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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多元化：魏晋时期，由于政权更迭和社会变革，导致社会思潮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的思潮表现在世说新语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派的人物都被提及，包括儒学、道家、墨家等。
这反映了魏晋时期文化积淀的多样性。
2. 儒释道并重：魏晋时期，儒释道三家并存，世说新语中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其中既有管仲、颜回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故事，也有佛教和道教的禅机和隐逸之辈的故事。
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不同思想流派的包容和关注。
3. 个体价值的崇尚：世说新语中经常提及个体的思想、品德和行为。
这种关注个体的特点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家对人性的思考和探讨。
4. 增强自我审美：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文学、音乐、美食等方面的描述。
这体现了当时社会日益增强的审美追求和对艺术的重视，也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的来说，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主要体现在文化多元化、儒释道并重、个体价值的崇尚和增强自我审美等方面。
这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
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
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
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
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
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
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
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
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读《世说新语》，漫谈魏晋六朝士人的审美时尚一、说不尽道不完的“风流”《世说新语》是一部清谈之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部有关“风流”的教科书。
关于魏晋风流，前人之述备矣。
古人对“风流”二字是推崇备至的。
说什么韩掾偷香、二陆年少、兰亭雅集、桃叶桃根、沈腰潘鬓、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这些天然的一段气质，后来却不知被多少好事文人意淫得潋滟风情。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杜牧此言非虚。
但“风流”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各种词典里对它有很多项释义，却总感觉不能尽意。
人们对这个词的喜欢，正因为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当它用来形容一个人时，可以形容他的样貌、气质，可以形容他的品性或格调，也可以是他的文采或韵致，等等，……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确切概念。
如果一定要解词的话，从感性来说，也许只有英文中的“romantic”一词总体上与它大致相当。
（把“romantic”译成“浪漫”，真是神来之笔，——音、形、义以及感情色彩，都蕴含在这个译词里了）。
在文学作品的英汉互译中，“风流”就时常被译为“romantic”或“swanky”（但后者仅表示仪表的潇洒风流这一个方面）。
比如，北宋晏殊的词集名称被译为“the Romantic and Elegant Zhuyu Lyrics”（中文原名《风流闲雅珠玉词》）；而美剧“the Romantic Comedy”则被译作《风流快活》；《贵妇风流》的译名为“A Romantic Lady”。
……看来，这个“romantic”还真是堪比中国的“风流”。
（到这里，突然发觉“浪漫”“风流”两词在结构和形像色彩上还挺相称，——白浪的漫岸与清风的流动，同样具有一种动态美）。
而“魏晋风流”的发源，又好像与道家略有些关系；这也难怪有人曾断言：中国文化的儒家和道家，分别与西方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致相对应。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一、引言《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所编撰的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全书共十卷，记录了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人物逸事、言谈风尚和社会风俗。
其中，魏晋风度作为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和思想文化。
二、魏晋风度的背景与内涵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们对于生死、名利等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魏晋风度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强调个体内在的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崇尚自然、超脱和自由。
这种风度既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上，也体现在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等方面。
三、《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表现1.个性自由：在《世说新语》中，许多人物形象都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精神风貌。
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既体现了他的豪放不羁的性格，又展示了他在审美追求上的自由精神。
2.淡泊名利：魏晋时期，名利场上的追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世说新语》中却有许多故事表现了人们对名利的淡泊和超脱。
如嵇康拒绝入仕，钟会拜访嵇康的故事，就展示了他们对于名利的轻视和对自我价值的坚守。
3.才情横溢：《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许多文人墨客的才情和逸事。
这些人物形象既体现了他们的艺术才华，也展示了他们在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上的独特见解。
如王羲之写《兰亭序》，谢安与王羲之的交往等故事，都展现了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
4.自然洒脱：《世说新语》中还记录了许多人们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故事。
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就表现了他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
此外，还有一些故事表现了人们对于生死、名利等问题的豁达态度，如王羲之的临终遗嘱等。
四、结论通过对《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解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和思想文化。
