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刑讯逼供获得口供的理性思考

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法则”及其相关问题1、排除非法供述的“痛苦规则”概述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口供占有特殊的地位，实践证明，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误定罪的主要原因。

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的重点是非法取证。

根据“两高”司法解释，认定非法供述的核心要求是“遭受严重痛苦或者身心痛苦”。

这一规则不同于“自愿认罪规则”，因此被称为“痛苦规则”或“酷刑规则”。

“痛苦法则”实际上限制了刑事诉讼法对非法供述的排除范围。

在刑事诉讼法确立排除规则的初始阶段，规则制定者强调以防止酷刑和限制排除范围为重点。

在实践中，痛苦规则适用于体罚和变相体罚、多重违法行为相同程度重叠以及严重威胁等情况。

是否以及如何排除通过其他非法方法获得的供词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例如，对于以非法、不适当的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供述，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证据必须核实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以违反客观真实性为由予以排除。

对于“供述”，应当视情况处理，以“供述“为非法证据，使用非法手段排除，或者以不可靠为由排除，或者因法律行为成立缺乏法律要求而认为供述不存在。

对于在非法时间或地点进行审判期间认罪的案件，在严重情况下不能排除非法作证的可能性。

非法证据监管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重复供述缺乏规定。

需要澄清的是，除了当庭供述和发现高度隐蔽的物证、书证外，重复供述应被视为受到影响效果的影响，并予以排除。

2、“疼痛规则”的具体规定“痛苦法则”是指中国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供述的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应当排除在外。

这一规定反映了中国对人权保护的重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进步的体现。

非法供述的认定标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这里的非法刑讯逼供方法主要包括殴打、捆绑、非法使用约束物、非法使用警械、体罚、变相体罚、冷冻、饥饿、日光浴、烧烤和疲劳审讯。

新刑诉法解释⼝供排除规则新刑诉法解释⼝供排除规则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对⾮法取得被告⼈供述的，确⽴了⾮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刑讯逼供、采取威胁、引诱、欺骗、违法使⽤戒具、⾮法拘禁等⾮法限制⼈⾝⾃由、冻饿晒烤变相⾁刑等⽅法获取的⼝供，应当予以排除。

主要原因是这类⾮法取证⾏为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唯有确⽴最严厉的程序性制裁，才有可能遏制⾮法取证⾏为。

此外，还规定了对严重违反法定的讯问程序获得的供述，这种情况下⽆法确认被告⼈供述的真实可靠性，继⽽也应当排除，例如2021刑诉法解释第94条。

主要原因是这类这类取证⾏为违反了法律明⽂规定的禁⽌性规定，⽆法确保这类证据的真实性，若要被法院采纳，很容易造成错案。

第九⼗四条被告⼈供述具有下列情形之⼀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核对确认的； （⼆）讯问聋、哑⼈，应当提供通晓聋、哑⼿势的⼈员⽽未提供的； （三）讯问不通晓当地通⽤语⾔、⽂字的被告⼈，应当提供翻译⼈员⽽未提供的；（四）讯问未成年⼈，其法定代理⼈或者合适成年⼈不在场的。

新刑诉法解释第94条第4项是2021年刑诉法解释新增的⼝供排除规则。

我国刑诉法对于未成年被讯问由可以通知法定代理⼈到场修改为应当到场，⽽且还赋予了法定代理⼈补充陈述的权利。

这主要考虑到未成年⼈⾯对审讯产⽣⼼理应激反应⽐成年⼈要强烈，法定代理⼈在场可以减轻未成年⼈的恐惧⼼理，可以形成对办案⼈员的有效监督。

如果法定代理⼈不在场，讯问未成年被告⼈就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取证程序，未成年供述的真实性缺乏保障，在这个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极易出现错误，因此该新增规定旨在对侦查机关违反程序的，进⾏程序性制裁，将讯问未成年⼈，其法定代理⼈或者合适成年⼈不在场之下获得的⼝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彻底否定此类供述的证明资格和证明⼒。

