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论及其启示 (1)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优缺点及对中国的启示一、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几种形式及从实践情况和民主政治的运作来分析，不同的优点（一）多党制的优点1、多党制有利于政府清正廉洁。

多党制下权力比较分散，一党难以独掌政权，政治权力受到的监督和制约比较大，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腐败的发生。

2、多党制国家的选举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是按照各党派所得选票的比例分配议会席位，因此保证了相当小的政党在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代表。

为各社会阶层更广泛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二）议会民主制度优点1、政府首长（首相／总理）由立法机构最大政党的党魁出任，以确保政府的政策在立法机构得到支持。

2、政府全体内阁成员也是从议会议员中产生，议员执政可避免议员逐渐与实际社会脱节。

3、行政和立法机构有联系，可提高政府效率和避免政变发生。

4、称职的政府首长可以不限任期。

（三）三权分立民主制度优点三个机构具有相互独立的平等地位，分别具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权分立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学上一大创举，用权力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方法。

二、从上述西方当代民主制度分析，西方民主制度存在如下弊端1、民主虚伪从选举制度来看，西方国家的选举都是金钱操纵的选举，西方发达国家的总统、总理、州长等都只有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才能参加选举，其实际上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大多被政府和财团所控制，要为他们服务，必要的时候也要为他们说谎话；西方国家虽然都标榜自己讲人权，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远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好。

美国号称是“自由者的乐土”，但被剥夺自由人数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

根据联邦调查局2004年11月公布的数字，2003年美国执法人员共拘留或逮捕了1360万人次，全国每10万人中有4695.1人被逮捕。

西方国家经常标榜自己的民主，指责其他国家缺少民主，实际上是把“民主”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

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对现代政治的历史启示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可以被视为对现代政治产生历史启示的经典案例。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雅典，政权掌握在全市公民手中，他们通过直接参与政治事务来决策和推进国家事务的发展。

这一制度为现代民主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启示。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向我们展示了政治权力应该是一个被普遍公民享有的权力。

在该制度下，所有居住在雅典的成年男性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力。

这种普遍参与政治的精神在当时非常罕见，然而其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民主制度中，普选和参与公民投票成为了重要的政治机制，借鉴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经验，现代国家逐渐敞开了政治参与的大门，让更多群体能够参与政治决策，提高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

其次，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反映了公民平等和自由的重要性。

在雅典民主制度中，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不论贫富、社会地位和家族背景。

这为后来的政治思想家提供了启示，如此强调平等原则，使得现代民主国家首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与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中的理念紧密相连。

第三，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强调公共讨论和辩论的重要性。

雅典的市民在政治事务中直接参与，并通过演讲和辩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见。

这种开放的政治讨论和辩论的环境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启示。

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辩论成为了推动政策制定和国家发展进程的关键机制，各种政见和观点在公众讨论中进行争论，这一现象与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实践相吻合。

然而，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其它有待改进的方面。

例如，由于当时的民主制度并未包含所有居民，例如女性、奴隶和外国人都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这种限制并不符合现代民主的普遍和包容原则。

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中的其他问题还包括选举演讲者长期依赖于贿赂和政治操纵等现象，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综上所述，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对于现代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西方政党的执政方式及启示一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一般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通常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来行使国家政权。

这就涉及到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方式即执政方式问题。

西方国家一般都奉行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由两个或多个政党轮流执政或者联合执政。

两党制并不意味着只有两个政党，而是指在众多的政党中，只有两个政党占绝对优势，可以取得执政权，轮流上台执政。

在多党制国家，一般由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单独执政，或者由执政党联盟联合执政。

所以，西方国家政党的执政方式，牵涉到政党如何取得执政权以及如何执掌政权的问题。

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就需要赢得选举。

在选举中赢得执政权的政党就是执政党，就可以负责组织政府（内阁），掌握国家行政权力。

因此，竞选成为西方政党通往权力顶峰的必经阶梯。

由于政体的不同，西方国家政党竞选的形式和重点不完全一样。

在议会制国家，竞选的重点放在争取议会多数。

在总统制国家，竞选的重点则放在总统竞选上。

在议会制国家，政党必须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才能成为执政党。

无论是执政党想继续执政，还是在野党要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唯一出路就是争取议会多数。

