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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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因而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为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它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
一方面,它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①。
它绝不给危害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以进行破坏活动的自由,而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
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给以法律制裁,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分不开。
“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上述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
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在民主结构上,坚持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这种民主制度,就其形式而言,是选举民主(票决)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的统一。
以往西方国家一直标榜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民主制度,今天看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近年来也兴起了研究“协商民主”的热潮。
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西方的“协商民主”还刚刚处在理论研究和局部实践阶段。
所以,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中国既要向人家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
从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趋向来看,中国人创造并在坚持中不断完善的政治协商制度,在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间。
五、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一个永恒主题公平和正义是关系密切的两个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通篇探讨的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
在罗尔斯那里,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
公平正义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实际的社会状况。
《辞海》中把这种关系解释为“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问的某种相适应关系”。
社会公平正义首先是一个制度安排合理性问题。
正如罗尔斯所说:“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
”换句话说,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公平性和平等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更深刻地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经济关系的表现,必须根据唯物史观来阐述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阐述公平的内涵和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实际意义。
恩格斯指出:“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
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②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
中国文化先Oqi孑L夫子曾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囝近代康有为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古希腊柏拉图强调公平即和谐,正义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
伊壁鸠鲁把公平正义看作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
卢梭理想中的永恒正义则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
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目标。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并不明白,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标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卢梭理想中的永恒正义和理性王国,归根到底,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呼声,而天赋人权的学说实质上也只是那个阶级所有制的理想化与理论化而已。
以往一切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平等观,即统治阶级的平等观其实质都是以不平等为平等,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则以表面平等掩盖着经济现实中的不平等。
恩格斯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
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
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①。
可见,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从根本利益关系来说,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公平正义的,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公平主张,以自己的公平尺度去衡量现存的利益关系。
在剥削阶级少数人看来是公平正义的事,对广大被剥削者来说可能就不是公平正义的。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才具有普遍性。
这是因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
代表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③。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平正义。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以最广大人民大众为诉求主体的公平正义,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客观地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了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地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对劳动成果平等共享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平等政治地位。
因此,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和谐利益。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客观的必然的选择。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时指出:“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温家宝还进一步明确地说:“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社会主义的公平不仅是形式的公平(法律的公平),它还是事实的公平,即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的公平。
恩格斯说:“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
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
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
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
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
”①由此可见,只停留在法律层面上的形式上的公平是不够的,公平还必须是实际的、事实上的公平。
仅就实现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②这一点,也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做到。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这些情况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从而使得各种利益关系较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一些。
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利益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公平正义仍然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旗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
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也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总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和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因此,我们追求社会公平,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我国现阶段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也’。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兼顾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具体体现在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之中,切实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使全体人民在共建中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当前我国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莫过于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享有上的不公平了,特别是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在享有公共服务上处于更为不公平的地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来,用于公共服务事业的财政支出无论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都严重不合理。
有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却基本没有增长。
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发展的滞后,而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则是这种滞后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决定》提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六项制度建设,其中之一,就是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以公共化为取向,以均等化为主线,以规范化为原则,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