新刑诉法解释第94条第2项，讯问聋、哑⼈，应当提供通晓聋、哑⼿势的⼈员⽽未提供的，该被告⼈供述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摘要：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

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违法刑讯的惩罚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的立法现状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先后签署了许多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并且在1986年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条约》。

在本国范围内，除了宪法对“保障人权”赋予了公民根本权利外，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称两个《规定》）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中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立法过程，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非法证据”规定不清晰。

过去条文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认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及“欺骗”等几种违法的行为方式，那么具体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才是刑讯逼供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规定》对什么是非法证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现实中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被穷尽，这也给法官自由裁量，制造了障碍。

该规定还有两点问题：第一是“回避了‘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第二是“口供的排除只针对‘刑讯逼供’这一种情况，没有‘威胁’这个种类”。

并且条文也只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并没有对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做出规定。

虽然通过“补正”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些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与否的依据，但是立法上还是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方便实践的运用。

浅议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及应对策略论文摘要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的历程。

然而随着阶级意识与政治团体的出现，进步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与文明相悖的行为。

本文就代表阶级意识形态的司法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典型的丑恶行为――刑讯逼供进行论述。

文章就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以及司法人员主观意识的认定，认为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控诉其有罪无罪的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从执法人员的执法心理进行分析同时对社会行为的监督与司法内控监督的不到位等原因进行论述。

从主观和客观的方面研究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刑讯逼供产生的社会危害从司法理论的构建形态到刑讯逼供对社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危害进行剖析,得出刑讯逼供这一违法的代表司法制度倒退的司法行为应该让其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消失。

从维护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维护人权的核心为出发点，证明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取得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表述。

得出论证的结果是刑讯逼供是违法行为，是不文明的执法行为，是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的表现，破坏了法律在公众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严肃性。

以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对如何克服和杜绝刑讯逼供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无罪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依法治国国策的确立，人民群众生活中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坚持严格执法、文明依法公平、公正办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

而刑事诉讼制度做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明程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民族整体素质的标尺。

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一野蛮的原始司法取证行为，在各国法律规定中属非法取证行为。

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刑讯逼供。

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

在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缺位。

口供制度的转型与思考口供制度是解决犯罪证据问题的一种重要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口供制度也在不断转型。

现在，越来越多的法院倾向于将现场勘查、证人证言、物证等多种证据交织使用，以综合判断犯罪事实。

首先，当前的证据采集和审查技术不断提高，为证据审查提供了更多的科技手段。

在现场勘查中，警方可以利用科技手段采集更全面、精确的证据，包括指纹、DNA等物证。

在证人证言中，警方可以利用录音、视频等技术手段对证言进行记录，方便后续的审查和查证。

这些技术手段的运用可以有效地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其次，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法律事务的复杂性也催生了口供制度的转型。

在不同的案件中，犯罪手段和犯罪事实常常不尽相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证据。

比如，一些经济犯罪或是网络犯罪，在取证过程中不仅需要证人证言，还需要对电子数据等非物质证据进行深入的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再次，一些冤假错案的出现也加重了对口供制度的转型思考。

过去，一些法律程序上的失误，如审理中说法不一、审判粗糙、刑讯逼供等问题也会导致不公正的裁决。

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成为了主要的证据，但如果事后证明其不准确或不完全符合事实，就会导致对其不公正的怀疑。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口供制度的转型和完善。

未来，在这个制度的运用中，需要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并且，在整个证据采集和审查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程序上的细节，以保证裁判的公正与准确。

最终目标，是通过口供制度的转型，为社会提供更为可信的判决，保持司法的公正与独立，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对刑讯逼供的几点思考摘要:侦查讯问中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尤以刑讯逼供为甚。

近年来，涉及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断涌现，如“躲猫猫”事件、赵作海案等，刑讯逼供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文就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刑讯逼供产生原因遏制措施刑讯逼供已在立法中明确禁止，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关于证据收集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近年来刑讯逼供仿佛愈演愈烈，许多冤假错案大多涉及刑讯逼供问题。

