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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大政治制度变革古代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变革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进程。
这些变革涵盖了政治体制、行政分权、官员选拔、土地制度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大政治制度变革。
一、周朝的封建制度周朝是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代表。
在周朝，天子从上到下，分封各地的诸侯，建立了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
这种封建制度的特征在于“爵位衔接，尊卑有序”，依据爵位高低进行分层，每一层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维持了各级领袖的地位和权力。
周朝的封建制度，与商、夏、殷等朝代相比，显得高度集中和中央化。
天子掌握了各级诸侯的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领主，也是最高的军事、政治、文化领袖。
这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推动了周朝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历史上后来者的集中力量和统一国家。
二、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强大行政机构。
秦王朝的集权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改革：取消诸侯封地，根除地方的权力中心；引入郡县制度、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直接派遣官员到各地；实行法制与科举制度，强化对官员的选拔和管理。
这种中央集权制度，打破了各个封建国家的权力均势，让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都从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来进行。
一方面，中央政府获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权力，稳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对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有一定的压制，对各地文化上的多样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唐朝的科举制度在唐朝的时代，科举制度被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成为唐朝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制度之一。
唐朝的科举制度是根据贤才选拔上升为官员的制度，科举考试是以考取进士为主要目标，相当于当时的重要选拔机制。
科举制度在唐朝的时代，共分成了三个流程：展贤议士、准备考试、考试及结果，这些流程相互衔接，使科举制度成为封建社会的最重要政治体系。
此制度让平民百姓通过考试而成为高官，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天花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及其难点分析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100089)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引起各方的关注。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本文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什么是大部制改革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在此基础上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
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
应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思路,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呢?笔者认为,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类同的事务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市场化国家之所以普遍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主要在于它有一些明显的优越性。
首先,这种管理模式能够减少部门、机构的数量,降低行政成本;其次,这种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避免政府机构之间由于职能分工过细,导致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等引发的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再次,由于实行相近业务的统一管理,因此可以防止部门之间沟通难、协调难等政府经常会遇到的通病。
从改革历史初探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一,. 大部制的含义及其特点（一）含义：大部制(Large department system)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
、（二）特点：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二．中国大部制改革历史发展概述（一）简述：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应对社会各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始）到2013年（12届全国人大），共进行7次大部门体制改革。
从最初的100个部门，精简、整合为现在拟设置的25个部门。
（二）各阶段中国大部门体制改革1．1982年改革核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内容：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
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2．1988年改革核心：转变政府职能内容：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
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
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
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3.1993年改革核心：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内容：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革。
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
古代中国的历史制度与政策改革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历史制度与政策改革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朝代都曾经历过制度与政策的变革，这些变革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古代中国的历史制度与政策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二是经济政策的改革。
首先，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议题。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
