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遗址陶器上的符号

浅析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

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根据地域和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文化面貌的差异，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进行了分区、类型和分期的探讨，但目前认识尚不一致。

大致可分为：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后岗类型、下王岗类型1921年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协同中国学者袁复礼先生等一行五人，在何南省渑池仰韶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１９５１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带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通过这次发掘，基本上明确了这个地区仰韶文化的主要性质和面貌，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全面搞清了仰韶文化的内涵。

1953年春，灞桥火力发电厂施工中发现彩陶，中央考古训练班又在浐河东岸半坡村附近发现一处类似遗址的遗迹。

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对半坡遗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1954年秋～1957年夏，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要筹建三门峡水库，为确保祖国的文化遗产不遭受破坏，有组织地在水库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活动。

在调查中共发现古迹300余处，其中古遗址211处。

在掌握大量的考古资料后，考古队首选庙底沟为主要目标进行发掘。

２００２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的考古科研人员组成了联合考古工作队，于同年５月份进驻庙底沟遗址，对其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在三十年代对殷墟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中，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对后岗的发掘，1958年～1959年，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中，又一次发掘了洹水南岸的后岗和与之隔河相对的大司空村遗址。

揭开“太极图”神秘⾯纱如果要把之前学过的阴阳、五⾏、⼋卦、四象全部整合在⼀起，⽤⼀张图来表⽰，或者说把我们悠久灿烂的中华⽂化就⽤⼀张图来表⽰，那么毫⽆疑问就是这张“太极图”。

可以说这张太极图就是中华⽂化最完美、最形象、最准确的表达⽅式。

这个太极图也叫做⼋卦图、阴阳图或者阴阳鱼图。

太极图的形象就好像⿊⽩两条鱼互相纠在⼀起。

我们看到——只要是有关中国传统⽂化的⼏乎所有标志或者所有场合，都不约⽽同地选择这个图案。

⼀些东⽅国家乃⾄西⽅国家的徽章也选⽤这个图案。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家，你们看到的太极图可以说99%都是错的。

我在北⼤作博⼠的时候，对这张太极图的来龙去脉做过考证，发表过⼏篇⽂章，最后写了⼀本书叫《易图探秘》，在1999年就出版了，我考证了古今中外⼤家对这张图的认识。

我在北⼤图书馆查找了资料和古籍上对太极图的记载，现在的⼈对这张图可谓见仁见智，有很多的说法。

这张阴阳鱼“太极图”究竟来源于什么时候呢？有⼈说这张阴阳鱼太极图起源于上古伏羲时代，⽐如说从最近出⼟的⼀些青铜器、陶器上⾯都发现有这种符号。

在陕西永靖所出⼟的六千五百年前双⽿彩陶壶上之双龙的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

还有⼈说这⾥⾯有双凤的⼀些图(新⽯器时代⾻刻与陶绘、河姆渡⽂化中有这种纹饰)，就是两只凤凰交合在⼀起。

还有双鱼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鱼纹彩陶盆)，就像两只鱼⼉纠在⼀起的图案，另外还发现有“卍”字号的图案(青海民和县和乐都柳湾、辽宁翁⽜特旗⽯棚⼭、⼴东曲江⽯峡中层遗址出⼟的新⽯器时代的陶器上都刻有这种符号)，是在新⽯器时代的⼀些陶⽚或者⾻刻，就是刻在⽯头上、陶器上的，都有这样的符号。

显然这些图案都是太极图形成的源头，但他们本⾝还不是真正的太极图。

这些图案都是双双交合成的，或者是两条龙，或者是两条蛇，或者是两条鱼⼉，或者是两只鸟，这都是原始社会⼀种⽣殖崇拜，是成双的图案，表⽰男⼥(伏羲、⼥娲)，或表⽰雌雄(双鱼、双蛇、双龙、双鸟)这种交合。

游半坡遗址博物馆4月24早上我们游玩兴庆公园就来到了位于西安东郊浐河东岸的半坡遗址博物馆。

据介绍，半坡遗址是1953年春在灞桥水力发电厂建设施工时偶然发现的，从1954年秋到1957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半坡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器皿等，证明这是一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

