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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论文近代教育论文：1840年前后教会在华兴办近代教育情况综述摘要：1840年前后基督教在华传教过程中兴办了大量的现代教育，使中国人对现代教育逐渐重视起来。
虽然教会在华兴办教育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可否认，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教会；中国；近代教育基督宗教自唐朝景教传入，经元代天主教东传，明清时代大批耶稣会士的进入，直至近代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大规模传入，基督教四度来华布道，在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尤以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的第四次来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为最。
1807年，新教的传教先驱、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抵达中国，定居广州。
掌握了中文后，马礼逊开始了传教活动。
由于当时清朝还在延续康雍期间的禁教政策，并于1812年颁布禁令，规定如有洋人传教且无论满人或汉人信教，为首者斩，信教而不退教的则充军。
因此马礼逊的传教效果甚微——直至1814年在其传教七年之后才有一个叫做蔡阿高的广东人经其施洗成为第一个华人信徒。
马礼逊记下了当时的情景：“高山之麓，罕有人迹，有水一溪，迂回凝碧，予于是地奉父子圣灵之名为彼施洗，祝彼为吾道收获之第一佳果也。
”受徒施洗要选择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传教之艰辛、风险之巨可见一斑。
至1832年，马礼逊来华已经25年后，中国才共有10名信徒。
而另一位传教士裨治文在1830年至1835年这五年间在广州传教，竟无一人信教。
由于清廷的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教士直接在中国宣传教义和招收教徒的工作步履维艰。
为了打破传教活动的僵局，通过长期的实践，马礼逊发现文字布道、家庭布道、教育布道、医药布道等“文化传教”方式较易为国人所接受。
因此传教士们便将活动的重点集中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
而传播文化知识，收效最大影响最深莫过于举办教育活动，创办学校。
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传教士在华兴办教育的不能随心所愿，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进行。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01234陈 铃 〔摘要〕对于抗战后的国共纷争，美国在华传教士一开始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国民党击败中共，但希望其通过自身改良消除腐败，并认为美国政府也应该继续援助国民党。
内战前期，美国传教士虽然面临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但在华差会仍持低调处理、继续观望的方针。
到１９４８年，中共适时提出关于处理在华传教士问题的新政策方针，强调要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和宗教信仰自由，增强了美国差会及传教士继续留华的信心。
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华大部分差会及骨干传教士坚持留在中国，但对传教力量的分布作出调整，准备迎接新政权。
但到１９４９年后，由于中共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美国传教士留华前景趋于黯淡。
紧接着，在“三自革新”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宗教界人士开始加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
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美国差会及传教士最终全面退出中国大陆。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差会；国共内战；传教政策〔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Ｋ２６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６８－１２ＳｔａｙｏｒＬｅａｖ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ＫＭＴ ＣＰＣ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ＣｈｅｎＬ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ＫＭ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ＰＣ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ＫＭＴｔｏ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ｆ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ａｎｄｔｈｅ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ｔｈｅＫＭＴ．Ｂｕｔ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ｌｓｏｈｏｐ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ＫＭＴｗ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ｉｔｓｏｗｎ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ｆａｃｅｄｌｉｆ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ｄａｎｇ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ａｄｏｐ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ｔａｋｉｎｇ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ｄ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ｙ１９４８，ｔｈｅＣＰＣ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ｔｉｍｅｌｙ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ｗｈｏｈａｄ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ｎｅｗ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ｗ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ａｙ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ａｄ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ｈｅｎｅｗｒｅ ｇ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１９４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ＰＣ’ｓ“ｏｎｅ ｓｉｄ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 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ｗｏｕｌｄ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ｆａｄｅ．Ｔｈｅｎ，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ｉ ｇｉｏｕｓ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ｊｏ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ｏｆａｎｔ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ｔｏｒｅｓｉｓ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ｏａｉｄＫｏｒｅａ，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ｗｉｔｈ ｄｒ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到抗战前夕，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已历时百余年之久。
近代美国在华教会学校发展研究
近代美国在华教会学校发展研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美国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教会学校。
这些教会学校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教育发展得到了重大的推动，也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得到了增强。
