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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篇一一、引言对外汉语教学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础，其编写质量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效果。
近20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本文将对该期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述评。
二、教材编写的概况1. 编写数量的增长近20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需求的增加，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最初的几本教材，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教材体系，涵盖了从基础到高级、从听说读写各个方面的教学内容。
2. 编写内容的丰富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内容也日益丰富。
除了传统的汉字、词汇、语法等内容外，还增加了文化、交际、听力等方面的内容，使教材更加全面、系统。
3. 编写形式的创新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除了传统的纸质教材外，还出现了电子教材、网络教材等形式，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
三、研究的基本情况1. 研究领域的拓展近20年来，对外汉语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语言学、教育学等领域外，还涉及到了文化学、心理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等领域。
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为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研究方法上，近20年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除了传统的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外，还出现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语言分析、语料库研究等新方法。
这些新方法为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手段和工具。
四、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1. 存在的问题虽然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教材的内容和形式还不够丰富多样，不能完全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其次，一些教材的编写质量还需要提高，如部分教材的语法解释不够准确、文化内容不够丰富等。
此外，一些教材的配套资源还不够完善，如练习题不够丰富、没有相应的在线学习资源等。
《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语言作为文化和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更新。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探讨和记录。
新词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
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研究，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语言发展规律。
二、新词语的定义与分类新词语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出现并广泛传播，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新词汇。
这些新词语的来源广泛，可能是源自网络、影视剧、新闻媒体、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新词语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如网络新词语、流行语、方言词汇等。
三、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与产生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主要包括网络、影视剧、新闻媒体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语言成为新词语产生的重要来源。
此外，影视剧、新闻媒体等也是新词语传播的重要渠道。
新词语的产生往往与时代背景、社会热点、文化潮流等因素密切相关。
例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了许多与网络相关的新词语，如“网红”、“直播”等。
四、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与趋势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更新速度快、语义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等。
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多元的趋势。
同时，新词语的流行也受到社会热点、文化潮流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小鲜肉”、“佛系”等流行语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热点和文化潮流密切相关。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趋势表现为：网络化、口语化、情感化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新词语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和流行。
同时，口语化趋势明显，许多新词语都是从口语中产生并逐渐普及的。
此外，情感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许多新词语都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如“治愈”、“萌”等。
五、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丰富多样，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
例如，“共享经济”、“绿色发展”等新词语，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而“佛系”、“宅”等新词语，则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
近十年汉语旧词新义现象的认知分析旧词新义，旧貌换新颜，汉语中的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为了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现象，本文试从如下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近十年来，语言学界的专家们围绕汉语旧词新义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谓收获颇丰。
但是，无论他们花费多少时间精力来研究这一问题，他们都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于是，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旧词新义的诸多表现，并且对汉语中的某些语言现象进行探讨。
