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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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审查的原则与方法口供是指证人对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在法庭或询问场所中加以书面或口头陈述的证言。
在法律程序中,口供往往是判决案情的一项重要依据。
为此,审查口供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阐述口供审查的原则和方法,以便对口供的真实性评估和判断。
一、口供审查的原则1.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任何口供审查的基础原则。
证人对事实的陈述必须真实准确,并且只对其知识和经验范围中的内容作出陈述。
在审查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复追问,调查核实来检验口供的真实性,避免任何不准确的陈述产生误导。
2.独立、客观原则证人应当独立,不受其他人干扰和影响,在口供时要客观、不带偏见、不隐瞒任何事实。
口供审查时,人力物力条件有限,往往难以得到全部证据,此时口供的客观性和客观角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有本事的审查者应该了解证人的背景和证言的真实性及其与其他证人的一致性等,在客观的评估后确定案件的事实。
3.保密原则证人在口供时应保密,不泄露侦查和案件进展的细节。
同时,口供审查者有义务保护证人的隐私,对证人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避免情报泄露和影响证人。
二、口供审查的方法1.有系统的提问口供审查先要准备好询问的问题。
这些问题应围绕案件的重点展开,各项事实都要详尽地询问,弄清口供外有哪些相关信息要补充。
要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或事实,明确证人的观点和角色,并向其询问详细的情况。
2.深入追问、反复确认当证人口供无法明确时,应继续追问,通过反问和引导,在掌握重要的事实后要进行反复确认。
可以对时间、地点、人物、物品等方面重点追问,以便在口供中得到明确的信息。
3.现场调查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到案发现场或现场进行调查,以了解取证加深对证人口供的理解。
4.与其他证人口供比对可以比对与其他证人口供的吻合度,进一步证明口供的真实性。
要注意,这里所说的“吻合度”并不是指证人口供的内容完全相同,而是相同的“相关证据”,必须紧凑密切,有关联并且在逻辑和法律方面都是可行的。
【法学与法制建设】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21年2月(第2期,总第286期)Jan .,2021(No.2,G eneral No.286)收稿日期:2020-12-18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一般项《数据正义视域下犯罪的技术治理均衡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BFX066)作者简介:张宇琛(1978-),女,山西太原人,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法律文化、刑事诉讼法学。
刑讯逼供的文化根源追问张宇琛(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安庆246133)摘要: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却禁而不止,像幽灵一般潜伏在司法实践中,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可以发现,刑讯逼供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注重经验的文化传统、“打是亲、骂是爱”的棍棒文化、实体主义精神对程序不当的容忍、“无讼”的诉讼文化对个体权利的伤害,以及“个体”的不立所产生的“人权”不立,正是刑讯逼供深层次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刑讯逼供;文化传统;实体精神;人权保障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21)02-0118-05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客观说,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司法观念的更新以及侦查技术的飞速发展,刑讯逼供确实得到了很大的遏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刑讯逼供并未完全根除,只是从显形的魔鬼变成隐形的幽灵,飘忽在刑事诉讼的上空,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邪恶力量,亦是造成冤家错案的罪魁祸首。
我们在对于刑讯逼供设计制度性堵截的同时,应当对于刑讯逼供的文化根源进一步探究,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
新刑诉法解释⼝供排除规则新刑诉法解释⼝供排除规则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对⾮法取得被告⼈供述的,确⽴了⾮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刑讯逼供、采取威胁、引诱、欺骗、违法使⽤戒具、⾮法拘禁等⾮法限制⼈⾝⾃由、冻饿晒烤变相⾁刑等⽅法获取的⼝供,应当予以排除。
主要原因是这类⾮法取证⾏为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唯有确⽴最严厉的程序性制裁,才有可能遏制⾮法取证⾏为。
此外,还规定了对严重违反法定的讯问程序获得的供述,这种情况下⽆法确认被告⼈供述的真实可靠性,继⽽也应当排除,例如2021刑诉法解释第94条。
主要原因是这类这类取证⾏为违反了法律明⽂规定的禁⽌性规定,⽆法确保这类证据的真实性,若要被法院采纳,很容易造成错案。
第九⼗四条被告⼈供述具有下列情形之⼀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核对确认的; (⼆)讯问聋、哑⼈,应当提供通晓聋、哑⼿势的⼈员⽽未提供的; (三)讯问不通晓当地通⽤语⾔、⽂字的被告⼈,应当提供翻译⼈员⽽未提供的;(四)讯问未成年⼈,其法定代理⼈或者合适成年⼈不在场的。
新刑诉法解释第94条第4项是2021年刑诉法解释新增的⼝供排除规则。
我国刑诉法对于未成年被讯问由可以通知法定代理⼈到场修改为应当到场,⽽且还赋予了法定代理⼈补充陈述的权利。
这主要考虑到未成年⼈⾯对审讯产⽣⼼理应激反应⽐成年⼈要强烈,法定代理⼈在场可以减轻未成年⼈的恐惧⼼理,可以形成对办案⼈员的有效监督。
如果法定代理⼈不在场,讯问未成年被告⼈就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取证程序,未成年供述的真实性缺乏保障,在这个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极易出现错误,因此该新增规定旨在对侦查机关违反程序的,进⾏程序性制裁,将讯问未成年⼈,其法定代理⼈或者合适成年⼈不在场之下获得的⼝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彻底否定此类供述的证明资格和证明⼒。
新刑诉法解释第94条第2项,讯问聋、哑⼈,应当提供通晓聋、哑⼿势的⼈员⽽未提供的,该被告⼈供述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Legal Syst em A n d Soci et y 鬯露圈圈透鏊竺竺!!墅!f叁整』圭塾金刑事诉讼中对口供倚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兼谈规制刑讯逼供的法制措施孟桂芹+摘要刑事诉讼中,口供是一种很古老的刑事证据。
诉讼伊始的审讯问案,其目的当然是获取当事人对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核实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讯问案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嫌疑人口供。
《唐律断狱律》中曾有规定:‘锗应讯囚者,必先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为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w。
嫌疑人最了解案情真相,所以其供述最为可靠,这是当时执法者普遍认同的观念。
对口供的过分倚重必然导致刑诉过程中的刑讯逼供。
弭q讯逼供为我国封建法律所认可。
虽然已为现今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
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口供刑事侦查刑讯逼供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254—02一、口供在刑事侦查中的重要功能在各国的早期司法实践中,刑讯是查明案情的重要手段,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是确定案情的重要证据,甚至是唯一证据。
在奴隶时代的古罗马和雅典通常以口供来定罪。
欧洲中世纪后期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口供是最完整的证据”。
在我国古代就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断罪”的原则。
口供之所以为人们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刑事侦查中有重要功能。
其一,对查明案情具有引导和宏观把握之效用。
学界一般认为,在无口供之情形下,其他证据即便是间接证据,若能形成证据锁链,对案件事实的各个环节和片段』J u以印证,就能达到证明案情的目的,但实际上无口供则难达此目的。
司法人员对案情认识的规律通常表现为由宏观到微观、一般到具体的顺向深入过程,口供为司法人员提供案发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和后果等案件的整体情况,以如此整体的案情线索判断和分析具体的案件情节,才具有全面性和客观性。
如果缺乏口供,司法者对案情缺乏整体把握,可能导致对案情的细节无从知晓。
“口供情结”与“刑讯逼供”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的供述,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
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
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
离不开,忘不了,说不要,又舍不掉。
这就是“口供情结”。
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当人类所掌握的司法证明手段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办案人员自然认为犯罪人或被告人的口供最有证明价值。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经把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案的必要证据。
