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风貌
魏晋时期为中国古代政局最为复杂动荡的年代。
各阶层、各政治集团都在这一历史大舞台上有过出色的表演,而尤以名士集团最为突出。
名士本谓知名之士,历朝历代皆有之。
而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统治阶级中文化群体的一种称谓,则有“东汉名士”、“魏晋名士”等。
东汉名士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
魏晋名士承袭了东汉名士的某些余风,却又与东汉名士整体风貌迥然有异,显示出其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
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
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
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
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
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
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
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
“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
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
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
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
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
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
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
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
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
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
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
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
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
令人叹服。
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
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
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
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
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
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
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
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
这就是魏晋风度。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
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同上。
这就是魏晋名士的音容笑貌
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
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一壶清酒，两袖长衫，我依稀能看到那早已逝去的魏晋名士，在醉心玄学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