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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在古代，佛教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在古代东亚的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也发展出了独特的模式。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古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互动。
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在其早期传入中国时受到了政治权力的关注。
这种关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支持与对佛教的赞扬上。
例如，南朝时期的刘宋皇帝刘裕就曾多次题诗讴歌佛教的伟大。
这种支持往往源于政府的需要，政治权力希望通过佛教的影响力来巩固自身的统治。
同时，佛教也因其慈悲善良的教义，成为政治权力期望通过宗教来强调人性的选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在社会中扩展了其影响力和实力，渐渐成为拥有独立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机构。
这使得政治权力感到了一些威胁。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佛教寺院拥有巨大的土地财产，其 monks 和僧侣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政治权力对这种影响力感到不安，开始采取一些手段来限制佛教的权力。
例如，唐代开启了一系列的“佛教烧毁”事件，以限制佛教寺院的势力，削弱佛教对于政治权力的威胁。
然而，尽管政治权力试图限制佛教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依然留存，并渗透到各个方面。
佛教经典中的智慧思想逐渐渗透入了社会伦理观念中。
尤其是在道德和个人修养方面，佛教的教义在古代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唐代，以“唐僧”孙悟空和他的师傅——塔藏上人为中心的《西游记》成为了一部佛教小说，深入人心，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佛教在政治权力的手段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政治权力与民众对抗时，佛教被用作一种宣传和控制工具。
这种情况尤其在日本的幕末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政治权力面临民众的抗议和不满，为了稳定局势，政府通过佛教寺庙组织了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以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
总的来说，古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关系。
政治权力在佛教早期的传入阶段给予了支持和赞誉，但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政治权力对其开始感到威胁，采取了一些手段来限制佛教的权力。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
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
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
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
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
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
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
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
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
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
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
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哲学,体系,佛教]浅谈中国哲学体系与一度小乘佛教哲学体系的不同](https://img.taocdn.com/s1/m/1dfc18cfff00bed5b9f31df9.png)
浅谈中国哲学体系与一度小乘佛教哲学体系的不同每每我们交谈一些关于佛教的时候，人们总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佛教属于唯心的范畴还是唯物的范畴?本文就此想打开思维和存在的天窗，将以庄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与小乘佛教哲学之间进行比对，发现异同。
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认知思维和存在的相互联系问题，简而言之，其实是意识和物质的相互联系问题，它代表了哲学的基本难题，即是物质与意识、精神与环境的相互联系问题。
核心囊括以下两个角度的内容:1、对世界的本质的提问。
物质与精神两者选其一，即思维和存在两者谁首当其冲。
根据这两个不同的答案，全部的哲学流派被列为两大主义，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站在唯物主义立场的，只要是认可物质、自然和客观存在为第一性的;与之相反的，站在唯心主义凡立场的，认为起点根本都源自精神、意识、思维的。
2、对世界可知性的提问。
换言之就是提问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答案也恰是两个对立的，以此列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准则。
大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坚信世界是可知的。
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内在出现分歧:一队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另一队自然与之相反，人类拥有的认识有局限性，触及不到世界的认识，或根本看不清世界的根源。
二、孟子、庄子的思想异同1、就庄子而言，庄子梦蝶的典故不难看出他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自在，因此在形体上，他也尝试希望进入一种自我推动就可以进入的一种自由自在境界;庄子认为平等是宇宙中万物的共同属性，人是万物的一份子，自然随着宇宙周而复始;庄子发扬的是滋育生命的主宰，也就是人的精神要遵照的是自然的规律，要安时而处顺;庄子在意的是内在德性的修养，提高德性，生命随之表现出一种自给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在庄子的《齐物论》中写道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蘑也。