例如,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法律就明文规定被告人口供是“最完整的证据”,是“证据之王”。
中国古代也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等诉讼原则。
以口供为“证据之王”的诉讼制度必然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
且不说贪官污吏常假借刑讯来草菅人命,就连包公等“青天大老爷”也把刑讯视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
即使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诚然,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即“口供情结”。
刑讯逼供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无庸赘述的。
早在17世纪的法国,有人就曾经深刻地指出:刑讯是一种绝好的发明。
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的有罪者被判无罪。
其实,犯罪分子也在总结和交流经验。
面对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有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下联是“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横批是“打死我也不说”。
这就从反面说明了“口供情结“的弊端。
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些错误观念,如片面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认为无论手段如何,只要结论正确就万事大吉;又如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和追求执法效率,忽视执法活动的公正性和文明性,忽视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障等。
第1篇一、引言虚假口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故意提供与事实不符的陈述或证明材料。
虚假口供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违法行为,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侵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本文旨在分析虚假口供的法律后果,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虚假口供的法律后果1.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后果(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造、变造、毁灭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虚假口供作为一种伪造证据的行为,若情节严重,可能构成犯罪。
(2)影响案件审理。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案件审理期限延长,增加司法资源投入。
同时,虚假口供还可能误导法官,使案件审理结果偏离事实真相。
(3)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无辜者受到冤屈,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2. 对证人的法律后果(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是指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损害证人名誉。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证人名誉受损,影响其正常生活和工作。
(3)影响司法公信力。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损害司法公信力。
3. 对鉴定人的法律后果(1)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意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损害鉴定人声誉。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鉴定人声誉受损,影响其今后的职业发展。
(3)影响司法公信力。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损害司法公信力。
4. 对司法机关的法律后果(1)损害司法权威。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司法机关权威受损,影响司法公信力。
(2)增加司法成本。
虚假口供可能导致案件审理期限延长,增加司法资源投入。
第1篇在司法实践中,口供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对案件的侦破和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或者其他知情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我国法律规定,口供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规范和程序,以确保口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本文将从口供的定义、法律规定、重要性、规范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口供的定义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或者其他知情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口供可以是口头陈述,也可以是书面陈述。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包括以下几种:1. 犯罪嫌疑人口供:犯罪嫌疑人就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所作的陈述。
2. 被告人口供:被告人就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所作的陈述。
3. 被害人口供:被害人就自己遭受的犯罪事实所作的陈述。
4. 其他知情人口供:与案件有关的证人、鉴定人等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二、法律规定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第五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应当录音录像;必要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固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和程序,要求侦查机关在收集口供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确保口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三、口供的重要性1. 有利于案件侦破口供是案件侦破的重要线索,通过对口供的分析,可以揭示犯罪事实,锁定犯罪嫌疑人。
2. 有利于保障人权口供的真实性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3. 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一,在审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提高司法效率。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1年第5期(总第101期)口供何以中心———“罪从供定”传统及其文化解读闫召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23)摘要:从制度到实践,口供在古代刑事司法中的作用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
相应的,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
而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关键词:据供定罪;刑讯;口供中心主义;文化解读中图分类号:D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28(2011)01-0097-14和任何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口供制度即便是———通过移植和创新———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面目,也难以抹去深深的历史烙印。
正如卡多佐所说,“某些法律的概念之所以有它们现在的形式,这几乎完全归功于历史。
除了将它们视为历史的产物外,我们便无法理解它们”。
[1](P31)口供的法律传统和文化,作为一种“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虽然不足以决定现行口供法则的方方面面,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前的口供实践。
因此,研究口供的历史,对于解决当前口供立法及其实施中的问题,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一、罪从供定:古代口供制度演进中的变与不变自夏商至明清,随着朝代的兴亡更替,我国口供制度的内容也或沿或革,日渐成熟和完善,及至庚子年后,当局开始参酌西法、断裂传统的努力,最终,刑讯被废,证据裁判原则得以确立。
总体上而言,我国古代口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据供定罪”原则贯穿始终受法官的非专业化、侦查水平的落后、断狱程限的严格性及审讯中的“直觉崇拜”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古代有重视言词证据尤其是当事人供词的司法传统,因此,古时的刑事审判又被称为“推收稿日期:2011-06-21作者简介:闫召华(1979-),男,河南商丘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口供的概念在刑事法学界多数人认为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司法机关就案件的有关情况所作的陈述,是一种独立的刑事证据类型。
