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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文学作品
台湾的人文作品源远流长，多为表现家国情思，反映现实问题和乡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
台湾的现代文学始于1920年，主要作家包括赖和、杨逵、吴浊流、吕赫若、龙瑛宗等。
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关注社会问题和乡土文化，其中思恋家国、反抗压迫、认同祖国是常见的创作主题。
例如，在赖和的《故乡的老母》一文中，他通过描述母亲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故土的深情思念，表现出台湾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认同。
而杨逵的《郑成功传》则通过描述明末清初的历史事件，展示了郑成功抵抗外族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壮举。
台湾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在人文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例如，在杨逵的《垦丁奇谭》中，他通过描绘垦丁的美丽风光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展现了台湾传统文化的魅力。
而在吴浊流的《牛车水人家》中，他则通过描绘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华族文化在异国他乡的传承和发展。
此外，台湾的现代文学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同时，台湾的现代文学也在创作风格和艺术表现方面具有独特性，深受世界文学界的瞩目。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
台湾彰化人。
赖和除行医外，还从事抗日活动与文学创作，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
先后发表一系列散文新诗和白话小说，如《斗闹热》、《一杆“秤仔”》、《惹事》等，均收在《赖和先生全集》之中。
他的作品对台湾“五四”以后的一代乡土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赖和则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台湾文学的“奶母”。
他曾负责台湾民报文艺栏，积极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为日本殖民政权所不容，入狱两次，仍不屈服，奋斗不懈，1943年因病去世，享年50岁。
试述赖和对台湾的贡献?赖和幼年习汉文，旧文学根底深厚。
五四运动后，他理解到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精神，新时代的来临理应有相对的新文学形式与内涵；并在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后，因积极投入抵抗运动的对日文化斗争及思想启蒙运动，开始改写新体诗和小说。
一九二五年开始，陆续以白话文发表随笔、新诗和小说，成为日治时代上的主要作家。
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小说，借台湾乡俗的迎神赛会，指出台湾人愚昧、浪费及逞凶斗狠的丑陋性格，成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里中文小说的滥觞。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不仅是最有力的实践者，也是运动价值观的主导者，他把新文学定位成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进行抵抗压迫、文化斗争的手段，以及台湾人民思想的启蒙运动。
对台湾第一件农民运动中的战友表示敬意；进而肯定他们反抗的意义与价值。
赖和不仅毕生以医道救人，诊治人的肉体，而且以文学的良知，反抗日本的殖民政权，唤醒被压迫者的灵魂。
赖和的诗、文，都建筑在为了抵抗强横无理的凌辱、压迫、剥削的动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发言，把文学创作的意义，定位在社会运动。
他的小说人物都以一般平民为主，包括农民、庶民、菜贩、妇女，批判、谴责的矛头，则指向警察、士绅、殖民官吏等。
平民受到后者经济的压榨、剥削，人格的摧残、凌辱，政治的迫害，反映了日治时代台湾人民被殖民统治下衍生的共同遭遇。
然而赖和之所以被人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就是因为他开风气之先，领导文学加入抵抗运动的文学观，树立了台湾新文学运动最主要的精神标竿。
文学是动态的、精神的文化现象，避免地与时代的现实发展相互干涉; 文家内容与形式的变他，各有其复杂的过程，因社会的、思想的和广义文化的变动所导致。
