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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中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一)论文关键词:委托-代理激励约束制度安排论文摘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函数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极易导致各种代理风险的产生。
因此，研究如何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相互关系设计中对激励约束机制进行相关的制度安排，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作为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委托一代理理论是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形成过程出发，探讨委托人(Principa1)如何设计出一种契约，以促使代理人(Agent)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委托人的效用而努力工作。
标准的委托一代理理论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假设：1．信息不对称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实质性地控制着企业，代理人对企业内部状况、外部环境更为了解。
此外，对于一些专业化信息，如代理人的经营禀赋、努力程度以及经营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等，委托人因其专业知识、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局限性，对信息的解读能力相对较弱，代理人因此拥有相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
难以被委托人感知的个人行为(努力程度、机会主义等)及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私人信息”空问(能力大小、风险态度等)，给委托人的监督和控制造成了很多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2．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的的研究，他认为人类具有自我利益需求，经济活动具有自身财富最大化的倾向。
按照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人修正的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力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都有通过签订契约确定分工效果从而增加自身效用的动机。
二、委托一代理关系失效的原因分析委托一代理关系一旦确立期，委托人期望代理人忠诚为其服务，通过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水平，来提高企业的产出绩效，进而实现其自身效用最大化。
但因代理人利己主义倾向及信息不对称，这一前提经常与现实经济生活相背离，从而导致了委托一代理关系失效。
1．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下面利用模型MaxEU(Y，A，I，C)对委托人、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进行分析。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中激励约束机制的改进性研究引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其代理问题尤为突出。
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中，激励约束机制被认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
然而，在国有企业中，由于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和政府监管的干预，传统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无法完全适用。
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中激励约束机制的改进性，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和效率。
1.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特点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所有的企业，其特点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关联。
这种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导致了国有企业在委托代理问题上面临一些特殊情况，包括：•政府意图的干预：政府作为所有者，往往会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干预，导致代理行为受到政府意图的影响。
•股权分散：国有企业往往存在多个股东，由于股权分散，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可能导致代理行为的不一致。
•社会责任：国有企业通常承担着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往往与企业的盈利目标存在一定冲突，对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中，激励约束机制包括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机制等。
这些机制通过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以达到提高企业绩效和效率的目标。
•薪酬激励：通过设定绩效考核指标和相应的薪酬制度，激励代理人积极追求企业的利益，提高绩效。
•股权激励：将一部分股权分配给代理人，使其成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股东分享收益和风险，提高代理人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内部控制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防止代理人的自利行为损害企业利益。
然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传统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3. 改进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中的激励约束机制针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对其激励约束机制进行改进，具体措施如下：3.1 强化政府监管由于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强化政府监管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确保代理人行为符合企业和社会的利益。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的经济实体，其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国有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益的最大化。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家）将其授权给代理人（即企业管理者）来管理。
激励约束机制则是指国家为了确保代理人能够根据国家的利益来进行决策，采取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和约束措施。
本文将就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约束机制设计进行阐述。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设计应注重权责明确。
即国家对代理人的权益要求明确，代理人需要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
国家可以通过明确的契约来规定代理人的职责、权益以及义务，并设置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措施。
国家可以要求代理人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利益，保证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对其表现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给予奖励或处罚。
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应注重有效激励与约束的结合。
为了激励代理人尽职尽责，国家可以给予直接或间接激励。
直接激励包括薪酬激励、晋升提拔等，而间接激励则包括荣誉表彰、评优评奖等。
为了有效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国家可以采取约束措施，如规定代理人必须公开财务信息、提供真实信息，以及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等。
这些约束措施可以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不当行为风险，确保其真实履行职责。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应注重绩效评估与激励措施的关联。