这一主流观点认为口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承认自己犯罪的陈述,包括供认和坦白二种形式;②否认自己犯罪或虽然承认犯罪,但认为有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理由或有依法可以或者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等有利于被告人自己的理由,包括否认、申辩二种形式;③被告人指出某一犯罪行为是某人实施的,即与己无关,或者是和某人共同实施的,称检举或揭发①。
就这一主流观点而言,被告人口供包括“供”、“述”、“辩”、“解”四个方面。
供指被告人对自己有罪、罪重的供认;述指被告人就与犯罪有关的事实所作的陈述;辩指被告人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行为申辩、反驳;解指被告人对司法人员收集的证据、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②。
二、口供的分类1、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口供仅指供述。
狭义的观点认为口供是承认的意思,是口头承认,不包括辩解的内容。
持狭义观点者认为从口供的字义看,口供是被告人所作的口头交待,口头承认,供即承认。
从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看,对口供是采狭义之意的,“如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获取口供(即获取被告人承认犯罪)展开的”。
广义的口供包括供述和辩解二个部分。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不仅符合司法机关的习惯称谓,而且有利于纠正以往单纯把口供只理解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交待这种片面认识。
司法机关办案时有一种错误倾向,似乎口供只能是被告人的认罪供述,把被告人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把辩解当作证据,这种错误认识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口供也是作广义理解的,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第42条又规定:被告人供述、辩解二者均是法定的刑事证据。
口供中心主义评析口供中心主义:法律正义的挑战与出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口供一直被视为重要证据。
然而,口供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所带来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
本文将对口供中心主义进行评析,探讨其背景、理论内涵、现状以及可能的对策。
口供中心主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口供被视为最重要的证据,甚至被认为是唯一的证据。
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主要是因为在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口供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直接认罪,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然而,口供中心主义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首先,口供中心主义可能导致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
为了获取口供,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可能会采取暴力、虐待、残忍或不人道的手段。
这种现象在国内外都屡见不鲜,对个人和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其次,口供中心主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
由于过于依赖口供作为证据,人们可能会忽略其他关键证据,如物证、目击证言等。
这种现象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导致了许多无辜者被定罪。
针对口供中心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对策:1、改革刑事诉讼制度,降低口供在证据中的地位。
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限制口供的使用范围和效力,使其不能成为唯一证据。
2、加强法律教育和培训,提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对口供的警惕性。
应当教育他们认识到口供的局限性,避免盲目相信口供。
3、强化对口供的审查和监督。
应当建立专门的审查机构,对涉嫌刑讯逼供的口供进行审查,同时监督检察官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口供的使用。
4、增加科技手段的运用,提高其他证据的收集和鉴别能力。
例如,加强物证、DNA等其他证据的收集和鉴别,减少对口供的依赖。
口供中心主义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可能导致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等问题的出现。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制度、教育、监督等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性。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任何一种证据都不应该是唯一的证据,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保障法律正义。
口供补强规则的内涵确定及性质辨析发布时间:2021-03-24T00:58:32.831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0年19期作者:徐超曹梦雪[导读] 刑事理论和实践对口供补强规则的内涵解读和性质定位,一直处于朦胧状态。
完整的口供补强规则应该包括消极补强和积极补强要求。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207摘要:刑事理论和实践对口供补强规则的内涵解读和性质定位,一直处于朦胧状态。
完整的口供补强规则应该包括消极补强和积极补强要求。
消息口供补强为孤供不能定案规则,积极口供补强为没有补强至可信性标准的口供不能定案规则。
综上,口供补强规则不仅是有关口供的证明力规则,而且是口供证据的第二层级的证明力规则。
关键词:口供补强规则;消极补强;积极补强;证明力1.前言口供别称为“证据之王”充分体现了其在刑事证明中的重要地位。
刑事司法围绕口供证据的证明问题力,逐渐形成了口供补强规则,但是理论和实践对其解读一直处在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状态。
一方面,对其基本内涵、要素内容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其规则性质也难以明确。
伴随着我国刑事诉讼领域逐步拉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序幕,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必然有着更加强大的现实意义,为此必须先细致梳理原初口供补强规则的意涵和性质,才能为后续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口供补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口供补强规则的基本内涵口供补强规则,除了口供范围特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不包括辩解已经达成司法共识之外①,关于这一规则的其他主要内容未有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口供补强是一个繁芜的问题。
问题复杂时必须牵住“牛鼻子”,其中如何认识“什么样的口供需要补强”决定了口供补强规则的真正内涵。
目前主要存在四种学说:第一种,最广义说。
无论所有,只要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都需要补强;第二种,较广义说。
认为口供的证明力薄弱时都需要进行补强,不以定案证据的数量作为适用口供补强规则的考虑因素;第三种,较狭义说。
口供中心主义评析以我国口供规则实施问题为视角一、本文概述《口供中心主义评析:以我国口供规则实施问题为视角》一文旨在深入探讨口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与影响,特别是以我国口供规则的实施问题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口供中心主义的利弊得失。
文章首先对口供中心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司法体系中的地位,然后结合我国口供规则的具体实施情况,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口供中心主义对司法公正、效率以及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影响,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通过对口供中心主义的深入评析,本文旨在为完善我国口供规则、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保障人权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口供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口供中心主义,即将口供视为刑事诉讼中的核心证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视为决定性的证据,其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传统的司法观念和一些特定的法律原则。
传统观念认为,口供具有直接性、生动性和实时性,能够直接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和过程,因此具有很高的证据价值。
口供还能揭示其他证据的存在和真实性,对于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供中心主义也受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影响。
这一原则要求,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因此,口供作为一种直接证据,往往被视为确认犯罪嫌疑人罪行的重要手段。