起源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其外因素无疑占有主导性的决定作用。
赖和处身于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两条政治路线中，以坚强的抗日决心，以不具领袖欲的性格及其包容力，支持日据下台湾左右两翼的社会运动从而呈现在异民族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挣扎的痕迹。
1943年-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逝世
1943年11月15日，台湾新文学之父、著名诗人、诗评家赖和在台山
病逝，年仅41岁。
赖和，原名赖和棋，1902年出生于台湾台山，初中毕业后移居大陆，
在政治、外交与文学方面均有突出表现，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
他早年在台湾就读学校，虽然没有正式的文学教育，但他曾参加大陆
文学家朱自清组织的“北平艺术家联合会”，由此受到文学创作的启发。
1929年第一篇诗“小花病院”发表后，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领头
文人。
他的诗歌集曾被选为国家文学鉴赏教科书，诗篇流传甚广，其中无数
篇诗作中蕴含着浓浓的台湾文化气息，许多诗作也被收录在台湾和大
陆的诗歌选本中，其中包括“吕宋赋”、“夏日狮子”、“立春”、“秋叶”、“夜闻萤火”、“放火烧月”等，丰富了台湾的文艺景观，更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
一生的文学创作领悟，赖和给台湾人带来了优秀的文学传统，正是这
种深刻的文化熏陶，让台湾文学能够实现发展，在台湾的文学史上留
下了深刻的印记。
柔软与温情的叹息赖和小说中孩童形象分析探究在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赖和无疑是一位先行者。
他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着眼于底层群众的生存现状，反映了台湾复杂的社会环境，开启了台湾文学的新时代。
在接受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压榨的当时的台湾，作为文化协会的领导者之一的赖和积极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同时意识到“单是政治运动，不能算是完善的补救方法”。
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
”（1）面对未觉醒的民族，赖和行医与参加政治运动的同时笔耕不辍，进行文化创作。
他的作品反映了殖民与封建压迫，同时反思着隐藏在民族问题下的阶级压迫。
如今现实生活中的孩童，不仅受到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呵护与关照，更有相关组织和法律的特殊保护，可谓温室中的花骨朵。
而在百年前的台湾旧社会，不必谈儿童教育成长，能否存活下来都尚成问题。
赖和作品中的儿童更是悲剧的集合，他们多数生来就被置于苦难之中，穿梭在苦难中，任人摆布。
本论文针对赖和小说作品，对其中的孩童形象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孩童形象的内在意蕴，加深对赖和与当时的台湾社会的理解。
一、少年儿童形象的表现形态（一）天真的花朵——穿梭在苦难的人间对于孩童的形象描写，赖和更多的是侧重神态和心理而非语言与外貌。
对于孩童的外貌，赖和甚至不言一语。
例如《可怜她死了》文中，阿金是全文最核心的人物，而赖和却将最精致、细腻的笔墨留给了富户阿力，而对于阿金，则只有简单的神态描写：“那命薄的阿金，仍是活蹦乱跳地跳来舞去。
”（2）不需赘言，仅仅是神态描写，赖和就可写书天真烂漫的孩童形象，而孩童愈是天真烂漫，其悲剧性也愈强。
赖和的作品《前进》的主角由两个孩童担任，他们穿梭在风雨中。
孩童的形象并非生活中真实的孩童，而是极为抽象的。
赖和一改质朴的文风，在文中毫不吝啬地使用修辞和华丽优美的辞藻，使用象征手法，以黑夜比喻台湾当时的社会现状，将文化运动的左翼右翼比作稚嫩的兄弟。
他们的身世未知，流浪在外的原因未知，但参照赖和笔下的孩童形象，这两个孩童也是天真的、无辜的。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摘要】台湾作家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又是一位极富民族气节的爱国作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股汹涌浪潮的催发下，他为台湾的白话小说和白话文写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写实的手法影响了之后的一批又一批作家，是当之无愧的“台湾新文学之父”。
【关键词】白话小说；白话文写作；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翻开了我国思想文化革命崭新的一章，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连当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我国台湾省，也掀起了相应的波澜。
