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文化挖掘及开发路径研究

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发展战略探讨作者：郑俞李砚赤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 2016年第10期郑俞李砚赤洞庭湖位于中国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是中国第四大湖，仅次于青海湖、兴凯湖和鄱阳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除此之外，洞庭湖还拥有三个湿地，这三个湿地自然保护区不仅兼具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湿地，还都获得了“国际重要湿地”的称号。

本文从实际出发，对洞庭湖生态旅游开发战略进行探讨。

前言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除了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洞庭湖还具备着强大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湖内风景秀丽，湖水、山丘、鸥鹭相映成趣，湖外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周围环绕着众多的山峰和岛屿，极大地丰富了洞庭湖的风景，美不胜收的名胜古迹为洞庭湖增添了韵味，促进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一、制约生态旅游发展的因素湖南省对洞庭湖的生态旅游发展缺乏科学和系统的规划，这直接造成了生态资源的浪费。

现在就局部而言，三个地区都对本地区内的生态旅游资源分别做了总体规划，但三个地区各自独立缺乏沟通联系，这使得总体规划难以落实，国家对洞庭湖生态旅游基础建设资金投入不充足，甚至个别地区根本没有基础建设资金的投入。

洞庭湖除了本身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周围的湖泊、山峦、动植物和名胜古迹更是数不胜数，而目前，当地只着眼于洞庭湖的发展，没能有机地对周围的旅游资源进行结合，这就大大延缓了洞庭湖生态旅游业发展的脚步。

二、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一）总体规划，打造环洞庭湖生态旅游经济圈早在 1996 年，便提出了“环洞庭湖经济圈”的概念。

“环洞庭湖经济圈”站在全面发展的角度，洞悉了洞庭湖地区生态资源的同构性，指出了其环境中各功能能够相互配合，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共同点，以及当地文化意识的趋同性，为当地旅游业发展规划了全面发展的格局，推动了环洞庭湖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

“环洞庭湖经济圈”的提出者柳思维在这一概念中充分考虑了洞庭湖的发展优势，符合客观现实的发展要求，为洞庭湖的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荆州加快融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调查研究作者：王远浩，崔明，张江涛，李层来源：《党政干部论坛》 2016年第8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以下简称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地跨湖北、湖南两省，是一个重大的生态项目和发展项目。

荆州是湖北参与的唯一地市，具有不能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发挥荆州优势，寻求合作共赢，使湖北受益、使荆州发展，就显得十分紧迫。

面对新形势和新机遇，荆州必须认清优势与不足，找准方向，突出重点，做强自身，并在湖区治理、城乡统筹、产业配套、文化旅游等领域加强与湖南方面合作，不仅当好合作方，更要争做引领者。

一、把握大形势，主动融入经济区（一）认清发展形势经济区的建设，无论放在全国发展大势还是地方发展格局中看，都表现出较高契合度和强劲生命力。

一是顺应绿色发展的需要。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加大的局面，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经济区突出一个“生态”、一个“经济”，是探索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和谐统一的积极尝试，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代表持续、循环、健康的“绿色发展”方向，必将成为实现“绿水青山”变身“金山银山”的样板。

二是促进支点建设的需要。

“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是湖北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的责任，也是自身建设的目标。

湖北需要搭建多重平台，发展好、利用好、维护好经济区创造的“水关系”和“湖平台”，形成两湖地区互利互惠、抱团发展的紧密关系，才能加固湖北中南角，形成南下发展大动脉，建成坚如磐石新“支点”。

三是服务荆州壮腰的需要。

实施“壮腰工程”是荆州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旗帜”。

经济区建设规划从省级层面讲独一无二，是专门为荆州量体裁衣、量身订制的发展机遇，只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做到无缝对接、同频共振，完全可以实现优势叠加，达到“借船出海”、借平台办大事的目的，最终为荆州壮腰“固本强元”。

（二）找准合理定位在经济区包含的四市一区中，荆州的区位特殊、特色鲜明，但也有着明显的差距与不足。

其一,荆州既是来龙，也是去脉。

环洞庭湖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与措施民俗旅游产品是最具有垄断性和竞争性的旅游产品之一，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已成为各大旅游区争先恐后挖掘的对象。

环洞庭湖区是湖南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位于湖南省北部，包括益阳、常德、岳阳3个地级市，辖7个市辖区、4个县级市、13个县、270个建制镇和177个乡，土地面积*****.2平方公里。

该区域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特色鲜明，设施基础良好，开发民俗旅游资源的条件得天独厚。

一、环洞庭湖区民俗旅游资源概况建筑、服饰、饮食、歌舞、礼仪、节庆、演艺、宗教、工艺等民俗事象是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内容。

环洞庭湖区民俗事象众多，具备良好的资源基础。

（一）生产民俗环洞庭湖区拥有“高水湖相，低水河相；水浸皆湖，水落为洲”的地貌特征，表现出浓厚的湖乡农业文化与渔业文化特色。

在环洞庭湖区传统的水稻生产过程中，“打春牛”、“开秧门”、“开镰酒”等乡土习俗独具特色，锄头、铁锹、犁、耙（民间俗称镪）、蒲滚、扬叉、簸箕、扮桶、打稻机、风车、水车、蓑衣等农具应接不暇。

随着农业现代化与机械化的推广，这些农具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引发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无比好奇。