物与我无成也。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还有他的《知北游》中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老(询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2018年秋季高2017级半期考试历史试题参考答案及解析1.【答案】B【解析】从孔子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在平常的时候说鲁国的语言，在诵读经典和周礼的时候用雅言，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语言虽有异，但天下一家，因此本题选择B选项。
A选项错误，材料只体现出孔子一个人的态度；C选项错误，这时候周天子权威已不复存在。
D选项错误，孔子平日里都用鲁国语言来传。
2.【答案】A【解析】道家思想主张按照自然规律做事，崇尚逍遥自得，材料中“不遵从自然”结果收到了惩罚，说明该寓言主张顺应自然，说明是道家思想,A正确；B讲究秩序和规律；C注重法制，依法治国；D主张兼爱非攻等思想。
3.【答案】B【解析】墨子的“兼爱”是无差别平等的爱，而孟子强调维护合理的等级秩序，不认可“兼爱”，故选B；孟子也具有济世情怀和民本思想，孟子并不会为此强烈批判，故排除AC；“兼爱”并未反映出追求实用功利，排除D。
4.【答案】D【解析】试题分析：A是道家学说的主张“无为而治”，B是墨家学派的主张“尚贤”，C项“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是儒家孟子思想，所以都不符合作为法家的商鞅的要求，故排除。
D项的主张是“重农”，而法家主张“重农抑商”的，故选D。
5.【答案】B【解析】试题分析：本题材料提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儒墨法道究竟孰是孰非?”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诸子百家关注的共同点是社会现实,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选B。
ACD都不符合材料信息及所学知识，排除。
考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百家争鸣6.【答案】B【解析】材料讲的是君主之上还有“天”，君主的行为会受到上天的反映，这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有利于制约君主的权力，排除A，选B；材料中董仲舒的思想并不能体现哲理性，而且也不是“直接效果”，排除C、D；考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7.【答案】C【解析】试题分析：从材料中兴太学，讲授四书五经，和太学生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可以看出是将学校教育与用人选官相结合，故答案为C。
柏拉图思想中“自然”的呈现与“法”的二重张力汪雄【摘要】文章先考察古希腊自然的两种观念,认为自然哲人发现自然之后,“自然”就不是指自然之物,而是指自然之理.而在《蒂迈欧》中,自然之理指的是宇宙的理念,在《理想国》中,自然之理指的是正义的理念,哲人依照正义的理念为城邦立法.哲人立法必然反对把法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之上,所以,哲人立法与习俗法就有一种张力;另一方面,哲人立法不能完全符合自然,所以哲人立法与以正义的理念为基础的自然法也有一种张力.而第二种张力会因为自然法的淡化或最佳政制的稀释得到缓解.【期刊名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00)005【总页数】8页(P66-73)【关键词】柏拉图;自然;自然法;自然之理【作者】汪雄【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502.232一、导论：“自然”与“法”的组合“自然法”在现代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名称，但是在古希腊，“自然”与“法”的组合被认为是矛盾的，并且柏拉图的著作也极少出现这一组合，柏拉图明确提到“自然法”的地方只有两处：在《高尔吉亚》篇 483e中，柏拉图借卡利克勒斯（kalliklē）① 关于此人，古代记载流传至今者，仅此一处。
因此，许多人猜测他可能是柏拉图笔下少数几位虚构人物之一。
Kalliklē这个名字暗示此人享有美名，或以长相俊美著称。
之口认为某些行为符合自然法（kata nomon ge ton tēs phuseōs）；② Plato， Gorgias， tr.by Joe Sachs， Focus Publishing Press，2009， p71.另一处在《蒂迈欧》83e中，谈到血液的补给方式时提及了自然法（para tous tēs phuseōs lambanēnomous）。
③ Plato， Timaeus，tr.by Peter Kalkavage，Focus Publishing Press，2001，p122～123.在这两处我们看到的都是“自然”（phuseōs）作为属格修饰“法”（nomos），④ phuseōs 前面的冠词tēs表示阴性单数属格，界定phuseōs，phuseōs作为属格，修饰并限定后面的nomous，表示自然的法，而非其它的法。
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关系小考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关系小考思和内容提要：佛教源于印度。
印度佛教在佛陀涅盘后，由于僧团内部的分化等原因而步入到部派佛教时期。
部派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又分裂为上座、大众二部，由此二部又分裂出传统所说的十八部乃至更多。
本文以逆时溯源的方式，对从近现代学界的研究成果到古代论典，逐步深入追流溯源，重点考察了印度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关系。
关键词：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作者思和法师，中国佛学院2007级研究生。
一、引言大致在佛陀（约公元前565-前486年）涅盘后百年间，佛教僧团出现了分化，这一历程大约从公元前370年起，到大乘佛学开始流行的公元150年前后止，总计有500年左右的时间，史称部派佛教时期。
起初分化为上座、大众二部，名为“根本分裂”。
此后，这两部又继续分裂，名为“枝末分裂”。
据现存最早的文献，世友（约公元一、二世纪）的《异部宗轮论》载，上座部于佛灭后三、四百年内，经七次分裂而成十一部，大众部于佛灭后二、三百年内，经四次分裂而成九部，合计二十部，除去根本分裂的两部，即通常所说的十八部派。
实际上的部派要比这多的多。
安德烈.巴罗（，1921-1993年）曾将古印度许多记载布施给部派教团的碑文与其他文献汇合统计出的部派名称，计有三十四个之多，其中包括本文所关注的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1（简称根有部）。
