章的内容便被推进到了中国法律背后的结构意涵，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律会呈现出那样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对文本进行一次解读，之后再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原始的儒家或者说先秦时期的儒家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
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生产劳动服务上层社会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治理人民的智慧来维持社会的，两方各有责任和工作。
当这种贵贱上下的分野延伸到亲属关系之中时则表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
只要贵贱、尊卑、长幼、亲属各归其位，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
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礼是富于差异性的，因人而异的，所以贵有贵之礼，贱有贱之礼，尊有尊之礼，卑有卑之礼，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
只要每一个人各守其礼，那么社会的秩序也就得到了维护，不会至于混乱与无序的状态。
那么用什么力量来推行礼，使每一个人守礼，不违礼。
儒家先贤给出的答案是道德教化，他们认为无论人是善是恶，都可以用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发生改变，使不善为善，是善的化为至善。
先秦儒家反对律法，认为即使法律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依旧是没有羞耻心的，之所以不做坏事，只是因为害怕触犯法律。
中国封建社会（节选）
瞿同祖
【期刊名称】《中学历史教学》
【年(卷),期】2010(000)010
【摘要】假如我们以整个的眼光来看，便会发现封建社会的形成是逐渐的．并不是突然的。
其间包含经济、政治、社会，各种结构全部的转变。
仅有一种结构的转变，还只是部分的，不能说封建社会已经完成．只能说是正在形成的途中而已。
【总页数】1页(P1-1)
【作者】瞿同祖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71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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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作者生平与写作背景瞿同祖于1910年出生于的一个官员家庭，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兼修历史、法律等学科。
1934年进入燕大研究院，出于对历史和社会学的兴趣，瞿同祖把社会学的研究推进到社会史领域，继而又在梅因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法学者研究的影响下，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力图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提供一种社会学解释。
1938年抗战，瞿老转至云南大学任教，并在中国法制史课的准备和讲授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收集了众多古代法律的研究资料。
凭借着对社会史的兴趣以及个人不懈的毅力和严谨治学的精神，瞿老在战乱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瞿老于1945年应邀赴美从事社会史研究，1962赴加拿大任教，先后出版多部社会史相关书籍。
1965年回国，在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研究，为国内外“传统社会与法律”的相关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基本内容概述作者从家族、婚姻、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进行了讨论。
首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当中，家族被认为是一个基本单位，关于政治法律秩序的问题，家族成员长幼有序，由父系家长行使这一单位的主权，这一观念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尤为深远。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目的之一则意在维护家族的和睦，并与家族服制，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婚姻中男女拥有着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与此同时，除了家族内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家族外还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服饰、所居住的场所、出行工具、婚姻、丧葬、祭祀上都有着一整套严格的秩序，所有人是不可以违反的，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社会舆论的谴责。
贵贱有别，法律只是贵族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与刑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约束，其中任何人都要有礼，只是其所用的礼有所不同。
古代社会认为上流社会的人有身份，受教育，知廉耻，事事遵循礼的规范，自无需刑的制裁，以保存其应有的尊严，而其违礼的行为应受到舆论的制裁；庶人则不懂礼，有了过失就有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