这种制度下，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百姓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逐渐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改革是秦朝的变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文字统一等。
这些改革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统一度，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由于这些改革措施过于强硬，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而在唐朝时期，中国又出现了一次政治制度的改革。
唐太宗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推行科举制度、设立监察机构等。
这些改革使得政府更加稳定，社会更加繁荣。
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其次，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议题。
在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政策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改革。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改革是明朝的海禁政策。
明朝时期，由于政府的限制，中国的海外贸易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海禁政策，如禁止私人航海、限制对外贸易等。
然而，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海盗的猖獗和贸易的萎缩。
最终，明朝的海禁政策成为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清朝时期，中国又出现了一次经济政策的改革。
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发展经历了多次改革和演变。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不仅是中国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中，探讨其改革和发展。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封建制度，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统治者的一人独揽大权，不分权责。
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互相争霸，形成了分封制度。
这一制度的特点是王室将封地授予亲戚、功臣和宗室，建立支系，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三纲五常”、礼法之制也无不突出了其崇尚等级、崇尚家族和崇尚传统的特点。
而随着历代政权的更替，这种封建制度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渐浮现。
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每一个新的朝代都会对政治制度进行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时代需求。
夏商周的更替，唐代的安史之乱，明朝的靖难三大案件，都直接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变更。
在这些变更中，改革和创新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
古代中国文化的三个重要体系：孔孟之道、道家思想和墨家理论，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孟之道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其强调仁爱、忠诚、孝悌等传统美德，成为了政治道德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孔孟之道也强调礼制，也就体现了封建制度的定位。
而道家思想则强调了自由平等的理念。
它主张政府要少干预人民的事务，让人民自由发挥其才能，实现人民自由自在地生活。
墨家理论则主张以身作则，实行以利除害、爱民如子的思想，致力于为人民服务和维护人民的权益。
除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理论基础外，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还受到了经济发展和外部压力的影响。
在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贵族集团形成的封建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争霸和外戚权势，也对封建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逼迫着统治者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改革。
这些变革与改革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还对中国社会和国家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改革进行探讨。
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统治者通常为王朝的君主。
最早的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追溯到商朝和西周时期的奴隶制度，但随着周朝的建立，封建制逐渐形成并持续了数千年。
在封建制度下，君主权力集中，实行家族世袭的统治方式。
政治权力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权力由君主掌握，而地方政权则由封建领主和地方豪强掌握。
这种政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演变，例如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
二、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改革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体制改革。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和政治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巨大挑战，逐渐崩溃的封建制度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
这使得中国开始探寻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新篇章。
然而，内战和混乱的局面导致了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国共两党的斗争使得政治制度进一步分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阶段。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权力集中在党的领导层，政治决策由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
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和国家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中国也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体制改革也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加强了党内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加强了法治建设，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效能。