然而,这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过分依赖口供可能导致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口供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因为口供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自身记忆、情绪、动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合理看待口供的价值,既要充分利用口供在案件侦破和审判中的作用,又要防止过分依赖口供,确保司法公正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应当加强对口供的审查和判断,确保口供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避免因其误导司法公正。
三、我国口供规则的实施现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一直被视为重要的证据形式,尤其在刑事案件侦破初期,口供往往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破案线索。
!侦查学研究!口供的心理背景分析江天际!鲁杰摘要!不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口供时分别表现出羞耻悔罪"畏罪恐慌"侥幸"抵触戒备"悲观绝望"抗拒和江湖义气等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如实供述"拒绝供述"虚假供述时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无罪"罪轻而辩解的心理状态与对其犯罪行为抵赖时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不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攀供时揽供与推供的心理状态也各不相同#关键词!口供$犯罪心理$讯问中图分类号!D 918.5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020 2006)05-0034-05收稿日期!2006-07-07作者简介!江天际 1982-)女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系学生 江苏徐州 221116;鲁杰 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讲师 南京 210016.一、口供的概念和意义所谓口供 刑事诉讼法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 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口供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承认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对他控告的犯罪事实 并向司法机关讲清他实施犯罪的全部事实和情节;表现为自首~坦白 2)辩解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自己有犯罪行为 或者虽然承认自己犯了罪 但有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及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节而作的申辩和解释;表现为否认~申辩~反驳~提供反证等 3)攀供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以后 揭发同案犯有犯罪行为口供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口供经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对认定犯罪的动机目的有重要作用; 2)口供可以为发现和收集其他证据提供线索 也是审查核实其他证据真伪的一种手段; 3)口供是衡量其犯罪后态度的重要材料 对正确量刑有一定作用在古代社会实施纠问式诉讼制度下 口供被认为是最有价值和最完全的证据是证据之王 在现代刑事办案实践中 口供由于其具有能够直接~清楚地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 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口供被看成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证据形式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时的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作出供述时的心理状态有很多种 兹列举如下:一)羞耻悔罪心理悔罪心理是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并在内心进行谴责以及愿意承担责任的心理43 第21卷第5期2006年9月江苏警官学院学报J OURNAL OF JI ANGSU POLI CE OFF I CER COLLEGEVOl .21NO .5S e p .2006状态悔恨心理来自两方面1良心发现痛悔自己的危害社会的行为2一失足成千古恨从前途家庭等利益考虑懊悔自己的犯罪行为这种心理特点多见于初犯偶犯和女犯悔罪心理的具体表现是1对行为的追悔莫及自责羞愧唉声叹气甚至痛苦不止2一再表示对不起被害人或自己的亲友家人愿意以各种方式对被害人进行补偿3对讯问人员宣讲的政策法律表示肯定并自愿接受4供述中比较主动流利有的还会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罪行说出自己他人犯罪中的某些关键情节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做其他人的工作等等1二畏罪恐慌心理畏罪恐慌心理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害怕罪行被揭露后会受到惩罚而产生的它是由于个人的罪责感和外部威慑力量主要是法律和道德以及当时审讯环境中凝重威严的氛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强有力的心理刺激而产生的他们由于害怕自己受到惩处害怕自己的名誉地位前途受到损害常有逃避罪责隐瞒事实的行为并且围绕着如何逃避如何隐瞒会有激烈的心理活动并在外部有所表现恐慌心理多见于初犯和偶犯出于恐慌犯罪嫌疑人容易出现思维紊乱主要表现1神思恍惚手足无措自我控制能力减弱有的会出现冒汗脸色发白肌肉颤抖等外部表现2语无伦次神色慌张对指控一概否认三侥幸心理侥幸心理是犯罪嫌疑人自以为作案隐蔽自信没有什么证据落在公安机关手里从而以为可以逃避和减轻罪责时所持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是绝大多数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拘捕后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共同心理侥幸心理的般表现是审讯时竭力试探讯问人员掌握证据的情况为有计划地抗拒讯问作准备或在接受讯问时以守为攻辩解否认或者抓住讯问人员问话中的漏洞主动反击或者干脆一言不发以免被抓住把柄侥幸心理是案犯交待罪行的最主要的心理障碍之一2四抵触戒备心理犯罪嫌疑人在预审中的戒备心理是其自卫的本能反应大多数犯罪人都害怕自己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有损于自己的名誉地位所以戒备心理又产生于犯人的恐惧畏罪心理基础之上也可以说它是恐惧畏罪心理的另一种表现由于害怕罪行被揭露在预审过程中时时处于戒备状态具有此种心理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对预审员的提问言谈举止听得认真仔细同时又神经过敏疑神疑鬼主观猜测预审员的讯问意图怀疑预审员布设圈套五悲观绝望心理悲观绝望心理是犯罪嫌疑人自知罪行将被揭露面对法律的惩罚而对自己的前途未来丧失信心的一种心理在悲观心理的强烈冲击和压迫下犯罪嫌疑人个性心理稳定性发生急剧变化毁灭了犯罪嫌疑人的任何欲望使其生理和心理极端反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有悲观心理的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表现为1迟钝冷漠忧愁沉默2烦躁暴躁甚至歇斯底里3怀疑一切仇视一切不听任何劝告和警告固执地采取自暴自弃或顽抗到底的态度4做出极端行为进行暴力破坏或自寻短见六抗拒心理抗拒是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的一种常见心理主要是由对立反感敌意情绪引起的其产生主要是因为侦查看守或预审人员言辞过激或有违纪违规行为或对犯罪嫌疑人合理的要求未予理睬损伤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自尊心而使其产生对立情绪这种心理的犯罪嫌疑人常常以极端方式与审讯人员公开冲突以发泄其心中的仇恨怨气和敌对情绪抗拒心理的外部表现为1态度顽固无视国家法律公开对抗讯问甚至在审讯室或监号内公然宣讲反社会言论气焰嚣张2讯问中情绪激动缺乏理智对预审员讽刺挖苦或装病卖傻胡搅蛮缠以发泄不满3有的犯罪嫌疑人情绪压抑反应冷淡对讯问故作漫不经心或确有反感不予理睬甚至始终拒不开口七江湖义气心理少数犯罪分子或是不知晓利害关系抱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信念或是讲究哥们义气替别53江天际!鲁杰"口供的心理背景分析人承担罪责;或是存有无知念头9幻想交代后不受处罚9在审讯中容易认罪o这种心理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青少年犯罪人9在讯问中对所有的犯罪行为大包大揽9对于犯罪的具体细节交代得模棱两可9而且强调犯罪行为事实很清楚9不需要进行追查;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刑罚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9实际在内心感到十分恐惧o三、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同情形口供时的心理状态以及对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者的动机\目的以及作案的手段\过程9一般可以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o但是口供具有较大的虚假可能性以及反复性o口供之所以出现虚假\反复9主要原因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口供时的心理状态不同o因此要对口供进行正确的分析9就必须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口供时的心理状态9避免因为使用错误口供带来冤假错案9严重侵犯人权o犯罪嫌疑人在供述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对于承认9有以下三种:一是如实供述;二是拒绝供述;三是虚假供述(少供)o(2)对于辩解9有以下两种:一是无罪而辩解或有罪而作罪轻辩解9二是抵赖o(3)对于攀供9有以下两种:一是揽供9即出于江湖义气心理9对所有的犯罪行为大包大揽;二是推供9犯罪嫌疑人将犯罪中的过错推到同案被告人身上9说明自己仅仅是受指使\利用\威胁而进行犯罪行为的o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作出以上口供的时候9前面所列的各种心理状态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存在的9但主要表现为某一种\某几种心态o 抓住这几种心态9既可以准确地判断口供的真实性9也有利于审讯人员更好地进行讯问9查明案件事实o(一)供述时的心理状态1.