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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刑法与并合主义理论研究在刑法学的领域中，人格刑法与并合主义理论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它们对于理解犯罪、刑罚以及刑法的运行机制具有关键意义。
人格刑法理论强调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对于犯罪行为的产生和预防具有重要影响。
它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行为的倾向和模式。
因此，在刑法的考量中，不能仅仅关注犯罪行为本身，还应当深入研究犯罪人的人格特点。
从实践角度来看，人格刑法理论有助于实现更精准的刑罚裁量。
传统的刑法往往侧重于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而忽视了犯罪人的个体差异。
然而，不同的犯罪人即使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和再犯可能性可能大不相同。
通过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评估，可以更好地判断其改造的难易程度以及对社会的潜在威胁，从而制定出更加合理和有效的刑罚措施。
比如，对于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犯罪人，仅仅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可能难以达到预防再犯罪的目的。
因为其人格缺陷可能导致他们更容易再次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刑罚的制裁，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和矫正措施，以改善其人格缺陷，降低再犯风险。
但人格刑法理论也面临一些挑战和质疑。
首先，人格的评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目前的人格评估方法虽然在不断发展，但仍然难以做到完全准确和客观。
其次，过度关注人格可能会削弱对犯罪行为本身的重视，导致刑罚的裁量过于依赖主观判断，从而影响刑法的确定性和公正性。
并合主义理论则试图在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应得惩罚，强调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等价关系。
功利主义则更关注刑罚的预防效果，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的发生。
并合主义理论认为，刑罚既要体现对犯罪的报应，也要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
在确定刑罚的幅度时，既要考虑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也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预防犯罪的必要性。
这种理论兼顾了正义和社会效益的双重考量，避免了单纯报应主义可能导致的过度惩罚，以及单纯功利主义可能带来的刑罚滥用。
日本刑法学者介绍日本刑法三剑客是哪几个？山口厚、西田典之、前田雅音日本当代刑法学家之一：牧野英一(2011-10-24 00:27:22)转载▼标签：杂谈牧野英一（1878~1970）牧野英一，明治11年生于岐阜县，明治3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
明治40年，年仅29岁的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
他赴欧跟随李斯特留学3年后回国，大正二年升任东大教授直至昭和13年退休。
牧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法哲学家，曾于昭和21年被日本天皇指定为贵族院议员，并任修改刑法调查委员会委员、法制调查委员会委员。
昭和25年获颁日本国家“文化勋章”，昭和26年被评为“文化功劳者”，昭和40年被授予“勋一等瑞宝章”。
昭和45年4月18日牧野先生逝世，享年92岁高龄。
牧野先生是日本近代刑法学的倡导者，也是日本主观主义刑法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在日本刑法学史上，虽然在他之前胜本勘三郎等人已把实证主义学说介绍到日本，但是，将这一学说和前期新派潮流作为“必然的、进化的”产物进行体系化，汇总而且集大成的，正是牧野先生。
他的超人业绩，对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刑法思想是影响最大的，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
从长期研究活动的最初起，他就不单纯是刑法注释学者，而是一位法学思想家，他曾说“法律是冷酷的，但我们可以用温暖的方法来处理”。
牧野英一的刑法理论主要是在刑法进化论的基本思想下实现的：1．文化国思想牧野认为，在启蒙时期，国家处于一种法治国的状态，就应当限制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而当国家发展到文化国时，国家与人民的价值是一致的。
文化国思想的进化，以及合理而科学的社会防卫利益的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罪刑法定主义对社会防卫、主观主义、个别预防、目的刑、教育刑等刑法的进化来说，已经起到了阻碍作用。
因此，在文化国传统的罪刑法定是无价值的，应当提倡类推。
牧野也并不主张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全盘否定和抛弃，而是提出了应该将其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加以修正，进而赋予新的内容。