同时，中国政府还推动了反腐败运动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保证政治制度的廉洁和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古代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虽然不太出现在正式的历史教科书中，但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国家形象及其国际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今天的现状。
1. 古代变革的年代背景中国的历史传承了五千年，而在这五千年里面，几乎每一段历史都要经过多次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争霸纷争愈演愈烈，这个时期的变革实际上也是一次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
战国之后，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阶段。
在这个时期，各种制度逐渐成型，例如官职、税收、土地、户籍、军队、刑罚等，这一切都呈现出封建体制的特征。
然而，随着封建体制的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另外一段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时期——唐宋元三朝。
2. 古代的政治改革古代的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以统一为目的的。
在这方面最出名的当属秦朝，统一了天下，而且还进行了多项改革。
一项很著名的改革是简化文字，这个改革让多年的繁琐文字变得简单易懂，从而方便人民的生活。
此外，秦代还进行了均田制度的改革，通过地区分割方式，使得全国土地分配均匀。
而在随后的汉代，均田制度又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成功大大缓解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政府采取有效的资源管理。
唐代的政治改革则更加深入，唐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农民、士兵、学士、商人不同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
唐与秦的不同之处在于，唐始终保持着君主集权的统治，而这也促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包括地方官制、科举制度、度量衡等。
3. 古代的制度创新古代的制度创新往往都离不开经济和城市的发展。
例如唐代的制度创新，就与城市的繁荣息息相关。
唐代所奉行的科举制度，使得地方官员的选拔不再固定于官僚门阀的圈子，而挑选出的官员，则更能满足政府对于经办地方事务的要求，从而推进政府管理的效率事务。
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与改革│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史上，从夏商到秦汉，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
在这长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很大的演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和改革。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深入探讨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一、夏朝的集权制度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其政治制度主要是以中央集权制度为主。
在夏朝的政治制度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对国家各项事务进行统一管理。
在夏朝的时期，贵族阶层的利益也得到了相应的保障。
夏朝陶唐氏统治时期有“农功、铸币、城郭、市井”等事宜归于太师家，代表了贵族阶层的利益。
这些权力的分配保证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也保证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实施和维护。
二、商朝的集权制度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过渡时期。
商朝在政治制度上仍然延续了夏朝的集权制度。
在商朝时期，王权仍然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对国家各项事务进行统一管理。
同时，商朝也意识到了区域性的问题，开始增加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
商朝建立了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省级行政机构负责一整个州，府级行政机构负责一个地方区域，县级行政机构负责一个城镇或者一个村庄。
这些地方行政机构为商朝的官僚集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了商朝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三、周朝的集权制度周朝是中国古代的第三个朝代，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高峰时期。
在周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周朝利用封建势力进行政治管理，通过分封制度来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周朝的封建制度，将整个国家划分为诸侯国和周天子所控制的地区。
周天子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地位，并且颁布政令，动员诸侯国。
同时周朝也建立了三公九卿的官制，这个官制在周朝的整个历史中得以延用，并且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秦汉的集权制度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秦汉两朝的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更加巩固和完善。
揭秘：中国古代“大部制”改革
2014-05-19 来源：北京晚报
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从宋代“中书门下”“枢密院”到明清时期的“四辅官”“内阁”制，在中国古代的不同朝代，“大部制”曾几经变迁——
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三府九寺”制
在古代中国，中央政府最高行政官是宰相，系“百官之长”。
在秦汉时期，此职位官员并不称“宰相”，宰相在隋以后的“大部制”改革中才定名，在之前通称为“丞相”，或“相国”。
古代中国的“大部制”改革，一般都是围绕宰相（丞相）位置展开的，或兴或废，或增或减，由此影响到政府机构的变化。
秦汉时中央政府机构主体，是“三公九卿”体系下的“三府九寺”，汉代“大部制”改革，其实质就是改革“三府九寺”制度设计。
“三公”概念，先秦时期已存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先秦时的“三公”。
秦汉时“三公”的办公场所称为“府”，故有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府。
丞相府掌管行政，太尉府掌握军权，御史府负责监察兼皇帝的秘书办，自然，“三府”是当时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
西汉中前期，“三府”的地位并不平等，丞相府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威胁皇帝。
刘彻（汉武帝）当了皇帝后有意削弱之，到刘骜（汉成帝）当皇帝时，对“三府”制度重新设计，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启动“大部制”改革，实行
司徒（丞相）、司马（太尉）、司空（御史大夫)新“三公制”，行政级别平行，联合执政，大大削弱了丞相的权力。
秦汉时官场上基本是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卿”行政级别低于公，但与公一样都属政府高级官员。