如实供述时的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时的心理状态最主要表现为一种悔罪心理9伴之以畏罪恐慌心理和悲观心理o他们在审讯阶段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9有着彻底的悔过之意o此时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往往会作出十分详细的陈述o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先具有的心理状态是畏罪恐慌\悲观绝望o讯问人员接触他们时必须重视稳定他们的情绪9使他们从恐惧\紧张\焦虑中平息下来9对于自己的犯罪经过详细\系统地回忆\概括并且交代出来;讯问人员再对其中某些重要的\不清晰的情节进行讯问9理清整个犯罪事实o对于这种犯罪嫌疑人9要十分注意尊重他们的人格9在讯问中要动之以情9晓之以理9讯问的态度不可以过于严肃\生硬\粗暴9绝对避免出现刑讯逼供的情形o否则9一旦由于讯问方式不当导致其悔罪心理转化为悲观绝望心理9进一步发展为抵触戒备和抗拒心理9就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口供9会加大办案的难度o某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人员完全掌握了其犯罪证据后仍并不愿意交代9但是迫于无奈必须如实交代o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状态是侥幸心理已经破灭9随之出现的是畏罪恐慌心理和悲观绝望心理o面对这种情形9讯问人员要注意的是9在破坏其侥幸心理之后必须乘胜追击9彻底击溃其心理防线9不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喘息的机会o否则一旦待其冷静下来9其畏罪恐慌\悲观绝望心理有可能转化为抵触\抗拒心理9无法顺利获得口供9错过破案良机9加大办案成本o2.拒绝供述时的心理状态拒绝供述的主要情况是犯罪嫌疑人在审讯的时候拒绝开口9信奉H只要不开口9神仙难下手的座右铭9这些人往往是作案的老手\惯犯o拒绝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抗拒心理9伴之以侥幸心理\畏罪心理o抗拒心理出现的三种情况:(1)在侥幸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抗拒心理9主要表现为侥幸心理o (2)在绝望情绪支配下产生的抗拒心理9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活动是9即使交代也难以宽大9对抗审讯或许还能延缓时日9因此他们的内心之中仍然存在着侥幸心理o(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反动思想意识和偏见支配下对抗审讯9也有的是审讯人员方法不当损害了对方的人格和自尊心9而表现出情绪对立o针对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9讯问人员对其应给予严肃批评9结合政策适当向其施加压力9适63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当地使用证据9迫使其寻求出路9纠正错误心理;以政策感召9让他自己在G坦白从宽7与G抗拒从严7之间衡量9在求轻心理的驱动下9选择坦白从宽的道路O3.虚假供述时的心理状态虚假供述主要是指少供\谎供O所谓少供9是指作案人避重就轻地供述部分犯罪事实9而保留\隐瞒更重大的犯罪事实;所谓谎供9是指作案人在讯问中编造谎言9故意作出与犯罪事实不一致的陈述O虚假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里状态主要表现为侥幸心理9另外还存在畏罪恐慌心理O 犯罪嫌疑人基于G公安机关不可能掌握任何证据7的盲目自信9在讯问中表现得神情较轻松9辩解时思路比较清晰\明确9对问题的思考比较G全面7\ G成熟79言语较有条理;其内心紧张程度较小9专心对付讯问9在讯问时会反复强调自己是无辜\被冤枉的O对于这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9讯问人员应出示其意想不到的某些关键证据9使其盲目自信受到巨大冲击9产生极大的恐慌9导致思维和表述混乱9不成体系9一时难以自圆其说;再加上畏罪恐慌心理的作用9最后坦白交代其罪行O(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时的心理状态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无罪\罪轻而辩解的心理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不是真正的作案人9或者没有犯罪事实9或者其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O那么9他们对侦查人员讯问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都是知无不言9言无不尽9没有任何想要掩盖\隐瞒的事实9前后几次的供述基本一致9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O其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委屈的心态9并且极力想洗清自己的冤屈O对于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要认真查证9洗清他的冤屈O当然9对于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与心怀侥幸心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区别开来O侥幸心理的作案人对各种问题的表述都是自己想象编造的9对于问题的回答往往都要经过一定的思考9力争达到前后一致9对于细节问题经常会存在供述不一致的现象;而且其供述时委屈心态表现得不像真正无罪的人那么明显O而罪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解时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畏罪恐慌的心态9而委屈的心态则不太明显O他对于自己罪轻的事实和情节反复加以强调9对审判人员是否采纳自己的辩解十分关心9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刑罚感到恐惧9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从轻判决O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抵赖时的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指控的犯罪行为百般抵赖9强调自己没有犯罪9是侦查人员搞错了9要求侦查人员重新思考办案方向9抓住真正的犯罪嫌疑人O这种抵赖行为与虚假供述的行为不太一样O虚假供述行为主要是少供\谎供9但对于某些犯罪行为还是承认的9自己也认识到无法逃脱刑罚的制裁O而抵赖行为则是对侦查机关指控的犯罪行为进行百般辩解9企图混淆侦查人员视线9进而逃脱惩罚O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状态是侥幸心理和抵触戒备心理9伴随着畏罪恐慌心理9有时还有对抗心理O其在行动上会以侦查人员冤枉好人为借口大吵大闹;在其思维上9对与犯罪有关的行为\事实9时间间隔再长\内容再琐碎也能清楚地记得9并指出许多真正的证人和经历过的许多事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有的犯罪嫌疑人在知道无法推卸自己在场时9又会编造出一个无法调查的假情节来开脱自己9他们对这个假情节中的许多细节都描绘得异乎寻常地清楚9但一旦预审员提出反证时又对这些细节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O 对于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9讯问人员应该及时出示某些证据并暗示已经掌握其犯罪事实O 一旦发现罪证被掌握9其言行必然与以前极不相同9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表现为惊慌失措9神情极度紧张9思维\语言发生障碍9有的甚至转化为绝望的歇斯底里;有些反讯问经验丰富\心理承受能力和自制力较强的犯罪嫌疑人表面上虽然能够控制自己9但其内心紧张程度也不亚于自制力差的犯罪嫌疑人由于事出突然9没有精神准备9虽然表面上平静9但由于思想高度集中于对关键证据的分析加工上9语言表述必然出现障碍9潜意识的活动增多O此时应加强政策教育9打掉其幻想\侥幸心73江天际!鲁杰"口供的心理背景分析理9促使其交代犯罪事实o(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攀供时的心理状态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揽供时的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揽供时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江湖义气心理和悲观绝望心理o出于保护同案被告人即其所谓的朋友9对所有犯罪行为大包大揽9对所有的罪行都加以承认o当然他对于自己即将受到的惩罚虽在表面看来无所谓9但内心是怀着深深恐惧的o对于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9在讯问中首先要对其所谓朋友的不讲义气的行为进行揭露9使其产生对其他嫌疑人的怨恨心理;在此基础上强调犯罪结果的严重性9指出如实交代与顽抗到底的不同境遇;另外再以情动人9让他会见其亲属9唤起犯罪人对人生的留恋和对新生活的向往9从而如实进行供述o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推供时的心理状态大多数共同犯罪案件中9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事实已经无法抵赖的情况下9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9总是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归结为被别人利用\教唆\胁迫等情况下发生的9以强调自己在共同犯罪行为中较小的主观过错9以获得较轻的处罚o这种犯罪嫌疑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畏罪恐慌心理\侥幸心理o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假供述9其心理状态与前文所述的虚假供述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o对于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9讯问人员首先应该打掉他的侥幸心理9然后出示相关证据9促使其进行供述;再将其他同案人员的供述进行对比9找出其中的矛盾之处9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如此反复进行9就可能突破其心理防线9使其如实进行供述o综上所述9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不同的心理特点导致其供述的真实性不相同9讯问人员可以从口供的心理背景出发9针对具体情况9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其如实进行供述;也可以分析\判断口供的真实性9为正确办理刑事案件提供指导9查明事实真相9更好地实现刑事诉讼保护人权价值的目标o参考文献!1]罗大华.