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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书信、碑铭、契约、绘画、器物等实物材料的记录，对于研究古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出土文献可以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帮助学者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揭示古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推动古代史的研究和理论建构。
下面将重点从四个方面介绍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
出土文献可以验证和修正现存文献的内容。
由于历史上的书面记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删节、篡改、谎报等情况。
而出土文献作为直接的实物材料，不容易被篡改，因此具有较高的真实度。
通过对比现存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内容，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和冲突，从而对历史事件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和解读。
出土文献能够提供详实的史料，帮助学者了解古代社会的面貌。
出土文献中的书信、契约等记录了古代人民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可以为学者提供关于古代社会结构、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详实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资料，可以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探讨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出土文献能够揭示古代人们的意识与思想。
出土文献中的碑铭、绘画、器物等可以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方面。
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古代人民对于宗教神话、自然界、人类命运等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出土的《尧典天书》是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记录了古代中国人对神话、仪式等方面的认识，对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有重要价值。
出土文献对于推动古代史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学者填补现有史书的空白，还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和视角，对于推动古代史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96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大批周代的墓葬和器物，这些出土文献为对周代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推动了对于周代历史和文化的新认识。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验证和修正现存文献的内容，提供详实的史料，揭示古代人们的意识与思想，推动古代史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出土文献为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揭示古人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史料与考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应用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领域，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解读与历史学家的专业能力密切相关。
在这个领域，史料和考证是两项非常重要的方面。
史料是指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历史文物，如碑刻、金石、古籍、考古遗址、古文献等等。
而考证则是指基于史料来进行的详细分析、对比、综合和分析，旨在准确推断出史料的意义和相关的历史事件。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史料和考证手段的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两者促进了对历史事件的准确解析，并帮助人们理解历史发展中的根源和复杂性。
以下是具体几方面的描述：一、史料在古代史研究中的应用1. 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是古代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只有越广泛的信息来源去交叉比对，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的细节发展。
史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计算某个朝代的人口或战争损失，也可以描绘当时的经济状况、文化氛围和政治态势。
2. 史料的过滤和分析也至关重要。
不同的史书作者、年代、背景等等，对史料的解读都具有不同的倾向性。
在分析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辨别并取舍其中的矛盾和一些文本漏洞，以便得到一些获得更准确的结论。
3. 史料还可以用来支持独立研究的成果。
恰当的史料能够被用来支持一种个别学者合理的假设、论证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学说在没有找到更多相关史料的情况下，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假设。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要搜集更多的史料，并确定他们的成果和前导性的工作的联系。
二、考证在古代史研究中的应用1. 古代史学研究的核心是对史料进行考证。
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对文本的细节信息和情境的理解.2. 考证的工作涉及到多种方法，包括对文本的分析，对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对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和地理位置的考虑。
这些方面必须综合考虑，以充分理解史料所表达的内容。
3. 考证可以用来解决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争议。
比如，对历史人物的生平、现实影响、所受批评、实际成就等方面的争议，可以通过细致的考证来解决。
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简介胡宝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2005年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67册”，即吉本道雅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
