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三审稿总则评析(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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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金卫民商法讲坛第5期“我国侵权法上的完全赔偿原则”讲座成功举办2017年11月24日下午14时30分,适逢第一届“中国损害赔偿法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举办之际,由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武汉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承办,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协办的金卫民商法讲坛第5期在武汉大学法学院325会议室隆重举行。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我国侵权法上的完全赔偿原则”,主讲人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友军教授。
讲座由武汉大学法学院罗昆副教授主持,法学院张善斌教授、杨巍副教授、武亦文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蒋舸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缪宇博士后等众多师生以及一些校外司法实务工作者,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
罗昆老师首先对周友军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对周友军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丰硕的学术成果、谦逊扎实的学术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罗昆老师表示,周友军老师在侵权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人格权法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在侵权法领域建树颇丰。
讲座肇始,周友军老师首先对完全赔偿原则进行了简单界定:完全赔偿原则也称“全有或全无原则”,是指只要责任成立,赔偿义务人就要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害,而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归责的具体情况。
周友军老师介绍到,本次讲座的选题缘由是:完全赔偿原则在侵权法中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问题,在侵权责任承担方面与诸多问题相互关联,且在民法典编纂中也有重要意义,若想将民法典侵权编制定好,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确立完全赔偿原则,以及如何确立完全赔偿原则。
周友军老师还以伊春空难等案例告诉我们:侵权法上的赔偿本应是恢复到如同损害未发生的状态,但现状显非如此,赔偿数额与理想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真正使完全赔偿原则得以实现。
一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周友军老师从两个方面论证我国应当承认完全赔偿原则。
首先,完全赔偿原则有其法理基础,主要包括如下三点:其一,这一原则契合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指导性原则和目的。
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梁慧星【学科分类】侵权法【出处】中国法学网【关键词】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写作年份】2009年【正文】目次引言一、法律结构、保护客体与归责原则二、多数人的侵权行为三、损害赔偿、停止侵害与分担损失四、使用人责任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六、安全保障义务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八、产品责任九、医疗损害责任十、建筑物损害责任引言我国侵权责任法之制定,应追溯到2002年民法典的起草。
2002年,立法机关委托学者分编起草,由法制工作委员会编纂的民法典草案,于同年12月23日提交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后,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称为《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到,《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有一千二百多个条文,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作为一部法律进行修改、审议,历时很长,难度很大。
遂决定改采分编修改、审议,仍以单行法形式颁布施行,待各编均作为单行法审议通过之后,再按照法典体例编纂民法典[2]。
按照立法计划,应当依次审议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物权法已于2007年3月16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同年10月1日起生效。
按照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侵权责任法草案的修改审议,被提上了立法日程。
2008年,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编[3]的基础上,斟酌民法学者和实务专家等各方面的修改意见,形成《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4],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008年12月22-27日)进行了审议。
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基础上,斟酌常委会审议中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和民法学术界、实务界、政府部门和地方各级人大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侵权责任法草案(2009年10月19日稿)》,提交于2009年10月27日至31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成为《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
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功能(上)主讲人: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评议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时间:2010年9月24日晚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徐建国际报告厅王利明: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中国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功能和中国特色问题。
一、救济功能是侵权法的首要功能大家都知道侵权法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救济;第二是预防。
所谓救济,也称为补偿的功能,或者填补损害的功能,是指受害人在遭受侵害以后通过侵权责任的承担从而使受害人所遭受损害的状态尽可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功能是侵权法的首要功能,正是因为侵权法的救济功能是它的首要功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称侵权法为救济法。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救济功能作为侵权法的首要功能,从而称侵权法为救济法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是充分全面地保障私权的需要。
什么是法治,法治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在学术上也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我个人理解法治这个概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保障私权,规范公权”。
我觉得保障私权是规范公权的基础和前提。
因为只有充分的保障私权我们才能为公权的行使界定明确的范围。
因为私权本身就是公权行使的边界,所以说它界定了公权行使的准确的范围。
充分地保障私权也奠定了法治建设的基础。
那么保障私权和救济功能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从民法的角度来看,保障私权就是为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济。
因为我们讲的救济就是指在权利遭受侵害以后,要通过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来使这个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修复,使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状态得到恢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权利的保障是不是充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这个救济是不是充分。
所以对受害人救济越充分,对权利的保障也就越充分。
在对私权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侵权法尤其要把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放在最优越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侵权法自始至终都确定了生命健康权优越的这个规则。
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审视与建言
李昊
【期刊名称】《法治研究》
【年(卷),期】2018(0)5
【摘要】民法典分则的侵权责任编的立法工作应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展开,同时也要顾及民法典的体系化要求.一方面,侵权责任编要协调好与民法典其他编的关系,避免重复规定和体系冲突;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实施8年来,其优势与不足均展现出来,侵权责任编应当取其长处、弃其短处,并广泛吸纳近年来司法实践和学术讨论形成的成果,促进自身内容的修改完善.
