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问题中的反思与重构一

摘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了非法证据的种类、审查程序以及排除规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

但经过对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突显出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面临着以下三个困境：一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密闭性侦查模式阻碍了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二是法律授权不明和工作机制缺乏，导致调查手段处处受制于人，三是双重的职能定位造成监督与配合难于平衡。

针对上述困境，建议从重构证据审查方式、完善法律授权和建立配套工作机制、构建新检警关系模式三个方面着手以寻求突围的路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困境反思;困境突围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147-04 据统计，2013年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共办理了998件提请批捕案件，其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共计19件21人，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有11件11人，未排除的有8件10人。

到2014年，该院办理的提请逮捕案件下降到794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也下降到13件13人，其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有4件4人，未排除的有9件9人。

如下图所示：从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由上看，大部分集中在刑讯逼供（共26件）、诱供方面（共2件），而少量表现为公安机关伪造证据（共3件）、讯问笔录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共2件）。

具体情况见下图：一、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所面临的困境为了更直接地反映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所面临的困境，我从众多的案例中挑选了三个作为代表集中进行分析。

案例1：2013年12月，石某因贩卖毒品被民警当场抓获。

后民警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将石某提请a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在检察机关承办人讯问石某时，石某对其明知他人贩毒，仍帮助他人完成毒品交易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其控诉民警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将其吊起来殴打，逼迫其承认在这次贩毒中获利，后其不忍痛苦被迫向民警交代其从中获利的犯罪事实。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反思与建构[摘要]我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关程序规定特别是审查程序的缺失或不可操作性导致践行效果欠佳。

从审查主体看，我国“一元式结构”的刑事司法体制决定只能由庭审法官审查。

从审查形式看，适用独立程序审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看，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此标准虽有进步，但要求尚属过高。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审查主体；审查形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法庭对于那些以非法手段获取的控方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的规则。

该规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后来对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及联合国公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了确立和发展。

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生效，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继承和发展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内容。

据此，我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实际成效欠佳。

其中自身相关程序规定特别是审查程序的缺失或不可操作性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审查主体：预审法官或庭审法官美国的刑事司法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严格分离的“二元式结构”，即法官负责法律适用问题的裁判，陪审团则享有对事实问题的裁断权，而且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是在独立且分离的诉讼阶段完成的。

非法证据排除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只有法官有权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思想在于保证陪审团的心证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

在这种“二元式的结构”下，陪审团能够远离非法证据，事实裁判者的心证在程序上得到保护。

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主要移植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因此，采取的是与“二元式结构”相对应的“一元式结构”，即法官既是法律适用问题的裁判者，又是实体问题的裁断者，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重合。

检察工作心得：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迟到的正义会使正义大打折扣”，冤假错案重在防范。

近年来，多起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根据“疑案从无”的原则被宣判无罪。

例如，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归来死者帮鸣冤案、佘祥林没被杀死的妻子帮平反冤案，等等，触动人们的心弦。

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以来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确立以来，促使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有了新的认识，规则使程序正义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实体正义的束缚，体现出程序正当性的规则价值，推动了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进步。

然而，由于我国立法目前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很抽象，对司法实践尤其是侦查机关的办案工作的指导作用有限，甚至使侦查机关的办案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对侦查机关的办案提出了新的挑战，侦查机关必须不断改进办案观念，提升侦查工作的软、硬件水平才能不断适应司法实践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程度提出的高要求。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和渊源（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内涵是：侦查机关通过不正当的程序或者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此种证据不仅包含言词证据，同样包含实物证据。

非法证据基于程序正义或者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在法律层面作禁止使用的规定(德国的说法)，或排除它的证据能力(美国的说法)，或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的说法)。

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内外立法可知，该规则最初产生于美国，规则实行的初始阶段主要针对的是通过非法搜查及扣押的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我国特殊的政治、法治发展历史，决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特殊性。

1988年8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批准缔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申明对该《公约》的第二十条和第三十条第一款予以保留。