作者现年48岁，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典型的少壮派学者。
记得1988年笔者去京都大学留学的时候，吉本道雅还是一位刚刚读完博士后期课程，留校担任东洋史研究室的年轻助手，时光飞逝，二十年后的今天，俨然已成为京都大学的中坚学者。
在这期间，吉本道雅以执着的精神在先秦史领域辛勤笔耕，先后在《东洋史研究》、《史林》、《东方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40余篇研究论文，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论著既是吉本道雅前半生的学术总结，也是为他摘取京都大学博士桂冠的学位论文。
全书共588页，分为三部。
第一部“西周期”、第二部“春秋期”、第三部“战国期”。
以下对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首先作者在该书的序论“中国先秦史研究的课题”部分，概观了日本战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历程，指出长期以来对日本先秦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恩格斯提出的“氏族制”观点。
现在的研究应该跳出这个基础概念的框架，否则是不可能把握住先秦时代的发展特征的。
其次，迄今为止先秦史只是在探求产生秦汉专制主义原因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作者主张先秦史研究应该从西周、春秋、战国的长时段历史中，搞清在此期间各时代所呈现出的连续与断层的发展脉络与历史原因。
本书的第一部《西周期》只有《西周后期的周王朝：册命金文的分析》一个章节，作者以冊命金文为素材考察了西周后期国家制度的发展。
作者根据冊命金文，阐述了周天子对管内诸侯册命的统治机构的存在方式，即身份制的制订过程。
周天子以官职为媒介，将管内诸侯统制在官僚制下，对管内诸侯通过册命给予相应的身份，授予具体的职务以及在王畿享有的权益等。
作者依据已故京都大学先秦考古学教授林巳奈夫的青铜器考古学断代研究观点，对西周各个时期所呈现出的问题，如邑田不足、权益再分配、军事负担加重等诸矛盾进行了详细论证，指出正是上述问题导致了西周管内诸侯的离叛，并使西周王朝走向了崩溃。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历史记录，以及从已经发现的文物中所提取的文字、符号等各种文本材料。
这些文献不仅包含着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也是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制度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反映。
因此，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证事实真相出土文献作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古代历史文献的保存状况较为不完整，在某些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根据传统文献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某一事件的始末。
而有了出土文献的参考，就可以确证事实真相。
例如，1975年在河南省偃师县太康村的北汉墓葬中，发现了《金刚经》的手抄本，这一发现就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文化交流在遥远的东北亚地区就已经实现。
出土文献能够挖掘出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从而完善历史学研究中的缺失和错误。
二、揭开历史盲区史书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对于从史料能力、制度掌握、思想文化、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然而，由于史书存在过删篡、未及记录、文字失传等情况，所以，它始终无法取代出土文献的位置。
出土文献往往被发现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比如遗址、墓葬、器物等等，这些文献凝聚了先人的思想、文化等多种信息，从而扩充了古代社会历史的视野，可以揭开历史盲区与谜团。
比如，上海龙华医院中出土的甲骨文，就有许多片段描述了医疗、药物和诊疗术语，这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医学史有着重大的帮助。
三、研究古代社会制度出土文献不仅记录着古人们的思想文化，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制度安排、生产形态等方面的情况。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龚城出土了大量档案式的木简，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机构、职务、权力关系、官僚腐败、商业合同、军事条令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从而深入理解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变革。
四、对比异同觅得共同点出土文献往往反映出各式各样的社会存在，例如公共、私人生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作者：惠丹阳李明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1期摘要：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些年简牍资料的出土，更直接体现了出土文献证、正、补传世文献的价值，使一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的解释，为学者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
文章通过对比《编年记》与《史记》的相关纪年，管窥出土文献对古史研究的作用。
关键词：《编年记》;《史记》;出土文献的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简牍，这些简牍早至战国，晚到魏晋，数量庞大，内容真实丰富，面向基层，为研究古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出土，是秦简的首次发现，对研究传世文献极为贫乏的战国末至秦朝时期历史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其中《编年记》逐年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统一六国的战争大事，它的纪年与记事，可以证、正、补《史记》的相关记载。
1 印证《史记》《编年记》：“四年，攻封陵。
”[1]①在此年，《魏世家》《六国年表》都载有“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2]，虽《编年记》只写有攻封陵一邑，却能证明这段史实的真实性。
《编年记》：“五年，归蒲反。
”这与《秦本纪》记载的“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魏世家》记载的“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以及《六国年表》记载的“复（归）我蒲坂”相吻合，且“归蒲反”也证实了秦昭王四年攻取魏蒲反这一史实。
《编年记》：“九年，攻析。
”《秦本纪》和《六国年表》无此记载，《楚世家》在此年记有“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可与《编年记》对应，说明《楚世家》记载的可靠性。
《编年记》：“十六年，攻宛。
”《六国年表·韩》记十六年“秦拔我宛城”，《韩世家》亦载此年“秦拔我宛”，两者可与《编年记》相印证。
而《秦本纪》记十五年“攻楚，取宛”，《穰侯列传》记十五年“又取楚之宛、叶”，杨宽认为《秦本纪》和《穰侯列传》属记载错误[3]。
新材料的发现与先秦史研究的魅力摘要：时光飞逝，岁月悠悠。