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会学校为中国提供了现代教育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教会学校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许多美国教会学校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现代教育资源，如科学技术、英语教育等，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美国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教育机构到社会组织的转变。
美国教会学校不仅在中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还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如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建立教会学校，到20世纪50年代发展成为社会组织，美国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史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教会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启示摘要：教会大学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产物，基督教在华创办学校起初是为了宣扬基督教，但随着教会大学教育功能的日渐凸显，教会大学客观上将西方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等先进的办学经验引入中国，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做出一定的历史贡献，并对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教会大学，高等教育近代化，影响，启示一、教会大学在中国所谓中国教会大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于在华创办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机构。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依仗自己的船坚炮利逐渐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开始在华兴办教会大学。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前夕，教会大学快速发展并逐步纳入中国正规教育体系。
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调整，中国教会大学与当时的公立、私立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大学，自此教会大学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起初，中国教会大学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而进入中国，是西方列强打开近代中国国门后想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产物，但在客观上，教会大学的出现将西方先进的办学经验引入中国，拓宽了教育职能，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也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有益参考。
二、教会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近代化方面，教会大学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其管理体制完善，院系设置合理，学科特色突出，较当时的国立大学略胜一筹。
教会大学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差会联合创办，大学管理机构设置表面上看起来隶属层次繁多，关系复杂，但实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几个部门。
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发挥作用的仅是创办人会、校董事会、校长，而且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也有一些教会大学引入了近代欧洲大学自治的理念，鼓励师生参与学校管理。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摘要：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杜威研究学者的积极传播，加上杜威本人亲自到中国的访问和讲演以及杜威教育著作的翻译出版，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思想上，而且也表现在教育实践上。
本文将从杜威来华前的国内文化背景、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等方面，试探讨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杜威中国教育思想作者：教育学院一、杜威来华前的国内文化背景在杜威来华的前几年，新文化运动即已兴起。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袁世凯政府祭天祀孔，把读经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面对这股复古思潮，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坚持民主主义理想，发动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人权”(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
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并迁到北京。
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等先后参加编辑或撰稿工作，使《新青年》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进步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他积极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力倡导进步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聚集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杜威来华初期，正值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介绍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教育、学术的交流。
杜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应邀来华访问、讲学的。
近代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研究作者：张欣然来源：《报刊荟萃（下）》2018年第06期摘要：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伴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组织管理的规范等逐渐发展，进而走向成熟。
教会学校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目的是使中国完全的基督教化，带有强烈的殖民性质，但教会学校的出现打破了国人陈旧僵腐的教育观念，对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发出了猛烈的挑战，符合新式教育需要，成为新式学堂教师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学校；新式教育；西方教育观念一、教会学校的起源及创立传教活动起源于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传教的同时附带介绍近代西学和西方文化。
18世纪中叶，传教士活动在中国遭到禁止。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海外传教事业随之兴盛，此时海禁未开，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受派遣，辗转于各地开始传教工作，期间他汉译《圣经·新约全书》、《圣经·旧约全书》，编纂《英华字典》，为日后在华传教工作做了准备。
英国传教士米怜在华周边国家建立传教站，汇聚欧美传教士。
兴办英华书院借以扩大传教影响达到传教目的。
英华书院是第一所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也为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大量设立积累了经验。
马礼逊学校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
1834年，澳门创办女塾会所。
其中诸多受教育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随着两次鸦片战争英国的胜利，其获得了更多的宗教活动特权，扩大了教会学校的规模。
二、教会学校的发展及特点教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1876年。
