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常以观变_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_罗志田

或問 WAKUMON117No.25,（2014）pp.117-132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吴晗怡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的江西遗民胡思敬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遗”、“逸”对峙的研究框架内，考察其在清覆后的遗民生涯及隐逸生活。

强调先为士而后能遗，还原胡思敬首先作为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

通过梳理胡思敬的生死观、华夷观、新旧观，解答其甘为遗老的选择逻辑。

继以思想、言论、行为三个方面，梳理胡思敬的“遗”，以“田园生活”、“有限交往”梳理胡思敬的“逸”。

终以探讨其“遗逸之辨”的背后，明体达用的生命实践。

关键词：清遗民隐逸胡思敬士大夫一、研究回顾关于胡思敬的个案研究，已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展开。

江西师范大学刘慧的硕士论文《胡思敬仕履及其心路历程研究》以时间为文轴，梳理胡思敬的生平事迹，着重剖析胡思敬在大变局下的心路历程。

南昌大学雷鸣的硕士论文《胡思敬年谱》，更为直接地以年谱的形式梳理胡思敬的一生，分青年、壮年与晚年。

厦门大学李平亮的博士论文《卷入“大变局”——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则有几千字的篇幅论及胡思敬，将其定义为地方士绅和前清遗民这一双重身份，探讨南昌地方士绅在大变局下的政治取向。

南开大学李泽昊的博士论文《胡思敬史学与思想研究》，则更为细腻而立体地将胡思敬还原为一名书生、官员、士绅、遗民、藏书家、史家，探讨其坚定的儒家价值取向、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愫，着重分析胡思敬的史学活动；对胡思敬的著作，包括《国闻备乘》、《戊戌履霜录》、《驴背集》、《大盗窃国记》、《审国病书》、《盐乘》、《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以及其辑刻的《问影楼舆地丛书》和《豫章丛书》等都做了一番梳理，不可谓不细致而全面。

《胡思敬史学与思想研究》一文，以史学和思想两条主轴，还原胡思敬大变局下一儒生的本来面貌，可谓胡思敬研究的集大成者。

其他具体而微的研究，譬如《胡思敬撰述〈国闻备乘〉初探》、《孤亭兀坐一轩眉》、《略论胡思敬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胡思敬与〈戊戌履霜录〉》、《胡思敬的〈盐乘〉——对近代正统派的一个剖析》等等论文，对胡思敬的著述进行专题探讨，亦是将胡思敬定位为一个正统、保守、顽固、守旧的史家、文人、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批判其落后的政治取向，肯定其作出的文化贡献。

第 19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教材分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必修上第六单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的最后一课，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

本课主要讲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表现，政治上主要讲述袁世凯复辟帝制和资产阶级为维护共和政体的抗争，袁世凯去世后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短暂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增强；社会上，社会习俗发生变迁；思想上，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政体的实践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期。

【本课重难点】教学重点：了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面貌；认识民国初民族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教学难点：探讨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课标定位知识·素养了解北洋军阀的统治及特点；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1.重要概念: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军阀割据、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文学革命。

2．核心素养(1)从时空观念角度概括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过程，从历史解释和史料实证角度理解北洋军阀统治的特点，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复辟帝制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2)从历史解释角度理解民国初年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气象。

(3)从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角度，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运用唯物史观认识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从家国情怀角度感悟新文化运动推动2（二）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8）引导学生读图学史，使学生对于军阀割据、混战以及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有更清晰的认知。

知识点二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新气象学生阅读课本内容，完成下列表格知识点三新文化运动学生阅读课本相关知识及图片和资料，完成以下内容：（一）新文化运动的概况。

（三）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

（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评价。

探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材料一从 1912年至 1928年的 16年间，国家元首变换了 12次，共有 7人先后担任总统，每人每次平均在位不到 16个月;内阁改组 45次，有 29人担任过政府首脑（总理），任期最长的为 17个月，最短的仅有 5天。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

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

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

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

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

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

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

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

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史料派”,而与“史论派”相对。

②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大叙事”,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