英国的议会制又称责任内阁制，由工党和保守党互相竞争，轮流上台执政。

在议会下院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就取得组阁权，成为执政党，其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下院中其他政党则成为在野党或称反对党。

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在大选中很难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议会中取得有效多数，所以一般需要相对多数议席的政党联合其他政党形成执政联盟，联合执政。

在总统制国家，直选总统控制政府行政机构，并全权负责政府的组建工作，议会政党对组建内阁和政府的影响力较小，所以，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就成为执政党。

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国家，美国总统候选人当选后大多会以全民总统的面目出现，淡化政党色彩，有时还会任命一些其他政党人士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因此美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政党政府。

但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是由政党推荐的，其执政理念不得不受所在政党的制约。

西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公共行政理论是指对于公共部门及其管理的理论研究。

它源自于西方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文将对西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西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1. 派权理论派权理论是20世纪初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的主流。

它强调将公共行政的权力下放到最低层级，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的自主权。

这一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民主。

由于派权理论赋予了基层公共机构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因此它对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经济理性选择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又出现了新的变革。

经济理性选择理论被视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

它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激励层级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效益。

3. 公共部门经营理论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公共部门经营理论在西方国家迅速兴起。

公共部门经营理论主张让公共机构像企业一样运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设立绩效考核等手段来提高效率。

4. 市民参与理论西方国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市民参与理论。

该理论提出了公共管理应该更多地考虑公民的意见和需求，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来决定公共事务的问题。

二、对我国的启示1. 摒弃官本位思想，树立公民观念我国公共行政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公共机构和公务员普遍存在着以权力为中心，服务对象被动接受的现象。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市民参与理论为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需要转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树立以公民为中心的理念，让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和透明。

2. 提倡创新思维，引入市场机制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派权理论和公共部门经营理论强调了适度的市场化改革，这对我国的现行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积极的启示。

我们需要在保持政府监督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公共机构的创新活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

3. 强调行政透明，加强公共监督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强调了行政透明和公共监督的作用，建议我国在公共行政改革中应该注重信息的公开透明，提高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监督。

如何看待西方的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掌握，并独立行使的一种制度。

制衡理论则是指议会在行使立法权、总统在行使行政权、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相互监督、互相制约，以达到“三权”在国家政体中的平衡。

如现今美国所实行的制衡方式是：总统有对国会两院法案的否决权，但立法机关复议，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成为法律；总统任命行政官员、缔结条约要争求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国会有对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官员的质询、弹劾的权力；司法部门有对政府官员审判的权力，以及对国会制定的法律进行是否违反宪法的审查权；总统和国会结合起来行使对法官的任命权；国会参与部分司法权，有司法性的宣告叛国罪和对总统审判的权力。

“三权分立”和制衡理论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和制宪理论，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创造出来的，更不是当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创。

它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一、“三权分立”和制衡理论最早应追溯到西方奴隶社会古罗马国家的共和时代，探索这一原则和理论的乃是罗马第一个法律思想家波里比阿（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22年）。

当时罗马帝国采取的政体形式是一种混和政体的国家政治制度，在这种混和政体中，罗马帝国内部存在着三种势力：执政官（或行政官）代表君主势力；元老院代表贵族集团势力；平民议会代表民主势力。

罗马人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扩大版图，征服了很多国家，成为地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的强大帝国，原因何在？波里比阿发现，它的秘密就在于：上述三种势力是相互制约的，所以就可以防止必然退化与衰败的趋势。

这便是西方最早的“三权分立”和制衡理论。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罗马统治阶级是在毫无意识地、不自觉地加以应用这一原则和理论，没有将它真正上升到政治理论的高度，它只不过是各种势力争夺政治权力的结果。

但它却成为后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的理论和美国制定宪法者援用的法律根据。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一、权力制约理论的历史演变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制衡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成员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居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

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并在这种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

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二元对立，为了保证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握，防止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要寻求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机制。

分权理论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一切政权组织有三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

”其后经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发展。

近代分权学为洛克所倡导，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完成。

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洛克认为以上的三种权力不能集中到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