尤为重要的是，包含淡水珍珠养殖、捕鱼、采莲、挖藕、摘菱角等在内的渔业生产民俗是环洞庭湖区民俗旅游资源中最具竞争力与地方特色的，开发价值极高。

（二）饮食民俗1. 茶民俗。

环洞庭湖地区的“饮”的特色表现为以茶为中心饮品的多种独特展现。

这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因而保留了多种多样的饮茶习俗，常德野茶王、石门银峰、双上绿芽、安化黑茶、君山银针茶享誉海内外，此外还有蛋茶、姜盐茶、姜盐豆茶、擂茶等。

环洞庭湖区各地的擂茶制法又各具特色，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桃源擂茶、桃江擂茶与安化擂茶。

环洞庭湖区多样化的“茶民俗”反映出该区域人民热情好客的传统。

2. 酒民俗。

环洞庭湖区盛产粮食，饮酒也成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关于洞庭湖水生态系统的调研与思考洞庭湖代表着湖南深厚历史文化的积淀，它的秀美风光为湖南吸引了四方来客，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必须始终把生态优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水生态项目建设为支撑，加快推进洞庭湖水生态治理。

本文从洞庭湖水生态治理工作现状、主要问题、几点建议分阶段对洞庭湖水生态系统进行调研与思考。

标签：洞庭湖；水生态系统；现状；问题；建议一、引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洞庭湖区的核心资源，是洞庭湖区最大的资本、最好的品牌、最强的竞争力、最重要的生命线。

李白称颂它“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岳阳楼记》强调“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洞庭湖志·艺文论》曰：“自来地理山川，一切艺文，至洞庭湖可谓极天下之大观，尽古今人文之能事矣。

”保护好了洞庭湖区的生态，就保住了洞庭湖区的价值、洞庭湖区的地位和特色。

因此，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必须始终把生态优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近日，笔者就湖南省益阳市洞庭湖区水生态系统情况进行调研，经调研发现，近几年来，尽管益阳市在洞庭湖水生态系统的修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问题仍然严重，必须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二、工作现状（1）政策文件陆续出台。

近几年来，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抓住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当地适时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有力地谋划和推进了洞庭湖水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

一是规划类文件。

《益阳市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已经公布。

由益阳市水务局组织编制的《益阳市水功能区划》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标志着益阳市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了更加科学、详细的标准。

洞庭湖益阳生态经济区水利、旅游产业、交通建设、环境保护、国土开发整治、现代农业、工业发展、城镇发展等规划也将陆续出台。

二是工作方案。

益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益阳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

益阳市水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境保护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委员会、市审计局、市统计局联合印发了《益阳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研究作者：瞿莉莉来源：《商情》2015年第38期【摘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对该区的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对本土的经济转型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廓清该区域旅游资源，特别是岳常益城市群旅游资源联合开发利用是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岳常益城市群；旅游资源；联合开发一、引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周边旅游资源的配套整合互动，发挥旅游资源的集群优势，加强区域资源共享合作是合理利用旅游资源的产业要素，提高区域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实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但在当今白热化的旅游竞争市场周边的旅游资源的发展形成虹吸效应，比如毗邻的湘西、湘东旅游业经过数年来的发展，旅游基础与配套设施日益完善，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开发，旅游形象定位日渐明晰，知名度不断提高，旅游业市场效应不断得到提高，在湖南省内的旅游市场份额占有率不断升高，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旅游资源要得到高效率的发展，只有将环湖旅游资源加以整合，联合开发利用。

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流，信息互通，线路对接，利益共享，联手合作，共谋发展，才能更好地彰显该地区的旅游竞争优势。

二、环洞庭湖区域旅游资源联合开发的可行性分析（一）环洞庭湖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岳阳市、益阳市东部、常德市东南部和长沙市北部部分地区）是湖南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主要可分为以岳阳为中心的东洞庭湖旅游风景区、以常德为中心的西洞庭湖风景区、以益阳为中心的南洞庭旅游风景区。

这里拥有国家自然保护区2个（东洞庭湖、花岩溪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桃花源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岳阳楼、屈子祠、岳阳的任弼时故居、平江起义旧址、岳阳文庙、张谷英村古建筑群，常德的铁幢、城关山遗址、彭头山遗址、澧县八十七挡遗址）、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岳阳的大云山，常德的桃花源、花岩溪、河洑、黄山头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旅游区（点）2处（岳阳楼、桃花源旅游区）、省级风景名胜区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7个、省级森林公园9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0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点）2处。

Tourism旅游经济1382012年10月 浅谈洞庭湖湿地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①湖南女子学院旅游系 杨芳摘 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挖掘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可以促进景区经济发展、丰富旅游产品、传承和保护洞庭湖湿地传统文化。

洞庭湖湿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湖泊湿地，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但其文化内涵仍有待深入挖掘。

立足于洞庭湖湿地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深入其发展现状，进而提出挖掘旅游资源文化内涵，促进洞庭湖湿地旅游发展的对策，实现洞庭湖湿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洞庭湖湿地 文化内涵 旅游资源 可持续发展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2)10(c)-138-03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是指旅游资源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情绪、民族性格、历史背景、时代特征等无形的精神文化和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文物古迹、民族服饰、生产工具、建筑、饮食、节庆活动、风俗习惯等有形的物质文化。

挖掘洞庭湖湿地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可提升洞庭湖湿地旅游产品品质，增强对游客的吸附力，在传承洞庭湖湿地周边地区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1 洞庭湖湿地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1.1 名人文化洞庭湖湿地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其中贤君名相、骚人墨客、文艺大家辈出不穷。