浅析我国人格刑法的构建[摘要]对于犯罪预防的问题，刑法学者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研究，其中，以毕克迈耶提出的人格责任论发展至今的人格刑法学独树一帜，人格刑法学关注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运用心理学既有的经验解决犯罪学的问题。
文章试图为人格刑法构建一个框架，以期促进我国人格刑法的完善。
[关键词]主观恶性；反社会人格；人身危险性一、人格刑法学概述刑法伴随着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几千年，从不成文到成文，从判例法到制定法，从犯罪化到非犯罪化，从重刑化到轻刑化、非刑化。
[1]而刑法所也从以行为为核心转至以行为人为核心，并最终将转为以行为人的人格为核心，虽然人格刑法学是一种美好的构想，是未来的刑法学，[2]但是其科学性和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也必将成为刑法发展的大趋势。
近代刑法学自产生与发展已有三百余年，刑法思想也历经了一段时期，从最初的启蒙主义思想到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思想，再到刑事实证学派主观主义思想。
古典学派与实证的论战为刑法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并使得刑法思想空前的繁荣。
但是，十九世纪末犯罪率居高不下，刑法条文不断增加，刑法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种刑法的徐武状态，并且监狱人满为患，效能低下，甚至出现了刑不压罪，刑法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两大学派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两大理论互相汲取对方理论中的“营养”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两种理论也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于是并合主义理论出现了。
当然，由于西方的并合主义刑法由于各自的哲学基础的不同，在立法立场上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况。
[3]世界各国对于并合的方式却是大同小异，在刑罚论中以主观主义为中心，而在犯罪论中则是以客观主义为中心，差异无非是两种观点在定罪量刑之中所占的分量不同而已，而其中最为理想的模式就是人格刑法。
人格刑法的雏形是人格责任论，由毕克迈耶首创并由梅茨格尔和卜凯尔予以发展。
人格责任论是站在道义责任论的立场上，以决定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认为行为人主体的人格及其表现的行为才是责任论的基础。
非法拘禁罪客观构成要素的诠释【内容提要】合理诠释客观构成要素的目的在于,确立非法拘禁罪侵害的法益应是复数法益的观念,即人身自由以及与人身自由相的人格尊严和身体的健康安宁专属权为其复数法益的内容;非法拘禁行为是对现实并具有实现可能性自由的侵犯,对于特殊状态下的人并不存在成为行为对象的可能;非法拘禁罪的行为样态的界定必须从“拘禁”、“限制”和“剥夺”的比较分析入手,剥夺和限制的行为样态都属于行为方式,拘禁的行为并非单单指禁锢行为,也包括对身体部分的拘束行为;在以法条的衔接和协调的视角来看,重新解读第238条第一款、第二款各自的内涵以及两款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厘清法条内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现实自由实现可能性拘禁人身自由复数法益一、问题的提出在对非法拘禁罪的理论研究进程中,尽管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本罪罪名的概括存在商榷之处,⑴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疑问已非本罪疑难争议的焦点。
本罪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对其客观构成要素的司法认识和适用之上,在合理界定拘禁行为和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行为的前提之下,以下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本罪在司法中的妥当适用:其一,本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法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往的理论界定能否足够合理地解决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将对认定某些行为是否成立该罪、一些特殊状态下的人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予以回答;其二,在具体的客观构成要素中,拘禁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拘禁能否完全囊括限制和剥夺的行为样态?其三,本罪第一款、第二款的具体内涵以及两者的位属关系是什么?具体而言,本罪问题相对较为集中的第一款、第二款以及第二款的前半段与后半段的基本关系和位属是什么?第一款的”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规定中如何理解“殴打、侮辱”的程度,如果这两种情形独立构成犯罪,在司法认定上究竟是按照一罪从重处罚还是构成数罪实行数罪并罚?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本罪第二款的后半段“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规定中,故意致人伤残的行为能否包括致人轻伤的行为,即致人轻伤的究竟应以本罪的第一款的后半段“具有殴打情节的从重处罚”的规定成立一罪还是成立故意伤害(轻伤)罪的转化犯,抑或构成故意伤害罪与非法拘禁罪数罪而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此处将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情形排除在外,如何理解这两款之间的位属和逻辑关系?上述所列诸问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观点并非一致,导致在定性和量刑时难免产生偏差。