否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为个人或团体谋取利益。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了分权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主张司法独立。

他强调，由于任何政府都有腐化的趋势和扩张权力的自发倾向，为了防止专制，应当实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权力结构。

孟德斯鸠提出并奠定了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基础，其实质是反对和防止国王的专制统治，以保障谋求发展的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由，协调整合统治力量的方法和手段。

到18世纪，美国的汉密尔顿、杰佛逊等人一方面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现实。

同时他们又发展了“分权理论”，将联邦与各州纵向分权与制衡纳入分权体系。

恩格斯从人民主权理论出发，并且为了矫正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给理性评说。

论托马斯.杰斐逊权力制约思想的内在逻辑'论托马斯.杰斐逊权力制约思想的内在逻辑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美国历史上以积极倡导和实行民主而著名的家和思想家。

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为此他规划了一套缜密的、从权力内部和外部来制约权力的思想即权力制约理论。

这对于防止权力侵害人民的民主自由效果明显。

因而在西方史上,享有较高的美誉。

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的产生固然是历史发展的某种需要所致，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但也必须同时有坚实的内在逻辑关联。

杰斐逊的权力制约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除了现实的合理性之外，更具严密的内在逻辑。

一、自然权利学说：权力制约的理论前提在杰斐逊政治思想体系中，权力制约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自然权利学说，其目的就是使人民充分享有自然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即自然权利。

在欧洲思想家们的影响下，杰斐逊逐步形成其自然权利学说。

他说：“在自然法下面，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1]这是杰斐逊对自然权利思想的最初阐述。

1774年，他在《英属美洲权利概述》一文中又指出:人们的权利“来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元首所赐予的。

”[1]他对自然权利学说进行较为系统的正面阐述是在1776 年草拟的《独立宣言》中，他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所固有的某些不可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个目的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2]由此可见，杰斐逊的自然权利学说把追求安全、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赋予了人民，也把人民自然权利实现的职责赋予了政府，同时也对政府行为的范围做了基本的限定——那就是政府只能用人民委托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损害了人民的自然权利，那么它就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被人民废除而重新组建。

三权分立思想对我国民主法治的借鉴意义内容摘要：当前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民主法治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我国现存民主法治的不足和缺陷。

要改变我国民主法治的现状，我们要充分利用古今中外的法律思想，其中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权力制约和平衡进入我们的视野，分权思想正是我们现在民主法治缺少的，如为我们吸收，将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语：民主法治建设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权力制约司法独立提到法治建设，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转向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法治思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而其中最吸引我们的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三权分立思想自从提出以来，给世界政治体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亦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模式，对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在我国正值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时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们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充分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保证了基本的民主，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很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进一步提高民主质量。

我国在本世纪初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对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借鉴外国的先进民主机制和经验来提高我国的民主法治水平。

三权分立思想有其深刻的内涵，亦有其深刻的实践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其中的精华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支持。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权分立思想。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时期,进步的资产阶级是首先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的。

孟德斯鸠是这一时期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以英国政体为原型,在继承约翰.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第一次系统地阐释和论证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宪政原则,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赋予不同的机关。

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

三权分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政体三要素论(议事、行政、审判)到波里比阿发展这一思想,提出权力制衡的观点等都为“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约翰.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则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及对我国法治文明的启示一、绪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历史上继柏拉图之后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政治家，亦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深受其师柏拉图及前辈苏格拉底的影响，同时继承并发扬了柏拉图法律思想中优秀的部分（良法、立法、守法、法与正义、法与人性等），在长期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经典独到的思想体系并传承至今，这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便是其对“法治”的诠释。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法治思想的源头之一。

”①因此，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论及法治及其内涵，也必须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谈起。

二、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最早见于其著作《政治学》中，在本书中，他作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语义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②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涵义进行了高度概括，虽只是将“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相链接，却为我们昭示了法治的基本标志，并且建立了后世法治的基本逻辑结构。

注释：①张正文,李青莲.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探讨[J].人民论坛,2010(17):144.亚里士多德这一经典定义沿用至今已逾2300年，却仍保持着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法治之法应是良法；法律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