他们为洞庭湖湿地留有丰富的遗踪胜迹，包括名人故里、名人足迹等，是洞庭湖湿地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

例如，洞庭湖中间有个山岛叫赤山岛。

此岛在洞庭湖的正中心，洞庭湖以它分东西南北。

山岛为长条形，南北约30公里，东西约4公里；面积120平方公里，六个澳门大，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岛。

自唐天宝年间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与西施隐居该岛，故改称蠡山岛。

蠡山岛上有个湖称“蠡公湖”，一直为纪念范蠡而称其名。

在《常德府志》和《沅江县志》上都有记载。

此湖即是洞庭湖的“湖中湖”。

蠡公湖上还有一座小岛，称“香炉山”。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县域城镇化建设研究引言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位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是中国最有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洞庭湖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也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

本文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建设进行研究，旨在提出可行性建设方案，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特点1. 自然环境优势洞庭湖所在的区域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

湖区生态环境优良，具有丰富的湿地生态资源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是稀有的生态旅游胜地。

2. 经济发展基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水稻、棉花等农产品具有较高的产量和质量，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湖区特色的水产品加工业。

还具备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

3. 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尽管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相对于其他地区，其城镇化水平较为滞后。

城市化率不高，城镇化规模小，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城镇化进程不够顺畅。

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县域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1. 建设现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建设目前主要以县域为单位，各县区在城镇化进程中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强城市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

但由于受制于地区发展水平和资金限制，城镇化建设的成效不是很明显。

2. 发展障碍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

首先是基础设施不足，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滞后，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

其次是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镇化进程中需要更多地保护生态环境，这给城镇化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县域城镇化建设的可行性分析1. 资源禀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包括农业资源、水资源、湿地资源等。

这些资源为地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环洞庭湖经济圈发展路径探讨徐德华实施环洞庭湖经济圈战略，促进环湖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选择。

本文结合南县近年发展实际，试图对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发展路径作些肤浅探讨，期求指正。

一、环洞庭湖经济圈发展的战略定位坚持以构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为总目标，按照“生态优先、综合治理、抱团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原则，坚定不移地举生态旗、打生态牌、走生态路，致力将环湖地区打造成为湖南省继长株潭之后的第二增长极。

（一）构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加强生态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支持激励政策。

随着绿色产业、生态经济的蓬勃兴起，国家“绿色投资”不断增加，如近年增发的长期国债，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湖南省委、省政府响亮地提出建设“绿色湖南”，积极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机制，努力提高全省生态文明水平。

这为构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大力推进绿色增长带来了难得的政策机遇。

（二）构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是加快环湖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年代，洞庭湖区人民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双刃剑”下，承受过少有的沉重赋税和劳役负担。

加上频仍发生洪涝灾害的严重影响，洞庭湖区经济特别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仍旧属于弱质产业、低效经济。

基于洞庭湖区的发展现状，如果继续坚持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会被先进发达地区越甩越远，而且可能造成生态恶化、水体污染和资源利用高耗低效等严重后果。

作为全国着名的“鱼米之乡”，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良好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湖区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努力探索一条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有区域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构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立足湖区实际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思考摘要：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建设“四化两型”，推动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趋势；是增强发展后劲，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具备农产品保障优势、生产要素供给优势、生态安全优势、产业支柱优势。

要构建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形成生态农业产业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产业集群；突出地域特色，发展现代生态旅游业；注重城乡统筹，建设宜居生态城镇集群。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四化两型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150-03洞庭湖是国际重要湿地和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子系统，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湖南省建设“四化两型”、维护洞庭湖流域生态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造中部崛起新支点、提高湖区人民幸福指数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意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覆盖岳阳、益阳、常德三市及长沙望城区，共25个县市区，总面积4.64万平方公里。

洞庭湖区域包括岳阳、益阳、常德3个地级市，24个县市区，土地面积4.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1.5％，总人口1 55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21.9％，2011年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3 964.4亿元，占全省的21％。

洞庭湖地区一直在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建设“四化两型”，推动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就是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生态经济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经济的本质是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但是，过去人们对如何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认识不科学，人类的经济活动导致洞庭湖生态恶化、资源枯竭、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严重。

收稿日期:2018-03-05基金项目:湖南省统计科研A 类课题“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研究———以湖南岳阳市为例(2017A09)。

作者简介:黎静(1987-),女,湖南岳阳人,中级统计师。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探究———以湖南省岳阳市为例黎静黄辉(岳阳市统计局,湖南岳阳414000)摘要加快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应整合现有产业资源,紧抓“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机遇,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来打破发展壁垒和瓶颈制约。

岳阳作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主战场,应提质传统产业,实施石化、能源、造纸改革;培育电子信息、化工与建筑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强化企业主体,开展招商引资,强强联合;打造产业集群,加大产业链建设力度,实现洞庭湖区制造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发展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738X(2018)03-0015-08栏目特邀主持人:张广宇主持人语:科研的目的在于运用，即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本期刊发的这篇调研论文，是一个湖南省统计科研A 类同名课题的研究成果，就充分体现了科研这一特点。

