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科举制度_废科举百年反思_刘海峰

2005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2005 (总第168期)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erial No.168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科举制并非像现代人们的印象那么黑暗,以往人们的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

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多是囿于清末人士对它的否定评价。

其实古代不少文化名人也曾称赞过科举,从隋唐至明清,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

对科举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并为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科举制度;考试;八股文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5)02-0005-08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科举制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

2005年不但是科举制废止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的纪念年份。

自清朝末年,特别是自1905年以来,科举制长期被人们误解。

实际上,历史上的科举制并不像现代人印象中的那么黑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

在废科举100年后的今天,是到了重新评价科举制的时候了。

本文将在介述古人对科举正面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今人为科举辩护的论点及其原因,力图给科举制一个更为公正的评价。

一、古人的评价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生际遇和生活态度了。

由于影响重大且与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科举取士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话题,赞美者与批评者都收稿日期:2005-02-16基金项目:全国教育考试“十五”科研课题(教试中心44号)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讨论与评议・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刘海峰提要:本文反驳唐代秀才科存在时间不止于永徽二年的观点,认为秀才科确停废于永徽二年,此后无一真正秀才及第者。

唐代各种史志记载秀才科停废时间大体一致,下限都未超过永徽二年,这些记载是可信的;未停废论者的主要论据是永徽后仍有一些“秀才及第”者,其实这均是为文者依当时风习以秀才代指进士,不能作为秀才科存在的依据。

秀才科停废并非因防范朋党之争等,及第难度太大,使人不抱希望及州长贡举不当则受连累是其衰废的根本原因。

科目的兴废是科举制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因为它不仅是考试制度本身的变动,而且往往反映出政府取士政策的调整和社会风尚的变化,甚至关系到一代文学与经术的矛盾互动。

秀才科是唐代贡举六门常科中最早设立、历史最为悠久的科目,也是法定地位最为崇高的科目,又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科目。

对其在唐代的行废时间,以往有不少中外学者做过探讨,笔者发表过《唐代秀才科存废与秀才名目的演变》①一文(以下简称笔者前文),对一些论者关于秀才科并未停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的观点进行过明确辩驳。

《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了余子侠先生《唐代秀才科考论》一文(以下简称《考论》),又一次提出秀才科存在的时间不止于永徽二年的说法。

由于有关唐代秀才科和秀才名目的历史记载纷繁错杂,不将此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有唐一代的一些相关文献和许多诗文便殊不可解。

为此,本文拟进一步论证唐代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此后无一真正的秀才及第者。

一秀才科始于汉代,在南北朝隋代之间,曾为贡举科目之最。

但绵延至唐初,已成①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六典》诸多作者和杜佑便为那些“秀才及第”者的同时代人,因而以下我们首先着重分析、推敲《唐六典》、《通典》的记载。

奉旨于开元十年(722年)开始修撰、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一说为二十七年)的《唐六典》是研究唐前期科举的第一手资料。

在修纂《唐六典》的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中国科举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由于主考官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进士科举子李权“矛盾失体”,引发了将科举主管权限改由礼部侍郎掌管,并于开元二十五年对明经、进士等科举考试内容作出改变。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一、本文概述《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是一篇旨在重新审视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百年影响的文章。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选拔官员的方式，曾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这一历经千年的选拔机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本文试图通过对科举制度的回顾，分析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反思。

文章首先概述了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废除背景，探讨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

接着，文章分析了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国社会在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章还就科举制度废除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官员选拔机制的变革、教育体系的调整、文化传承的断裂等。

在反思部分，文章对废除科举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也指出了废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章认为，虽然废除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文章呼吁在现代化进程中应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旨在通过对科举制度的重新审视和评价，揭示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期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科举制度的优点与贡献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选拔官员的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其废除已有百年，但回顾历史，我们仍可以发现科举制度存在的优点和做出的巨大贡献。

科举制度以其公平性、公开性和竞争性而著称。

无论士人出身如何，只要他们通过层层考试，就有可能获得高官厚禄。

这种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传统，使得更多有才能但出身贫寒的士人有机会进入官场，为国家服务。

科举制度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繁荣。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涵盖儒家经典，这使得士人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些经典，从而推动了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承。

《科举制度及其废除百年后的反思》摘要：科举制度标榜的“唯才是举”精神，以及注重机会均等，强调公正、平等的合理内核，被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法等国所吸取，演变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官考试制度，到今天这一制度已成为西方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时，考试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算、明书、明道及武举等，同时还保留了“吏道”，又因痛恨科举制度，把“八股文”的刻板、空洞等弊病凸显出来，认为“八股文”足可以代表科举制度的一切内容提要：科举制度是盛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

科举以其相对开放和公正的考试取才的方式，突破了古代宗法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垄断，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

科举开世界职业文官治理之先河，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

进入近代，科举制度与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促使其走向极端封闭与衰亡。

这些合理内涵后来为西方所引进，融合进入它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之中，成为西方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科举制度选举创举废除百年反思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52—4科举，创立于隋、盛行于唐、发展于两宋、衰亡于明清，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集政治、教育及文化于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态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

但科举制度又一度被视作同鸦片、小脚一样的“国粹”而颇遭指责，最终于1905年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科举制度并没有因为其被废除而为人们所遗忘，时至今日，对这一重要制度的争议仍然很多，毁誉参半，难以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一种制度能实行1300年，跨越了隋唐以后的不同朝代和政权，并在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广泛实行，已经说明它在古代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举在近代之所以被废除，一是它与旧制度捆绑在一起，反封建连带把科举也扫除；二是与学校相比较，它培养人才的方向太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要，废除成为必然的事。