当大巴车驶到门口之后，我们全班进入半坡博物馆，看到半坡遗址博物馆具有原始村落装饰的大门。

进入大门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大道直通遗址保护大厅，两边的文物陈列室掩映在花木林中，曼陀罗花开得正旺，间有原始半坡人雕塑点缀园林之中。

这时我们全班来了一张合影，还有一位美丽的导游为我们讲解。

往前面走两步就会看见吸引人的是水池中的一尊半坡姑娘的雕塑。

这位高绾着发髻、面含微笑、秀美隽雅的半坡姑娘正蹲在水边，望着水面，凝思遐想。

她手里拿着的打水瓶，正是6000多年前半坡人使用的尖底瓶。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

它是巧妙运用重心原理的一种汲水器。

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

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

沿着往前走看见的是半坡遗址保护大厅的前景观。

大厅正面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半坡遗趾”四个大字遒劲隽美。

据说郭老把“址”写为“趾”，是意味着我们的祖先从远古一步步的走向了现代。

翻阅《汉语大字典》，其实“址”古同“趾”。

我们拾阶而上，来到了遗址大厅。

会看见半坡遗址保护大厅顶棚。

在这里，保存着一座6000多年的村落遗址。

半坡分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3个部分。

居住区是村落的主体，半坡属于新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木制、骨制和石器。

妇女是半坡人中主要的生产力，制陶、纺织、饲养家畜都由她们承担，男人则多从事渔猎，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人类童年时代的纯朴，也能寻觅到中华先祖艰辛的足迹。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

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

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

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

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

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

（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

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

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

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

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

（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位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于1953年春被发现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

1953年春，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发现了半坡遗址。

同年9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

1954一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1万平方米。

已发掘出46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

1957年建成博物馆。

1953年春，西安灞桥火力发电厂施工中发现彩陶，中央考古训练班又在浐河东岸半坡村附近发现一处类似遗址的遗迹。

在河岸台地的剖面上，有灰土层、红烧土层、红烧土、灶坑和灰坑，以及夹杂在灰石中的骨制斧、锛、刀、笄、针等各种工具、用具。

又在一口双桶灌溉井的井壁的堆积层中挖出一个完整的小型陶罐与一个完整的骨笄。

随即把遗址的这一发现报告中央文物局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对半坡遗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1954年秋～1957年夏，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采用大面积揭露与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掘并清理了40多座房屋遗迹，发现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石刀、陶刀、石磨盘、石杵、石凿等735件，发现存有粟粒并储藏东西的窑穴及大量墓葬。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

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

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

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

生产方式与定居生活的辩证关系——以半坡史前遗址为例摘要：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部族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他们所从事的原始农业生产形成了日后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源头。

原始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性，促成了原始定居生活方式的日渐成熟。

半坡遗址就是这样一座在原始农业文明状态下，定居生活方式集中展现的村落遗址。

六千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的生存状态，生产能力，精神诉求，或多或少通过这处史前遗址让我们有所了解。

笔者所要探讨的陶器的社会性是指：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是哪些社会性因素促成陶器的繁荣与大量使用，探求陶器背后的社会性因素; 陶器作为远古先民熟悉自然、利用自然的成果，其中所折射出的原始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陶器的社会性定居生活方式原始农业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在这里先来谈谈原始农业生产与陶器之间的关系。

半坡遗址中所发现的能够反映六千多年前半坡氏族原始农业状况的，是在一处袋状窖穴里发现的18厘米厚的粟朽壳。

同时，在一个带盖的小陶罐里也发现了粟朽壳。

如右图1[1]所示：一、六千多年前半坡先民所从事的原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属于传统的粟作农业带，原始农业在半坡时期以种植粟为主。

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在黄河流域至少六千年前已大面积种植。

半坡遗址中的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原始农业工具有限，主要为石器、骨器类。

如右复原图2[2]所示：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木器工具的存在，由于木器比石器、骨器等更容易加工，在当时应是主要的农具来源。

只是由于6000多年过去了，木器农具已经朽掉了。

对原始农业的了解，必须借助史前时期的农业工具，这在考古与研究中，学术界向来比较重视。

新石器时代留给我们的石器以磨制和钻孔石器为主。

6000多年前的半坡氏族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或许以木石结合为主。

在石器上钻孔的目的应该是用于安装木柄。

（二）、原始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性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始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

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

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

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

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

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

（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

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

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

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

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

（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