就其选题而言，目前理论研究多是宏观概念性分析，较少涉及具体定量分析，“水湖如血脉，产业如骨架”，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在深入了解生态经济区建设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发展实际，进一步探索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对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实际出发，对洞庭湖生态要经济区域产业发展问题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就其内容而言，课题把湖南岳阳置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视域下，研究该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以期为更好地服务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收稿日期:2001-04-09;修订日期:2001-05-30作者简介:齐　恒(1963-),男,湖南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地理。

环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齐　恒1,朱有志1,篮万炼1,朱　翔2(1.常德师范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2.湖南师大国土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摘　要:从三个层面探讨环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宏观上应努力构造环洞庭湖经济圈,并确立其空间开发次序和重点;中观上应形成环湖综合性的交通运输体系和强大的工业开发轴带,加快环湖区农业产业化进程,建立和完善环湖区的金融、贸易和旅游走廊;微观上应加强行业(部门)的重组与改造,加快生产经营模式的转换,促进环湖区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环洞庭湖地区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21(2001)03-0261-05 环洞庭湖地区以新近融合的特大一体化城市长—株—潭为顶点,以京广线临湘至长沙段、石长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为两翼,地跨长—株—潭、岳阳、常德和益阳等六市,构成大洞庭湖地区,国土面积占全省的3417%,人口占43%,G DP 占5415%,工业产值占6219%,农业产值占4915%[1]。

这一地区地处洞庭湖滨,以湘、资、沅、澧四水中下游为腹地,连江通海,水、陆、空交通运输发达;地势平缓,土地肥沃,内湖星罗棋布,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和重要的商品粮、棉、油料、干鲜果品及养殖基地,是湖南最发达的经济区域。

1　宏观战略:环洞庭湖经济圈空间开发次序 环洞庭湖地区北连长江,是长江产业开发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长江水道向西伸入西南腹地,东联上海浦东,打通出海口;通过京广线北取华中、华北,南进广东,联系港澳地区;石长铁路的开通,使环湖区成为联系西北与东南沿海的重要中驿站。