【总页数】13页(P64-76)
【作者】李昊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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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夏英教授做客民商法前沿论坛讲解侵权法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2009年9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在明德法学楼601徐建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
本次论坛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带头人梅夏英教授作题为“侵权法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的学术报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周友军老师担任评议人。
本次论坛由我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孟强主持。
梅夏英教授分四个部分来展开自己的报告。
第一,侵权法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的关系。
梅教授首先分析了大陆法系两种不同的权益保护模式。
其指出,德国模式采取限制态度,贯彻权利本位,对损失的赔偿围绕在权利周围,辅之其他技术手段来保护当事人权益:其一,绝对权利效力与类型的扩张;其二,合同效力的扩张。
法国模式采取宽泛态度,贯彻行为本位,着重在于控制责任的范围,手段有二:其一,侵权与违约的非竞合原则;其二,损害的直接性和确定性。
梅教授认为,损失之所以在观念上有了直接与间接之分,纯粹与非纯粹之别,根源在于绝对权本位的思想,绝对权利与纯粹经济损失是对应关系,树立一个被侵害的权利至关重要。
纯粹经济损失是一个变动概念,在对其保护上,德国法上做得技术性更强,法国法则更为粗糙。
第二,权利本位思维下的纯粹经济损失。
首先,绝对权利保护与纯粹经济损失认定上的关系。
梅教授指出,在德国法上,绝对权利侵害以外的损失,即所有物本身的损害以及附着在其上的损害之外的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
但这种损失排除方法没有绝对必然性。
其次,人格权是框架性而非具体性的权利,是绝对权扩张的结果,人格权受损害不存在纯粹精神损失。
再次,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的关系。
梅教授认为,二者没有本质的联系,通说上以是否具有财产性、无形性、独立性、直接性来区分二者是模糊的。
最后,梅教授总结,权利保护与损害赔偿之间存在一个空隙,赔偿是对财产损失的救济,纯粹与否关涉到立法对可以赔偿范围的技术界定。
论《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作者:王利明[1]关键词:物权法侵权法民法学民法典法学院举证责任论坛主题:《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解读主讲人: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评议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世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法律专家[1]王利明,男,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公安部特约咨询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特约咨询员、国家教育部法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自学考试法学专业委员会成员。
1978年2月至1981年12月在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学习。
1982年至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留校任教至今。
曾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7年至199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在职博士。
1990年6月获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1989至1990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1998年至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福布莱特学者"身份进修、讲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约20部。
主要著作是《民法新论》(上下册)、《违约责任研究》、《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民商法论丛》(1--4辑)、《司法改革研究》、《国家所有权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民法疑难问题》、《民法·侵权行为法》。
1992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6年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冶金行业)论侵权法上的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论侵权法上的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壹、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概说(壹)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的概念和性质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是指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其运营者承担的危险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71条规定:“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运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
”该条确立了我国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制度,它是在总结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和《民用航空法》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条约(如《华沙条约》)和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是危险责任的范畴。
在比较法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都是危险责任,仅有美国在壹些州采过错责任。