这种自由、超脱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后世也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世说新语对魏晋风度的理解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种文化精神，它的内涵很丰富，不仅包括文化、诗词、书法等方面，还涵盖了政治、宗教、思想等各个方面。
而《世说新语》作为有“四书五经”之称的古代经典书籍，也记载着魏晋时期著名人物的生活品行以及他们在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表现。
因此，结合世说新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风度。
首先，《世说新语》详细记述了魏晋著名人物的诸多精彩故事，从中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魏晋风度。
例如，记载中的文人墨客班固的故事中，他的博学谦逊使宦官郑恒和朱邵很是佩服，他的精神价值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博学谦逊就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它代表着魏晋时期文人们崇尚学问、谦虚谨慎的风格，他们崇尚礼让、谦虚礼让，为人而行，忠诚信义，毫无自私的态度和精神。
其次，《世说新语》还为我们提供了对魏晋时期情感表达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例如，记载中的文人秦观的故事中，他的谦虚态度和谦逊态度，以及他对死者的情感，都体现了当时文人所崇尚的情感表达方式。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心底的真情，毫不加炫耀，也不贪图虚名，而是发自肺腑，真心实意。
同时，秦观对自己身份的安排，也体现出了他对魏晋时期礼义、敬法的忠实践行。
最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魏晋风度还包括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
例如，记载中的思想家苏洵的故事中，他总是试图捍卫炎黄子孙的尊严，他试图反映民众的期待，并大力支持社会变革。
他崇尚自由、理性和民主，主张清明之政，批评无政府状态，反映出炎黄子孙关心社会秩序的态度。
苏洵提倡的社会改革也符合了当时炎黄子孙的期望，充分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
以上，结合《世说新语》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魏晋时期的风度：它体现出文人们做事时的博学谦逊、谦虚谨慎，还体现出政治思想上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尊重人权、追求清明之政等重要理念，这些都是魏晋时期人物表现出来的重要风度。
总之，《世说新语》作为重要的古代文献，为我们理解魏晋时期的风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仍然对我们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结合世说新语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理解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氛围被称为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魏晋时期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记录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言行和故事，是我们了解魏晋时期文化风貌的重要资料。
那么，结合《世说新语》谈
谈对魏晋风度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格，强调个性和独立思考。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分水岭，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有见识、有才华的人物，如王羲之、陆机、陶渊明等等。
这些人在文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表现，都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个性的追求。
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很多故事和轶闻，展现了这种文
化风格。
比如说，“晋人之未尝不如古人也，势不得已而用之耳”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述人们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时候，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而不是一味地追随前人或权威。
其次，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格，注重内心的深度和情感的表达。
魏晋时期的文化，注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强调内心世界的深度和复杂性。
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很多故事和轶闻，展现了这种文化风格。
比如说，“长安少年”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内心世界的关注和探索。
再次，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格，倡导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
魏晋时期的文化，反对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很多故事和轶闻，展现了这种文化风格。
比如说，“饮酒及第”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士人在山林之间饮酒作诗，倡导了一种自由、自然、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
从《世说新语·容止》看魏晋人的审美追求魏晋是一个别样的时代。
国家长期分裂，局势动荡不止。
社会盛行清谈，审美追求女性化。
这是后代持续歧解的现象。
特别是男子普遍以女性化为美，令今人难以理解，而这可以在《世说新语容止》篇里找到大量佐证。
一.审美以男貌接近女貌为标准有的时候我都常常怀疑现代的审美观念是不是从魏晋时期所流传下来的，虽为黄种人，却以白为美。
不过当代追求肤白如玉的往往是女性，而在魏晋时期，哪个男子若是肤白如玉，可真是算得上美男子。
请看《世说新语容止8》里面说到，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
恒桌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王衍被当时人普遍认定为神仙中人，几乎是美男子的标准，他的手都能与麈尾的白玉柄的颜色相同，两者基本没有区别，可见他的手简直可以称为玉手了。
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如玉肌肤的偏爱。
《诗经卫风硕人》有言：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本是形容女性美的，而在魏晋是男子美的标准。
再如第26则里王羲之对杜弘治的描述也是面如凝脂，可见魏晋对男性的审美是接近女性美的。
《容止》篇里到处是这类描述，将男子的美貌比作白玉。
《世说新语容止9》里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这里也是将潘岳和夏侯湛的漂亮容貌通过别人称他们为连在一起的玉来表现的。
玉是洁白无瑕的，常常象征着一种高贵和纯洁。
人们以玉喻人，首先是因为这些名士的外貌确实美如玉，令人赞叹不已。
其次，人的内在品格气质也是符合玉的特质的。
这一点常常被一般人所忽略。
对魏晋深有研究的宗白华先生说：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
既然言为意象，那么就不仅仅是外表的色泽和形态了。
所以将他们比作玉，也表现出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纯洁温雅的追求。
这种内在修养与气质，应该与魏晋文人普遍喜好玄学有关，这种脱俗的学问今人理解者极少，而魏晋名士人人都擅长此道。
如果了解了魏晋时期的人们以白为美，那么男子好傅粉也是情理之中了。