因而,作为京广沿线经济带和长江沿岸经济带的交汇地区,既能加强与长江产业开发带的经济联系,又能在西部大开发中寻找机遇,其经济发展可以多方受益,内外并举。

洞庭湖“围湖造田”的文化逻辑分析作者：谭卫华来源：《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06期[摘要]对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太湖流域区围湖建构固定圩田的一个翻版,从技术技能､资源利用方式､预期达到的目标都与太湖流域建造圩田别无二致｡其实,这也是汉族文化历史逻辑的结果,都是从汉文化出发,又以汉文化为归宿｡洞庭湖区与太湖流域由于地理环境存在差异,若使用相同的文化逻辑进行运作,势必使得洞庭湖围湖造田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并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生态､经济､社会问题｡[关键词]洞庭湖;围湖造田;文化逻辑;汉文化[中图分类号]C912.4;C912.5;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6-0102-06[作者简介]谭卫华(1978—),女,湖南城步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与环境适应研究｡(湖南吉首 4160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扩大和稳定我国中西部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文化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08AJY025);湖南省“百人工程”项目“云贵高原东南缘各民族生计方式多样性与生态维护研究”阶段性成果(05C701)｡[收稿日期]2010-10-30Analysis on Cultural Logic of Land Reclamation from Lake Marshes in Dongting LakeTAN Wei-huaAbstract: The land reclamation from lake marshes in Dongting Lake area has begun from the Yuan Dynasty till the present time. As the copy of building fixed polders in Taihu Lake Basin, it has the same technical skills, resource use patterns and expected goals as those in Taihu Lake Basin. Actually, this is also the result of Ha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logics, which takes the Han culture as both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inal result.As Dongting Lake area is different from Tai Lake Basin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using the same culture makes the desired objective of reclaiming land from lake marshes in Dongting Lake difficult to achieve and results in a series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Dongting Lake; land reclamation land from lake marshes; cultural logic; Han culture在长江流域实施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若干次,但如下两次影响至为深远:其一是8至12世纪之间对钱塘江､长江环抱的太湖流域区围湖建构固定的圩田;其二是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对洞庭湖区实施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前者建构起了汉民族现代经济支柱,一千多年来,这一地带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全国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就取自于这一地段｡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稳定地按一种资源利用模式繁荣运行了12个世纪,在当今众多的民族中堪称首屈一指,史称“苏湖熟,天下足”,真可谓至高的褒誉了(翦伯赞,1979:75)｡对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则是对太湖流域围湖造田的异地翻版｡据近人研究,这一轮围湖造田主要是靠移民去推动,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正是已经开辟成熟了的太湖流域｡因而,技术技能､资源利用方式､预期达到的目标都与太湖流域建造圩田别无二致,只是开始实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600年,地域上则从长江下游移到了长江中游｡以常理论,太湖流域的围湖造田由于技术､技能已经完善,洞庭湖流域可围垦的范围又比太湖流域广阔得多,加之又有历朝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其成效理当远远超过前者,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尽管也有人盛赞过“湖广熟,天下足”(张国雄,1993),但那只不过是套用前代民谚作比喻式的借用而已｡因为湖广地区无论是在过去600年还是在今天,虽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却始终没有超过太湖流域,而且其经济地位波动性甚大｡可以说,洞庭湖流域的围湖造田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征服自然的活动,它的成效比之于太湖流域围垦大为逊色｡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同一个民族沿用同一的资源开发模式､对付同一条河的平原河网地带所取得的成效却有如此明显的反差?要解答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症结在于以往的研究通常都是从汉文化出发,又以汉文化为归宿,很少将这一文化异地移植的转化过程拿去与其他民族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进行比较,致使无法从中发现开发模式移植中的制约因素的存在,更无法从中看出同一种文化运作中客观存在着的最佳环境､可适用环境以及不适应环境之间的区别｡今天,洞庭湖治理已经成了长江中游重大的水利工程难题｡与此同时,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治理也碰到了同样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单靠水利工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进一步追究产生这些难题的社会文化原因｡为此,需要冷静分析太湖流域与长江中游平原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使得在太湖流域行之有效的做法到了长江中游却处处显得力不从心｡客观地说,这两地的差异若经细究,事实上非指一端,它是自然与社会因素交织而成的系统性差别｡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具针对性,我们最好先看导致围湖造田在长江中游效益下降的四个主要因素,然后再从同一文化空间展拓的一般规律去解释为何明知效益下降却在不知不觉中沿用不合时宜的资源利用模式､从而导致全面效益下降的文化逻辑原因｡二长江中游平原和太湖流域虽说一江贯通,但两地的自然背景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致使用同一种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去开发两地所获的实效大不一样｡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全凭长江和钱塘江冲积而成的低海拔平原,因而在太湖流域地表的相对高度差异甚小,地表起伏十分平缓,在这里只需要修筑低堤就可以有效地阻挡湖水和江水倒灌农田,同时可以围成十分广阔的稻田来｡长江中游则不然｡这里是由于地壳下陷积水而成的多湖泊地带,由于各地地壳下陷的幅度不一,致使在很小的范围内,地表的高程差异大大地超过了太湖流域｡以洞庭湖为例,其湖底高低不一,湖区的东､南､西三面都有丘陵环抱,而且在丘陵与水域之间,还有过渡性的缓丘｡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下,同样是围1米高的堤防,能围成的稻田面积就会比太湖流域少得多｡换句话说,要围出同样面积的稻田,在洞庭湖区其工程造价要远远高于太湖流域(蔡述明,1996:73-74)｡