根据国际法效力原则，我国参与缔结的条约对我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基于该公约精神，为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难题，开始探索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司法原则，它规定了在刑事庭审过程中，只有合法的证据才能用于定罪，任何非法证据都必须被排除。

这意味着，无论证据是否对被告有利或不利，只要它是非法获得的，就不能被用于定罪。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被告权利的重要手段。

如果没有这个规则，警方或其他执法机构就可能滥用权力、非法收集证据，从而对被告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伤害。

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是司法公正和有效的保证，符合法治社会的原则。

然而，在实践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们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哪些证据是非法的？哪些证据是可以排除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法律和事实问题，以下将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指在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执法机关或其他私人获取的任何证据。

例如，在搜查或拘留中，如果没有搜查证或拘留证，或者搜查和拘留的范围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那么获得的证据就是非法的。

再例如，如果警方通过虚假陈述或欺骗等手段获取证据，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非法的。

二、哪些证据可以被排除？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只有非法证据才能被排除。

但是，就算证据是非法的，也不一定会被排除。

刑事法律制度并非如同神秘的变魔术一般，所有的不良后果都可以通过排除证据这一法术进行解决。

有时候非法证据被排除并不能真正保护被告人利益，同时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制造出不法分子可以剥夺社会治安的局面，同时对于完全有罪的人却不能惩罚，这一切都让社会难以接受。

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情况：1.违反搜查和拘留规定的证据。

例如，在没有搜查令或搜查证的情况下搜查被告人的住所，或在没有拘留证或拘留令的情况下拘留了被告人，相关证据均被视为非法证据。

2.证据的证明。

如果证据本身是非法获取的，那么就没有资格成为其它证据的证明。

3.违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证据。

例如，强迫被告认罪、毁灭或伪造证据等，这些证据都必须排除，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问题反思非法供述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在被迫、酷刑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下作出的供述，这类供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规程，且可能导致对被告的不公正判决。

为了保护被告的权益，许多国家都有非法供述排除规则，以确保仅通过合法证据来定罪。

然而，这些规则的实施也存在问题。

本文将就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问题进行反思。

一、排除规则的积极意义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

排除非法供述，能够避免在刑事审判中使用被迫或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从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这一规则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至关重要。

二、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1. 强制性排除在某些国家，对于任何被迫得出的供述，不论其内容真实与否，都被视为非法供述，必须予以排除。

这种排除规则的好处是确保了任何形式的精神和身体压力都不会影响被告对事件真相的述说。

然而，这种规则也可能存在滥用的风险，因为有些被告可能会选择自愿撤回真实的供述，以避免受到指控。

2. 非强制性排除有些国家对非法供述适用非强制性排除规则，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需要权衡被告作出供述的自愿程度、供述的真实性、以及供述的全部和细节等因素。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避免排除可能的真实供述，但也需要法官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判断力。

三、排除规则的问题和挑战1. 难以确定非法供述在实践中，判定一个供述是否非法并不总是简单明了的。

有时，非法供述可能并不明显，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严格的认定，而这对于判断非常困难。

例如，有些供述可能是自愿的，但受到了间接的压力或威胁，这时该如何确定其非法性就成为了问题。

2. 证明非法供述的困难证明非法供述的困难同样是非法供述排除规则面临的问题之一。

鉴于非法供述通常在没有证人或物证的情况下作出，仅依靠被告或律师的陈述很难让法庭完全相信。

这对于无力辩护的被告来说尤为不利，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供述非法。

3.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对犯罪打击的压力一些批评者认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可能会削弱刑事司法的效力，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试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思考论文摘要从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角度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并不是仅仅为了把非法取得的证据在经司法机关具体考量之后予以排除，确保证据的真实合法性与相关性，而是想要借此来将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注重对公民人权的尊重，控制侦查人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以此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排除程序的一系列规定，具体而言就是在刑事诉讼中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得，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的证据使用规则。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明确规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采用大量篇幅，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力图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从司法实践中看，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失真的可能性较大，予以采信易造成错案。

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非法手段，虽然条文只是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和“威胁”三种手段，但对于本条的理解适用应并不仅仅限于这三种手段。