第一，旧词新义的频率。
要想准确地说明旧词新义现象，就必须统计它的频率。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太难了。
”面对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经常感到无奈与困惑。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指标，原因在于：首先，它更具有说服力；其次，它的数据更客观。
“价值”的语义演变比较复杂。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用“价值”来形容东西的质量，现在则用它来形容一个人或者事物的意义。
例如，“思想政治素质”就是指一个人的思想素质。
“价值”一词的新义不仅用法发生了改变，而且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它由原来表示物品的有用性扩大到表示人、事物或行为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
其次，旧词新义频率较高。
根据一些专家的调查，新义项频率最高的前100位词有67个，其中关系型新义项占30个。
它们主要是“以上、以下、左右、中央、前后、总之、特别、总共、全体、以及、除了、就是、加上、之外、所有、直至、甚至、以致、以及、何况、再等等、加之、加上之后、再加上、又等等”，等等。
这样的“老词新义”相当多。
第二，旧词新义的范围。
“教育”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有关教育方面的概念却众说纷纭。
“教育”一词的传统义项就有40多种，这些义项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其中最基本的有六种。
旧词新义指“接受教育，或为受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使知识广博”、“通过学习而增长才干”等。
当今，“教育”这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很宽泛的词语，可以指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还可以指一般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等等。
《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因此，对外汉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与研究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
近20年来，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将对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述评。
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发展历程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经历了从传统纸质教材到数字化教材的转变。
早期，教材以纸质版为主，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语法规则的讲解。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教材逐渐兴起，教材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形式更加灵活多变。
同时，多媒体教学资源如视频、音频等也被广泛应用于教材中，使学习更加生动有趣。
三、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现状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
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教材进行了探讨，包括教材的内容、结构、教学方法、评价等方面。
在内容上，研究者们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特点设计教材内容。
在结构上，教材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使学习者能够逐步掌握汉语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在教学方法上，研究者们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任务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在评价上，研究者们关注教材的实用性和教学效果的评估，不断优化教材内容和结构。
四、对外汉语教材的特色与挑战近20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特点设计教材内容；二是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三是注重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应用，使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四是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和优化。
然而，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如何提高教材的教学效果等。
五、未来发展趋势未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将成为主流，数字化教材将更加普及；二是教学内容将更加注重实用性和交际性；三是教学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四是评价体系将更加科学和全面。
汉语词类研究综述本文介绍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汉语词类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解决词类研究中的不足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
重点讨论了沈家煊提出的“名动包含”模式，认为这一理论是迄今為止能解释汉语词类问题的最佳方案，同时认为该理论为今后的词类研究甚至整个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标签：汉语词类名物化名动包含一、引言汉语词类体系的构建始自《马氏文通》，一百多年来，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个历史，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力（1985：11-18）、吕叔湘（1979：40-53；1982：16-27）、高名凯（1953；1986：65）、朱德熙（1982：37-54）、陆俭明（2013）等众多学者为汉语词类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尽管如此，在词类研究中我们始终面临两个难以摆脱的困境：第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胡明扬，1995）；第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中心扩展规约”，满足“中心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沈家煊，2007、2009）。