虽说刑讯逼供并不是导致冤假错案出现的直接源头，但仍难逃干系。

在侦查讯问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前者是受国家法律追诉的人，而后者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职人员。

所以侦查人员天然具有强势地位，在讯问实践中就可能会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如此，刑讯逼供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一）认识观念方面首先，刑讯逼供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成果。

我国古代一直以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主，刑讯制度是一种合法的办案手段，只要严刑拷打必然能够获得定罪的证据，惩罚犯罪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在侦查技术落后的古代，刑讯逼供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一思想至今在我国刑事诉中仍可见其踪迹。

其次，绝对工具主义程序价值理念泛滥。

所谓绝对工具主义“实际上是把程序的工具性和手段性强调到极端所形成的程序价值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刑事审判程序知识用以实现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种外在目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目标。

”①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即便在刑事诉讼领域现已开始重视程序的其他价值，呼吁程序正义的实现，但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刑事诉讼程序仍是实现实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程序只是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

“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强调国家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占主导地位，漠视个人权利和利益，强调为了追求社会整体的安全与稳定可以以牺牲个人权利与利益为代价。

关于“零口供”制度的思考摘要：在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践界对口供证据太过依赖，辽宁抚顺市抚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试图遏制这种偏向。

各媒体都将其报道成沉默权引进中国的标志。

对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零口供”制度的内涵以及运行情况，揭示”零口供”并不能代表沉默权的确立，并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关键词：”零口供”；沉默权；证据一、”零口供”规则的内涵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刚出台时，”零口供”包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侦察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逮捕时，检察机关将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即为零，应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证明其有罪；其二是在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对检察官的讯问允许作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

该规则经历了由绝对”零口供”至相对”零口供”的变化。

2001年3月27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进行了第5次修改,而”零口供”也被重新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以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 ,而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认定的影响降低到零。

修改后的《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与原来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再把口供视为零,而是把口供的依赖降到最低点。

二、”零口供”制度的进步意义显然，”零口供”规则关注的焦点是口供，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而口供则是刑事审判实践中最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之一。

而”零口供”规则，要求将有罪供述视为不存在，即视为犯罪嫌疑人已经保持了沉默。

如果检察人员能够抵制有罪供述的诱惑，真正贯彻”零口供”规则的话，这显然有助于其在处理案件时将无罪推定原则落到实处。

总之，”零口供”规则的提出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已经深刻认识到过分依赖口供，特别是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所可能带来的恶果。

三、与沉默权相比，”零口供”制度存在的缺陷但是，”零口供”规则本身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对刑法二十条第三款的理解刑法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证过程中所作出的供述的规定，即“对于在取证过程中没有被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经过法庭核实，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有明确证据的，可以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

”我对刑法二十条第三款的理解是：在取证过程中，对于没有被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出的供述，可以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前提是这些供述在法庭上经过核实，并且存在明确证据证明犯罪事实。

首先，这一条款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刑讯逼供是一种违背法律规定和人权原则的行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并且可能导致错误的定罪。

因此，对于任何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供述，法庭都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只有在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出的供述才能成为定罪的主要依据。

其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必须经过法庭核实。

这是为了避免出现虚假供述或被胁迫的情况。

法庭应当通过对供述的细节、逻辑以及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等方式进行核实，确保供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只有在供述经过核实后，法庭认为其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有明确证据，才可以将其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

此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必须有明确证据证明犯罪事实。

这意味着仅凭借供述本身是不足以成为定罪的依据的，还需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比如，指控人的证言、技术鉴定报告、监控录像、现场勘查记录等都可以作为和供述相互印证的证据，从而确定犯罪事实的真实性。

然而，虽然刑法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供述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但并不意味着供述就是绝对可靠的。