赖和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波澜中的一员。
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保持着一身正气，以炎黄子孙的铮铮铁骨，直面台湾人民被异族蹂躏的斑斑血痕，将历史的悲愤，流淌在自己笔端。
一、正气凛然的一生赖和的祖根在大陆。
他原名赖河，字懒云，曾用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出生于台湾省彰化。
祖上是客家人，但到他这一代，已不会说客家话了。
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自嘲，“我本客属人，乡语径自忘，戚然伤抱怀，数典愧祖宗”。
1894年4月25日，赖和出生在台湾中部彰化一农家。
第二年，日本根据中日甲午之战与清朝签订的《马关条约》派兵进驻台湾。
呱呱坠地不久的赖和即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子民。
此后，在他四十九年的人生征程中，耳濡目染，处处都是殖民者的横暴恣肆，掠夺欺凌。
他那颗抗暴的中国心，深蕴着民族自尊，洋溢着对祖国的耿耿情怀，为此，他曾两次被捕入狱。
第一次在1923年12月，那时台湾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催发下逐渐展开。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加入协会，并被选为理事。
殖民统治者借口所谓“六三法”(1896年驻日总督府发布的第六十三号法令)中关于“治安警察法”条例，进行大搜捕。
赖和等四十余名文化人系狱。
赖和忿忿地唱出“戴盆莫望天，坐使肝胆裂”的呼号。
第二次入狱，正当“珍珠港事件”前后。
督府施行“战时体制”，强行将台湾推向侵华战争前沿，贯彻什么“治台三策”，即皇民化、基地化、工业化，下令取缔进步报刊，禁用汉文，废止人民沿用的汉传风习，强制人民改换日本姓氏，改穿和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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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摘要】台湾作家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又是一位极富民族气节的爱国作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股汹涌浪潮的催发下，他为台湾的白话小说和白话文写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写实的手法影响了之后的一批又一批作家，是当之无愧的“台湾新文学之父”。
【关键词】白话小说；白话文写作；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翻开了我国思想文化革命崭新的一章，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连当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我国台湾省，也掀起了相应的波澜。
赖和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波澜中的一员。
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保持着一身正气，以炎黄子孙的铮铮铁骨，直面台湾人民被异族蹂躏的斑斑血痕，将历史的悲愤，流淌在自己笔端。
一、正气凛然的一生赖和的祖根在大陆。
他原名赖河，字懒云，曾用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出生于台湾省彰化。
祖上是客家人，但到他这一代，已不会说客家话了。
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自嘲，“我本客属人，乡语径自忘，戚然伤抱怀，数典愧祖宗”。
1894年4月25日，赖和出生在台湾中部彰化一农家。
第二年，日本根据中日甲午之战与清朝签订的《马关条约》派兵进驻台湾。
呱呱坠地不久的赖和即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子民。
此后，在他四十九年的人生征程中，耳濡目染，处处都是殖民者的横暴恣肆，掠夺欺凌。
他那颗抗暴的中国心，深蕴着民族自尊，洋溢着对祖国的耿耿情怀，为此，他曾两次被捕入狱。
第一次在1923年12月，那时台湾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催发下逐渐展开。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加入协会，并被选为理事。
殖民统治者借口所谓“六三法”(1896年驻日总督府发布的第六十三号法令)中关于“治安警察法”条例，进行大搜捕。
赖和等四十余名文化人系狱。
赖和忿忿地唱出“戴盆莫望天，坐使肝胆裂”的呼号。
第二次入狱，正当“珍珠港事件”前后。
