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风度的分期

魏晋风度历史上的文人墨客魏晋风度：历史上的文人墨客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时代，这个时期涌现了众多才情横溢的文人墨客。

他们以高超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个性魅力，成为魏晋时期文化的代表和风尚的引领者。

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卓越的成就，还表达了魏晋社会特有的精神追求与审美趣味。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及其影响。

一、背景与历史魏晋时期是东汉末年至晋朝初年的历史时期，大约从公元220年至420年。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为文人墨客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受到政治压力和社会动荡的影响，文人墨客们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以表达个人情感和对时代变迁的思考。

魏晋时期，玄学和道家思想兴起，成为文人墨客追求的主要哲学流派。

他们崇尚清净超脱的精神境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充满哲学思辨的诗意。

此外，佛教的传入也对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文人墨客皈依佛教并从中寻求安慰和启迪。

二、文学成就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人墨客们的诗歌创作。

他们推崇自然的美丽和人生的短暂，以唐风宋韵为特点，注重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例如，曹操、曹植、陶渊明等人的诗歌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后世广泛传颂。

除了诗歌，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散文方面，幸福思考、杂文、赋作等都得到了广泛发展，并且有一批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

尤其是《世说新语》这本以记载魏晋名士言行为主的书籍，成为研究魏晋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三、文化风尚与社会影响魏晋文人墨客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精神品质，塑造了当时的文化风尚，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魏晋文人墨客们强调个性和自我表达。

他们以自我的独特视角创作，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真实性的追求。

这种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以个体经验和情感为核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
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

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什么是魏晋风度1。

论“魏晋风度”的多重内涵作者：邹娣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5年第02期摘要：“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代，在名士中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是当时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也有其特定的社会内蕴。

长久以来，以“建安七子”、正始士人、“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形象深入人心，“魏晋风度”在后世成为任诞放达，高蹈玄远的代名词，而理解并不够全面和深刻。

本研究试将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文学创作与所处时代背景相结合，重点梳理其外在行止、内在精神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系列相悖之处，旨在通过剖析矛盾的深层根源与外化表现，探究魏晋风度在表面“风流”之下的多重内涵。

关键词：魏晋风度；多重内涵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对其多重内涵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解析，避免浅薄与片面理解所造成的误读，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也是对文化本来面貌的复原，将有助于准确把握魏晋时期文学作品的真实内涵，乃至引导今人在处事哲学上对“魏晋风度”进行正确积极的学习与借鉴。

鲁迅于1927年7月在广州作的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后，魏晋风度这一概念开始普遍被学界重新发现，广泛使用，不断阐释，其内涵日益丰富。

鲁迅将“魏晋风度”与文章、药及酒联系在一起；李泽厚则认为它是药、酒、姿容、神韵，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辞章”。

当代对于“魏晋风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源与流变刘娟在《浅析魏晋风度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文从社会历史角度指出：门阀士族是魏晋风度形成的阶级基础；复杂的社会环境促成了魏晋风度的形成；政治环境影响魏晋风度。

安萍在《“魏晋风度”源起考述》中则指出：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的动乱，老庄思想的盛行，以及儒学独尊地位的衰微。

范毓周《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中指出：所谓魏晋风度，其要素服药、饮酒、清谈和雅量，其渊源始自汉末，其酝酿是在汉、魏递嬗和魏、晋兴替的动乱年代，是由汉末名士开端、三曹与建安七子殿后、正始名士过渡、竹林七贤完善的一种士风。

何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魏晋风骨”）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

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

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饮酒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

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

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从《世说新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清谈之主要特征：（一）互相辩难。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

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

他们一般采用辩难和讲座两种形式。

讲座的形式是指一人单独树义讲论，听者不与讲者辩论，气氛比较和缓。

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如：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

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

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世说新语•文学》第40 则）[1]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

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其他如《文学》篇第55 则“支道林、许、谢盛德”条，则是一人对数人辩难，《文学》篇第6 则“何晏为吏部尚书”条，则是自己问难自己辩答，兹不赘述。

（二）追求优雅的风致。

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2]例如：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

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