即国家需要根据代理人的绩效来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
绩效评估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业绩、效益、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等指标进行量化评估，以此来确定代理人的贡献和表现，并对其进行激励。
国家可以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代理人薪酬增加、晋升提拔或其他奖励，从而提高代理人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应注重监督与问责。
国家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其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决策和管理。
对于代理人的不良行为和失职现象，国家应进行问责，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文题目：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项目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部、院（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位类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专业领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指导教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开题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立论依据：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课题研究目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课题来源：通过自己平时阅读相关的资料文献，以及工作生活中的实际体验，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对该领域进行相关的探索。
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项目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现代项目管理的研究重点之一，对于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绩效评估具有关键作用。
本文的分析研究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建设项目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建设项目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的理论研究有丰富作用。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动态国外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关于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委托代理理论。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米恩斯和伯利首先提出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他们指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所有人再也没有可能完全掌握企业的全部信息，作为资本的拥有者他可以选择掌握信息更为敏锐、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更为迅速的专业人员掌管企业某些部门，将这些部门的管理权授予其认为能力、经验足以胜任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所有者甚至将整个企业的管理权进行授予，只保留依附于资本存在的企业所有权和收益权。
而我国对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企业数量少，经济发展落后是全国性的问题，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资金实力薄弱、生产规模微小而且多以家族化经营方式为主，企业经营周期中几乎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在民营企业中并不明显。
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激励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激励机制研究
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机制。
针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均可产生影响的事件A(如贪污等)，通过分析委托人的风险回避模型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模型得出结论：国家监督职能部门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的有效性、适当成本花费及强有力的惩罚程度有利于委托人的风险回避。
将代理人的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注重分配代理人长期努力工作的未来收益是减少代理人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手段。
作者：黄凌云杨秀苔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44 刊名：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0 6(1) 分类号：F810.423 关键词：委托—代理激励机制风险回避期望效用。
公务员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提高政府信誉度和美誉度无疑是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保持国家稳定的一个源动力。
对公务员进行激励和约束，已日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探索。
事实上，公务员的权利监督及其激励实质上是个经济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委托代理理论评述委托代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罗斯、詹森与麦克林等人最早提出的。
委托——代理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詹森和麦克林，1976)。
在这一契约中，能主动设计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委托人，而被动地接受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代理人。
该理论描述了一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委托人购买的是代理人服务与管理才能，但由于代理人具体管理着事务，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从而有条件凭借这个优势来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由此造成委托人的损失。
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
如今，委托代理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可以“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
从规范的意义讲，政府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利益而设立的组织。
如果把政府看作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则人民群众不仅是这个企业的客户而且是这个企业的真正股东，公务员和人民群众(纳税人)的关系就是代理者和委托者的关系。
公务员的激励约束问题，也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
二、公务员激励约束：委托代理理论视角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模型来分析公务员的激励约束问题。
1、激励模型。
假定对公务员(代理人)实行激励报酬，当公务员努力工作时，公务员可获得的报酬就等于正常报酬w加上激励报酬E，当公务员不努力工作时，只给予公务员固定报酬W。
设W为代理人正常报酬，P为努力水平，C(P)为成本函数，r代表代理人(公务员)努力时的获得奖励报酬的概率。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实证研究综述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实证研究综述引言委托代理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委托-代理理论旨在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提出了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合理利益分配的方法。