督府施行“战时体制”，强行将台湾推向侵华战争前沿，贯彻什么“治台三策”，即皇民化、基地化、工业化，下令取缔进步报刊，禁用汉文，废止人民沿用的汉传风习，强制人民改换日本姓氏，改穿和服等。
在那屠刀高举，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中，赖和仍我行我素，穿中服，不改名，拒用日文写作。
殖民者以“莫须有”罪名，将他投入囹圄。
此时赖和身染沉疴，但仍气贯长虹，力拒逼写“反省录”。
狱外盛传他将凶多吉少。
家人们忧心如焚。
其弟赖其尧多方奔走，终于获准保释就医。
据台湾作家杨云萍在《赖和记忆》中追述，他到医院去探望赖和，谈到萧瑟零落的台湾文艺界，某些人噤若寒蝉，而当提起鲁迅时，赖和不禁振奋，立即挣扎起平躺的身子，旋又手抚胸口，双泪直流，大叫“我们所做的新文学运动都白费了力气！？”当时台湾有些文人确在唱着“陛下的大御心，这是唯一的护身符”。
赖和因为不唱此咒文，而被警察监视。
赖和的直道而行，郁郁于怀，就医不久，于1943年1月31日含恨辞世。
在缧绁的苦难中，他留下了散文《狱中日记》和满怀悲愤的诗篇——《夕阳》：“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赖和的壮志宏愿在这二十八个字中宣泄无遗。
他在法西斯嚣张气焰中看到了“日渐西斜”，在人民苦苦煎熬中，指出“苦热无多久。
”他至死坚信日寇必败，中国人民必胜。
二、台湾白话小说第一人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赖和是以中国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他的《斗闹热》、《一杆“秤仔”》与《不如意的过年》等作品，最先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呈现在台湾民众的面前。
赖和的创作生涯比较短暂，前后仅十六年，总共只发表了14篇小说(近年又有若干篇小说被发现)，小说的数量不算丰腴，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仍是屈指可数的著名小说家之一。
从这些作品看，他执著地追求写实作风，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作品堪称是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社会生活中的若干不良习俗：比如赌博，已成“习性”，“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不如意的过年》)。
又如抽鸦片，一些瘾君子视之为“世上无比”的幸福；更有人，借着倒卖鸦片来发财《(棋盘边》)。
还有《斗闹热》，写及小镇居民的愚昧，仅是为了意气之争，就将大量的金钱浪费在迎神赛会的斗“闹热”上，以致“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农民受到的经济盘剥：蔗农添福伯用“三四倍”于他人的辛苦，精心栽植甘蔗且获得丰收。
可是日本制糖会社却在磅秤上做手脚，使得他的甘蔗重量“约减有五分之二”。
于是，不仅“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告吹了，而且“五个月的春粮所费(日常费用)”也无着落《(丰作》)。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殖民者的专制统治严酷到了何种地步：“一群鸡母鸡仔在菜畑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
”而种菜的，“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
因为，这鸡群是“那衙门里的大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日本警察称大人或查大人)所饲的，‘拍(打)狗也须看着主人’。
”《(惹事》)试想，连这“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人”，则其主人出场，岂不气焰万丈？果然，街面上，查大人们“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不如意的过年》)。
会堂里，若有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者举办演讲会，殖民当局即派特务高等警察(特高)莅会监听。
往往是“三句半就中止，加(多)讲一句，就扭下去”《(辱？！》)。
通过这面镜子，还可以照见受尽欺压的平民百姓的反抗——比如，《一杆‘秤仔’》的主人公秦得参。
秦得参是一个农民，他一岁丧父，九岁替人放牛。
十六岁时欲租佃谋生，适逢会社圈地种蔗，无田可贳。
若给会社当劳工，形同牛马，他还太嫩，因此沦为“散工”。
十八岁时他娶妻生子，二十一岁老母辞世，他独自劳作养家，不幸病魔缠身，又逢年关，勉强挣扎着借来一根金花，典当三元钱，去贩卖生菜。
谁料碰上巡查(警察)。
他不懂奉迎，巡查震怒，折断了他借来的“还新新的秤仔”，喝骂“畜生！到衙门去。
”妻子惊惧，将挣来的三元钱赎他回家。
秦得参深感“人不像人，畜生谁愿意做？！”趁夜，杀死巡查后自杀。
这是一幕悲剧，也是一篇觉醒者的赞歌。
秦得参死于殖民者对土地的鲸吞，死于警察的专横。
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反抗是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譬如《辱？！》，写及平民百姓对“侠义英雄传”的戏十分热衷“看的人破例地众多”。