人格刑法学：以犯法论体系为视角的分析关键词: 人格刑法学行径刑法行径人刑法内容提要: 行径刑法与行径人刑法是存在对于峙的，这主要表现为1元的犯法论体系与2元的犯法论体系之间的对于峙。
以北大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是行径刑法与行径人刑法相互融会的人格刑法学，其崛起堪称是着重于主观主义与行径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于此应该予以高度的关注。
然而，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是拥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以及司法上的可操纵性仍有待未来入1步钻研。
现今，人格刑法学只是1种美好的构想。
我国在二0世纪五0年代引进了苏俄刑法学，以社会危害性理论为中央的苏俄刑法学曾经经在我国1统天下。
二0世纪八0年代至九0年代初期，我国刑法学还是以恢复重建为主，因此苏俄刑法学的本土化获患了较大的入铺。
从二0世纪九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上的对于外开放，在学术钻研上也显露出1种对于外开放的态势。
在刑法学中，德日的与英美的刑法知识被系统地引进我国，特别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各种刑法流派在我国都患上到呼应，我国刑法学钻研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铺。
其中，以北大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的崛起，堪称是着重于主观主义与行径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于此应该予以高度的关注。
刑事古典学派树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径刑法与刑事实证学派树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径人刑法之间的对于峙，是近代西方刑法学史上的1条基本线索。
这两个学派的相互对于抗、相互融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近代刑法学的发铺。
刑事古典学派以自由主义、罪刑法定主义等为号令，主意树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径为本位的刑法。
而刑事实证学派则以团体主义、防卫社会为价值取向，主意树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径人为本位的刑法。
在这类情况下，行径刑法还是行径人刑法，成为1个哈姆莱特式的选择，尖锐地摆在每一1个刑法学人的面前。
固然，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都存在1种深入的片面，因此相互妥协、相互折中就成为1种必定的趋势。
战后日本刑法学派谱系及师承关系图略发表时间：2008-11-10 16:43:00 阅读次数:484 所属分类：刑法史学战后日本刑法学派谱系及师承关系图略最近若干年，日本的刑法理论大量地被介绍到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众多日本刑法学者的名字也逐渐为中国刑法学界所熟悉。
学过刑法的人，再怎么不济，大概也会知道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平野龙一、大塚仁、西原春夫、大谷实的名字。
不过，这些人究竟干过什么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恐怕大多数人就有点迷糊了。
例如，小野清一郎，他的名著《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论》虽然只有第一章被译为中文，但在中国很有名，影响很大。
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小野清一郎的思想是属于偏右翼的保守派（呼呼，幸好不是极端的右翼），他在二战期间出了一本书《日本法理的自觉展开》，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要把亚洲各国人民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决，是日本的“慈悲”与“宏愿”，等等。
为此，小野清一郎在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当局列入军国主义分子名单，并开除公职（结果是为小野转型为律师提供了便利，福兮？祸兮？）。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小野清一郎担任海军头目冈敬纯的辩护人，也可以看出来他是属于右派阵营的。