中国的先秦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步步趋前、持续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奠定了它在国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第一家”的地位。
其表现首先是围绕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得出了对于先秦历史文化的新认识;其次是靠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及理论的更新,在走出古史分期讨论的窄胡同以后,学者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研究领域也更广泛了。
“历史的血肉空前丰满”，童力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史学过去十年的突出成就与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中国先秦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视角、新范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认识。
关键词：正文：先秦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先秦史”，通常专指中国历史长河中从远古社会一直到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之前的一大段历史。
从时空上来讲，先秦史的跨度较长，远远超过两千年的封建时代。
不言而喻，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过程中，先民们在先秦历史阶段中的探索、实践和创造都足以使它灿烂光辉！因此，中国的古代文明才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大古文明之一而为世代炎黄子孙所自豪。
也正因为我国古代文明的源头是在先秦以前，古今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多把心血倾洒在先秦史领域、从中寻头究源、考察和探索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
回顾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先秦史研究,还可以看到它的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相对于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它在总体上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
这主要是因为先秦史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起始,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作为一个重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
二是它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所处的前沿位置。
这在过去是看得很清楚的。
我国近当代的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
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作用1. 引言1.1 出土文献的定义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过程中从地下发现的古代文书、碑刻、器物等各种物品，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见证。
这些文献往往被埋藏在地下，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沉淀，因此保存下来的完整度比较高，内容丰富多样。
出土文献可以是文字记录、图像资料、实物遗物等形式，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土文献的定义包括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不仅仅限于文字信息的获取，还包括了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
出土文献的范围广泛，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明的多种形式。
通过挖掘和研究这些出土文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出土文献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镜鉴，帮助我们揭示过去的真相，探索未知的领域。
1.2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出土文献是指在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古代书籍、书信、碑文、帖片等各种文献资料。
它们记录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历史及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原始和客观的材料。
这些文献是古代人留下的最真实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了解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白和修正错误。
在史书中有很多内容是片面的、夸大的或者错误的，而出土文献的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更全面的信息。
通过对比史书和出土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古代历史，修正历史误解，还原历史真相。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们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来源，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正文2.1 出土文献对研究古史的文献价值出土文献是指从地下或古代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各种古代文书、碑文、古代书籍、纸张、竹简等书写材料。
邹忌讽齐王纳谏字字落实逐句翻译详解一、文学常识：1.《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的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
由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具体作者已不可确考，普遍认为不像是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像是出于一时之作。
全书按国别编辑，分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共33篇，上起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战国初年），下迄秦二世元年（前209），约有240 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
载录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历史事件，着重记录了谋臣策士的策略权谋、言论举止，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
