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cture4传教士的翻译理论

研究生翻译理论课提纲（一）佛经翻译时期1．佛经翻译概述2．支谦的《法句经序》在中国议论史上有哪些意义？和中国文论有哪些渊源关系？3．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各是什么意思？如何从客体和主体的角度来解读？4．鸠摩罗什是如何论述翻译的文体和语趣问题的？和别的佛经翻译家有何不同？5．慧远的厥中论的“厥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提出此论？6．彦棕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哪些重要思想？如何从翻译的主体性进行诠释？7．玄奘的“五不翻”是什么意思？如何从现在的视角予以诠释？8．从理论上简要阐述赞宁的“六例”并论述其对今天佛经翻译和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

9．佛经翻译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再到直意译的圆满调和，列举各自的代表译论家和思想。

10．佛经翻译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佛经翻译和儒家及道家等思想密不可分，并运用了附会和格义的翻译策略。

试予以阐述。

11．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哪些贡献和影响。

12．佛经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上有哪些意义。

（二）传教士翻译活动1．教士翻译活动概述2．传教士翻译时期有哪些主要代表翻译家，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翻译思想作业：佛经翻译和传教士翻译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试以“佛经翻译和传教士翻译之比较”为题写一篇小短文（2000字或更多）三, 清末至1949年中国译论研究1．简述严复的翻译活动，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严复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评述这三原则。

2．除严复提出的三原则外，在这一时期许多翻译家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翻译标准，列举并评述。

3．简述林纾的翻译活动，评述其前后不同两个时期的翻译质量，在翻译时译者要不要加入自己的主观感情，从林纾的翻译中得到哪些启示。

4．在这一时期翻译家们对于翻译的方法（意译，直译，译音等），标准，神似，可译性等问题进行了论争和辩论，列举辩论人，各自观点，意义等。

（乔曾锐：《译论》）5．归纳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代表翻译家及主要理论观点，如马建中的“善译”，郭沫若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等等。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234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刘冬蕾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林乐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后的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在华传教士，于晚清之际踏入中国，凭借西学翻译思想和特有策略使中国逐渐了解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

同时，这一举措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研究西方在华传教士之翻译思想及策略时，林乐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传教士译家。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一、引言从1829年美国在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194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南京回国这百余年间，美国在华传教士达3000人，专注于文字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没有那么多。

美国自由派传教士林乐知凭借自身翻译成就被后人所颂。

特别是其西学译著，因涉及范围之广，被后人称其为“翻译大杂家”。

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对外部来说，为近当代研究西方传教士的学者们提供了便利；对自身来说，《万国公报》使他被人称颂为“或许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传教士编辑”。

《万国公报》不仅“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并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

林乐知的西学翻译思想为西方美国新教文化在华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在晚清动荡之际，其翻译思想使康有为、梁启超等杰出变革人物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谓是近代基督文化和汉传统文化的火花碰撞。

林乐知翻译生涯：林乐知的翻译活动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经16年，即1867年到1883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便达13种。

产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有梁启超所著书《西学书目表》中的《列国岁政计要》、《东方交涉记》等。

第二阶段历经20年，即1887年到1907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广学会翻译编译书籍达10多种，像《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等。

论林乐知真正翻译生涯是第二次去广方言馆做教习的时期，即1867年。

林乐知被邀请前去江南制造局所筹建的翻译馆进行翻译政史、科技等方面的书。

正是翻译馆的存在为林乐知从事翻译提供了舞台，对他日后传教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概述《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讨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方面的贡献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不仅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在经典外译的过程中，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

传教士汉学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汉学素养，对中国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研究。

他们通过翻译经典文献，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递给西方世界，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面临了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挑战，更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翻译方法和理念。

本文将对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活动进行梳理和分析，重点探讨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翻译风格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同时，本文还将关注传教士汉学家在经典外译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影响，以及对后世中国经典外译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贡献，更可以为今后的中国经典外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背景介绍：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领域的贡献与影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的外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刻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他们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中国文化的积极弘扬者，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经典得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走进西方世界的视野。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以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致力于中国经典的外译工作。

他们深入研读中国经典，努力理解其深层含义，并通过精湛的翻译技巧，将其转化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形式。

他们的翻译作品不仅准确地传达了中国经典的原意，还保留了其独特的文化韵味，使西方读者能够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工作，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这些翻译作品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尹延安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

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传教士翻译史翻译特点条目完善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

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

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

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教士翻译场域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07—1911）”（项目编号：12YJC740132）资助成果之一；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09RC09）。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1.跨越时间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

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兴起原因世界: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中国: 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