从_世说新语_看魏晋风度魏晋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置身其间的士人，既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忧，又有对自然、自我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因而形成一种令后世追慕的魏晋风度。
本讲座为我们介绍魏晋士人在复杂政治局面下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艺术化人生的追求。
背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魏晋时期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明珠、一朵绚丽的奇葩。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时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军阀混战、权势角逐，政权更替、人心惶惶。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诸多名士，他们的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愿望难以实现，还面临选择或言语失当带来的杀身之祸，他们在苦闷中潇洒飘逸、超脱旷达、任意而为、放荡不羁，也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刘宋王朝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记录东汉末年到南朝晋宋时期名士贵族等的言行轶事的笔记小说集，以生动丰富的内容、简洁幽默的文风展示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尚，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是研究魏晋风度的绝佳资料。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一）蔑视礼法，任意而为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意识觉醒的时代，汉代大一统的儒家文化随着动荡的政局而逐渐没落，老庄思想兴起，思想的解放使得名士追求一种崇尚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任性”和“直率”成为他们行为和性格的代名词。
《世说新语·栖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意思是，山涛将要离开吏部的时候，想举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一封信和山涛绝交。
这封绝交信，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从嵇康不愿出仕做官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司马氏拒不合作的态度，这既是一种“任性”，更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和对当权政治的不妥协的抗争态度。
《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另一段文字：“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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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孙海洋1,刘龙洲2(1.湖南大学人文系,湖南长沙410082;2.湘潭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411201)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
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
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
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
《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
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
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
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
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
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
《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ST1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诸">诸</ST1ersonName>君何为入我巾军中?’”“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张翰后来当齐王东曹椽,见东风起,即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羹和胪鱼脍,说:“人生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挂冠而归。
放纵是追求自适在生活上的表现,而魏晋人的清谈则是一种审美活动。
《世说·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
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
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
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
”听众“咨嗟称快”,并不是因为谈论多么高妙深奥,而是因为谈论者才华丰茂,辩诘精彩,辞采华赡,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有一种美的享受。
又支道林、许询等人在会稽王斋头开讲,“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
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同上)。
支许二人都通佛理,二人主讲,定然掺杂许多佛理,在座众人未必都懂,但反应却那么强烈,主要还是两人的口才、文辞吸引了他们。
又:“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
殷未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
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
支道林为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也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已”。
谈者、听者都是在追求一种情趣,从清谈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情上的满足。
因而当时之人乐此不疲,有的人甚至不顾性命,沉迷其中,《世说·文学》载:“卫王介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
王介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
王永夕不得豫。
王介体素羸,恒为母所禁。
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适意,作为魏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那个充满忧患,充满不和谐的时代的产物。
士人们从儒家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从而追求适意这一审美理想。
这一审美理想的出现,并得到自觉的认可,表明魏晋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
二从注重德行到重视人体自身的美人物品评肇自东汉后期,其时,士人与宦官斗争激烈,一些士人退居乡野,批评朝政,指斥阉竖,臧否人物,形成风气。