③他也提到了汉斯・凯尔纳(Hans K 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

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

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

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可以以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后设历史学》(也译为《元历史学》)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

④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专题06民国前期(1912—1928年) ：近代中国的变革与社会转型【命题点0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1．（2023·湖北高考·8）1915年5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则上海中国明明眼镜公司的声明：“近有丧心病狂之徒，以自己之营业失败，侮蔑本公司货物，谓贩自日本，实为本公司意外之奇辱也……不独本公司无丝毫日货，即中国全国眼镜界上，吾亦敢断言绝无丝毫日货混杂其间。

”该现象反映（）A．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 B．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C．民族企业发展形势严峻 D．中外商业竞争愈发激烈【答案】A【解析】由材料“不独本公司无丝毫日货”“吾亦敢断言绝无丝毫日货混杂其间”可知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加之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货使得民族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民族工业存在恶性竞争，一些公司诋毁其他公司贩卖日货，从而影响其公司的发展，说明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故选A项；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材料无关，排除B项；1914年至1918年处于一战时期，欧洲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使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迎来黄金时期，排除C项；材料“丧心病狂之徒”“侮蔑本公司货物，谓贩自日本”并非特指外国企业，无法得出中外商业之间竞争愈发激烈，排除D项。

2．（2023·高考全国乙卷·29）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9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这反映出（）A．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C．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答案】C【解析】由材料“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可知陈独秀的演讲号召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表明无产阶级已经觉醒，登上政治舞台，故选C项；工人待遇大致包括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材料中没有涉及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处境的做法，排除A项；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时间不符，排除B项；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与材料时间信息不符，排除D项。

关于乱世潜流的一点感想——《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读书报告《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一书是罗志田教授近年以中文刊发的有关民国史的部分论文选收。

在“自序”中他解释了书名缘由，由于选收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九个章节。

上篇：思想与社会共包括三篇文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

这一篇侧重于思想与社会大事件的分析与解读，又处处不离对民族主义的探讨。

中篇：文化与政治。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三篇文章。

仍是对民国时期社会大事作出深刻剖析，但在关注思想文化的同时又不忘与政治相联系。

下篇：从内政到外交又收录了三篇文章。

分别是：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这一篇更侧重于对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分析。

用书中的话来说，那时是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的语境，外国在华存在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

在本书中，乱世潜流指的是民族主义，在作者看来，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罗志田教授又将这乱世潜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御外型的民族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之国家构建的一面。

前者是因外事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后者则是民族国家的构建，也就是国家统一的问题。

作者认为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如书中所提到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人力物力财力均处于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无形的力量即民族主义功不可没。

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现状与展望作者：马馨来源：《西部学刊》2021年第22期摘要：民众教育馆作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对开民智、作新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其缺乏历史比较角度的研究。

以此角度观之，既有利于分析民教馆制度与实践的互动机制，总结其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探讨激发地方社会活力的方式，也有利于与当前社会教育相关理论展开对话。

以天津民教馆为例，展望新的研究思路：（一）需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发展工业”等特定社会主题置于文化碰撞的场域中，从社会学、社会思想史角度对新型社会教育思想的形成进行分析;（二）在此视角下考察天津民教馆的发展史，探索不同社会因素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同时运用社会学场域、组织等理论，深入分析政府、商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可为中国城市创新管理中的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历史比较角度;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121-03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社会教育机构，是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推行的社会教育“综合机关”和“中心机构”。

它以社会民众为教育对象，提供从识字教育到基本生产和生活技能的培训，从而达到“社会教育”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对当前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提升民众素质与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对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层出不穷，取得了不少进展，本文旨在梳理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民教馆研究的未来发展道路。

一、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进展概述总体来看，关于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30—1940年间，随着民教馆被制度化为国家“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社会教育界对其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落实在各地民教馆建设实践中;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社会治理经验再度进入重视期，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研究也进入学者的视野。

“知变化之道者”的三种视角--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
易学观点切入
王汝华(台湾)
【期刊名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6
【摘要】《易》居群经之首，在于其能范围三才、弥纶群品并纲纪人伦，而其尤
为观变、言变、应变之书。