现就“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之内容作如下简述：三、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围绕着“正义”与“理性”而展开的，并以此为标准认为法律应当有良法与恶法之分。

即使恶法也能达到法律的统治，但却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法治”，“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其次是规则之治，另外还应是理性之治。

”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同自由、平等、正义和善德等社会价值是紧密联系的，推行法治就正是在促进和实现这些价值，故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且唯有良法才是法治的前提。

那么，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良法应当具备哪些必要条件呢？（一）良法应符合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实际是，也应该是根据政体来制定的，当然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

分权制衡与现代法治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进行历史反思，并探讨其在现代法治中的现实启示。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对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首先回顾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和演变。

随后，本文将深入探讨三权分立理论在现代法治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将提出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现代反思，旨在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2.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诞生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质疑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对理性、自由和平等理念的热烈追求。

孟德斯鸠深受当时社会变革及前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约翰洛克的分权理论。

洛克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了政府权力应当被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为限制绝对权力、保障个人权利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孟德斯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分权理论，他认为，为了避免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部分人手中所可能带来的暴政与滥用权力，有必要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大基本功能。

在孟德斯鸠看来，立法权负责制定法律，体现普遍意志行政权执行法律，处理日常国家事务而司法权则通过独立审判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

这三种权力应当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并且彼此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不仅吸收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力分立的理念，更是在考察各国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精华。

它不仅是对封建集权统治的一种有力批判，也是对未来国家构建蓝图的积极探索，对后世特别是美国宪法及其联邦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构建分权制衡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石。

3.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核心内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作为现代法治和政治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和制衡。

浅析权力制约原则在美英法三国宪法与宪政中体现权力制约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和核心精神之一，无所例外的在全世界各国宪法和宪政实践中得到体现。

但当代某些论者每每论及“权力制约”原则时，往往都狭隘地理解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并试图以此为模型来架构、推动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模式和宪政建设，用以引入司法审查制度并解决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可能出现的不正当性、不正义性。

然而，须知“权力制约原则”的内涵是颇为丰富的。

在西方诸国，以英法为代表的具有宪政传统和深厚宪法文化、理论的国家，对该原则的理解是大为不同的。

在实践上，也形成了有差别的分权模式，而且都没有影响到这些国家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它们的经验，从某种程度上讲，似乎可能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的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借鉴。

所谓权力制衡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

”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

”尤其是“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情，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而相互制约则是防止人们恶性膨胀的根本途径”，因为“人之间相互依仗而又相互牵制，谁都不得任意行事，这在实际上对各人都有利”。

而到了洛克、孟德斯鸠那里，在理论上则完成了对权力制约原则的制度设计，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洛克主张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对外三权），由三个不同的机关来行使。

他们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在他们的理论学说中和制度设计里，尚看不出有什么权力高于什么权力或者权力之间应该相互平行的意思。

似乎，他们希望把这种权力行使、运行的具体过程留给各民族国家自己去解决。

而且，他们的目的都在于通过分权的方法在总体上防止政府过分扩张或专断地行使权力，所以很有可能立法权、司法权在打压行政权方面获得了更为优势的地位。

列宁关于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思想[摘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的过程中，为防止国家公共权力被滥用，列宁提出了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的思想。

他强调要政务公开，保障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要让工农群众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并拥有罢免权；要让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要强化人民对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关键词]列宁；人民权利；公共权力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政权。

从道理上讲，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也就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但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天生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

这样，如何防止国家公共权力被滥用，就成为列宁和俄共(布)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西方“要防止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不同，列宁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的新思路，即通过不晰扩大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方法，以人民的力量制约国家公共权力。

学习他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务公开，保障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为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特别强调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实行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性。

在《关于专政的历史问题》中，列宁说：“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护的。

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群众很容易接近它。

”他强调：“在我们看来，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这就是说，一切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决策要经过人民讨论，使人民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苏维埃的力量源泉。

为此，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事务公开的主张：1．实行公职人员工作报告制。

在1921年《关于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中，列宁要求“所有负责的公职人员一律向工农群众”作“切实的工作报告”，“不仅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且担任负责工作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作这类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