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2.作者简介：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
他在学术文化上的主要贡献是对古籍做了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其作品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代表作品《新序》《说苑》《列女传》。
二、原文和译文及每句涉及的考点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讽谏齐王，齐王接受进谏。
注释：1.邹忌：人名。
2.讽：讽谏，讽喻，用含蓄的话委婉地规劝。
指下级对上级以委婉曲折的言语进行规劝。
3.齐王：指齐威王（？-前320）名因齐。
4.纳：接受。
5.谏：进谏。
赏析：题目点明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齐王为兼语，既做讽谏的宾语，又做接受的主语。
邹忌修八尺有（yòu）余，而形貌昳（yì）丽。
——邹忌身高八尺多，并且形体容貌光艳美丽。
注释：1.修：长，这里指身高。
2.八尺：战国时期的一尺约等于现在的23.1厘米。
邹忌约185厘米。
3.有：同“又”。
4.余：多。
2012年12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Dec.,2012第30卷第6期JOURNAL OF SOCI AL SCIENCE OF JIA MUSI UNIVERSI TY Vol.30 No.6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刘建明(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摘 要]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
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 孤证不立 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
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
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出土文献;考证;先秦史[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2)06-0127-03对于什么是先秦史,学术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先秦史,是指秦王朝一起的一切历史,不仅包括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文明史,还包括在此之前在中国这片地域上生活过的一切人类活动(人类的野蛮时代);另外一种是狭义的先秦史,仅仅指我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的秦王朝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历史。
[1]本文讨论的先秦史的范围,是指狭义的先秦史。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且奠定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基石,同时,它是中华文明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开始。
一、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民国以前,对于先秦史的研究延续了自汉朝以来的研究成果,在其他方面并无新的创新,只是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做了不同的诠释。
在清代乾嘉考据学派鼎盛时期,很多学者都专注于先秦存世文献的校勘、训诂和考据,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尤其是在史料考据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但是因为历来保留下来的关于先秦史事的历史文献非常的稀少,相传时代久远,这些流传下来的史料因为各种原因,佚失不明、错误百出、真假难辨,加之没有新的先秦史料的出现,因此,对于先秦史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修修补补上,没有较大的突破。
民国初期, 古史辨 派疑古思想笼罩学术界,加上 孤证不立 史学思潮的影响,对于时代久远、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更是雪上加霜。
甚至可以说,先秦史的研究历经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先秦史亦未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
先秦史研究的突破,是在近几年才完成的。
这主要得益于近百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先秦出土文献的发现和几代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考辨,最后在本世纪初,由李学勤先生主持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完成,才真正完成对先秦历史的系统划分,标志着先秦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这些新出土的先秦文献主要是指以下三种:甲骨文献、青铜文献和简帛文献。
这三种出土文献处于一个三足鼎立的地位。
先秦文献流传数千年,在传抄过程中经历了人为的篡改、造假和疏忽和客观的损坏,因此有必要多先秦文献进行考证。
但是几千年来,新的先秦文献发现甚少,成果不大。
利用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既存先秦文献进行考辨,成为先秦史研究迫在眉睫的大事。
甲骨文献、青铜铭文和简帛文献这三种新出土先秦文献的大量发现,直接促使了先秦史研究的突破。
这些新的突出文献的大量出现,对于补充先秦史事意义重大,同时它们在考辨流传下来的先秦史料也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新的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考证中的的重要价值,最突出的案例是 尚书 伪书说 的确立。
尚书 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记言史书,认为是研究夏商周三代史最为重要的史料。
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 清华简 第一辑整理报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中,收录了 尹至 、 尹诰 、 程寤 、 保训 、 耆夜 、 金 、 皇门 、 祭公 和 楚居 共9篇简文。
这些简文通过与流传下来的 尚书 相比较可知,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 尚书 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 尚书 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
[2]通过 清华简 ,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 尚书 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 尚书 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从此可见一斑,近百年来三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的发现将彻底改变了以往对先秦史研究的这种有史难辨的情形。