刑事司法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群众出版社92002:182.2]张保平9徐永新.犯罪心理学M]9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91999.:341.[责任编辑:孙勇才][责任校对:晓力]!书摘"传媒与犯罪!英"伊冯#朱克斯著$赵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该书<序二>(赵国玲撰)中介绍: 本书开篇从总体上先进行了关于传媒和犯罪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9接着阐释了作者所提出的关于传媒对于犯罪新闻报道的12大原则9并对这些原则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和研究9接下来9作者重点突出地对传媒报道犯罪新闻的标准原则进行了具体的分析9全书举例丰富\说理透彻\论述客观\阐释周到;最后9本书的内容不仅涉及传媒和犯罪两个领域9而且还涵盖了法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诸多学科9因此9对于本书的阅读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启发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思考传媒和犯罪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问题o<苏哲> 83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正确对待口供●随着刑事诉讼中人权观念的兴起,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被告人成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非消极的司法客体,因而逼取口供已经不可能。
●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对于犯罪的举证责任是由控方来承担的,因而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大为降抵,尤其是不能采用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
●沉默权制度限制了警察违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获取口供的权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口供。
●“零口供”与沉默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零口供”只不过是贯彻刑事诉讼法关于不以口供定罪规定的一种具体措施。
陈兴良(以下简称陈):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口供定罪几乎是刑事诉讼的规律。
即使在犯罪已经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口供对于定罪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获取口供而展开的。
周光权(以下简称周):这个时期的刑事诉讼可以说是实行口供中心主义的原则,口供至上,罪从供定。
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中,十分强调口供在定罪中的决定意义。
定罪通常都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服辩”即认罪的供词。
在西方中世纪法定证据制度中,口供也是定罪的主要依据。
因此,流传着“口供乃证据之王”这样一种说法。
陈:在当时的情况下,定罪之所以如此依赖口供,有两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第一个原因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毫无地位,没有任何诉讼权利,只是消极的司法客体。
因此,可以对被告人逼取口供。
在这种情况下,罪从供定就成为一种最节省司法成本的手段。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科学技术落后,在今天已经十分普及的痕迹检验、尸体解剖、血液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更不用说DNA检测等尖端科技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在这种情况下,以口供定罪也就具有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现实合理性。
周: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口供意义的降低也同样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得以说明,即随着刑事诉讼中人权观念的兴起,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被告人成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非消极的司法客体,因而逼取口供已经不可能。
口供与刑讯逼供别论(一)内容提要:论及口供的证据价值,“刑讯逼供”如同魔影随行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中,尤其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
垂青于“零口供规则”的人,籍此对口供的证据价值给予全面的否定。
作者认为,口供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证据价值,对口供的证据价值应有一个科学而客观的认识,为获取口供而不惜刑讯逼供固然错误,但因此而否定口供的证据价值也不足取。
关键词:口供证据价值“零口供”刑讯逼供论及口供的证据价值,“刑讯逼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卧牛石”,它如同魔影随形游荡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
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是口供证据收集运用中的另一个极端,其危害尤烈,为全面而彻底否定口供的证据价值论者提供了不易辩驳的口实。
近些年来,刑讯逼供案件“层出不穷”。
有的刑讯案件,其手段之残忍、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巨大,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刑法、刑诉法修正实施以来,刑讯逼供现象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如甘肃武威地区对一起抢劫杀人案的刑讯逼供等案件,均是发生在“两法”修订实施后,昆明杜培武一案更是典型的一例。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辆弃置的微型面包车内发现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王晓湘(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的尸体。
而此刻正在焦急寻找妻子的杜培武已经被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办案人员受案后,先入为主,疑杜对其妻与王俊波有染不满而杀人。
于是杜在“想扣你就扣你”的呵斥中,被非法羁押,在“你不说,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有罪推定下,在经历了警犬鉴别、微量分析、测谎检测,历经70余天的侦查和刑讯之后,杜终于招供,并揣摩审讯者的意图编好了杀人现场,后被“依法”起诉;在“冤枉了你,大不了我们坐牢”的自信中,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后在杜的绝望上诉下,终审方枪下留人,改判为死缓。
直到26个月后的2000年6月7日,公安部门破获另一起杀人抢劫案,真凶杨天勇交待了杀害杜妻二人的真相,并交出了杀人凶器——来自于被害人王俊波配带的手枪,杜才得以澄清自己、跨出狱门。
第1篇一、引言口供作为刑事案件中重要的证据之一,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口供的真实性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因口供撒谎而导致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本文旨在探讨录口供撒谎的法律后果,以及我国法律对相关行为的规制。
二、录口供撒谎的法律后果1. 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指使当事人作伪证,或者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录口供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撒谎,提供虚假口供,属于伪造证据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2. 民事责任口供撒谎可能导致他人遭受损失,如诽谤、侵犯名誉等。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侵犯他人名誉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具体包括:(1)停止侵害:被侵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其名誉的行为。
(2)消除影响:侵权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对被侵权人名誉的影响。
(3)赔偿损失:侵权人应当赔偿被侵权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3. 行政责任在录口供过程中,如果相关人员故意撒谎,可能涉及行政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三、我国法律对录口供撒谎的规制1. 刑事法律规制我国《刑法》对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违法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撒谎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2. 民事法律规制我国《民法典》对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受害人提供了民事救济途径。
3. 行政法律规制我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行政处罚依据。