这乃是太湖流域在技术力量和技术水平较低的8世纪能建构起连片圩田区的自然原因;同时也是包括洞庭湖在内的长江中游平原尽管开始规模围湖的时间迟至13世纪,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又有太湖流域成功围湖的经验可资借鉴,但围湖的进度却比太湖流域缓慢得多的原因｡从13世纪起到道光初年,时间过去了500年,但洞庭湖区围湖建构起来的稳定堤垸并不具备规模效应｡据(道光)《洞庭湖志》记载,巴陵县堤5处,华容县堤3处､垸27处,安乡县垸15处,石首县堤1处,武陵县堤4处,芦洲县堤10处,龙阳县堤13处,沅江县堤1处,益阳县堤2处､垸11处,湘阴县堤2处､垸34处､围29处｡上述各堤垸总计数量与洞庭湖水域比较起来并不算大｡各堤垸的工程规模最长者不过三千多丈,最短者才数百丈,规模之小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规模小,在围垦数百年后直到20世纪中期洞庭湖水面面积仍高居全国之首,围垦难度大大超过太湖流域｡至于新中国成立后能实施大规模围垦则另有原因:一是因为近代的工程技术水准有了巨大的提高,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可以大规模集中人力､物力实施深水围垦,围湖造田才得以迅速推进｡然而,围湖造田虽然速度加快,但工程的难度并未减轻｡与太湖流域相比,围垦同样面积的稻田,投资量一直大大地超过太湖流域,因而即使深水围湖成功,但从投资的角度看仍然是不合算的｡不仅洞庭湖区围湖造田成本高,而且风险极大,这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太湖流域河湖水系水位的季节变化和年份变化都不大,但洞庭湖区则不然,不仅在一年中洪水季节和枯水季节的差异很大,而且不同年份之间的高低水位差异也很大｡这样一来,为图防洪保险,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必须加高､加厚堤防,但仍然无法确保堤垸的安全｡洞庭湖区洪涝灾害的频率高于太湖流域,受灾损失大于太湖流域,正因此而来｡另一方面,洞庭湖区水情变化的不可测因素比太湖流域多得多｡太湖流域周围地貌起伏甚小,突发洪水的频率小得多,洞庭湖区则不然｡洞庭湖接纳的水源要比太湖复杂得多:北面有长江四口(即松滋､藕池､太平､调弦四口,调弦口现已堵塞,仅存三口),在洪水季节往洞庭湖注水;南面有湘､资､沅､澧四水往洞庭湖注水｡由于往洞庭湖注水的长江荆江河段水道曲折,流速较快,这必然对围湖造田的堤防构成较大的冲力｡沅江､澧水又是从高原台地直接入洞庭湖,汛期洪水水流速度都很大,若遇长江四口来水,与南面四水相顶托,水流速度更要加快,对堤垸的冲力都必将成倍地增加,这也是洞庭湖区防洪压力增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加之洞庭湖的来水含沙量大,大量在洞庭湖水域淤积,造成湖内水域排洪不畅,这也是造成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安全性降低的另一原因｡洞庭湖围湖造田比之于太湖流域围湖造田极不安全｡近年来,水利工作者对1996年洞庭湖特大洪涝灾害的分析最能揭示洞庭湖围湖造田的这一重大隐患｡1996年洞庭湖区洪涝成灾,水利专家明确地指出,这次洪涝灾害的成因除自然原因外,特别强调了围湖造田是造成和加剧洪水成灾的重要原因:“作为吞吐长江､四水的洞庭湖,却因泥沙淤积和围垦等原因,近几十年湖盆平均壅高1.23m,外湖面积净减1659km2,容积相应减少119×108m3,湖泊天然调蓄功能因此而减少20.1%｡”这是导致“湖区1996年洪水规模不及历史,洪水位超历史(8天零3小时)且成灾时间长,涝灾面积大的症结所在”,表明“湖区筑堤围垸,在发挥抗御洪水泛滥作用的同时也孕育着洪溃的致灾因子”,而“垸内因围垦造田使内湖面积减少10.27×104hm2”,更是大大地降低了抗御洪水的能力(李景保,1998)｡由此看来,在洞庭湖的围湖造田从某种意义上讲简直是在给本地区乃至全长江下游制造洪涝灾难｡相比之下,太湖的圩田建造则大不一样｡由于圩田建设排干的是浅水沼泽,建成圩田后,对洪水的吸纳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差异,加上太湖流域江河流速不大,洪水区的涨幅及波动值不大,自然也就不会像在洞庭湖区那样酿成大范围的洪涝灾祸｡洞庭湖区的围湖不仅种下了洪涝灾祸的隐患,而且建造起的低洼地稻田也是一大批质量低下的内涝田,其质量低下的程度在近年来的科学研究中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洞庭湖区有近200多万亩低洼地,长期处于‘稻谷加稻草’的经营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的农民为脱贫致富,进行了综合利用的种种探索｡因地下水害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众多的综合利用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张正湘,1995)上述提到洞庭湖区内涝地面积约合1600平方公里,考虑到洞庭湖围湖造田的高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在此期间,洞庭湖的水域面积由6000平方公里降到2691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在这个高峰期内因湖面水域被围田压缩而失去的面积中,有近一半的面积建构起来的就是此类利用价值极低的内涝田｡开辟湖区稻田的初衷原是想建构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岂料由于洞庭湖湖盆并不像太湖流域那样平缓,围湖造田必须修筑高堤,致使外湖湖面和稻田间高程差很大,而且长年持续高位反差,致使稻田的积水根本不能往堤外排,相反地,湖水还可通过地下反浸到稻田来｡于是,不动用额外的机械排涝,此类低产田根本无法改变成高产稻田｡此外,洞庭湖区周围丘陵环抱,地下水自然侵入低洼地,也加剧了内涝｡由此看来,辛辛苦苦围出的湖底稻田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它们根本不像太湖流域那样能形成一大批高产稳产稻田｡低于湖面的内涝田长期以来不仅不能建成理想的鱼米之乡,反而成了制约湖区经济发展的拖累,以至于不少农业专家不得不考虑对这类低产田实行补救｡比如说,内涝田的稻秧僵苗和翻秋就成了湖南､湖北两省中农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但提出的对策全是些治标而不治本的应对方法(陈孝正,1981;周广洽等,1982)｡这类成果虽然能暂时缓解内涝田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某些方面缺陷,但却不能根本改变内涝田先天不足造成的系统性缺陷｡另一些农业科研成果则是用人为制造内涝田高程差异的办法去抑制内涝田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方法的要点是将内涝太深的地带干脆放弃改作鱼塘,人为挖泥掏深这些地段,挖出的泥土则培到较高地带,人为地制造出低洼区的高地,以此改变内涝田的积水排干问题｡类似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是将珠江流域行之有效的基塘农业移植到了长江中游平原上(黄淑娉,1998:385-399)｡单就适应内涝环境而言,这种做法确有较大的实效,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做法成了湖南､湖北两省治理内涝田的统一科研取向,有的将这种治理办法称作“立体种养模式”(梁佩谦,1994),又有的将它称作“水旱轮作和水稻垄作”(彭佩钦,1992)｡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类似的成效仅是局部地改善内涝田的缺陷:一则按照此类研究成果往往只能建构成分散的治理区段,与这些内涝田需要统一排涝､统一维修水利工程不相兼容;二则按照这样的治理模式必然增加农业生产的经营成本;三则这样的治理并未彻底消除内涝隐患,无法抵御堤外水位在不同年份的幅度波动｡因而按照这一研究取向所收到的成果,远远无法消除内涝田的环境系统缺陷,不能视为彻底的内涝田治理方法｡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也有甚于太湖流域建造圩田｡太湖流域在建造圩田以前本身就是一个连片的低湿沼泽地段,其原有生态背景较为单一,一般为湿地生态系统或稳定水域生态系统｡大规模建造圩田后,湿地生态系统并未彻底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较少触动水域生态系统｡洞庭湖区则大不一样,这里的原有生态系统,既有丘陵､陆生群落系统,又有季节性湿地生态群落,还有固定的浅水生态群落,也有深水生物群落｡在围湖造田的过程中,出于建造连片稻田的需要,不得不忽略各种生态群落的差异,致使建成的连片稻田破坏了原有各生态系统之间的依存制衡关系,人为迫使整个湖区水域与稻田的截然两分,原先多重生态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带成了物种单一化的人为次生环境,这样一来,原先众多的水产资源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据统计,“洞庭湖区1936年鱼类捕捉量曾高达4.5万吨｡半个世纪来,捕捞量基本呈现直线下降趋势｡70年代平均捕捉量仅为最高年捕捞量的1/2,1982年鲜鱼捕捉量仅1.1万吨,比1936年下降75%,比1950年下降58.7%”(李放军,1991)｡凭借上述统计,很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水产锐减仅仅是因为洞庭湖水域被压缩而导致的结果｡实际原因要复杂得多｡一则半个世纪以来洞庭湖水域压缩虽近半,但水产资源的耗减却超过了75%,若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捕捞到的是经济价值高的优质水产,而90年代捕捞的大多为低质杂鱼,水产资源损失绝不仅仅止于锐减75%｡