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社会改革，标志着建立现代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现代经济制度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已经拉开帷幕。人们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中体现政府权力绝对性而忽视、限制经济主体或个体的权利。很明显，这种权力至上充斥着一种以政府权力来限制、弱化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公民、法人的经济权利、自由无法在经济活动中真正开展和实现，妨碍了经济活力的释放与发挥。于是乎，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艰难迈进的激扬时代，社会变革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方向，引发人们无尽的思考：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如何以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平衡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使市场经济主体这一基本“粒子”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经济活力和活跃市场的功能。
从权力支配社会，到社会支配权力，是伴随市场经济的文明发展而带来的民主政治的结果，它重新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相互关系，使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人民的普遍的权利要求支配一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下，政府权力总量与公民拥有的权利范围，存有反比关系，即当国家拥有的不受正式限制的无所不包的权力时，它的权力实际上是处于无限的范围之内，而相形之下，公民的权利自由则几乎丧失存在的空间。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权力的主体是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而政府的权力又派生于全国人大并受其制约。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宪法、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和自由，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都来于人民的权力，因此两者有共同的存在基础。公民权利的依法受法律保护并通过政府权力加以保障，权力的行使应以保护权利行使为目标和依归；离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的权力运行，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宪政要求的。
我国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应必须建立和完善有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
政企分开，推进政府的机构改革，有的放矢地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行使内容和行使的目的进行整合。
首先,国家权力应从整个社会领域中逐步退至一个合理的范围。当然这个界限不可能是相当精确的，在制度变迁中，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的权力应大体被界定在制定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规范和监督市场,维护公平的竟争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保障社会基本权利等方面。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和政府从琐碎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为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和增强。
其次，应建立和完善保护私权利的法律制度。不仅要把传统的民主、自由等权利制度化、法律化；而且要把广泛的社会受益权，如生存权、发展权、劳动权、文化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请求国家赔偿权等社会与经济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权利配置中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公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正当利益的动机应得到广泛的承认，市场主体(也是权利主体)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他必然要求排除国家对经济、社会的高度控制,使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利从国家权力的高压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应充分保护公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保护在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协调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只要利益冲突、权利冲突被控制在法律的理性框架之内，国家权力就不应该过多地干预。利益与权利的冲突在一定的框架内有利于社会的整合,也有利于法律对利益和权利冲突的规范与控制。
第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协调发展。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既不能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权力去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也不能像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采取的以公民权利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范围，使国家权力无所作为，使公民权利放任自流。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还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
面,还离不开国家权力的强有力的推动和保护。制定市场运行的规则并消除那些对规则的阻碍和破坏因素。
另外，国家权力在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方面也是不能忽视的，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佳的调节点，让所有的公民都共享经济、社会繁荣的成果。按照恩格斯对国家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那就是国家权力只能沿着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但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发展中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和公民权利日益扩大的客观要求，抑制国家权力有可能给公民权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法律不仅应赋予公民更为广泛的实体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公民更广泛的程序性的权利，使公民在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对其进行监督。
借鉴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公民权利(主要是以受益权形式出现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当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膨胀的情况下，人民所享有的立法权不可能完全通过实体法对行政权进行消极的制约，应主要制定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程序性义务以及赋予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方式，即公民主动行使权利的方式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这样，公民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对待国家权力的运行及其后果。加之完善、公正的司法制度对行政权进行事后的监督，成为公民权利最后的最权威的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会适时进行调整，但其基本精神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紧张关系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中逐步化解，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应是互相制约的，互相促进的，而不是简单的此削彼涨的关系。国家权力运行应当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公民权利和利益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宗旨，无论是个体或是整体的公民权利，不管是在制度安排还是制度运行过程中,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