[3]我国采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例,此种责任的承担不以过错为要件。
危险责任的归责基础是特别的危险,特别的危险或者表现为损害的严重性(如核设施),或者表现为损害发生几率较高(如机动车),或者表现为损害的不可预测性(如基因技术)。
[4]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的承担也是因为其具有特别的危险,此种特别的危险就是其发生事故会导致非常巨大的损害。
[5]在危险责任之下,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是对合法行为的责任。
运营民用航空器是合法行为,也是经过政府批准的行为。
虽然民用航空器导致了损害,且因此而使得其变为违法行为,所以,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是对合法行为的责任。
[6](二)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和相关责任1,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在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中,受害人也可能是和运营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旅客。
此时,实际上存在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
[7]按照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实际上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请求权。
[8]不过,我认为,对于《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应当做限缩解释,即在允许自由选择的同时,要承认请求权的相互影响,以克服承认俩个独立请求权所发生的不协调或矛盾,且力图避免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契约当事人的约定成为具文。
中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解释论——以《侵权责任法》第16条、
第17条为中心
周玉辉
【期刊名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26)001
【摘要】中国《侵权责任法》确立了侵权死亡赔偿金制度,但因理论积淀不足、立
法技术缺陷及立法者有意回避等原因,现行死亡赔偿金制度较为粗略,可操作性不强,
争议较大.对《侵权责任法》中的死亡赔偿制度研究不应延续立法论思路,而政弦易
辙采行解释论研究.基于中国现行死亡赔偿金项目涵盖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与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并列,故其赔偿的是死者遗属逸失利益损失,其赔偿标准
宜采取“区域内类型化”计算标准.
【总页数】6页(P60-65)
【作者】周玉辉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3.8
【相关文献】
1.民事侵权视野下死亡赔偿金制度探究——兼论《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缺失与完善 [J], 阮锋
2.监护人侵权责任解释论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为中心 [J], 莫非
3.《侵权责任法》第16条之我见——对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解读 [J], 夏
从杰
4.精神损害赔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死亡赔偿金关系的探析——以《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为视角 [J], 黄凯凯
5.论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金制度——以第17、18条为分析重点 [J], 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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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5205(2013)01-0120-(009)收稿日期:2012-06-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8CFX024)作者简介:周友军(1978—),男,汉族,河南省潢川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论民法上的合法替代行为抗辩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摘要〕合法替代行为抗辩是所有责任法领域的问题。
就其在责任法中的归属而言,应采违法性关联说,即属于损害归责的问题。
在确定是否认可合法替代行为抗辩时,应考虑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的规范目的。
而且,被告必须证明,合法替代行为必然导致同样的损害。
针对实践中的主要案件类型,即违反告知义务的案件、违反程序性规定的案件和违反职务上义务的案件,应当分别情形确定妥当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合法替代行为抗辩;规范目的;违法性关联Abstract :The defense of lawful alternative behavior is an issue in the field of liability law ,which should be viewed as a problem of relation of unlawfulness ,in other words ,an issue about attribution of damage.When the judge accept this de-fense of the defendant ,the criterion is the protective purpose of a legal rule or contract.The defendant should prove that the same damage will have surely be caused when he acted lawfully.There are three typical case groups ,namely the cases of informing obligation ,the cases of breach of procedural rules ,and the cases of violation of official duties.Sound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case groups are to be considered.Key Words :the defense of lawful alternative behavior ,protective purpose of a legal rule or contract ,relation of un-lawfulness中图分类号:DF5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概念与现状在民法上,合法替代行为抗辩,是指被告主张,即使其合法地行为仍然会导致同样的损害,从而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侵权法三审稿总则评析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传时间:2009-12-6(本讲稿是北航法学前沿系列讲座的文字稿,时间是2009年11月17日上午,地点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楼405室)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谈谈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三审稿)。