若按30年代的水产标准,到90年代洞庭湖的水产资源几乎可以说是消耗殆尽｡二则除水产捕捞外,其他湖区生物资源也几乎消耗殆尽,这样的损失单凭围湖造田所获得的粮食无法抵偿｡为此,我们不得不从较深层次探讨水产资源衰竭的原因｡其实,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格局被破坏后的灾变性后果｡原来水产资源的觅食､繁殖､洄游不仅需要固定的水域,而且季节性水陆交替生物群落同样至关重要｡浅水沼泽也是提供水产饵料的基地,陆生植物群落也能对水产资源的饵料提供发挥间接作用｡而围湖造田造就的水域与稻田正面对立完全改变了生物多样性并存制衡的基础｡众多有经济价值的水产由于失去了繁殖场所､回游路线受阻､饵料基础丧失等诸多原因而大量锐减,这是任何简单的科学技术手段都无法挽回的极大损失｡因而维护洞庭湖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洞庭湖水产资源的稳定､高质与围湖造田之间是一组带根本性的对立｡面对洞庭湖水产资源的锐减,当前科研人员提出的对策大多集中在渔政管理上,比如建议用行政命令封禁破坏性渔具,实行禁渔区和禁渔期,强行关闭污染水体的企业､毁废阻挡鱼类回游的堤坝等(涂福命,1981)｡应当看到,类似的建议虽然可以收到局部性成效,但绝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因为类似的拯救方案都无法恢复洞庭湖区生物多样性并存的格局｡水产资源稳产丰产的根基不从根本上恢复,一切管理措施只能维护在低水平稳定徘徊的范围内｡通过洞庭湖区与太湖流域区围湖造田的对比分析,我们应当看到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所派生的一系列问题,不管是技术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都不是相互独立的简单问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制约因素群｡把这个因素群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独立出来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均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洞庭湖流域资源的整合利用,也无法有效抵御湖区洪涝灾害｡为此我们有必要将洞庭湖区当前的利用方式作为一个社会总成去对待,把洞庭湖治理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去研究,而解决此类问题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凭借生态民族学研究手段对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展开文化运作逻辑的探讨｡三凭借太湖流域和洞庭湖区围湖造田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如下两个带根本性的特征｡其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尽管在空间上发生了长距离的位移,时间上又推迟了几百年,但在围湖造田的具体做法上基本是照搬太湖流域的固有传统,既说不上因地制宜,亦说不上改造升级,甚至文化的非适应性得到充分暴露后仍然沿用老办法硬撑下去｡比如在蒙受突发性洪涝灾害的冲击或低产田难以改造的情况下,当事人从不会考虑节制围湖造田,而是在具体的非适应现象面前实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待这种文化的翻版照搬,最贴切的比喻莫过于称它为汉文化的异地“克隆”｡其二,正因为过分倚重太湖流域已有的成熟经验,致使当事人很少考虑借鉴､引进､消化异种文化的长处去对付因文化移植不适应而派生的具体问题｡洞庭湖区的西部和西南部紧邻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地带的各少数民族本来有诸多值得借鉴的资源利用方式或减灾､防灾的手段,但面对这些文化事实,洞庭湖区的当事人即使看到知道了,也往往置若罔闻｡举例说,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侗族和土家族,居住的是干栏式建筑(宋蜀华､陈克进,2001;刘芝凤,1999),在滨湖季节性浅水泛滥区,就具有减灾､抗灾的实效｡然而,由于受到了文化贯性延续的迷惑,湖区居民宁肯不惜工本不计安全性能,盲目地一味堆土修筑“太平台”,以便在洪涝威胁时逃命了事｡又如,侗族在森林与农田间预留草地的做法,对缓和流水冲刷稳定稻田十分有效,但湖区的当事人却一味要造就农田与水域正面冲突的格局,使农田正面暴露在洪水压力之下｡再如苗族与土家族的半游动性耕牧混成作业,本来很适用于非稳定的季节性水淹沙洲地带,但洞庭湖区的当事人或将此类不稳定的沙洲地段弃而不用,或者将它强行开作固定稻田｡由此可见,这不是一种个别性的短视,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偏见带来的普遍性的文化运作适应度下降｡我们指出,洞庭湖区围湖造田的失误是一种文化“克隆”派生出来的系统性缺陷,绝不是贬低科技工作者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更不是否认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因为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在遇到同样情况时都会不自觉作出的负反馈,类似做法遵循的是同种文化空间展拓时的一般性规律｡在洞庭湖区的深水围垦,单就汉文化的自身价值取向而言,很难注意到传统的资源利用模式在空间展拓时会碰到适应度急剧下降的风险,当然更难预见这种“克隆”式的移植会酿成潜在和长期的弊端｡对这样的文化逻辑可以通过下述两个方面得到明晰的表述｡其一,一种高度定型并且有效的文化在其分布区内扩散时,总是遵循维护文化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原则,即使遇到运作环境不相适应甚至运作中出现明显阻滞的情况下,通常不会从该种文化自身的适应能力去寻找原因,而是从派生的问题中针对性地寻求解决｡其二,一种文化在空间展拓中若没有受到重大冲击,一般不会主动地借鉴､吸收异种文化行之有效的资源利用办法,更不会冒推动文化改造重构的风险,而更多地趋向于按惯性延续原有传统｡上述两个特征是文化自然延续中带普遍性的规律,要突破这两项规律的羁绊,主动地借用其他民族行之有效的资源利用办法,就必须实施人为的试探性介绍与推广,并辅以相关的文化诱导手段,才能确保借用的异民族文化要素得以成活,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方式的文化重构｡我们不妨将这种借用异民族文化要素提高资源利用能力的办法称之为“文化要素嫁接”｡这两条文化逻辑,不仅适用于汉文化,而且适用于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既然洞庭湖围湖造田是上述文化逻辑导致的失误,那么若想退耕还湖获得成功,就得从上述文化逻辑的羁绊中挣脱出来,主动地放眼看一看其他民族如何正确有效利用类似的生存环境,从中找到借鉴经验､技术与技能以丰富我们治理洞庭湖的方法和手段｡如此,对围湖造田危害的认识才能得到深化,从而坚定我们退耕还湖的决心｡看到别的民族利用类似生境另有良策,退耕还湖的信心也就自然得到增强｡我们把退耕还湖定位为治理洞庭湖的根,也就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之后,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要素的有效嫁接,根治洞庭湖的指导思路才能得以确立｡[参考文献]蔡述明,石泉.1996.古云梦泽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孝正.1981.湘北湖区早稻翻秋原因的探讨[J].湖南农业科学,(2).黄淑娉.1998.广东与香港的区域文化研究—人类学个案研究浅析[C].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翦伯赞.1979.中国史纲要(2)[M].北京:人民出版社.李放军,等. 1991.救救洞庭湖水产资源[J].湖南经济,(7).李景保. 1998.洞庭湖区1996年特大洪涝灾害的特点与成因分析[J].地理学报,(2).梁佩谦. 1994.我国涝洼耕地资源开发利用[J].经济地理,(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布时间：2023-01-29T02:55:19.053Z 来源：《时代教育》2022年18期作者：王友香[导读] 在生态经济的盛行时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整体规划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产业整合、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等层面上，王友香湖南省益阳开放大学 413000摘要：在生态经济的盛行时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整体规划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产业整合、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等层面上，因此需要将该区域内的生态农业以及生态林业等多种经济业态进行对比分析，逐步呈现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区的转型升级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优化模式。