作者： 刘海峰[1]
作者机构： [1]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361005
出版物刊名：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页码： 60-72页
主题词： 科举制;考试;书院
摘要：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人士和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不仅否定废科举，而且主张恢复科举制；第二类是对废科举提出质疑，认为废科举是因噎废食，但并未提出恢复科举制；第三类是不否定废科举但充分肯定科举制。

本文认为，科举制应该平反，废科举则是历史的必然。

重新认识科举制，不等于否定废科举，更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

科举制尽管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仍不失为中国的一大发明。

千年科举的世纪反思作者：刘海峰《光明日报》（ 2015年09月01日14版）编者按1905年9月2日，运行了1300多年的选材制度——科举制宣告废止。

尽管科举制的列车走到了终点，但科学选材的讨论却并没有停下。

110年过去了，我们对于科举制应该有怎样的反思？2015年9月2日，是中国科举制废止整整110周年，随着科举制渐行渐远，我们比过去对科举制越来越能有一个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价了。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止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对隋唐到明清的官僚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现代中国也还有深远的影响。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挑战，曾经相当适应传统中国社会的科举制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1901年对科举进行重大改革，不仅废止八股文体，而且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逐渐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

然而，科举制仍然无法适应风驰电掣般变迁的时世，根基雄厚的科举制还带着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运行，使得近代新学难以有机统合到这一复杂精细的系统中去。

废科举后对科举制的评价观点，依出现时间先后，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全盘否定阶段、在总体否定中肯定其中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的阶段、在总体肯定中否定其中某些应该否定的因素的阶段。

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之后逐渐进入第三个阶段。

在科举时代，科场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十分神圣而崇高的名称，因此有“科第之美”的说法。

由于科举选拔出大量的人才，人们对科举出身者十分敬重，因此科举时代流行着“科名以人重，人亦以科名重”的格言。

科名阶层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多数人确有真才实学。

“举人、附生之所以贵于世者，谓其以诗书自致。

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刘海峰摘要: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

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

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

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关键词:科举;考试;八股文;进士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5)04-0041-06在人类创造的各种制度中,有的在创制之初轰轰烈烈,并被人们广为称颂,但时间一久便烟消云散,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有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引人注目,在其存在期间也不断被人批评,但却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在退出历史舞台后还常常为人们所提起。

科举制便属于后者。

身处科举时代的人对科举观察得虽很细致,但却不一定很全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时空距离拉开之后,尤其是与其他参照系进行比较之后,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自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朝政府发表上谕宣布停废科举,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

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

此后的100年,总体而言,中国进入了一个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在科举制百年祭的今天,回顾1400年间科举评价的沧桑巨变,反思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我认为,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应该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

一、尊崇科举的时代科举时代是指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社会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

中国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虽然科举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属于科举时代。

可以这么说,所谓科举时代,也就是实行科举、尊崇科举的时代。

为科举正名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361005）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感觉确实说到了很多我不曾知道或有误解的东西，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感觉这是一篇好文章，就摘了过来，还望作者刘海峰先生见谅，只是想让跟多的人看到这篇文章。

摘要：科举制是一个长期被误解和妖魔化的制度，科举则是一个被丑化的名词。

实际上，“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以往人们对科举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和偏见，出现各种以讹传讹、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

清末废科举时已经矫枉过正，现在还需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才能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

科举是传统社会相对最公平的一种选才制度，它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凝聚着中华历史上众多文化巨人无数智慧的一项制度创造。

关键词：科举；科举制；正名经过2005年科举百年祭的洗礼之后，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逐渐被许多人所知晓、理解和认可。

但是，由于过去以偏概全的宣传灌输造成人们对科举的负面看法根深蒂固，要消除对科举的误解，还需进一步廓清一些笼罩在科举制上的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再作本文，为科举正名。

一、一个被妖魔化的名词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0年，科举制刚被废止五年，在一片对科举的唾弃声中，梁启超冒着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言论：“夫科举，非恶制也。

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

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

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

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

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在科举制才被废止不久的时候，梁启超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另类的，当时他还在日本避难，思想已趋激进。

科举制度应当如何评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刘海峰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科举制废止整整100年后的今天,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而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全面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1“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 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钜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2“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故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谕准;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3一百年后的历史思考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100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着,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着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能更客观、更全面;相关链接多学科视角研究科举学覃红霞谭南周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废止至今已有百年,但其是非得失的争论十分激烈,不但国内研究从未停止,国外也有众多学者对中国的科举考试深有研究,主要表现为理论层面的科举制度历史价值与现实影响的探讨;近20年来,由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引发对科举制度新一轮的研究热潮,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及其兴废的原因、科举考试的管理方法,尤其是防患作弊的方法,力图从中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150人,日前聚集在厦门大学,参加了由厦大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如何评价科举制度废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着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认为：“100年前的今天,在新学与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中,在维持科举制度前提下数次改革尝试的失败后,科举制度终于被废止了;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但不等于科举制度没有历史价值和某些至今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教育遗产;”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功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科举制不仅传播儒家思想,培养庞大的“士”阶层,还使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对加强社会安定、民族融合、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流动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但也有研究者指出,科举经过千年运作,将这一制度的两端即上至统治阶层和封建政府下及广大士子乃至普通民众卷入其中,成了越来越凝滞的“累人”制度;更有研究者直接提出,科举考试是对人性的摧残,是中华民族缺乏创新性的重要原因,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科举考试对人是一种摧残,还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两种观点是否有相容之处,虽然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视角上有不同的看法,但通过讨论,研究者也彼此加深了理解与融合;自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于1992年提出“科举学”一词以来,近10余年间,学术界围绕着科举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包含着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地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再各学科分门别类、各自为战地研究科举,改由各学科交叉协作共同系统地研究;因此,关注科举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建设的定位与学术品格,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分析科举研究的政治视角、文化地理视角、关注科举学与书院学也是本次研讨会论文提交的一个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