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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翻译理论之经典明清翻译理论之经典--以徐光启与《⼏何原本》为例时间：2009-12-17地点：图书馆报告厅主持⼈：李龙泉教授参加⼈：赵彦春教授,李龙泉教授,易曾权⽼师，学院其他中青年教师及研部各年级各⽅向学⽣主题:明清翻译理论之经典--以徐光启与《⼏何原本》为例主讲⼈：梁正⼀、明末清初中国译者主要的翻译思想⼆、徐光启与《⼏何原本》三、传教⼠对当时翻译思想的影响四、问题与讨论⼀、明末清初中国译者主要的翻译思想1、徐光启的 “翻译 — 会通 — 超胜” 思想2、李之藻的 “创译” 思想3、魏象乾的 “正” 译标准1.徐光启的 “翻译 — 会通 — 超胜” 思想徐光启，字⼦先，号⽞扈。
上海吴淞⼈。
出⽣于商⼈与⼩地主家庭。
少时家道中落，祖母遂把求取功名、光耀门庭之希望寄予他⾝。
曾七次应考，20岁中秀才，36岁中举⼈，42岁中进⼠，随即考取为翰林原庶吉⼠。
通天⽂、历算，习⽕⽓。
⼊天主教，与意⼤利⼈利玛窦研讨学问。
40年，充历书篆修官，与传教⼠熊三拔共制天、地盘等观像仪。
次年遭讦，称病去职，屯耕于天津。
47年，熹宗即位，以志不得展，藉病归。
1612年复职，后⼜遭讦，反复“出世⼊世”。
崇祯六年，病卒，赐少宝，谥⽂定。
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有两⼤特点:⼀是求知 ,求真理 , “裨益当世” ;⼆是抓重点 ,抓 “急需”,并能从哲学⽅法论⾓度着眼。
他在《历书总⽬表》中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 ,并提出了⾃⼰的翻译思想: “⾂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 ,必须会通;会通之前 ,必须翻译。
” 意思是,只有通过翻译才能 “会通” (学习与掌握) ,只有 “会通” 才能 “超胜” (超越与争胜) 。
他阐述的 “翻译 — 会通 — 超胜” 的思想 ,与科技翻译中 “理与数” 和 “⾔与笔” 相互结合的思想 ,都是极有价值的。
著有《徐⽒疱⾔》、《诗经六帖》，编著《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译《⼏何原本》、《泰西⽔法》等。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震撼世界的审判约翰.司科普斯John Scopes1、A buzz ran through the crowd as I took my place in the packed court onthat sweltering July day in1925.The counsel for my defence was the famouscriminal lawyer Clarence Darrow.Leading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was William Jennings Bryan,the silver-tongued orator,three times Democratic nominee for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leader of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that had brought about my trial.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的那个酷热日子里，当我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法庭里就位时，人群中响起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我的辩护人是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
担任主控官的则是能说会道的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他曾三次被民主党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而且还是导致我这次受审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2、A few weeks before I had been an unknown school-teacher in Dayton,a little town in the mountains of Tennessee.Now I was involved in a trial reported the world over.Seated in court,ready to testify on my behalf,were a doz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and scientists,led by Professor Kirtley Mather of Harvard University.More than100reporters were on hand,and even radio announcers,who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ere to broadcast a jury trial."Don't worry,son,we'll show them a few tricks," Darrow had whispered,throwing a reassuring arm round my shoulder as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court to open.几个星期之前，我还只是田纳西州山区小镇戴顿的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员，而现在我却成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庭审活动的当事人。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1.跨越时间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
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兴起原因世界: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中国: 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
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
衰落原因根据孙立忠的总结(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
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
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引言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