本文将着重研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高质量发展策略。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高质量发展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主要涵盖湖南以及湖北两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因此需要对其整体规划面积、人口总数、区域性生产总值等数据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在大力发展区域性经济体的过程中，需要将产业融合发展优势进一步扩大，逐步提升生态经济的多方位融合发展优势，在统筹城乡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大力推行新型工业和生态旅游业，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现状现阶段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普遍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还能够间接拉动农业产业链和产品服务供应链，在对湖体保护区、控制开发区、生态涵养带以及集约开发区进行经济指数分析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能够结合具体功能分区设计目标，统筹规划农业工业与文化旅游业之间的协同性发展指标[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统筹发展模式，重点关注了生态涵养带地区和控制开发区之间的产业链集约程度差异特征，还能够及时引进新型科学技术和农业发展手段，逐步提升生态经济区域内的生态和自然环境资源可持续性，并对新技术渗透模式和产业化集聚效应进行动态化监督和过程监管。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以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为主要目标，在改善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强化了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效应，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

关于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的调查与思考东洞庭湖处于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之间，连南接北、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设，对于有效保护和开发东洞庭湖区域的资源，加快推进环湖区域经济发展，对接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承接沿海大产业、大项目的转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东洞庭湖综合治理和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东洞庭湖被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淡水鱼类优质种质资源基因库”，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内陆湿地保护区、国家级重点野生动物保护区。

东洞庭湖生物的多样性、系统性、特异性在世界上稀有，独特的水域和湿地环境，孕育了以喜湿和半喜湿为主要特征的丰富水生资源、植被资源和鸟类资源，砂石资源、旅游资源等其他资源也极为丰富。

近年来，岳阳县明确了“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的整体思路，坚持综合治理、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实现了人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在综合治理上，近年来，岳阳县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先后实施了城市防洪、平垸行洪移民建镇、中洲垸大堤加固、麻塘垸水利设施配套、兴林抑螺等工程。

在资源保护上，水生资源保护方面，全湖实行春季禁渔和人工放流，加强了渔政执法，积极争取了江豚保护、三场一通道（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鱼类洄游通道）建设、渔港码头建设等项目，有效地保护和增殖了渔业资源；鸟类资源保护方面，积极开展护鸟爱鸟活动，严厉打击猎鸟团伙、参与组织观鸟节活动，为鸟类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湿地资源保护方面，杜绝盲目开发，规范芦苇栽植，既着手高位滩地的开发利用，又控制低位滩地的芦苇栽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湿地资源的原生态。

在环境保护上，加大对东洞庭湖区域的保护力度，关停纸厂14家，鼓励渔民张建社从事废弃机油打捞，改善了洞庭湖水质条件。

在开发利用上，岳阳县立足湖区资源优势，芦苇和砂石资源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实现了整体出让；洞庭渔都成为全国重要的渔产品市场；芦笋、藜蒿开发成为农产品市场的天然绿色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