研究印度佛教史，部派佛教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伴随着众多不同僧团的出现，而有教义、戒律、以及哲学理念上的展开与丰富。
从这种研习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僧团建设、僧团关系，以及义理等方面的启发。
无疑，这对于当今教界，以及其他社会民众团体都具有借鉴的意义。
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佛法也不只是佛所说的”，“佛法是具体的，活跃于人类面前的。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
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
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佛教思想。
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系别：控制科学与工程系专业班：自动化0904班学号：u200914359 姓名：刘剑佛教论文国父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人，佛教是哲学之母，学习佛学可佐科学之偏。
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一代领袖毛泽东也曾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受压迫的人讲话。
”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提到“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从这些名人的眼中，我们不难看到佛教对于各时期、各领域、各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影响。
在传介到我国的大量佛教经典中，《金刚经》是译介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
禅宗是与《金刚经》结缘最深的中国佛教宗派。
《金刚经》全文没有一个“空”字，但通篇讨论的是空的智慧。
经文开始由号称佛陀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发问“当众生立定志向要达到无上圆满的佛陀觉智时，应该将发心的目标定在哪里？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心不能安住，应该如何降服”即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如何在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对各种错误认识和患得患失的心理进行克服？这一开始的发问便饱含了值得我们积极思考的深刻人生内涵。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现代化的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变化应接不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生存，人们已渐渐麻木，渐渐缺少人生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却是我们自古至今一直都需要的。
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
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
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
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曰：「中国群治一。
尝以无信仰而获进乎?抑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极则也。
虽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於是乎，宗教遂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物。
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
一此语也，吾未敢遽谓然也。
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国，人人皆渐渍、熏染，以习惯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趋於平等。
如是则虽或缺信仰，而犹不为害。
今我中国，犹非其时也。
於是，信仰问题终不可以不讲。
同此一问题，而复生出第二之间题。
日：「中国必须信仰」也。
则所信仰者，当属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问题者，将疑焉。
曰吾中国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复商榷为也?虽然，吾以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
其为教也，主於实行，不主於信仰。
故在文明时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蛮时代之效或反少。
亦有心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以信仰宗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此犹不达体要之言也。
无论宗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枘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
又无论彼之有眈眈逐逐者，循於其後，数强国利用之，以为钓饵，稍不谨慎而末流人祸将不测也。
抑其教义，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盖万有，鼓铸群生者。
以畴昔无信仰之国，而欲求一新信仰，则亦求之为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势利之为趋也!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孔子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又日：「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又日：「多闻阙疑。
一此以力行为教者，固应如此也。
至如各教者，皆以起信为第一义，夫知焉而信者可也，不知焉而强信者，是自欺也。
吾尝见迷信者流，叩以最微妙、最上之理，则曰：「此遗物主之所知，非我侪所能及焉!」是何异於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舆民共见也。
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日「悲智双运」，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其所谓悟者，又非盲信之所谓也。
故其教义云：「不知佛而自谓信佛，其罪甚於谤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