为了解决汉语词类研究的上述两大困境，学界进行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尤其是沈家煊（2007，2009，2010a，2010b，2012a，2012b，2013）通过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该模式的提出为处于两大困境之中的学者们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对一直在传统观念之下亦步亦趋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下文将回顾汉语词类研究从初创到深入发展的概况，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其中重点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尤其是沈家煊的“名动包含”模式。
二、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一）“词类”的提出汉语词类研究肇始于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
作者马建忠（1983：19）首先根据意义划分出了实字和虚字两个大类。
《文通》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总结..第一篇：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总结..第一章词和词汇第一节什么是词第一节主要是讲什么是词。
对词的定义：词是最小的有相对固定的语音形式和适度词长的能独立运用的语音单位。
第二节是讲词的离散性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前苏联学者彼施考夫斯基，之后就是斯米尔尼兹基。
第二部分是关于如何区分词和语素。
语素，一般定义为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构词的材料。
关于词和语素的区别，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词是可以在语言片段中单独出现或独立运用的一种语言单位词在句子层面具有离散性；而语素则不能独立运用于语言片段中，语素的离散性是属于词汇层面——发生在词的内部，而不是句子层面的。
第三部分是如何区分词和短语。
词一般具有结构的完整定型性、意义的整体性、不可扩展性以及适度的词长等特征，而短语则一般不具街这些特征。
关于不可扩展性，陆志韦先生提出了“扩展法”但并非万能的。
第三节词位和词位变体一，词位的含义：一个词项可以是一个间，也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而其中“等于一个词的词项叫词位。
如“成语就是一种特殊的词位”，“等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的词项”则叫“超词位，如“打长工”。
词位”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的具体表现形式，“它表明了是一个可能包含有不同变异状态的、统合的单位。
”二、讲词位变体。
关于词位变体有四种情形：1.词的语音形式的变异会形成词位变体。
其中一种变异是由异读引起的，如：露[lòu] ——露[lù]结[jiē]——结[jié]；另一种变异是由变调引起的：不（bú）——不bù。
有些词的语音形式发生变异后，词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就形成了不同词位的词位，而非间位变体。
如：倒[dǎo]——倒[dào]。
还有儿化现象，如：唱片一唱片儿，中间一中间儿2.。
词的书写形式的变异也会形成变体。
如：绝招一绝着，龟裂一皲裂。
3.词的语法形式的变异也会形成词位变体。
有些同伴随语法意义的变化的还有词的语音形式、词汇意义的变化，如：1.好[hǎo]2.好[hào]。
《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语言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更新。
作为中国的主流语言，汉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涌现出许多新词语。
这些新词语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也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因此，对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特点、影响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社会变革：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现象、事件和事物不断涌现，产生了大量新词语。
例如，“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
2. 科技进步：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许多新词语。
如“区块链”、“元宇宙”等与科技相关的词汇。
3. 文化交流：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一些外来词汇逐渐融入汉语，如“咖啡”、“摇滚”等。
4. 网民创造：网络的发展为网民提供了创造新词语的平台，如“网红”、“佛系”等网络流行语。
三、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当代汉语新词语具有以下特点：1. 简洁明了：新词语往往能够简洁明了地表达意思，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2. 创新性强：新词语的创造往往具有创新性，反映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3. 地域性：新词语往往具有地域性特点，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
4. 网络化：网络的发展使得新词语的传播速度加快，影响力扩大。
四、当代汉语新词语的影响当代汉语新词语对语言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丰富了汉语词汇：新词语的涌现丰富了汉语词汇，为表达新的概念和事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 反映了社会变化：新词语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通过研究新词语，可以了解社会的动态和趋势。
3. 促进了文化交流：新词语的传播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增强了文化的多样性。
4. 影响了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新词语的使用影响了人们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
五、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未来发展趋势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继续丰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将会有更多的新词语涌现，丰富汉语词汇。
新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综述新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近十五年来，学者们通过著作、论文、专题会议等形式对汉语词类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功能观、“包含模式”论、意义论等词类观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功能观内部以及功能观和意义论之间争论激烈。
关于汉语词类其他方面的研究，其领域也不断扩展。
本文从研究概况、学者主要观点和争议点等方面入手，以期对新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和总结。
标签：现代汉语词类表述功能典型范畴名动包含模式一、新世纪以来汉语词类研究概况词类划分问题一直都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大问题，贯穿于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汉语词类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视野以及研究领域更加开阔。