教会数量大幅度增加，由最初的不足200所到1976年的800左右所。
但这一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已有少量中学出现，学生中女生人数占了一定比例。
美南浸信会在沪传教活动史研究
浸礼宗是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教的主要宗
派,17世纪30年代随清教徒移民传入美洲,19世纪中叶因废奴问题而分裂成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礼会。
浸礼宗于1836年传入中国,主要教区在沿海各省及西南等地,分为浸信会(传自美国南浸会)、浸礼会(传自美国北浸会)和英国浸礼会等派系。
1847年9月,浸信会传入上海,组建上海第一个浸信会教会,也是华东第一个浸会,即“老北门第一浸会堂”。
自1847年浸会传入上海,直至1949年,浸会在华工作停止,共有百多年历史。
在沪期间建教堂、办教育、出刊物、培养了一批爱国宗教人士,也经历了本色化、本土化等一系列宗教运动,是新教在华传播的一个缩影。
其传教史上出现过从事商业活动以维持传教的晏玛太、参与《教务杂志》及《中华归主》等基督教刊物编辑与资料统计的乐灵牛等传教士,和爱国商界领袖赵晋卿等华人教友,还有知名的教会大学沪江大学和浸会书局等机构,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社会、教育、文化、慈善、妇女解放等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本文根据现存的中西文献和相关人物的访淡,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南浸信会在上海的传播,及其有关的多位历史人物、学校和出版社等机构的百年历程进行简单的考察和梳理,尝试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观察,认识近代基督教在沪的传播以及引起其变化发展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对上海基督教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的影响,及其对改革开放后教会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有关教会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中外教育交流的热点。
历史学界和教育史学界的一批成果相继问世。
本文从中美教育交流的视角，对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现状作一回顾，为后续研究提供整体的思路。
一、有关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传教士的专门研究，肇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１９８１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部以近代来华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堪称拓荒之作。
１９８５年，他的另一部专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问世，该书汇集２９名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传记。
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研究》１９９１出版，以丰富的史料，独特的视角，详细论述分析了他们在华教育活动。
熊月之１９９４年出版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挖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评价。
王立新１９９７出版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被称为国内传教士研究的两种“范式”。
前者把传教士活动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作用。
胡卫清２０００出版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１８７７—１９２７）》，该书用“普遍主义”的理论作为新的切入点，分析了传教士和基督教教育在中国近代５０年的发展。
２００３年，齐小新的专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出版，对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的口述记录进行了分类、论述和评价。
田正平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２００４年出版，对来华传教士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为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传教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案例。
于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吴洪成指出：“传教士传播西学，参加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运动，给中国教育变革以启迪”。
［１］胡卫清认为：“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
［２］“传教士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国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
［３］杨齐福指出：“传教士打破了国人陈旧僵腐的教育观念，对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发起了挑战”。
［４］“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起到了启迪引导的示范作用”。
［５］龚叔林认为传教士“开创了具有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推动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直接参加改革新学教育”。
［６］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都散见在近几年的许多论文中。
二、有关教会教育的研究李楚材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１９８７出版，重点记录了有关教会教育的起源、目的、内容、方法、办学模式、等多方面的内容。
林治平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７］集中在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迁、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促进中国教育的变革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１９９４）论述了中国的教会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历史，得出“教会学校性质的二重性”的结论。
顾学稼、林蔚、伍宗华编著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１９９４）对教会大学与中国政治，与中国教育制度变革，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何晓夏、史静寰合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１９９６）认为教会学校首先把欧美先进教育方式输入中国，冲荡了日趋衰败的学塾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诞生和成长。
吴洪成的《中国教会教育史》（１９９８）对教会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述。
卫道治的《中外教育交流史》（１９９８）专章对教会大学建立和发展，走向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进行了概括。
章开沅、林蔚（美）合著的《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１９９１）评价了教会大学在文化和教育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本土化结局。
章开沅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１９９８）对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地位、作用、转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
吴梓明著的《基督宗教育中国大学教育》（２００３）记录了基督教大学从办学到成为中国私立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１９９５）论述了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等。
在对教会学校的评价上，“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
［８］教会学校“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学堂兴起，提供了可资借鉴和仿效的学校模式”。