4. 程序法律规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确保口供的真实性。
试谈二个谈话对象口供不一致时如何判断其真实性试谈谈话对象口供不一致时如何判断其真实性口供,也即谈话对象的供述和辩解,是指谈话对象就有关违法违纪问题的情况向纪检办案人员所作的陈述。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被谈话人关于自己违法违纪事实的陈述,表现形式包括自首、坦白或者供认;被谈话人就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为自己进行申辩,表现形式还可以是反驳、提出反证;被谈话人检举其他违法违纪人员。
一、口供的特点1、口供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性口供是由被谈话人提供的关于案件事实的供述,其对自己如何实施违法违纪事实最为清楚,对证据的分布、隐匿、毁灭情况最为了解,对案件事实具有直接的证明力。
尤其是“一对一”的经济案件中,口供几乎是办案人员可以获取的唯一证据。
2、口供内容的虚假性被谈话人供述的内容与自己所要承担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一般被谈话人总是企图否认和抵赖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或避重就轻,尽量为自己开脱。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被谈话人出于某种原因又会承认一些并不存在或不是自己实施的行为事实,以求为领导、同案人或亲戚朋友等开脱,所以口供的主要特征是有真有假。
3、口供内容的反复多变性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被谈话人的供述一般并不稳定,翻供现象十分常见,往往把案件情况复杂化,给办案工作增加难度。
同样因为口供本身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口供可能具有复杂多变、真假混杂的特点,而且由于提供口供的谈话人动机不明,有时不一定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甚至可能背离案件事实。
二、口供不一致的成因办案人员违法取证。
当被谈话人被找来后,办案人员求胜心切,不是继续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而往往是以被谈话人为突破口,采取非法方法使被谈话人作出有违法违纪事实的供述。
翻供导致的不一致。
由于办案人员采取措施不当或监管不力,造成被谈话人与其他被谈话人或证人之间互相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因谈话人谈话能力和经验欠缺而抓不住关键和要点,从而让被谈话人产生侥幸心理;被谈话人以求为领导、同案人或亲戚朋友等开脱,对已经供述的事实进行翻供。
探寻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效力摘要:口供是我国一种古老的证据形式,早在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统治者就奉行“罪以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这一观点明显强调了口供的效力和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必然会导致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今天,这种过分崇尚口供效力的现象仍然在司法实践中广为存在,从而直接导致了刑讯逼供案件的频繁发生。
所以,正确认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效力,能最大程度上认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证明力,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口供;分类;效力一、口供的概述和分类口供,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我国法学在理论上将口供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与辩解。
从口供的内容上看可分为供述、辩解和攀供。
(一)供述,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说明承认犯罪及供述具体的犯罪情节。
具体的供述方式有以下三种:1.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自首主要有以下几个要件:1.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 2.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3.接受审查和裁判。
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犯罪嫌疑人才有可能构成自首情节。
据此,笔者认为在法院进行审判之前,不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节,因为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以及在审判时对自己之前的供述进行翻供。
当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并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身为审讯人员不可盲目的相信他们的讲述,必须要考察他们进行犯罪活动前的心理特征、生活习惯等,以及是否有前科,其自首的动机又是何缘由,这些对其所陈述的事情证明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次这样的前科,或许犯罪嫌疑人会为了让自己惩罚最小化而编造一些假象,将一些主要的犯罪事实模糊化或者直接忽略,避重就轻以获得较轻处罚。
2.坦白这种情况主要指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已经被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发现,并将其列为重大嫌疑对象之后,犯罪嫌疑人在被传讯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在刑事案件中,口供无疑是各证据种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证据形式,而且,就具体案件的处理而言,可以说其重要性甚至已经到了没有口供就难以结案、难以起诉、难以定罪的程度。
因此,面对普遍存在的依赖口供认定案件事实的司法现实,简单地重复“不轻信口供”的法律规定或者“被告人口供有真有假、时真时假、真假混杂”的理论归纳,已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为此,本人试图通过探求“口供问题”的真正含义,揭示其中暗存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先来看一个随手拈来的案例。
1994年7月27日,被害人刘某在熟睡中,被人用尖刀刺中右颈致死。
尸验报告证明,刘某右颈部有一处锐器创口,系右颈动脉被刺破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侦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勘验后,测绘了刘某被害的位置及作案分子出入现场的路线;在刘某家西墙距地面1.6米处提取血指印一枚,经血型鉴定,现场提取的血指印与被害人刘某血型一致,但无法作指纹鉴定;在现场提取鞋印两个。
经查,嫌疑人郑某曾于1993年被同村村民刘某两次殴打,证人李某、章某等均证明,郑某被殴打后,曾扬言:“你等着吧,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郑某归案后,在侦查、预审中曾作6次供述,交代了杀害刘某的全部经过,具体内容包括:(1)图谋报复的动机;(2)作案的时间;(3)现场的基本情况及刘某被害的位置;(4)出入现场的路线;(5)离开现场时,由于路滑,用带血的手扶了刘某家的西墙;(6)用刀往刘某的脖子右侧扎了一刀;(7)凶器的特征以及凶器的来源。
根据郑某供述,在其父家中提取鞋子三双,经技术鉴定,其中一双鞋子与现场鞋印得到同一认定,且与郑某的脚码一致。
郑某之父证明,其家曾有一把杀猪刀,但刀已经不见了。
该刀未能查获,但其父关于刀的特征的描述与尸体检验报告中刘某的创口基本吻合。
在审查起诉阶段,郑某推翻原供述,辩称原供述是在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情况下作出的。
检察人员对侦查、预审人员进行调查,没有发现刑讯逼供、诱供的行为。
后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郑某提起公诉。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郑某拒不承认有罪。
经法院审理,认定郑某故意杀人罪成立。
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件办案的一般流程:通过排查确定有嫌疑的可能人选——侦讯、供述——翻供——定案。
在这一流程中,口供问题是一个贯穿诉讼始终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整个诉讼程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口供展开的。
为了解读这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口供问题究竟指得是什么样“口供”的问题。
一、“口供”词义之辨正“口供”一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出现过一次。
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却是一个普遍接受并频繁使用的习惯用语。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在外延上,既包括供述,也包括辩解。
这一解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待“口供”的基本态度。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5条(现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
”很显然,立法者是在不同于“被告人供述”含义上使用“口供”一词的。
因此,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口供即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共识,而且,这一解释后来被写入各种法学教材沿袭至今,并广为传布。
那么,将口供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对此,对此,有学者论证说,“我们认为把口供等同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可以的,这不仅符合司法机关的习惯称谓,而且有利于纠正以往单纯把口供理解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交待这种片面认识。