2009年10月27日,侵权责任法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是继2008年12月第二次审议后,人大常委会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的第三次审议。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目前所处的阶段,大概要在明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上通过,也可能今年12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一、侵权法的基本原理(一)侵权法的逻辑起点侵权法的逻辑起点,即罗马法上就有的原则“所有人自负其责”(casum sentit dominus)。
按照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解释,“这项原则的背景是一个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法律观念,其出发点在于,反对由法律来阻碍偶然事件的发生,并反对由法律补偿由命运所造成的不平等。
根据这种观念,只有当他人实施了不正当的行为时,才可能由该他人代替遭受损失的人承担责任。
”在英美法上,这一原则同样被认可,正如美国著名法学者霍姆斯也曾提出:“我们法律的一般原则是,意外事件的损害,应停留在它发生的地方。
”“良好的政策应让损失停留在其所发生之处,除非有特别干预的理由存在。
”正是以这一逻辑起点为基础,侵权责任的承担必须以可归责性为基础,可归责性大概可以等同于我国学界长期使用的术语“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草案二审稿第2条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条规定的问题就在于,其违背了上述侵权法的逻辑起点,似乎侵权责任的承担不以可归责性为基础。
三审稿第2条第1款对其作了修改,现在的表述是“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依照本法”,似乎也等同于认可了上述侵权法的逻辑起点,也似乎强调了侵权责任的承担必须以可归责性为基础。
应当说,三审稿的变化值得肯定。
(二)侵权法上归责原则的双轨制在近代法上,侵权法的归责原则采过错责任原则。
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有一句名言,“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
”这句话一语中的地指出了过错责任的精要。
从学说的角度考虑,过错责任原则应当归功于自然法学派。
在17和18世纪,自然法学派就开始在法学领域建立自己的原则。
就侵权法而言,自然法学派在从事过错侵权责任研究时,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也抛弃了中世纪前期的注释法学派和注解法学派的方法,而从古罗马法中寻求法学的真理。
他们对过失侵权责任的研究,主要依赖于罗马法的原则。
“对过错活动所引起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就是他们从古罗马传统中推导出来的几个原则之一。
据学者考证,“任何有过错的致损,都要赔偿”这个一般的原则是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后来的一些自然法学者所确立的。
在19世纪,采纳过错责任原则的原因是:第一,过错责任原则契合了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社会的需要。
第二,过错责任原则可以保障行为自由。
只要人们尽到了社会生活中必要的注意,他就不必担心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过错责任原则具有道德基础。
个人就自己过失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是正义的要求。
第四,过错责任原则符合自由意志理论。
按照康德的看法,既然理性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个人就应对他们的行为疏忽负责。
法律上的过失是对滥用自由的制约。
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过错责任原则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了。
因为以过错原则为基础的损害赔偿责任,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对受害人提供足够的保护。
在成熟工业社会,人们广泛使用具有重大隐藏性危险之科学技术及构造精密复杂的机械,而此种隐藏危险,又经常随科技活动的操作而突然具体化、现实化,以致在活动过程种,时常造成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严重损害事故。
此时,如果仍然坚守过失责任,则无异否认受害人损害赔偿的请求。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那些对周围世界产生特别危险的机器设备,如汽车、火车、核反应堆等。
此时,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不幸事故仍然可能发生。
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通常不具有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危险责任制度就应运而生了。
在德国,最早的危险责任立法是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法》第25条。
后来,各国普遍认可了危险责任,如法国法上的“无生命物的责任”、英美法上的“异常危险的责任”等。
危险责任的基础是这一法律思想,即为自己的利益开启和控制危险源的人,应当对因此产生的、尽到了最大注意也不能避免的损害负责。
它最大程度地符合此种社会观念,即个人非因过错而遭受不幸时,应当尽可能地获得社会的补偿。
所以,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观念,从而也不断地要求扩张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