至于小野刑法学中蕴含的深邃幽远的佛教思想，由于没有其著作的中文译本，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又如，很少有人知道泷川幸辰在1933年曾因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日本教育当局开除公职，引发了教育界的激烈抗议，虽然抗议被平息下去，但后来文部大臣鸠山一郎、检察总长林赖三郎、京都大学校长小西重直都受此事件牵连而离职。
在此事件中，泷川幸辰与佐伯千仞还发生了一些过节，佐伯千仞本来是支持泷川幸辰的，并和京都大学很多教师一样向学校提出了辞呈以示抗议，但在小西重直辞职后，校方提出妥协方案，于是，在辞职的教师中发生了分裂，有部分教师接受了校方的妥协，收回了辞呈，其中就有佐伯千仞。
为此，泷川幸辰对佐伯千仞等人的“背叛”很不满意，多次公开批评佐伯千仞“无贞节”。
日本电影《刑法三十九条》读后感第一篇：日本电影《刑法三十九条》读后感《刑法第三十九条》观后感心神丧失人的行为，不罚。
心神耗弱人的行为，得减轻其刑。
这是日本电影《刑法第三十九条》里的第一句话；而这部电影的故事讲的便是一个人假装精神病以逃脱法律制裁来表达其对39条刑法的质疑和证明法律的漏洞所在。
一部用来保护人权的法律会不会倒头来侵害其他人的人权；当我们用刑法保护了精神病人的人权时，谁来保护那些被精神病人误伤的人的人权？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不能为这个社会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人为的将某种人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视野之外，怎能说这种刑法是科学的呢？为什么会出现本部电影里主人公长达多年的准备策划和学习模仿精神病人，就是因为法律在面对那些被精神病人伤害或杀害的人时，只是简单的以一份精神病人鉴定书来得出犯罪人无罪的结论，本部电影中更是以仅仅六个月的治疗时间便释放了杀害主人公妹妹的精神病人让其过正常人的生活。
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发生在哪一个被害者的家庭，恐怕都会不愿意善罢甘休的吧。
同样的，在电影《一级恐惧》里，犯罪人也是借助精神病来装无辜，以逃过刑罚；精神病是唯一一个无法用科学的医学来证明的病例。
尽管法律上现在大部分认为患精神病者犯案是不该被判刑而应该送专门病院医治的，但是那些罪过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尽管在一个人体的两个或多个人格还是灵魂中，或许仅仅有一个是有罪的，但是这并不是这个人可以躲过法律惩罚的理由，总该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
如果总是会出现正常人假装精神病人来逃脱刑罚，那么到了那一天又该如何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呢？但是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会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律保护人和人权，法律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而精神病人本身就是疾病的受害者，那些在法律规定中不用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有明文规定在发病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所为的，如果法律以正常人的角度来直接定罪的话，对无意识犯罪的精神病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在我们国家，刑法第十八条有明文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人格刑法学理论之推进与重建【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旧派与新派的刑法思潮并评价各自优劣得失的基础上，指出意图糅合二者之长的并合主义刑法观由于只体现在刑罚论而未涉及刑法的核心——定罪，因而未能真正消除新旧学派存在的问题。
刑法学应该建立起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体系，即人格刑法学，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词】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并合主义刑法/人格刑法【正文】近代刑法学自产生与发展的两百余年时间里，历经了从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到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再到刑事实证学派(新派)。
新旧两大学派的争鸣既极大地繁荣了刑法理论，又为各国刑事司法发挥了各自的功效。
然而，理论在性质上都具有普遍性、进化性与时代性，必须迎合时代潮流以适于现存的生活情境。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新旧两派的刑法理论加以确切的理解，明其真理，察其优劣，以进一步从事刑法理论的推进拓展任务。
本文拟通过分析刑法思潮发展变迁之轨迹，考证今日刑法理论的利弊得失，指出“以人为对象的”人格刑法学将是未来刑法的发展方向。
一、旧派行为刑法与新派行为人刑法之对立笔者以为，新旧刑法学派之间的所有争论都源于行为刑法观与行为人刑法观的对立。
(一)旧派的行为刑法观旧派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构建其刑法理论，强调注重表现于外部的行为及其实害；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于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处罚犯罪人必须以客观行为及其实害为根据，以免造成认定犯罪的困难和肆意擅断；刑罚的量定应与客观行为及其实害相适应。