此外，采取上述三种手段来收集证据的行为，并不是必须达到犯罪的程度，不构成犯罪也可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坚决排除。

此外还有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法相关规定，以及在不适当的羁押状态下取得的供述，比如超期羁押，是超过羁押期限、超过传唤和拘传期限所获得的笔录，也应该予以排除。

二是裁量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

对于侦查机关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刑事诉讼法采取裁量排出的方式，给予司法机关一定程度上的裁量权。

《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摘要：刑讯逼供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一项痼疾，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规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多年的惯常司法实践和既定司法体制下，应冷静分析《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瑕疵，以期有助于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治、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2010 年5 月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或《规定》）共15 条，主要包括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两方面的内容。

司法界和法学理论界均对该《规定》作出了较高评价这次‘两个规定' ，尤其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实现了对违法诉讼行为实行程序制裁的最终目标，反映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然而，与当下多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通过状况相同，人们有理由思考这一规定将来的执行状况，拷问其实践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不同机关基于其不同职能、立场的考量和博弈，也反映在“两个规定”制定的过程中。

仅从目前该规则的文本出发，该规则在复杂的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前景不容乐观。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分析）非法言词证据的含义与范围《规定》第一条将非法言词证据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列举了非法手段，但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用一个“等”字作为兜底描述，在被告人供述这一方面，这个证据规定明文规定了刑讯逼供，除此之外，比如说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被告人供述，算不算也应该排除的范围？通过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要不要排除？在规定中都没有具体说明。

陈卫东教授提到“非法证据除了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外，还来源于以下违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以及饥饿、疲劳、声光刺激、冻晒、精神折磨等软性的刑讯逼供的方法和使用麻醉剂、违法窃听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境与完善随着我国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法治建设的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

然而，当前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上仍存在一些困境。

本文将分析这些困境，并提出完善的措施。

一、困境1.过于严格的排除原则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采取严格的排除原则，即对于任何非法证据都将予以排除。

这种过于严格的原则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难度。

有时候，即便证据存在一定的非法性质，但其真实性和重要性对案件的定性与定罪有重要影响。

排除这些证据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对公平正义产生负面影响。

2.缺乏明确的排除标准目前，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并未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导致在实践中司法人员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这样会给辩护律师、被告人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带来困扰，容易引发司法争议和不公正的行为。

3.剥夺证据排除权的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一些罪行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

然而，在实践中，辩护人等相关当事人在证据排除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无法充分行使排除权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

二、完善方案1.确立合理的排除原则为了解决过于严格的排除原则带来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度宽松相关规则，例如引入“合理证据”和“重要性”等概念。

只要证据的合理性和证明力足够强，且对案件的定性和定罪有重要影响，应当考虑允许使用这些证据。

这样能够更好地平衡非法证据的排除和案件的公正正义。

2.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及认定标准为了解决缺乏明确的排除标准所带来的问题，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对非法证据进行明确界定。

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及认定标准，避免对非法证据的过度解读和武断排除。

同时，可以采用与国际实践相协调的观点和标准，以确保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3.加强法律教育与培训为解决剥夺证据排除权的问题，需要加强法律教育与培训，提高法官、辩护律师等相关从业人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问题的思考---郭信主我国于2010年颁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证据法治的滞后和不足,是司法服务中一次质的飞跃。

但由于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运行中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建议从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鉴定结论确立重新取证原则、把代理律师列入非法取证主体、对非法证据不应一概排除、加大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体现了保障权利、程序正当等现代司法理念，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治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是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中维护公平正义的体现，是重大的制度性进步。

被告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门槛过低，且滥用行为比较普遍排除非法证据审前程序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司法实践中，不少被告人都以遭受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为由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甚至不惜编造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事实、情节等，企图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混淆视听，达到排除合法证据逃避罪责的目的。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承担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机制不健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知悉介入侦查活动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其往往仅通过事后审查、书面阅卷的方式来评判刑事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条件不成熟，极易引发不当炒作。