200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有：郭锐（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马彪（2002）《词类问题探索》，胡明扬主编（2004）《词类问题考察续集》，邢福义（2004）《词类辩难（修订本）》，徐艳华（2007）《汉语实词语法功能考察及词类体系构建》，袁毓林等人（2009）《汉语词类划分手册》以及袁毓林（2010）《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等。
近十五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以汉语词类为主题的论文共计172篇，具体涉及内容统计如下表：内容数量词类划分标准研究49小类、次类研究45活用、兼类研究25词类标注研究19词类教学研究8综述及其他262000年以后也有很多关于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专题讨论。
2005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纪念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50周年专家座谈会”。
2010年6月，第十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词类问题。
2011年3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高名凯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高名凯先生诞辰100周年”。
与会者认为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词类问题大讨论”后的汉语词类研究问题，吸收高名凯词类理论中的合理之处。
近十年来汉语词汇本体研究述评作者：赵凤娇来源：《现代语文》2019年第12期摘; 要：通过对近十年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中有关汉语词汇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从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视角出发，回顾、总结和反思现代汉语词汇本体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以期为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词法构词;词汇化;词类一、引言汉语词汇学作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相比于语法学和语音学形成较晚，经过中国学者六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词汇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知识体系不断充实，研究理念、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多个分支领域都得到长足发展。
尽管汉语词汇学研究已经成果丰硕，但作为新兴学科，该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进一步推动汉语词汇更深层次的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态势，我们还需要总结和反思近些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概况。
按照词语的产生原因和过程，汉语合成词大致可分为两类：词法构词和词汇化成词。
前者指直接创造产生的合成词;后者指非词结构经过历时演变而产生的合成词。
前者注重共时层面的分析，后者关注历时层面的考察。
近十年来，词法构词和词汇化研究一直是词汇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此外，现代汉语词汇分类体系虽已建立，但其内部的具体分类以及一些词语的归类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近年来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本文以近十年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依据，拟从词法构词、词汇化和词类划分三个方面，评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概况。
二、词法构词词法研究包括造词法和构词法的研究，这里主要指构词法的研究，包括对构词成分、词语结构关系、构词理据等的研究。
从研究理路上看，词法研究可分为两种：一是从结构出发、兼顾结构成分，即词语结构形式层面的研究;二是从结构成分出发、兼顾结构关系，从语法—语义的角度全面考察词语的形义特点。
纵观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我们发现第二种方法在汉语词汇研究中比较普遍。
根据词汇研究对象，本文将从合成词、语汇、新词语三个方面，对近年来的词法研究进行综述。
（一）合成词的词法研究总体上看，近十年来，定中式、动结式复合词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青睐，成为汉语词汇关注的热点之一。
此外，量度类、致使类、下肢类等一些语义聚合词也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兴趣。
定中式复合词是汉语中数量最多、最具能产性的复合词，其中，名名偏正复合词由于其内部的复杂性而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们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词典释义、构式语义压制理论和生成词库论等角度，对名名偏正结构的构词特征、内部语义关系及其制约因素进行了讨论。
黄洁（2008，2010，2013）指出，语义压制是名名复合词呈现不同内部语义关系的动因，并以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为切入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隐喻和转喻名名复合词的类型与特征，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这类复合词的规则性和可析性。
谭景春（2010）和高翀（2015）从词典释义的角度，分别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研究名名偏正复合词，认为名名偏正复合词是一种紧缩形式，其中隐含着谓词，谓词隐含是造成其语义关系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名名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并非语素义的简单加合，语素在组配时会受到具体组合义的影响，从而影响复合词的语义透明度。
宋作艳（2014）从构式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定中构式对中心成分的语义强迫，提出范畴错配、语义修饰关系错配和音节—语素错配可导致定中构式的中心成分发生三种变化，即名化、泛化和语素化。
周韧（2016）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体系为理论背景，发现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重要关联，在1+2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2+1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这个隐含动词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孟凯（2016）发现，有些2+1偏正式三音词语（如恒温器）和1+2动宾式三音词语（如吃偏饭），在韵律、结构或语义上具有特异性，能够在这三个界面的调适中实现和谐;作者指出，以具有特异性的三音词语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为代表的复合词语，体现了汉语词法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关系，其中，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学界对动结式复合词讨论得也比较多。