本文旨在对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全面综述，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证证据，为实践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参考。
一、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框架在委托-代理激励理论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委托人无法完全观察代理人的行为，而代理人则可能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激励机制的设计来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来引导代理人的行为，使代理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期望相一致。
其中的核心要素包括代理人的报酬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约束机制。
通过对这些机制进行合理设计，可以激励代理人以符合委托人利益的方式行动。
二、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实证研究1.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在经济组织中的应用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公司治理中，股东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人作为代理人，通过制定合理的薪酬奖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来激励经理人以公司的利益为导向。
此外，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通过设计聘用合同和奖励机制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以确保经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期望。
2.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实证验证多项实证研究验证了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有效性。
研究表明，适当的激励机制可以显著影响代理人的行为。
例如，薪酬奖励机制对于激励经理人积极工作和创新具有积极效果。
此外，研究还发现，监督机制可以有效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3. 委托-代理激励理论的局限性尽管委托-代理激励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经济学领域，对不同行业、国家和文化环境下的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相对较少。
■现代管理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一、引言委托代理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收益分享的关系，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它的基本原理是将契约所涉及到的经济行为人按其是否拥有私人信息分为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和委托人（不拥有私人信息），委托人作为机制设计人企图设计某一激励合同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但是委托人并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采取的行动，他能观测到的只是代理人工作的结果。
于是委托人就根据工作绩效来奖惩代理人。
代理人往往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倾向，如何有效地治理委托代理问题，防止代理人不良行为的影响，也就是对代理人监督与激励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渐深入，中国进入了社会的全面转型阶段，各种危机也随之而来，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会引起环境的恶化，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危机来临之时，民众与政府、各级政府之间的复杂协同中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危机管理者如何对下级管理者及其民众进行激励约束，如何使危机得到成功治理，如何使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正是公共危机管理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委托代理下政府危机管理的激励约束进行分析。
二、危机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参照委托代理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在民众与政府、各级政府之间的复杂协同中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可以假定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地方民众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在政府体系内部，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
因此地方政府具有既作为地方民众利益代理人又作为中央政府利益代理人的双重代理人身份。
管理者———被管理者博弈模型是发生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行为，特定环境指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同一个组织形成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博弈是一种权力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与一般博弈相比，管理博弈的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关系（组织目标），而一般博弈则没有这种共同利益。
管理博弈的组织目标具有层次性，低一级目标受高一级目标的支配。
构建的政府危机管理组织体系上下级之间构成了典型的管理者———被管理者博弈模型。
上级希望下级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行动，但是上级不能直接观测到下级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的只是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下级的行动和其他的外生的随即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其量只是下级行动的不完全信息。
上级的问题是如何依据可观测信息实施激励和约束，促使下级选择适宜的行动以实现上级效用最大化。
模型分析的内容是通过在现有制度环境中，在三者的互动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在面对危机事件时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利益和偏好的主体，可能做出的策略选择和行动方式的考察，衡量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对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的监督约束是否有效，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否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危机能否得到成功管理。
三、危机管理中委托代理的博弈模型分析本文公共危机管理委托代理博弈基本模型如下：１．委托人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代理人为地方政府管理者。
２．代理人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积极防治和消极应付。
委托人的目标是为了让代理人努力工作，为了体现委托人监督约束有效性，设定Ａ为发现造假的概率。
表１为薛澜在《危机管理》中给出的地方政府盈利矩阵，根据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委托代理下政府危机管理的激励约束博弈研究●余雷薛惠锋摘要：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如何促使代理人更为积极有效地行使委托人赋予的代理权以及更好地维护委托人的权益，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激励约束问题一直是公共行政研究中的热点也是难点问题之一。
文章试图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委托代理关系，并侧重于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对政府危机管理进行研究。
文章建立了相应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给出了模型的策略解及其经济解释，并通过分析得出相关结论，以便为政府危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委托代理；危机管理；激励约束；博弈■名家观察地方政府积极防治地方政府消极应付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Ｒ－Ｇ－（Ｐ＋Ｃ）监督约束有效（Ａ）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Ｒ－ＧＲ－Ｃ监督约束无效（１－Ａ）ＡＢ上述积极防治与消极应付两种策略的支付比较。