旧派行为刑法观体现在四个方面：①推崇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旧派学者提出的重要的法治国基本原则。
贝卡里亚首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费尔巴哈则有“无法则无罪亦无罚”的名言，主X刑罚应预先明文规定犯罪及刑罚，从而确立了罪刑法定的理论基础。
旧派学者极为崇拜成文的法律形式，主X犯罪与刑罚的规定应当是明确的，禁止类推适用和刑法溯及既往。
②行为构成要件理论。
⽇本当代刑法学家之九：福⽥平•⼤塚仁福⽥平教授与⼤塚仁教授同年出⽣（福⽥略长数⽉），同年考⼊东京⼤学并在团藤重光（当时是副教授）门下学习、研究，私交甚笃，虽然两⼈后来并不在同⼀地⽅⼯作，但友谊保持了数⼗年。
1993年，为庆贺两位教授的古稀诞⾠，学界为他们出版了共同古稀祝贺论⽂集《刑事法学的综合检讨》（有斐阁，1993）。
另外，两⼈还共同著有《讲义刑法总论》、《对谈刑法总论》、《刑法判例集》等书，可以看作是⼩野·团藤⼀派最正统的学术传承。
⼤塚仁，1923年⽣于群马县势多郡桂萱村，1949年毕业于东京⼤学法学部，毕业后任东京⼤学法学部助教，受团藤重光教授的指导。
1952年任名古屋⼤学法学部副教授，1959年名古屋⼤学法学部教授，后为法学部部长。
1962年以《间接正犯的研究》获东京⼤学法学博⼠学位，并获得⽇本刑法学会“草野奖”。
1987年任爱知⼤学法经学部教授，1989年任爱知⼤学法学部教授，现为名古屋⼤学名誉教授。
⼤塚仁教授师承团藤重光，深得其真传，并忠实地继承了恩师的刑法学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
其中最重要、影响最⼤的部分，就是“⼈格刑法学”的全⾯建构。
⼈格刑法学，是对团藤重光提倡的“⼈格⾏为论”和“⼈格责任论”的发展和扩张。
在此之前，团藤重光在Mezger的“品⾏责任论”的启发下，将“⼈格”概念导⼊刑法学，但只限于⾏为论（⼈格⾏为）和责任论（⼈格责任）。
⽽⼤塚仁并不满⾜于将⼈格概念的机能仅限于有限的⾏为论和责任论中，他很早以前在东京⼤学就读时，就撰写了《刑事责任的⼈格构想》⼀⽂，提出了⼈格刑法学的最初构想。
⽬前，⼈格刑法学的领域除了传统的⾏为论、责任论以外，还包括了⾏为⼈论、构成要件论、违法论、罪数论、刑罚论等领域，⼏乎贯穿整个刑法总论，成为了刑法理论体系的基轴。
虽然在⽇本当今刑法学界，⼈格刑法学不能称为主流，但是，⼈格刑法学在各个理论领域的主张，都是相关的研究⽆法回避的重要观点。
⼈格刑法学，⾸先是在⾏为⼈论上，将⾏为⼈理解为在⼀定限度内能够作出⾃主决定的普通⼈，虽然⼈的意思决定受制于先天的素质制约和后天的环境制约，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素质和环境所决定的，但具体到⼀定的社会场景之下，却⼜不能排除⼈具有选择⾃⼰⾏为的可能性，从⽽为主张相对的意思⾃由论铺平道路。
【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4年【文献号】6085【原文出处】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402【原刊页号】39～49【分类号】D414【分类名】刑事法学【复印期号】200409【标题】人格刑法学的构想(上)【作者】大冢仁【作者简介】[日]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4650094大冢仁(1923—)，男，日本群马县人，日本爱知大学教授，爱知县地方劳动委员会会长。
【译者】张凌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张凌(1956—)，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亚洲法(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人格刑法学”是在调和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近代学派的对立时提出的刑法理论。
人格刑法学从相对自由的主体的人格出发把握刑法学中的人，根据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三个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把责任作为犯罪论的核心和最后的犯罪要件，从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方面探讨人格责任论。
【摘要题】外国刑法【关键词】人格刑法学/人格责任论/人格刑罚论【正文】中图分类号：DF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208(2004)02-039-11一、前言所谓的“人格刑法学”，是为了统合、扬弃古典和近代两派的刑法学而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古典和近代两学派之间的刑法理论之争，即所谓刑法学派之争，在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日本学术界受德国学术界的强烈影响，也出现了与德国类似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明治末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我在东京大学当学生的时代，最早聆听的是小野清一郎先生的刑法讲义。
众所周知，小野先生是代表日本古典学派的刑法学者。
但是，因他在战争期间的言论活动等理由，在课程讲到一半时离开了讲坛。
取而代之的是当时任东北大学教授的著名近代学派斗士木村龟二先生。
木村先生在上课时第一句话就说：“同学们，听说刑法讲义已经进行了一半，但是我从头开始全部重新讲述。
”他讲授了与小野先生讲义内容完全不同的刑法理论。
我作为听讲者感到非常困惑。