供述作为人的陈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错误、夸大或忘记等情况。

因此，在法庭上，法官、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等各方都需要对供述进行审查和质证，确保供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综上所述，刑法二十条第三款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有明确的规定，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确保定罪证据的准确性。

然而，供述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仅限于在没有刑讯逼供、在法庭核实并存在明确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并且仍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以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合法。

【最新2018】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问题中的反思与重构-范文模板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随意编辑修改！ ==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问题中的反思与重构201X年以来，不断有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

调研发现，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方面有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为杜绝刑讯逼供，防范冤假错案，切实保障人权，有必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反思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基础上为重构规则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由于实践中主要以非法口供以排除对象，鲜有排除非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案例，更没有发现排除非法物证、书证的案例，因此，本文主要讨论非法口供的排除问题。

一、方法违法获取口供的排除问题按照非法取供行为的表现形式，非法取供行为可以分为方法违法的取供行为和程序违法的取供行为。

对于方法违法获取口供的排除而言，主要涉及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威胁、引诱、欺骗以及重复供述等问题的理解。

(一)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排除问题根据201X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2条和201X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何谓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根据201X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X年《法院解释》)第95条的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据此，刑讯逼供是指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其他方法是指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

客观地说，司法解释的规定是相对清晰的。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全文对刑事诉讼中口供证据规则的思考一、刑事诉讼口供证据规则概述(一)刑事诉讼口供证据概念释疑刑事诉讼口供证据规则在词义分析上看是一个复合名词，要对其进行概念上的理解和分析，必然要对“口供”和“证据规则”这两个词分别进行阐释。

那么，在刑事诉讼证据理论中什么是口供呢?口供又称之为自白，即自我表白心迹或自己表白自己的意思。

详细地说，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向公安机关、检查机关或人民法院就案件事实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

显然，根据这一定义，口供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供述，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事实犯罪行为的坦白、自首和供认，并对犯罪的具体过程、情节、动机和目的及结果进行叙述；二是辩解，即否认自己被控告的犯罪事实，或者虽然承认了犯罪。

但提出有不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理由。

应该注意的是，无论哪个部分强调的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内心自愿性。

而什么是证据规则呢?其实，证据规则简言之，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什么样的证据得以被排除。

考察各国法律，我们不难发现，证据规则往往是从消极的角度对证据的可采性加以规定，即规定什么样的证据材料不能被采纳为证据。

翻开人类的诉讼史，人类递次经历了完全无证据规则限制的“神示证据制度时代”，完全依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法定证据时代”，直至以证据规则限制证据可采性的“自由心证证据时代”。

证据规则是人类对诉讼证明活动进行总结得出的经验性法则。

(二)刑事诉讼口供证据规则确立的法律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刑讯逼供等野蛮、粗暴或奸诈的非法取供现象至今在我国各地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因此，国家为了预防此种现象之发生，设置了一定的程序来约束国家司法人员收集口供的随意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刑事司法早已从过去单一的打击犯罪的目的过渡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统一的双重目的，保护人权已相继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价值选择之一。

浅析刑诉法修改后的刑讯逼供现象刑讯逼供自封建社会产生、蔓延以来，不断地影响着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司法制度，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人类社会虽几经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司法制度的改变，但刑讯逼供的问题在各国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因此，我们在提倡民主与法治，注重人权保障的今天，坚决反对刑讯逼供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在禁止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并将依法排除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以及暴力取证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的内容，无疑再一次向我们强调了刑讯逼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心理原因：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查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

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即效率和公正两者谁更重要。

根据现阶段我国倡导的观点，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片面。

刑事诉讼不同于市场经济，它并不是以追求最大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相反，由于它与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这客观上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以法制和公正为基础。

并且，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益，这是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历史原因：封建社会酷刑现象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例如宋朝时“铁面无私”的包公就是很好的例子。

包拯向来以严刑峻法作为查清案件、使嫌疑人招供的手段。

在当时“乱世用重典”的社会中使用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保证社会治安，对人权的无视也使冤假错案无从查起，因此包公就成了“正义”的化身，可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