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郭沫若自叙传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王明洁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12期内容摘要：郁达夫与郭沫若在“五四”文学革命后，以自身为原型、自身经历为创作题材，呈献了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群像。
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都遭逢着爱与性的苦闷，同时还要忍受贫穷的压迫以致有分裂的人格。
由于郁达夫与郭沫若的个人气质不同，他们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写作手法也不同。
关键词：郁达夫郭沫若自叙传小说知识分子形象自叙传是作家根据自身的真实生活经历与际遇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郁达夫与郭沫若创作的自叙传小说，自传的成分与小说虚构的成分不分彼此地交融在一起，勾勒出若干带有浓郁的传统文人气息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一.生的苦闷晚清其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在种种矛盾的交织中，郭沫若和郁达夫踏上了去国留学之路。
郁达夫与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有共同的特点：受人轻视欺辱、渴望爱情。
（一）爱与性的苦闷郭沫若和郁达夫笔下的青年，受制于古旧的道德文化的压抑，来到了风气大开的日本。
在郁达夫的笔下，《沉沦》中的“我”无意撞见青年男女的约会，这让“我”偷听地提心吊胆，“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
他的眼睛同也火似的红了起来。
”日本男女青年在公园约会的大胆开放大大刺激了“我”的神经。
主人公同时对房东的女儿的偷窥、手淫更是自我发泄的表现。
更加严重的是，爱情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交织在一起。
《沉沦》中，“我”失身于日本妓人，《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用旧针扎脸，把血抹在手帕上，释放了压抑许久的对女性的渴望。
在郭沫若的《十字架》中，他的爱情的苦闷是由于旧婚姻的束缚和新婚姻的不被家庭承认。
在《喀尔美萝姑娘》中，“我”怕她知道“我”是中国人，知晓“我”有妻子，连彼此的名字和住址都没有交换过。
这两个主人公形象的爱情苦闷是可爱而不可得的悲愤，和不满于维持婚姻现状的心境。
（二）生活的穷困贫贱，一直贯穿着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的始末。
因为贫贱，爱牟忍痛与妻儿生别离，爱牟几乎发狂：“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