因为在此以前的学习已经对小野先生的讲义基本上产生了共鸣，但木村先生却讲授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有时感到难于理解，有时甚至感到有些反感。
例如，木村先生指出，“犯罪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和产生的，为了社会防卫，对于犯人的社会危险性应当追究社会性责任。
刑罚不是对犯罪的报应，而必须是为了犯人将来的改造而进行教育”。
但是我认为，如果犯罪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那么就必须彻底否定犯罪人主体的存在，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对犯人进行责任非难。
刑罚的目的是教育犯罪人，这一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刑罚的本质并不能完全不要报应吧。
如果行为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那么对这种犯罪人适用教育刑也不能充分发挥效果吧。
如果犯罪人能够决定将来的行动，那么就不能过分地期待教育刑的效果。
这完全是不成熟的想法，但各种疑问却让我感到疑惑。
刑法学这门学问深深根植于学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之中，因此不论木村先生的刑法理论多么精致、水平多么高，坦率地说，木村先生的观点与我的根本世界观、人生观是不可兼容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已经从小野先生的讲义那里学到了一些批判近代学派的想法，而且在当时外国学术界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两篇试图阐述统合、扬弃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刑法理论的论文，并产生了共鸣。
可能是由于带着这种先入为主观念听木村先生的课程，因此产生了许多疑问。
我一边听讲义一边冒昧地对近代学派刑法理论进行批判，同时也感到古典学派的理论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需要修正的。
我在茫然地思考着，如果从新的角度把两种观点揉合在一起也许是未来刑法学的发展方向。
当时，在东京大学只有团藤重光先生担任刑事法学的副教授，讲授刑事诉讼法，而木村先生是非常勤讲师，讲授刑法。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来到团藤先生的研究室，坦率地谈了听过木村先生讲义后的疑惑，并向团藤先生求教。
团藤先生说，“对于你的疑问，我也有同感。
你能不能把这些想法归纳成一个讨论报告，让我读一读。
”因此，我利用一段时间每天在图书馆查阅刑法著作和论文，同时还借了许多有关哲学、伦理学和精神医学的书籍。
我归纳了题为“刑事责任的人格构想”的简单报告提交给团藤先生。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非常幼稚的，但指出了古典学派的道义责任论、行为责任论和近代学派的社会责任论、性格责任论的各自欠缺，提出了应当在未来刑法学中采用人格责任论。
团藤先生仔细读完我的报告后说，“其实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并拿出在大学笔记上写好的论文草稿给我看。
在这些草稿中已经对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刑法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批判性研究，并明确提出了人格责任论的构想。
我的不成熟报告是完全不能与团藤先生的真正研究相提并论的。
团藤先生发表在日本法哲学会主办的《法哲学四季报》第2号上的《人格责任的理论》论文，大概就是根据这份在大学笔记中记述草稿的基础写成的吧。
以这件事为契机，我对刑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成为一名刑法学研究者。
因此，可以说从我开始学习刑法学当初，就茫然地把以人格责任论为中心的人格刑法学作为研究方向。
人格刑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具备相对自由的主体的人，即具有人格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话题首先想从“作为刑法学对象的人”这个问题开始。
下一个问题是犯罪理论的中心问题——“人格责任论”。
在犯罪论体系方面，我采用了犯罪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三个要件的犯罪论体系。
其中，责任是最后的犯罪要件。
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都是相对于责任而言才具有意义的，因此可以说是前阶段的犯罪要件。
作为近代刑法学基本原理的责任主义提出了“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的公式。
责任是对犯罪人可以科处刑罚的前提条件。
而且，刑罚的轻重基本上应当与责任的轻重相均衡。
一般来说，这一点是当今各国刑法学中理所当然的原则。
可以认为，日本刑法改正草案第48条第1款规定的“必须适应犯人的责任量定刑罚”，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作出的。
责任是犯罪论的核心，同时对制约刑罚论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包含这种责任意义的人格责任论自然而然地占据刑法理论的核心地位。
因此，我想把这种意义的人格责任论作为今天讲演的中心问题。
犯罪论的课题还必须考虑作为刑法判断对象的“人格行为论”，此外还涉及“人格刑法学与构成要件”、“人格刑法学与违法性论”的问题。
关于违法性论，我认为特别应当采用“人的违法观”。
关于罪数论，在确定罪数的基准方面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态度。