在以往司法机关办案时有一种错误倾向,似乎口供就只能是被告人的认罪陈述,把被告人正常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把辩解当作证据,这些错误地认识和做法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读着如此解释,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一,在我国司法实践的习惯表达中,“口供”真的包括辩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司法实践中,当侦查人员说“突破口供”、“拿下口供”时,首先指的当然是“撬开犯罪嫌疑人嘴巴”(让其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但是,其意思却绝非止于“开口说话”;相反,其实质上强调的是“被追诉人交待了什么”。
因此,如果一个侦查人员获得了被追诉人辩解就宣称“拿下了口供”,非让同行笑掉大牙不可。
在此问题上,论者的论证自身就前后矛盾。
如果真的如论者所言,“把口供等同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可以的,这……符合司法机关的习惯称谓”的话,那么,又何来“以往单纯把口供理解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交待这种片面认识”呢?第二,将口供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真的有如此神力,将改变司法实践中重供述轻辩解的传统习惯吗?论者的逻辑很简单:由于过于将口供错误地解释为“只能是被告人的认罪陈述”,所以,造成了“把被告人正常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把辩解当作证据”的后果。
然而,二者之间真的具有因果联系吗?——美国不也是将自白等同于有罪供述么,为什么他们不把被追诉人的辩解斥之为狡辩呢?更何况,我国法律不是已经明确规定“被告人辩解”也是证据吗?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二者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对口供做超出传统字面含义的解释使之涵盖“辩解证据”就是对症的良药吗?十年之后的今天,“把正常的辩解一概斥之为‘狡辩’”不依然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吗?在上述案例中,侦查机关收集了六份犯罪嫌疑人供述却对犯罪嫌疑人辩解只字未提,不是依然没有像论者期待的那样把辩解当作证据吗?——当然,也有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确实没有辩解。
不过,如此推测的话,案件移交审查起诉后,作了六次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却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就难以理解了——难道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怕得连辩解都不敢了么?即使不考虑上述论证的荒谬,单就“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理解自身而言,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在证据法中,供述和辩解是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证据形式:二者具有不同的证明方向。
其中,前者与被追诉人不利,属于控诉证据,后者则属于辩护证据。
因此,将二者笼统地归入口供名下,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供述与辩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的宪法要求。
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被追诉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其罪的特权,而不再负有协助国家追查所涉嫌犯罪的法律义务。
因此,就供述而言,在宪法层面上,它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种法律上的限制,即不得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强迫,强制被追诉人做不利于己的陈述。
另一方面,作为证据而存在的被追诉人辩解,在因果关系上,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自然结果。
因此,在法律意义上,辩解证据首先表现为一种与被追诉人辩护权密切相关的辩解行为,然后,才是作为证据意义的辩解陈述。
辩护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
尊重、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必然要求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价值;不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价值,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在宪法层面上,与对待供述证据的态度相反,立法对辩护权的强调,实质上包含着鼓励辩解、应当不拘一格听取被追诉人辩解的必然要求。
很明显,传统诉讼法对“口供”的解释,不但无助于揭示上述两种不同宪法意蕴与相对立的证据价值,而且,在一个笼统的解释中,上述问题反而被“遮蔽”了起来,致使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实,在我国司法传统上,“口供”一直都是特指“承认有罪的供述”。
如,“断罪必取服输供词”、“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等。
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口供即“供述”也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
如,匡保之在其1957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被告人口供实质上就是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承认。
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词典》是我国建国以来编写的第一部法学词典。
该词典对“口供”解释如下:“刑事被告人向司法机关就案件情况所作的口头供述。
”由于该词典的编写始于1978年仲夏,而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邀请北京和各地法学教学、研究等单位部分同志编写完成的,因此,可以说,该解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颁布生效前刑事诉讼法学者对待口供的一般观点。
在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口供指的是“供述证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且,如果考虑到,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人员绝大多数都曾经受过基本的法学教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关于“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谆谆教导是完全失败的;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反思,多年来奉为圭臬的理论解释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一个在理论上有害且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错误?为此,我们认为,关于口供的理解,应当以司法实践中的通用语义为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口供问题”。
二、口供问题的关键根据供述的时空条件不同,口供可以分为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与庭外供述。
其中,在诉讼实践中,后者通常表现为审前阶段形成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笔录。
从各国立法看,当庭供述与庭外供述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前者具有当然的证据资格,后者只有在具备特定条件下才能够取得接受法庭调查的资格。
在现代诉讼制度下,一般认为,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具有可以推定的自愿性、任意性,当然具有证据资格。
其中,在英美法中,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当庭对指控犯罪供认有罪,即构成有罪答辩。
如果法院认为该供认是“自愿、明知且明智”的并予以接受,那么,案件将不再进行审判而直接进入量刑阶段。
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也承认当庭供述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但基于国家刑罚权必须公正行使的理念,法庭不得仅仅因为被告人自愿供述而认定其有罪。
即,只有被告人供述,不得确认被告人有罪。
一般认为,对于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必须适用补强规则,即必须在足够的补强证据担保下,才得确定有罪。
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不论是否被告人在公审庭上的自白,当该自白是对其本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时,不得认定被告人的有罪。
前两款的自白,包括对起诉的犯罪自认有罪的情形。
”对此,日本学者解释说,“现行法的立场是,即使信用性高到光凭口供就能达到100的有罪心证,如果没有补充强化证据,也不能判决有罪(宪法38条第3项、刑诉法319条第2项,称之为补充强化证据的形式性要求,或叫做自由心证的例外的补充强化法则)。
这是因为有偏重口供的倾向。
基于为防止万一误判应慎之又慎的想法,法律上作了特别的要求,形成了自由心证主义的一种例外。
”与当庭供述不同,被追诉人的庭外陈述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资格,相反,却受到证据规则严格控制。
也即,庭外陈述必须经过相应证据规则的检验,才能够获得证据资格接受法庭的调查。
在英美证据法上,庭外供述尽管往往表现为固化的文字笔录,却并不适用传闻规则。
“允许接受一名当事人的承认为证据,是一项重要的传闻规则的例外,因为这一例外不论在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中都是最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