危险责任是因合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它的基本思想,不是在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行为之制裁。
因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原因,这些特别危险的活动还是被允许的,例如,汽车的使用、原子能装置的使用等。
危险责任只是要实现社会的损失分担,它针对的是,为社会许可的、有益于社会的但有潜在危险的行为所致的“不幸事件”。
危险责任的承担并不以过错和违法为前提。
危险责任的产生,导致了侵权法上归责原则的双轨制的出现,即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
也就是说,在侵权法上,我们区分“不法”与“不幸”。
过错责任是要救济“不法”的,属于矫正正义的范畴,而危险责任是要分配“不幸”的,属于分配正义的范围。
从三审稿的规定来看,其也认可了归责原则的双轨制。
三审稿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6条是认可了过错责任原则,尤其是其将过错推定至于该条的第2款,似乎是要明确,过错推定只不过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即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责任。
三审稿第7条规定:“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该条实际上确认了危险责任原则。
不过,我认为,从归责原则自身的重要性来看,其似乎应当在位置安排上有所变化,似乎将这两条的规定至于三审稿的第3条和第4条的位置更为恰当,这不仅符合该两条的地位,而且,也与比较法上的做法保持一致,对此可以参见《欧洲侵权法原则》等。
(三)侵权法的二元价值目标从整体上来看,侵权法具有二元的价值目标,即权益保护和自由保障。
侵权法是“特定文化阶级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经济关系、在极其特殊的程度上的产物和反映。
”它的任务就在于,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在自由保障和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以德国法为例,制定于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奠定了德国侵权法的主体框架。
当时,德国仅仅初步成为工业社会,侵权法为了契合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侧重于行为自由的保障,以激励人们的创造性。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德国逐步进入了成熟工业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行为自由的要求变得不那么强烈了,侵权法却必须面对人们的安全要求和因此而增加的社会安全需要。
不过,无论如何,侵权法都承载着二元的价值目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可能有所侧重。
从三审稿的规定来看,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似乎比较侧重于权益保护,对于受害人倾注了更多的心思,这从该草案中危险责任(或称无过错责任)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
这或许是为了要保证“政治上的正确”。
从三审稿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来看,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由保障,该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显然,在立法目的之中,并没有包含自由保障的内容。
所以,我建议,三审稿第1条似乎应当增加“行为自由保障”的立法目的,可以规定为,“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行为自由,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当然,考虑到侵权法中惩罚性赔偿的条文仅有一个,“制裁”两字似乎也应当删除,这也更符合侵权法的民法定位)。
(四)企业理论与侵权法的体系企业责任理论是侵权法领域的新问题,也是我国侵权责任法起草中不容忽视的理论。
该理论的提出者是德国不来梅大学的Brüggemeier教授,我国学者朱岩副教授对此也有深入的探讨。
Brüggemeier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技术风险、企业和保险,与此相对应的是过错原则重要性的降低。
当今的侵权法适用对象有两个:自然人和企业。
对于前者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后者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所以,我们应当以“自然人责任和企业责任的二分”来代替传统的模式。
这里所说的“企业”是一个功能性概念,主要是指为创造经济价值而将资本、知识和劳动组合起来的具有组织机构的联合体,采用何种法律形式则再所不问。
按照Brüggemeier教授的设想,自然人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是:(1)过错侵害他人受法律保护的权益的,构成侵权责任。
(2)自然人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自然人过错的认定以责任能力为前提。
同时,故意责任和过失责任应当严格区分。
故意责任产生如下后果:责任人没有强制责任保险的保护;雇主对雇员侵权行为享有追索权;雇员对外负有无限责任;对于责任人可以适用利润剥夺和惩罚性赔偿等。
而就企业责任来说,其基本构成要件:因经营活动对他人受保护的权益造成侵害的,企业负赔偿责任。
具体包括如下内容:(1)侵害不可避免时,企业承担赔偿责任;(2)企业是指参与市场经营的、有偿提供劳务的经济组织,该企业采用何种法律形式则再所不问。
(3)企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应当承认,Brüggemeier教授看到了侵权法的变化,也试图回应社会发展对侵权法的影响。
不过,企业责任理论的设想,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表示质疑的学者提出如下反对的理由:第一,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界定自然人和企业很难。
比如,一人公司,它究竟是自然人还是企业呢?另外,如果某个法人不是企业,究竟应当适用自然人责任还是企业责任呢?第二,从法政策的角度来看,对企业一律实行无过错责任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撑。
之所以提出自然人责任和企业责任的区分,其目的就是要加重企业的责任。
这么做的一个考量是,“谁受益、谁负责”的原理。
但是,这个论点站不住脚,因为开办企业本身就要承担经营风险,为何还要再加重它的风险呢?另外,有限责任的设立就是为了让公司受到优待,而企业责任的确立与此相矛盾。
第三,从民法和刑法协调的角度来看,企业责任的创设也有不妥之处。
在刑法上,直接作案的人肯定要承担责任,而民法上却不如此规定,这样把民法和刑法对立起来,是否合适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