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

衰落原因根据孙立忠的总结(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

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

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引言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

明清时期传教士翻译及其影响作者：王凝来源：《大观》2014年第04期摘要：明清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传教为宗旨，把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传教士翻译的兴起、特点、主要代表人物和翻译成就及其影响，更清楚地了解传教士翻译给我们带来的指导实践意义。

关键词：传教士；翻译；影响一、兴起原因就当时的世界来说，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一部分欧洲国家逐渐进入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而明末清初的中国正处于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渴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于是，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但刚开始基督教入华，引发了各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主要来自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的中国文人士大夫。

为了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认可和接受，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二、传教士翻译的特点（一）译者的主体意识有差异首先，抱着“宣扬上帝”共同理想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分属不同差会（如早期的耶稣会，19世纪的伦敦会、长老会等），存在不同的宗教利益，加之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从而使得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凸显复杂性。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和晚清的西学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上由于时代、赞助人、传播媒介的不同就存在较大差别，其次，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参与“明末历局”的科技翻译，清初又能教授皇帝西学知识，其翻译活动应该说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其译介活动是传教的迂回手段。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从19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们开始在中国办报刊，以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

这些报刊不仅包括宗教教义的宣传，还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介绍。

传教士的中文报刊活动不仅是传播宗教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本文将探讨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旨在深入了解这一文化交流现象。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的背景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们开始涌入中国。

他们为了宣传基督教信仰，开始用中文出版报刊。

这些报刊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教义的宣传、西方文化的介绍以及中国社会情况的报道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中文报刊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等。

文献调研主要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以了解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

案例分析主要是选取一些典型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进行深入剖析，了解其内容、风格和读者对象等方面的特点。

比较分析主要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进行比较研究，以了解其异同和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了解提供了平台；它们是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会提供了机会；它们是语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的重要场所，通过对中文和西方语言文化的借用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化风格。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的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值得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们不仅忠实地翻译了原文的意思，还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

这种翻译不仅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也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因此，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传教士翻译时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翻译高潮。

这次翻译多采用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翻译的形式，即先由外国人（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笔受或者润色。

外方有名的翻译代表有利玛窦等，中方有名的译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魏象乾。

本时期的翻译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以科技翻译为主，将翻译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一、外国方面利玛窦（1552--1610）1、个人简介：意大利传教士2、主要翻译作品：（和中国人合作翻译）《天主实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3、翻译思想：论述了翻译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减色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龌龊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他与徐光启合作时“反复辗转，求合书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利类思在为其所译的《超性学要》的序文中说：“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

”其中，“文以地殊，言以数限”阐述了不仅文字因国家地区不同而相异，而且相关概念用语也因思想相异而不同。

“反复商求”，其间必有华士参与；“加增新语”则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少的。

二、中国方面徐光启（1562--1633）1、个人简介：明末清初著名的大翻译家，在西学翻译、历法改革、农田水利、练兵制器等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科学文化运动的领导者2、主要翻译作品：《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3、翻译思想：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传教士（传播宗教的人士）详细资料大全传教士，一般指西方国家中一部分传播基督教的人士。

基本指的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

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

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一般传教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师。

因为《马太福音》里耶稣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1622年，负责新大陆传教区的教廷传信部（今万民福音部）成立。

基本介绍•中文名：传教士•外文名：missionary•职业：传播宗教的人士•宗教：佛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传教团体：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著名人物：金尼阁、利玛窦、马礼逊、裨治文•清末人物：李佳白、雷鸣远、伯驾、明恩溥•主要国籍：葡萄牙、义大利、法国•现代组织：罗马教廷万民福音部•装饰：各国传教士服饰解析传播方法,曲线传教,遭遇阻扰,政教关系,组织形式,教会团体,著名传教士,侵略帮凶,双重身份,政教矛盾,侵华条约,掠夺工具,侵华论调,积极因素,募捐赈灾,传播科学,传播方法欧洲传教士为了打开传教之路，很注意用欧洲也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事实打击中国人的中国中心的文化观。

他们的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介绍世界地理和域外文明，都服从于这一目的。

在明代，欧洲传教士向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

清代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发展。

而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的科学素养并不比明朝中国的学者高明多少。

16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主导因素依然是神学，科学依然处于裨女的地位。

耶稣会兴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让传教士掌握必要的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

《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

《几何原本》最为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传教士学习《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宗教论证中。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1.跨越时间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

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兴起原因世界: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中国: 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

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

衰落原因根据孙立忠的总结(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

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

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

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第一节概述一、历史背景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

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

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

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

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

十七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

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

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

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

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