在民初学界中，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既互有论交，学术更各有开展，并誉立为“现代儒家三圣”，而三者对于《易经》则各有不同程度的触悟，对于《易》言变的精神与实质，亦各有其体会与开展。

该文即由三者的易学观点切入，一索其思想体系或相关论述中对于《易》言变化之道的掌握与推扩，并由此以窥三者角度迥别、面向殊异的学术内涵。

【总页数】7页(P8-13,21)
【作者】王汝华(台湾)
【作者单位】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台湾台南 7108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1
【相关文献】
1.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J], 许宁
2.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教化意蕴——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中心的考察 [J],
金楠
3.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教化意蕴——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中心的考察 [J], 金楠
4.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五十三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J], 小易
5.现代三圣熊十力与梁漱溟、马一浮 [J], 景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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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罗志田教授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进行深入评析。

该书以全新的视角重绘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到的见解。

通过对罗教授著作的解读，本文将探讨其如何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细致入微地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和学术影响。

在概述部分，本文将首先介绍《权势转移》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罗教授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权势转移”这一核心概念，用以解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接着，本文将概述罗教授如何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扎实的学术分析，将这一核心概念贯穿于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各个领域，从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本文还将对罗教授在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论证进行简要介绍。

例如，罗教授如何通过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梳理，揭示了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交锋与融合；又如，他如何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权势转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影响；再如，他如何通过对学术领域的探讨，揭示了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型与发展。

本文的概述部分将全面介绍《权势转移》一书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为后续的深入评析奠定基础。

通过这一部分的介绍，读者可以对罗教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为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思想篇：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与冲突在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中，对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与冲突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他通过精细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揭示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革及其背后的复杂动因。

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部政治动荡的双重压力下展开的。

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思想面临空前的挑战，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寻求新的思想出路。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

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 oiceless)状态。

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

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

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

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北大派与南高派*许小青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因学术文化上立异与竞争，不断成为时人与后人指认“学分南北”的重要指标，其中的关键不仅在场域（大学），更在人事（派分），即北大派与南高派学人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

北大派与南高派形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文化观念的差异，南北学人分别以北大和东大为聚合点，以现代新式传媒报刊为载体，在思想文化与学术研究众多领域展开论战与竞争。

其后随着北伐、迁都等政局的变动，在南北大学地位升降的背景下，南高派和北大派凭借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在人事与观念诸方面，又出现新动向。

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派借助中基会的资助，以新文化理念重整北大文学院，努力实现北大的中兴。

北伐后南高派与太炎学派日益走近，在九一八后民族主义勃兴的浪潮中，南高学人倡导新孔学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

20世纪20—30年代北大派与南高派的立异，既显示出现代学人借助大学平台传播其文化观念的种种努力，也体现出复杂的人事纠葛，其实质在于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话语权”之争。

北大派与南高派的竞争不仅成为民国“学分南北”的重要派系表征，而且背后所呈现的文化难题，更为今人重新理解民国文化史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大派南高派*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大学与社会”（12JJD770019）、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CNU16Z02004）资助成果。

一引言1954年在美国作寓公的胡适得知南京高师出身的张其昀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就对南高老校长郭秉文戏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却严正地回应：“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