施春宏（2015）通过对句法生成过程中多重界面互动关系的刻画，来系统描写和解释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不对称分布现象，并借此阐述动结式的生成机制及其约束条件。
程工、杨大然（2016）以分布式形态学为理论框架，分析汉语动结式的底层结构，探讨其成分的形态合并操作。
一些语义聚合词语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如量度类词语（吴颖，2009;方环海、沈玲，2016）、致使类合成词（孟凯，2011、2012）、下肢类动词（赵果，2013）等。
吴颖（2009）在大型语料库调查的基礎上，分析以“高—高大”等量度类同素近义单、双音节形容词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特征，揭示出其功能上的差异。
方环海、沈玲（2016）立足于类型学研究视角，探讨西方视域下汉语量词的性质与特征，发现西方的专业汉学家们对汉语量词性质的观察比较细致，认为汉语量词有的表量，有的表类，可分为量化量词与类化量词;类化量词是汉语中的特殊词类，也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量词类型特征。
孟凯（2011、2012）以致使义的获得方式为分类视点，在词汇/词法层面对致使合成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其分为转类型、动宾型（X+N役事）、动结型（X+Y结）、使令成分型和“-化”缀型等五类;并运用构式理论具体分析了“X+N役事”类致使复合词的构式表现;以X和N役事的语法语义分析为视点，探析三类致使词式Vt+N役事、Vi+N役事和A+N役事的语义特点和语义关联。
赵果（2013）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对“走、跑、跨、跳、跪、蹲、踢、踩、蹬”等下肢动作词组配能力间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二）语汇的词法研究所谓“语汇”，包括各类固定短语、半固定短语、类词缀以及一般所说的准固定语或类固定语、语块等。
研究者们对语汇中半固定短语和类词缀较为关注，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这几类词语的构词特征、半固定组成成分的构词能力和语义特征进行了描写和分析。
曾立英（2008）对类词缀的构词频率进行了统计，确定了现代汉语的单音节类前缀23个、类后缀53个;同时也对类词缀的能产性、定位性以及虚化程度等构词特征进行了探讨，区分了类词缀与部件词。
王光全（2009）考察了“-子”的构词域，并以构词域为视角分析了后缀“-子”的表义问题，认为在词法层面上语素都有自己的构词域，语素在构词域内实现了自己的构词功能。
宋作艳（2010）考察了与事件强迫相关的类词缀，发现能发出事件强迫的类词缀都是后置的;形式上表现为既能黏附在名词性成分NP后，也能黏附在动词性成分VP后;语义上与事件活动密切相关，包括指人、指物和指情状三类，其中，前两类的构词多是施事名词，不能是受事名词，而且这些施事名词倾向于高度范畴化的恒常性名词、人造类名词;除了少数例外，隐含的动词基本上是名词性成分NP的目的角色或施成角色，具体选择哪些角色受类词缀语义的制约，也与NP的语义类有关。
刁晏斌、李艳艳（2010）认为，在“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中，“有”的性质并不单一，主要有补足、窄化和改造等多种功能。
赵雅青、储泽祥（2013）分析了“高/深+N”的定中粘合式组配的语义特征，探讨语义因素对形名组合的管控作用。
语块（language chunks）是语言运用中作为一个整体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语言单位，是一种连续或非连续的序列，由词或其他有意义的成分组成。
语块虽由词组成，但语块的整体性特征又使它不同于词语自由组合而构成的词组，因此，在语言单位序列中，语块处于词与自由词组之间。
汉语语块既包括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也包括一些具有整体性特征、共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组合。
李慧（2012、2013）以“V单+NP”语块为例，指出语块的衍生途径主要有源于典故或谚语、词组语块化、典型搭配的扩展等，其形成过程主要受高频共现、惯用原则等普遍性因素的制约;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了146个组构成分，发现该类语块在组构时，组构能力存在强弱之分。
（三）新词语的词法研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词新义的不断产生，新词新语随之激增，出现了汉外融合式、语模式、修辞式等新语类型（程荣，2015），产生了很多半固定的能产的构词模式，如“X状”“X 哥”“X秀”“各种X”等。
与半固定“语”的特点不同，这类半固定结构通常带有较强的时效性与临时性，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本文做单独讨论。
目前新词语的词法研究，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描写和分析其结构特征、语义特征、衍生方式等，并在多种理论视角下对其成因进行解释。
张谊生（2008）从性质特征、分布搭配、表义功用等三个方面，对当代汉语的“X状”进行考察、分析和解释。
朱彦（2010）借鉴多义研究的范式，提出创造性类比构词的构词方法，以“X的”“X客”“海X/海Y”等词群研究为例，从创造性类比构词新视角，分析了汉语构词过程中的运作机制。
涂海强、杨文全（2011）根据关联理论，着重分析“X哥”类词语在媒体语言运用中的结构特征、衍生方式、词语模机制、语义特征等。
仇伟（2012）从认知构式语法的视角，探讨“秀”族结构的构式属性及其显现的认知理据。
宋作艳（2016）基于莱顿微博语料库，对新兴的“各种X”结构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构式理论分析发现，“各种”的副词化是构式强迫的结果，与新“各种X”构式的形成存在互动关系，二者相辅相成。
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上看，现代汉语构词法研究以合成词、语汇等组合性结构为主，语义聚合词语的分析为辅，整体上注重微观个案研究。
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看，注重运用语言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考察词语的结构、语义特点及其生成机制。
三、词汇化研究词汇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词汇的”新词项形成的过程（Brinton & Traugott，2013：50）。
传统的词汇化研究大多是在文献注疏或词源考释中，对某个或某类词语进行个案考察，而从理论上系统地对汉语词汇化的类型和规律进行探讨的，是董秀芳所著的《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董著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引用原型理论对现代汉语词汇化进行全面研究，为汉语词汇化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近十年来，词汇化研究依旧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焦点。
（一）词汇化和词化、语法化术语的区分所谓“词汇化（lexicalization）”，包含两种含义：（1）某种语言形式的理据消失，结构凝固，最后变成一个词的过程;（2）由不同的语义要素构成不同的词。
前者习惯上被译为“词汇化”，为了与之区别，我们把后者叫作“词化”（蒋绍愚，201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