非法证据审理和案件实体审理合二为一弊端明显，使得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相互混淆，出现了先审侦查人员、后审被告人的尴尬局面，这既不利于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又严重影响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指控、举证质证与辩论。

非法证据的裁决机制尚不健全，民众对司法的主要价值要求，实践中合议庭通常未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当庭裁决，而是将非法证据审理与案件事实审理合并进行，再一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使证据合法性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裁决，给被告方、旁听群众带来诸多疑惑，庭审效果大打折扣。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适用与思考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较详细的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且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检察审查环节，赋予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

但是新法只是从权力赋予的角度明确检察机关具有的职权，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如何应对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仍然面临着许多情况和问题。

因此，应该制定具体措施使检察机关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制度。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更加合理化、法制化、科学化。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在平衡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双重需要的基础上,调查和分析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少数刑讯逼供等有关问题，总结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经验，同时吸收了“两高三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新刑诉法第54条至第58条，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较详细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具体司法中得到保证；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对它们的排除应适用不同的原则。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适用绝对排除的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类证据都不得被司法机关所采用。

所谓非法言词证据，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此处言词证据的范围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同时,本条款规定的需要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仅指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言词证据，即通过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陈述；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理解，具体应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有关刑讯逼供立案标准所列举的非法手段，即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或者是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所谓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中的“等”字，应理解为是与刑讯逼供这一手段程度相当的行为。

2019年第1期（总第136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ongjiang Administrative Cadr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No.12019（Sum No.136）关于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反思陈曦（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摘要：口供作为直接证据，具有极高的证明价值，但基于保护人权和秩序的需要，则需对非法口供进行排除。

在非法口供满足宽泛化标准的条件下，对其进行采纳应考虑被告人自愿性、口供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和效率平衡问题。

鉴于当前在一元化法庭结构组织和侦审非阻断式诉讼模式的环境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作用十分有限，应在反思沉默权、排非救济渠道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相关排非案例的基础上，认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仍需改革，以进一步平衡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宽泛化标准；自愿性；真实性；侦审非阻断式中图分类号：D924．1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19）01－0104－05收稿日期：2018－11－20作者简介：陈曦（1997－），女，山东潍坊人，2015级法学专业学生。

口供，又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在刑事证据体系中，具有极高的证明价值。

但司法实践中，罪从供定，口供中心主义盛行。

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导致刑讯逼供泛滥，冤假错案频发，人们在长期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保障人权、崇尚法治日益深入人心，口供排除规则应运而生。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刑讯逼供以及威胁、引诱、欺骗等获取的口供，予以排除；但因过于原则而束之高阁。

2010年“两高三部”发布《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了排非范围、过程，2012年《刑事诉讼法解释》进行了完善，但口供仍存在界定难、发现难、审查难、排除难问题。

为此，2017年“两高三部”再次出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标准及排非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难点剖析与应对思考一、人民法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挑战人民法院不仅具有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终裁决者。

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过程中，人民法院不仅需要严格、准确、有效执行法律规定，还要正确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以及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第一，刑事法官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需要进一步强化。

虽然立法围绕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以及非法证据认定、排除标准作出大量规定，但实践中一些法官在考量是否启动调查与是否排除方面仍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谈非色变”，认为只要排除了非法证据必然导致无罪判决或是必然存在刑讯逼供，从而“不敢排”、“不愿排”，更不会在发现非法证据时“主动排”;另一种是“因案而排”，有的认为不是关键证据而“不需排”，有的认为是关键证据而“不能排”，究其原因，都是受“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认识不到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也有其独立的价值，以至于严重压缩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适用空间。

另外，实践中还存在害怕排非程序启动影响庭审进程、妨害诉讼效率，认为排除非法证据就是放纵犯罪等错误观念，从根本上讲，都是未能正确树立刑事司法理念的表现。

第二，立法或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

如，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中的“等非法手段”虽然“两高”司法解释均对其作出解释，但实践中对侦查策略与“以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手段获取口供”难以界分，导致该类非法证据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排除。

