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诚与真的眼光看魏晋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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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诚与真的眼光看魏晋士人
作者:张琦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4期
摘要:魏晋时期,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各领风骚,文坛蔚为壮观。
本文借鉴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采用的方法,同时涉及一点社会学家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探讨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行动并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后对他们看似优游卒岁的人生及其文学作品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魏晋士大夫;诚与真;人的觉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4-0-01
特里林在《诚与真》中界定了“真诚”与“真实”的概念,认为“真诚(sincerity)主要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而“真实(authenticity)更关注外部世界和人在其中的位置,但却不会轻易地屈服于社会生活环境”1。
在他看来,要做到真诚似乎并非难事,但要符合真实却颇为费事。
如何评价文学作品,他认为如果对它的评价是真诚的,那么意为虽然在美学或知性方面无可称道,但至少思想单纯,似乎略带贬义。
如果以这个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来品评魏晋士大夫们,我认为大部分是既不真诚也不真实的。
士大夫往往怀有济世经邦之心,在君臣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出仕便是最佳途径。
一些人或凭借门阀出身或出众才能位极人臣,谢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与人泛舟时突遇风浪,其他人都神色惶恐,唯独他气定神闲,这篇轶事记录在《雅量》篇中。
他与人下棋时得知其侄谢玄打仗大胜的消息但“意色举止,不异于常”2。
这样的完人只在《尤悔》篇中表现出稍稍不满,“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
成熟的标志在于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与朋友游玩时端着喜怒不形于色的架子,掩饰紧张和害怕,表现出的情感与内心实际的情感有差距,另一例表现出的淡然与内心的喜悦也极不吻合,这种作态称不上是真诚的。
谢安本身的性格使得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因此显得不真诚;他身居高位又反过来要求或强化了内敛隐忍的特点。
最后一例应为真性情的表露,然而刘义庆有意帮其开脱,以“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3的议论作结。
这种有意维护书中人物名声的做法倒使得作品有失公允。
为官的毕竟少数,更多的士大夫则怀才不遇,流落乡野。
有钱的“有闲阶级”在郊外建立园林,选址一般不会离皇权所在地太远;更多的是当隐士,同样不会选在皇帝找不到的地方。
归隐只是一种终南捷径罢了。
嵇康和阮籍却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他们讲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愿为繁文缛节所束缚。
阮籍居丧期间饮酒食肉,与邻家美妇相伴而眠,做出种种逾矩之事,以行为上的放荡无礼来讥刺司马氏所谓的“以礼治国”。
封建专制统治下,嵇阮之辈都只能以消极
行为来避祸,更遑论平庸之辈。
即使有壮士舍生取义,影响力还没扩散就被统治者封锁消息息事宁人了。
所以,仅从结果来看,魏晋士人活得并不真实,他们反抗的程度和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
文人们大都将一腔热忱诉诸笔端,留下作品以遗后世。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是展现披着面纱的真实,作家—文本—读者的链条中,作家与读者隔着文本,痛苦的作家强颜欢笑,赋予文本不真诚不真实的性质,使之看起来令人愉悦或尽可能降低悲伤的程度,读者若要深究作家真正想表达的感情便要下一番功夫。
作为读者,我们需要剥离古代人物身上的光环,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赫赫英雄。
像特里林说的,“英雄是一个演员,他表演他自身的高贵
感”4。
其实每个人都有意或无意地用某些技巧控制自己给人的印象。
当双方构成一种情景定义,戈夫曼便称之为“运作一致”,而作为“印象管理”的表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达到这个要求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士人更大的价值在于展示而非参与。
进一步思考,不真诚、不真实一定就是负面的评价吗?惯性思维里,认为真诚和真实是两个褒义词,应是文学坚持的终极价值。
长久以来对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真诚度的要求总是占据道德制高点,而我认为应该更加审慎地对待。
首先,文学自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追求,它是自在自为的,读者希望获得的是一种美的享受。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它们得到历代传颂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反映了中晚唐的历史现实,而更多体现在高超的艺术手法以及诗与史的完美结合。
文学可以作为史料,但毕竟只是作为历史书写的辅助作用,主要部分还是交由历史学家们完成吧。
其次,处在魏晋时期政治高压下的士人大部分是无力抗衡的。
在当权者允许的狭小范围内表达真情实感,并没有多少可言说的余地。
为求自保选择不抵抗或消极抵抗无可厚非。
最后,从文学作品来看,《饮马长城窟行》、《驾出北郭门行》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室思诗》、《思旧赋》抒发一己哀思,《酒德颂》、《咏怀诗》以曲笔手法表达不满。
从魏晋文学作品的内容来看,逐渐从秦汉时期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情感的多样化展示。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于是,魏晋时期迎来了轰轰烈烈的“人的觉醒”时代,这是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人文财富。
注释:
[1][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张撝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3]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张撝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页。
[4][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