秦汉在上古周代“六卿”基础上扩增为“九卿”，即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典客（大鸿胪）、廷尉（大理）、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等9个“卿级”官员。
卿的办公场所称为“寺”，所以有“九寺”一说。
“九寺”是汉代的中央行政执行机构，为汉代的“九大部委”，实行的都是“大部制”。
比如太常寺，又叫奉常，掌管国家宗庙祭祀、礼仪、天文、教育、医药、卫生等，综合了现代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药监局、气象局等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行政职能，可谓西汉的“大文化部”。
实际上，汉代“部委”不止九大部门，九卿是个虚数。
据《西汉会要》“正卿九”条刘熙注，“汉常置十二卿”，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也属卿列。
西汉中后期，编制膨胀，如仅一太常寺“公务员”便多达上万人，在刘秀（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大幅精减，但编制仍超过1500人。
由此可见，汉代的“大部制”改革并不彻底。
魏晋时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取代“三府”
秦汉时的“三府九寺”行政架构，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名存实亡，官员多是“闲职”，实际权力转移到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大机构，隋唐“三省六部”雏形于此时出现。
尚书省源于西汉末年设置的尚书台办事机构，本属少府寺，是皇帝的“秘书班”，最早仅主管宫中文书的收发、保管，编制仅4人。
到东汉中后期，国家朝政由台阁管理，尚书台实际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架空了“三公九卿”。
到曹魏时，尚书台便从少府寺独立出来，开始成为外廷机构。
其首长是尚书令，与九卿为同一行政级别，而开朝会时，位置则在九卿之前，实权相当于丞相。
到南朝宋台省合一时，称为“尚书省”。
主导曹魏“大部制”改革的是开国皇帝曹丕（魏文帝），曹丕扩大了尚书台的行政职能和内部结构，其下设立了吏部尚书、左民尚书、客曹尚书、五兵尚书、度支尚书、祠部尚书等“六官”，地方上还有派出机构“行台”；同时，精减尚书台下属职官，将东汉时34种尚书郎（又称“郎曹”）合并为23个（后增至2 5个），分属六官。
曹丕的“大部制”改革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设置“中书监”。
中书，最早叫中尚书，由汉武帝所设，地位很低，与“中丞相”由来一样，也是因由中人宦官（太监）担任。
中书监负责为皇帝草诏谋议，因机构设于内宫省禁之内，故称“中书省”，“省”由此也成了古代官署名。
加上由服务于皇帝的部门侍中寺改来的“门下省”，中央权力中枢出现了“三省”制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官”制并存，朝中有两套行政体系，导致机构重叠，职责混乱。
为此，司马炎（晋武帝）代魏建晋后，于太康年间曾就“大部制”改革进行过辩论。
就两套行政系统的整合撤并，朝臣各方各执一词。
以司空裴秀为代表的保守派占大多数，坚持维护“三公九卿”政体，还行政权于诸卿；以秘书监荀勖为代表的改革派则认为，“设官分职，委事责成……九寺可并于尚书”，主张新政。
可以说，曹丕的“大部制”改革，为后来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奠定了基础。
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九寺”降格降级
隋唐的“三省”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行政级别相当，但功能各异。
隋朝规定，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这样三省相互牵制、监督。
三省长官实为“宰相”，都参加朝廷最高层决策会议，各对皇帝负责。
唐朝进一步改革并明确了中书、门下二省为决策机构，尚书省为中央行政核心，尚书省尚书不能参加决策会议，被排除出决策系统。
这种把决策与行政分离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大部制”改革的成果之一，相当科学。
隋唐时的“六部”是从魏晋时“六官”改来的，即吏部、民（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大部委”，秦汉时“九大部委”（九寺）被缩减掉3个，创造了中国古代“大部制”改革的典范，一直沿袭到清朝。
“六部”中的每一部都很大，如工部，便掌管土木、水利工程、农、林、牧、渔等多个领域和行业。
“六部”下面各设“四司”，故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一说。
可见，“三省六部”制明显优于“三公九卿”制，大唐盛世与政体的先进不无关系。
“九寺”官署在隋唐时期仍保留，只是统统降格降级，与“五监”、“秘书省”一样，是具体办事部门。
此时的“九寺”与“六部”没有隶属关系，但得接受六部的督责，与六部有对应关系。
李世民（唐太宗）当皇帝时启动的“大部制”改革，机构精简最彻底。
时由开国宰相房玄龄主持，整个中央机构官员编制仅为640员，只有隋朝的四分之一多一点。
李世民死后，政府机构编制迅速扩增。
唐高宗显庆年间，九品以上内外文武官员已有13465名。
武则天统治时期到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官员数额的膨胀更见严重，决策和行政效率下降。
李隆基（唐玄宗）当皇帝后，又启动一轮“大部制”改革，以解决冗官问题。
为此专门编制一部政改大纲，这就是《唐六典》。
仅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便“停废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冗散官三百余员”。
宋代“中书门下”“枢密院”分掌全国政军大权
到了宋朝，中央行政机构仍沿袭隋唐时“三省六部”制，内部结构有很大变化，并增设了枢密院等新机构。
最大变化是“六部”不再属于尚书省，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中央行政机关，但权力和作用下降和减小，职权转移。
如兵部权力转给了枢密院，户部的财权则为“三司”分去。
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三省”、“六部”、“九寺”等，在北宋都是虚位，实由“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全国政军大权，中书门下一把手“平章事”、枢密院负责人“枢密使”和三司的领导“三司使”，为北宋事实上宰相。
宋代是古代中国机构最臃肿、闲官、冗员最多的朝代，与魏晋一样，有虚、实两套班子。
由于政府机构庞大，官多事废，名实不符，人浮于事，互相推诿。
到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距宋代建国仅百年时间，官员数量已“十倍于国初”。
因为吃财政饭的官太多，国家财政有时还不够发工资。
于是，有了元丰年间的“大部制”改革。
此次“大部制”改革由当朝皇帝赵顼（宋神宗）主导。
之前，在王安石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熙宁变法”）中，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只是小打小闹。
熙宁末年，赵顼令校勘《唐六典》，作政改理论上的准备。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在大臣蔡确、王珪的协助下，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撤销了“中书门下”这一机构，恢复了唐朝“三省”制度。
但是，赵顼生搬硬套《唐六典》，却又未完全走唐朝的政改路线，所以“元丰改制”实际上是失败的。
类似的“大部制”改革，整个两宋时期进行过多轮，如宋徽宗政和年间、宋钦宗靖康年间、宋孝宗乾道年间，均先后进行了政改，希望借“改革”富国强兵，但因“改革”思路和设计有问题，始终未能奏效。
到了明清时期，也曾启动多轮“大部制”改革，其中以朱元璋（明太祖）的“大部制”改革最有影响。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终结了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创设“四辅官”，出现了“内阁”制。
内阁制度为清朝继承，“党议天下之政”，成为清代朝廷权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