最后的问题是刑罚理论中的“人格刑罚论”，我认为特别应当考虑与刑罚本质和量刑问题有关的服刑者的人格。
以上是今天准备讲的人格刑法学构想，下面按顺序讲解。
二、作为刑法学对象的人(一)首先是关于作为刑法学对象的人的问题。
我认为，应当从主体所具有的人格来把握作为刑法对象的人。
正如刚才所提到的那样，这种观念是为了调和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犯罪人观而提出的。
本来，古典学派刑法学所预想的犯罪人，是具备自由意思的、根据自己的理性完全可以制约自己行动的抽象的人。
例如，费尔巴哈根据著名的心理强制说认为，理性上的人在明确区分快乐与不快乐、合理地考虑利害得失的基础上才制约自己的行动。
也就是说，人们本来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而进行活动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也追求从犯罪中获得的快乐。
因此，如果人们从法律规定中得知从刑罚得到的痛苦会超过由犯罪获得的快乐时，谁都会避免痛苦而不实施犯罪行为。
他的观点是基于与罪刑法定主义相结合的威吓主义的一般预防。
这种理论的逻辑关系，是以具有完整理性的、能够合理考虑利害得失的自由人为对象而推导出来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的自由人是不存在的。
人们所为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素质和环境影响的制约。
而且，实际上，很多犯罪人是在实施了违反自己本意的行动时陷入犯罪的。
近代学派的刑法学猛烈地批判了古典学派的观点，否定了作为古典学派理论基础的自由意思论。
他们认为，犯罪人并不是根据自由意思进行活动的，而是在遗传和环境的支配下必然导致犯罪。
这是宿命论。
例如，龙勃罗梭认为，真正的犯罪人是具备一定身体和精神特征的人类变种，发生这种变种的原因是人类祖先的隔代遗传。
龙勃罗梭的弟子菲利在继承龙勃罗梭的犯罪遗传学的同时，采用了当时在法国很有影响的犯罪环境学说，即采用了犯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影响下成为犯罪人的折衷观点。
而且他还指出，自由意思是“纯粹的幻想”。
但是，所有的犯罪都是由犯罪人的遗传和环境所决定的吗?的确，在犯罪中有些患有精神病的犯罪人的行动是由遗传素质决定的。
在不能忍受饥饿的状态下，如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向他人的食物，不能不说是行为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了犯罪行为。
但是，这种犯罪在所有犯罪中只是极少数。
大部分犯罪人的精神状态没有任何异常，他们并不是在不犯罪就不能生存的恶劣环境下实施犯罪的。
换言之，一般来说，犯罪人是没有特别变化的普通人。
因为他们是普通人，就不能否定他们的能力会受遗传素质和环境条件的制约，但并不像近代学派所说的那样，都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即使是受遗传素质和环境的制约，只要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行动的人，就是普通人。
具备这种相对自由主体人格的人，才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内容。
人格刑法学是以社会上存在的普通人为对象的，是着眼于这种普通人所具有的主体存在来构筑犯罪理论和刑罚理论的。
(二)最近，有人提出了“缓和的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观点一方面站在决定论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由意思。
所谓自由，是指不受强制，而不是指不遵从规则。
人的意思也要遵守规则，自由是在遵守规则意义上由意思所决定的。
但是，这种自由并不受强制。
也就是说，不能否认人的意思具有遵从规则的一面，也有支配一定结果的一面。
行为人通过他的意思努力得出某种结果的本身，才具有意义。
人的行动是由这种努力决定的。
这种缓和的决定论对自由意思的认识，基本上与我刚才提到的相对自由意思论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也认为，人们的行为的前提是由遗传和环境所决定的，同时在一定限度内行为人自己又具有选择行动的余地。
行为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不仅要遵从因果规律同时还要通过自己行动的介入来实现某种目的。
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像“缓和的决定论”那样，从所谓被动的、因果论的角度理解上述问题，认为人的行为和自由都具有决定意义，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认为，因为人们的行为是基于行为人主体性来自我控制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持人的尊严性，所以构建刑法理论也应当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三)这里想提及威尔采尔的观点。
威尔采尔认为，应当从人类学、性格学和范畴三个方面考察意思自由问题。
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可以看出，人的特征与动物完全不同。
在消极方面，这种自由是来源于人的天生的、本能的行为状态的自由，即动物本能所具有的自由行动，在很大的范围内缺欠安全保障的生物学制约作用；积极方面，这种自由是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本身表现自己行为正当性，并形成实施行为的能力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