对此现象，赖和议论道：“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
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
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
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
”再看另一篇优秀作品《可怜她死了》。
女主人公阿金本是父母疼爱的独生女。
只因交不出户税，她被卖作“送做堆”(童养媳)。
所幸婆母顺和，未婚夫“强壮活泼”。
十七岁时正待圆房，公公在罢工风潮中被抓。
夫婿救父，被警察毒打，呕血而亡。
生活无着，阿金成了四十多岁财主的外养小妾。
半年后，她怀孕被弃。
一连串的打击，十八岁的她投水自尽。
阿金悲惨的一生有三个打击：一、户税制，使她失去了童年的欢愉：二、警察暴行，扑灭了她为人之妻的企盼：三、殖民者保护纳妾法规，剥夺了她为儿之母的权利。
阿金的遭遇是当时整个台湾妇女不幸命运的缩影。
上述几部作品中均出现了警察。
赖和笔下有许多警察形象，这是赖和艺术追求的一个特点。
他的小说《惹事》中欺辱寡妇的是警察：《丰作》中殴打蔗农的是警察：《浪漫外记》中威势赫赫，兜捕“鲈鳗”的也是警察。
此外，《不幸的卖油炸烩的》(小剧)和《善讼人的故事》中扣押抓打台胞的还是警察。
这是因为在日据时期，台胞最痛恨警察。
他们是殖民者的工具，除充当打手鹰犬之外，还兼有辅助行政的职能，贯彻什么“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规则”、“度量衡规则”等等，举凡小民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们觉得不顺眼，即可随心所欲，横加干涉。
最初，所有警察都是日本人，名曰巡查，人称“查大人”。
后来，殖民者采用以台治台政策，吸收台籍走狗充当“巡查补”，台胞蔑称之为“补大人”。
这些“大人们”组成了一个严密而残酷的网络，强化了殖民者对全台湾的专制统治。
赖和痛人民之痛，恨人民之恨。
他笔下的警察是各种人间悲剧的直接制造者。
他写他们的作恶行径，也形象地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
请看《不如意的过年中》的“查大人”。
岁暮时节，查大人原想大批收受“御岁暮”，将私蓄凑满五千。
谁料这次却觉得羊般驯良的台民送钱似乎“意外减少”。
他十分愤怒，到处去寻事：无缘无故取缔行商：抬脚踢翻各个小摊：举手折断店铺“秤仔”：随意苛加卫生罚金，甚至想抓几个冲撞他的人，以“妨害公务执行”罪，加以严惩。
凡此种种，无非想让蠢民们明白他的威势与心思。
可恨的是这些“畜生”呆若木鸡。
他心里越发窝火了，忽见街口热闹，有人在赌钱。
本来新春旧岁默许赌钱玩乐。
此时他却忍不住喝呼，吓得人们四处逃散。
他只抓了个孩子。
让他指认赌钱者，孩子只会啼哭。
他怒打并将他抓到衙中罚跪，自去饮酒。
夜来醉卧，听到孩子饮泣，兀自破口大骂。
这里，赖和通过查大人在街上、在赌摊、在衙门三个场景，挖掘了查大人隐秘和阴暗的内心世界，使查大人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
这个艺术典型植根于台湾殖民统治的土地里，是特殊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
“五四”时期，我们见过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形象”，巴金《革命三部曲》里的“病态革命者形象”。
这些不朽的艺术典型，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型时期的产物，是艺术画廊里的新色彩，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在这里，警察查大人形象是一个创造，也有可贵的认识价值。
“查大人”的典型性在于社会地位的奇特。
他在殖民者中，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在小市民中却是个“大人物”。
他是“小人物———大人物”的复合品。
这种人物的性格共同点是自私、贪婪、冷酷、凶残。
他们的行动特征是：无法无天，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恶不作。
正是这些“复合品”的艺术存在，才使我们触摸到半个多世纪前，失去祖国蔽护的台湾同胞过的那种悲惨、任人宰割的生活。
三、台湾式白话文写作的奠基者赖和创作的又一贡献是他采用台湾式的白话文写作，形成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文学语言。
台湾除本地居民高山族外，大都是汉族移民。
汉民们多来自闽、粤两地。
闽地人操福佬语，粤地人操客家语。
这两种语言都流传在口头上，没有规定的书写形式。
文言文中的汉字是他们共同的认知，却与其口语不合辙。
加之，殖民者欲割断他们的祖根血脉，强迫他们尊日语为“国语”。
这样一来，台湾话文运动，不但要解决日本话与台湾话的问题，还要解决台湾话与“五四”提倡的“白话”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