当时品评人物的内容主要是朝廷官员或士人的品行、才能、政绩等,这在《世说》的《言语》、《赏誉》、《德行》诸篇中多有记载。
如《德行篇》说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
又记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地,“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人们遂以此定优劣。
又《识鉴篇》载乔玄评曹操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汉末人也注重人的外表风度,但往往将外表风度与德行相联系,《德行篇》评李膺“风格秀整”,就是与其“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相关联的。
诗人徐干说:“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
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
……(君子)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
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
”[1]认为仪表是德行情操的外在表现,以合符儒家礼仪为美。
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但他的思想显然属于前代。
建安人多尚通脱,不十分注重容止,故《世说·容止篇》很少有建安及建安以前人的事迹,但也有部分建安人开始注意到个人容止,《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王圭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
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至魏晋之际,士人们就非常注重外貌举止了,人们也多所品评,而且审美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曹操认为自己长得不高大,不雄壮,不足以雄远国,所以让人顶替来接见外国使节。
而魏末西晋,人们更欣赏人物面容的整丽和闲雅的风度。
《世说·容止》云:“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
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口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
色转皎然。
”面如傅粉,肤色皎然,当时被认为是“美姿仪”。
这是一种柔弱之美,时人就以这种柔弱的女性美为尚。
《容止篇》所写的其他美男子也多属此类。
如“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蒹葭”、“玉树”都属柔弱之美。
又说:“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又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当时所称颂的美男子多为奶油小生一类,可见时人对人物的审美观多少有些病态。
南渡以后,审美风尚又有所改变,名士们从南渡初的放纵逐渐转向追求宁静、闲适,追求一种潇洒的风神,开始注重人的气质、风貌,尤其注意人的所谓“神韵”。
《容止篇》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此语本指王羲之的字非常潇洒,但同时也指其人。
《赏誉篇》“殷中军道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文章志》就说:“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
”《赏誉》又载:“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
’谢曰:‘身不潇洒。
君道心最得,身正自调畅。
’”“调畅”即风神潇洒之意。
刘注引《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
”王献之称赞谢安真正潇洒,谢安则回赞王献之养身得道,风神调畅。
“风神调畅”,这是当时对人的很高的赞赏,潇洒主要是指外在风姿的美,举止的闲雅。
而“风神”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
当时对人物美的最高评价“神朗”,“神朗”既包含气质的清爽,更有内在精神的明澈。
如《赏鉴篇》中,王戎称赞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衍则赞裴楷“精明朗然,笼盖人上”。
支道林外貌本不佳,但王羲之却赞叹他“器朗神隽”。
是知东晋士大夫对人物的审美多注重精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反映人的内在精神气质。
早在西晋,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容止》载:“裴令公(楷)有隽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
裴方向壁卧,闻王至,强回视之。
王出语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劲,体中故有小恶。
’”裴楷病得本来不轻,连翻身都很困难,只是勉强回头见客,王衍却从他闪闪有神的目光中看出他得的不是什么大病。
东晋人更精于通过眼睛来品评人物的风貌,《容止篇》亦多有记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又“谢公云:‘见林公(支道林)双眼黯黯明黑。
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眼如点漆”、‘黯黯明黑”,这在黄眼睛的中国男子中确实很特别,这种眼睛显得很聪慧、有精神,所以受到赞美。
裴楷又说“王安丰眼如岩下电”(同上),则这又与裴楷本人一样,属于目光锐利的那一种,其内在精神自不待言。
东晋士大夫品人更多地是将才貌、才情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推崇神明与风姿相统一的人格美。
《世说·言语》“周仆射雍容好仪容”条刘注引《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イ免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
”《世说·赏誉》又载:“(张)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会,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语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雅服。
”《容止篇》所说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手与麈尾的白玉柄一样洁白等等,都是将才情、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品赏。
人们评刘伶也说他“身长六尺,貌甚丑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同上),是说他外貌既丑,精神又萎顿,简直是土木形骸。
又说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既矮又粗胖,且精神萧散。
对二人的评价也是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的。
晋人开始以人自身的形体为审美对象,这是人的觉醒的直接产物。
这一时期对人体的审美又经历了从单纯的重外貌的整丽,到重视风度气质和内在精神,再到追求内外统一的人格美的过程,进步之速,发展之快,是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所不及的,只有在多元化文化的魏晋时代才有这种可能。
三从崇尚“自然”到关注自然,到欣赏大自然之美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老庄思想也乘儒学衰微之机而迅速扩大其影响,一些士大夫开始习老庄,崇尚自然。
后汉郭林宗云:“天下所废,不可支也。
……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
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2]据《太平御览》卷602页引《抱朴子》说,蔡邕曾到江东,回来后,“诸儒觉其谈论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