表１公共危机管理中代理人—地方政府的支付矩阵Ｒ：危机得到积极防治时地方政府的收益（根据个人理性假设，这里地方政府收益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包括升迁、政绩、表彰奖励和其他隐性收益）。
Ｇ：良治成本，即危机得到积极防治所需要的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包括地方政府官员付出的各种代价。
Ｃ：造假成本，即地方政府消极应付蒙蔽中央政府和民众以及对民众采取压制手段所需的成本。
Ｐ：地方政府造假被中央政府发现或被民众揭露后的惩罚成本。
Ａ：地方政造假被发现的概率，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监督约束有效性的体现。
Ａ的取值为：０"Ａ"１。
积极防治的支付为：Ｒ－Ｇ消极应付的支付为：－（Ｐ＋Ｃ）Ａ＋（Ｒ－Ｃ）（１－Ａ）地方政府选择积极防治策略的“参与约束”是要使积极防治策略选择下的收益大于成本。
即：Ｒ－Ｇ＞０这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监督约束的有效性无关。
如果积极防治成本过大，消极应付将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理性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选择积极防治策略的“激励相容约束”是要使积极防治策略选择下的支付大于消极应付策略选择下的支付：Ｒ－Ｇ＞－（Ｐ＋Ｃ）Ａ＋（Ｒ－Ｃ）（１－Ａ）即：ＡＲ－Ｇ＋Ｃ＋ＡＰ＞０从该不等式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支付的比较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监督约束有效性的概率存在很大的关系。
当Ａ接近０，也就是无法识别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时，良治的激励相容约束就转化为：Ｃ－Ｇ＞０此时，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行为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无关，所谓的奖励和惩罚都成了无效的药方。
要想促使地方政府积极防治，必须使造假成本高于良治成本。
当Ａ接近１，也就是监督约束完全有效，是否就能保证地方政府选择积极防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此时上式转化为：Ｒ＋Ｃ＋Ｐ＞Ｇ这说明积极防治的实现还依赖于良治收益和造假成本以及惩罚成本之和大于良治成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的有效性可能与地方政府选择积极防治策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而增大良治收益、造假成本和惩罚成本，降低良治成本才是实现积极防治的关键路径。
这也就是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的委托———代理合同设计的原则。
以上为该矩阵的数学分析，但在现实情况中危机管理者采取积极防治策略反而要付出较高的防治成本，而采取消极应付策略需要付出的应付成本相对较低。
带来的后果就是积极防治的收益反而低于消极应付的收益。
这样，每一个危机管理者的占优策略都是等待对方积极防治而自己坐享其成，同时作为危机相关者的普通群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约束处于缺位的状况。
这些因素的组合使得现实中消极应付被识别的概率Ａ很小。
不完善的行政法制结构加之各级政府在同级权力体系中拥有绝对主导权，导致地方政府造假轻而易举，造假成本Ｃ不足为计。
最后的结果就是换言之就是地方政府积极防治的支付小于消极应付的支付。
因此作为个体理性的行为主体，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选择是采取消极应付，结果是人为加剧政府解决危机问题的严重滞后，增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四、研究结论及其建议从以上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中实现有效危机管理的应对原则就是中央政府要从根本上为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选择创造一定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按照这一原则来设计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的委托—代理合同。
具体来说为以下几点：１．明确委托代理双方的责权关系，制定权责明晰的危机反应机制。
政府机构及政府官员，作为公众的代理人，其唯一的职责就是忠实于公众的利益，以公众的利益出发，制定公共政策，设置公共机构，发挥应有的公共职能。
在工作重心上，政府职能中心从经济建设走向公共服务的转型，加强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发展跟上经济发展，即使今后再有类似的危机时间发生，政府也可以应对自如。
那如何使政府忠实于公众利益呢？首先，必须建立良好的宪政体系，实行法治。
其次，必须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划分清楚市场和政府的权利界限。
再则，必须拓宽公众偏好的表达和传递渠道，使政府机构可以很好地理解公众利益。
２．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组织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我们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可以知道有效的监督机制或激励约束机制，能提高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代理人的工作积极性。
那么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就在于设计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激励和约束，解决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我们要通过竞争来调动政府官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
要想强化政府官员间的竞争，首先要采取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来选拔政府官员，使政府官员在进入这个角色之前就形成竞争的观念；其次必须要打破政府官员“铁饭碗”的思想，形成淘汰制度，对不符合要求的官员剔除公务员队伍，使官员在淘汰压力下主动发挥积极性，更加热情地工作。
同时，鼓励政府间的竞争，通过地区政府间的竞争形成政府运作的外部压力。
在公共权利的委托代理中，代理人具（下转第１４页）有强制代理的特性，因为政府只有一个，委托人很难通过退出委托代理关系来威胁代理人，因此必须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使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进行准确的识别，打破博弈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
要改变地方民众在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中缺位的状况，降低监督成本，解决委托人的参与约束问题，从而在根本上促使地方政府积极防治，要认识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只有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来实现，因此要切实尊重地方权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权。
除了上文提到的法律监督和公众监督以外，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新闻监督，发挥新闻监督作为“第四种权利”应有的作用。
３．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加强政府和官员的绩效考核。
要切实加重消极应付的惩罚性成本，以降低消极应付的期望收益，这就要求改革各级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单一评价模式。
正如在企业组织中根据员工的绩效来确定员工的报酬，政府组织也需要根据官员的不同努力程度来确定政府官员的报酬，以形成政府官员间收入的差距，杜绝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懒散的官僚作风，形成官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局面。
当然对于公共行政部门的绩效考核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公共部门本身所提供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易清楚地度量，另一方面也不存在犹如市场这样的外在机制来评判，这些都给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带来了挑战。
参考文献：１．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２．谢识予编．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１５．作者简介：薛惠锋，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雷，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