二、甲骨文献与商周史研究甲骨文献主要是指20世纪初和建国后两次挖掘的127[收稿日期]2012-09-20[作者简介]刘建明(1988-),男,江西吉水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献。
殷墟甲骨和周原甲骨上记录的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将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通称甲骨文献。
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极其广泛,是考证研究中国商周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甲骨文献被发现以后,人们先后对其进行复制和整理,并汇集和编纂成册。
甲骨文合集 是八十年代编撰的其中最为完整的甲骨文献。
夏商周史事因为时代久远、史料稀缺的缘故,其真伪在宋代以来饱受争议,近代以来尤甚。
甲骨文献对于商周史事的考证,变得尤为重要。
史记 殷本纪 转引 世本 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变更。
[3] 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学术界对此也是或信或疑。
但是,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罗振玉通过研究甲骨文,发现甲骨文中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 史记 中所说的 洹水南,殷墟上 的殷墟所在地。
王国维在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和 续考 中通过对照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称谓和 史记 记载,对商代诸先王、先公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 史记 殷本纪 的可信性。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同时,王国维也发现了甲骨卜辞所记同 史记 殷本纪 有一些不同。
他认为 史记 殷本纪 将报丁载于报丙之前是错误的。
这是对先秦史料的订正和考证重要成就。
[4]关于干支纪日纪年起源的问题。
根据 史记 五帝本纪 正义 所载: 黄帝 命大挠造甲子 。
黄帝公孙轩辕于甲子年即位,是为黄帝元年,那时中国已使用干支纪年,但毕竟是传说,不足为信。
后来世人根据史书记载,认为干支纪年萌芽于西汉,始行于王莽,通行于东汉后期。
汉章帝元和二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
但是,根据甲骨文中所记以及董作宾在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的研究,可知我国在商代就已经开始使用干支纪日[5]。
其中虽然没有提到干支纪年,但是,结合甲骨文干支纪日和 史记 殷本纪 及一些出土文献,如杜预 春秋序 言: 春秋 者,鲁史记之名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6]可知干支纪年大概应始于商周时期。
这比传统根据汉史认为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应更为正确。
一项制度上升为国家体制之前,必然在民间运行的很成熟了,正如汉隶通行于秦代的民间,但是知道汉代才被官方确认。
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从 甲骨四堂 起,运用甲古文献考证商周史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甲骨文献的发现,是把先秦商周历史由传说变为事实的最好佐证,也是进一步研究先秦商周史最好的也是最早的地下文献资料。
三、青铜文献与先秦史研究青铜铭文在北宋以前就有少量发现,欧阳修曾著 集古录 ,将所见铜铭和释文收录其中,宋代也形成了 金石学 。
后来各朝各代虽也有数量不等的青铜文献发现,但数量都不是很可观,直至近代考古学引进以后,在我国境内才发掘出大量的先秦青铜器。
青铜文献的范围很广,包括从西周至战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的青铜铭文。
这些青铜文献的大量出现,对先秦学术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孙稚雏 金文著录简目 收集的青铜铭文最为丰富。
青铜铭文考证史事又来已早,宋代 金石学 就已开始运用金石刻辞证史。
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说过: 诗书以后,君臣事迹,悉载于史。
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梧十常三四。
盖史碟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倍不疑。
[7]在三星堆文明和大洋洲青铜器发现以前,世人根据史料普遍认为在商周时期,中国只存在单一的中原文明,且中原文明仅仅局限于长江以北地域。
但是,三星堆文明的发现,说明在中国境内还有一个平行于商周中原文明的文明体存在;[8]同时,江西大洋洲青铜器和吴城文明的发现,则否认了中原文明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
吴城文化具有浓厚的商文化色彩,确立了江南商代考古的标尺。
[9]此外1958年在江西余干县出土一件 雁监 ,铭文为 雁监作宝尊彝 。
雁 为应,监可能为人名,也可能为官名,即西周派来的监国者。
[10]1931年郭沫若在 西周金文辞大系 下编的 者减钟 中指出, 者减钟、吴城遗址、大洋洲商墓一脉相承,乃吴城都城所在。
[11]这也说明江西在商周时期已完全处在中原文明的覆盖之下。
青铜铭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利用其考证周代的各种国家制度、社会关系和人物事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利用具体铜器铭文研究周史方面,一些著名的传世铜器继续受到关注。
大盂鼎,此器也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组合过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组合作了应证,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
克鼎,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和土地关系的珍贵资料。
王周生簋,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记述一人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是研究西周宗法关系、土地制度和诉讼制度的重要文献。
此外,利于考证西周政治状况的有毛公鼎、经济制度的有勿日鼎、人物等级身份的有令簋、军事及军制的有班簋、民族关系的有兮甲盘、礼制与思想的有天亡簋,[12] 等等。
关于周王南征。
[13] 左传 : 昭王南征而不复。
[14] 竹书纪年 说昭王征楚四年, 丧六师于汉 。
这些事情在青铜文献中也是有佐证的。
见 过伯簋 : 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
墙盘 也说昭王: 广能荆楚,惟患南行。
佐证了先秦史书所言昭王南征失败的事。
[15]因此可以看出,青铜文献在考证先秦史方面,同样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金文史料,即青铜文献出土较多,学者们很好的将它们进行了整理、编撰成集,过去有郭沫若的 两周金文辞大系 一书收集史料较为完全,今日则以白川静的 金文通释 与 补释 为最全的集子。
学者们研究考证先秦史事,也多以其为史料来源。
四、简帛文献与春秋战国史简帛文献是指中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诸侯争霸,文字的普及和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新的书写载体 简帛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