［９］有关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导入方面，秦立霞指出：“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遵循一定的规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着教会大学的发展”。
［１０］“教会大学对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却不是按照西方传教士本来的愿望发展而是经历了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
［１１］戚洪认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在传播自然科学，兴办女子教育等方面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都是领先的”。
［１２］当然，教会大学也“必须面向中国而解决它所面临的两大矛盾与冲突：即中西文化心理之间，教会大学政治目的与其教育内在规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１３］在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关系上，肖朗认为“教会大学导入了西方学术的知识分类体系和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体系，为晚清创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１４］美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文化现象。
黄新宪认为：“教会大学主要是通过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潜移等方式来促进文化变迁的”。
［１５］三、美国有关传教士、传教史、教会教育的研究［１６］最早的相关研究是卫三畏（Ｓ．Ｗｅｌｌ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８４８年出版的《中国总论》（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该书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著作。
柯文（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１９６３年出版了《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１８６０—１８７０》（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ｓｍ，１８６０－１８７０），论述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以及调试。
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７５年出版的《中美相互影响：历史摘要》（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他历史地考察了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在华所起的作用。
柯文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综述王小丁（西华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南充６３７００９）［摘要］美国在华教会教育是中外教育交流研究的热点，国内外研究者深入挖掘有关的史料，拓展研究的领域，拓展研究方法，他们对美国在华教会教育主要集中在对传教士、教会学校、教会教育的整体和个案研究上。
本文立足从整体上对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作一梳理，反映教会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中美教育交流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综述史志鉴研究１９【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６】（上接第６４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角色要求而进行的学习过程。
［４］（Ｐ．８２－９６）所以在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中，是农民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渠道。
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尤其重要。
村民通过职业分化，又农民身份转变为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不同群体，不断向城镇集中，经常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从城市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资金、技术、信息等，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农民以简单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要的交往方式，逐步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交往和生活方式。
同时城市文明对农村传统观念的冲击，也使农民意识到必须摆脱落后思想观念。
随着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流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心理和行为取向趋向于现代化。
具体表现为：农民的职业分化不仅使一部分人物质文化生活提高，而且有利于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民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和政治参与大为增强，为实现农民身份的彻底分化创造了条件。
由此，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农民的职业分化，是息息相关、辨证统一。
农民的素质提高，有利于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流动，使农民在分化过程中，能很快适应市场需求，避免盲目性分化，减少职业分化与流动过程中的代价。
而农民职业分化又能促使农民自觉学习、提高素质、增长本领，为分化创造条件。
通过农民职业分化，使他们感到只有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在分化与流动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
所以农民职业分化与流动是培养农民现代性一个重要渠道，从而又能更好地促进农民职业分化与流动。
参考文献：［１］陈会英，周衍平等．分化、动因、对策———中国农民职业分化探析［Ｊ］．农业现代化研究，第１７卷第５期．［２］赵秀玲．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的素质障碍与提升措施［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１）．［３］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３．［４］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作者简介：吴庆国（１９７３—），男，安徽霍邱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２００５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１９００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ｔｏ１９００），对这一期间的传教士在华活动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毕威尔（Ｒ．ＰｉｅｒｃｅＢｅａｖｅｒ）１９７７年主编的《美国传教两百年透视》（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Ｂｉ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该书是对美国两百年的传教运动的总结，极有参考价值。
宓契（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ｉｃｈｉｅ）１９００年著的《中国和基督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００）具有较多的史料参考价值。
赖德烈（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对基督教在中国百年传教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对传教士的态度和精神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
瓦格（ＰａｕｌＡ．Ｖｅｒｇ）１９５８年著的《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１８９０—１９５２）》（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９０－１９５２），该书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在这一时段里美国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活动以及对中国社会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