又如，对搜集物证、书证中，何为“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两高”仅做出“概括性解释”，未列举具体情形，在具体认定时缺乏统一标准和尺度。

再如，对“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立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虽然大陆法系国家通说及司法实务部门多不采用“毒树之果”理论[1]，但对于“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否必然可信尚存在疑义。

上述规定有待立法或司法解释作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当前情形下，需要司法实务部门加强研究、统一认识。

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反思与建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是现代法律体系中保护被告人权益的重要机制之一。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建构满足实际需要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非法证据的触发机制是否合理？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核心在于排除非法证据，但非法证据的界定却面临很大的困难。

非法证据通常包括违反法律规定、违背社会公义的证据。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界定往往存在模糊性。

例如，根据相关规定，不合法盗窃等犯罪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应属于非法证据。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案例中，相关证据存在争议，很难确定证据是否合法。

此外，非法证据的触发机制也存在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非法证据由被调查人、检察官、辩护人、当事人提出并由法院审核决定是否排除。

但是，这种机制往往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证据情况。

一些证据往往因为被调查人和检察官的沟通不畅，或调查手段不当等因素没有被及时发现，直到庭审中才被提出。

问题二：排除非法证据对案件的影响是否过于严重？虽然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目的是保护被告人权益，但是排除证据也可能导致案件真相难以得知，犯罪者因此而逍遥法外。

因此，在考虑是否排除证据之前，需要权衡非法证据对案件的影响和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

问题三：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保证案件公正？在使用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过程中，需要保证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也需要保证案件的公正性。

在实际操作中，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矛盾。

一方面，在保障被告人权益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排除一些可能对案件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

但是，如果过于追求排除非法证据，就可能导致案件无法进行调查和审理，从而影响对案件真相的了解和司法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如果为了保证公正性，忽略了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就可能导致被告人权益不当受损，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

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第一，完善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工作心得：关于构建非法证据排除体系的若干思考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主体、方式和程序有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对于在保障人权的大背景下更好的实现法治文明是一大进步。

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之前，众多的学者和专家都在对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大量的讨论和研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大加赞同，尤其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的内容上得到了肯定。

主要表现在第五十条不得自证其罪、禁止严刑逼供和第五十四条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的两条规定中。

解读第五十条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精神得到了法律的明确肯定，就像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对《法制日报》记者所说“新刑诉法将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确定下来，是刑事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

在收集证据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仅要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而且也要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

这也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从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仅包括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笔录或者口供，而且也包括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使用，而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最为简便和省力的证据就是言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办案人员都会习惯性地把询问和讯问作为案件的突破口。

该条明确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这样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根本上削弱了非法取证的动机，遏制了非法取证的行为。

也避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个公平、公正、合法的法制环境，体现司法的精神。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单单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着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及其破解纵博【期刊名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43)005【摘要】如果当事人申请排除口供，而法庭未启动排除程序，或者启动后决定不排除口供，在口供的证明力审查阶段，当事人仍有权再次提出申请排除的理由，对口供的证明力进行质疑。

对于口供的排除与证言、被害人陈述的排除，在取证违法程度上应采取相同的判断标准，即违法取证行为是否迫使当事人违背意愿进行陈述，而不应对口供要求更严重的取证违法程度。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口供后如果重新取证，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嫌疑人能够作出任意性陈述，否则所取口供依然要被排除。

对于被排除的反复自白中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信息，法官不能忽视，必须进行调查核实。

供述笔录在证明口供取证合法性方面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必须有其它补强证据对其进行补强且供述笔录前后一致不能作为取证合法性的根据。

在多个被告人的案件中，无论被告人的口供是否不利于其他被告人，其他被告人都有权申请排除该口供。

【总页数】8页(P62-69)【作者】纵博【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安徽蚌埠 23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713【相关文献】1.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J], 林铁军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新问题释疑——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分析场域 [J], 董坤3.非法口供认定标准的变革——以1996～2017年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为考察对象 [J], Fu Liming4.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再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J], 林铁军5.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非法证据排除之路还有多远? [J], 李玄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