”①胡、郭二氏一谐一庄，语及“南高”、“北大”及“门户”等语，实牵涉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即民国时期“北大”与“南高－东大－中央大”学风的歧异与竞争。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两所地位特殊的国立大学，②它们之间的学术文化立异，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动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任以都教授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言：“北京大学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在新时代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必须呼唤理论思维的全面回归㊂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史研究,改造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为我所用㊂(本文作者㊀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对于广义和狭义“五四”的一点浅见罗㊀志㊀田㊀㊀五四运动已过百年㊂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或运动, 五四 似乎已是一个完成时态,不少人已在讨论怎样继承 五四 的遗产㊂但就像一切历史那样, 五四 其实早已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不论是否被记忆和认知,都影响着 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 ①㊂作为备受学界内外关注的题目, 五四 引人注目的程度长期不衰,对后来的影响实超过近代史上大多数事件㊂关于 五四 的研究,或许可以说已到汗牛充栋的程度㊂因为这些研究的存在,我们对 五四 的了解和认识,已经相当深入㊂然而如章学诚所说: 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㊂ ②在某种程度上, 五四 就像一个含义丰富的文本,虽已写定出手,解读仍变化多歧,被看出千百之意㊂我们可以相信有一个原初的 五四 真相,但实际的情形是,在当时和事后的每一个人眼里, 五四 往往又不一样㊂就像万川所映之月本体唯一,而映照在各川之中的月却 自有不同的面目 ③㊂且 五四 几乎从运动开始时就被 记忆 ④,其所受关注远远超出史学甚至学界的范围,政治家㊁文学家㊁艺术家尤其是今日所谓媒体人,都是关注者,而所见各不相同㊂不同的观察者从各自的眼光看到并表出不同的面相,进一步强化了 五四 因人而异的形象㊂因此,尽管研究成绩已相当丰富, 五四 的面貌似乎更清晰,却也依然有些朦胧㊂每逢 五四 的周年,特别是那些逢五逢十的 整数 ,总有纪念活动㊂一些纪念 五四 的文章,有时给人以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说的印象,以至于相当一些学者 苦思着要如何突破这种周期性㊁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所经常伴随的陈旧感与疲惫感 ,试图 为五四相关研究开出新的课题和成果 ⑤㊂其实这种人人好像不知说什么好却又有很多话要说的状态,正表现出 五四 那莫名的重要㊂或可以说,作为历史, 五四 已融入了后人的生命;但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却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了解㊂前些年,不少人比较关注五四运动的 意义 ,使其成为一个争论的热点,但可能更重要的是重建相关的 历史事实 ㊂毕竟 五四 的内容和意涵相当丰富,相当一些基本史实,其实并未搞清楚㊂而有些涉及基本面的问题,例如 五四 的广义和狭义,仍是一个言人人殊的状态㊂这样的分歧虽可能是历史地形成的,却有厘清的必要㊂五四运动向有广狭两义㊂所谓广义,兼指新文化运动,而狭义则指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㊂两种 五四 不仅运动时间长短不同,在倾向上有不小的差别,就连其象征性的口号也各异㊂早年①②③④⑤蒙思明:‘历史研究的对象“,‘华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㊂章学诚:‘文史通义㊃朱陆“,中华书局,1956年,第56页㊂余英时:‘我所承受的 五四 遗产“,‘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1页㊂参见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㊂吕妙芬㊁康豹:‘导论“,吕妙芬㊁康豹主编:‘五四运动与中国宗教的调适与发展“,台北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2020年印行,第3页(序页)㊂以 五四 研究得名的周策纵在1991年演讲时,仍感觉需要厘清 五四 运动的定义㊁名称㊁范畴与时间界限等问题 ①㊂又几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似乎还是厘而未清㊂下面仅对运动的时限㊁倾向和口号三点略作陈述,以见广狭两义 五四 的差别㊂先说时限㊂就狭义言, 五四运动 得名甚早,本就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㊂现在我们知道,在1919年5月已数次出现 五四运动 的提法②,则此 五四运动 当然不包括稍后发生的 六三运动 ㊂但 五四运动 在得名之后,其范围随着时事的推进而逐步扩大③㊂按现在一般的理解,即使狭义的 五四 ,也大体涵括当年持续几个月的运动,并未把 六三 以及上海的六五运动排除在外㊂广义的 五四 则大体与新文化运动同时,上限一般回溯到‘新青年“创办的1915年,对下限的看法略有不同,大约在1923年至北伐期间④㊂另一种称法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时段上略等于广义 五四 ㊂此称谓其实出现较早⑤,后来使用的人不少㊂然昔人或不过是要整合两个运动以强调 五四 的文化面相,今人则在此基础上更多一层区别于狭义的 五四 之意,也可见广狭 五四 带来的困扰㊂我自己说广义常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 ,说狭义则称 五四学生运动 ,但有时虽说广义而需要讨论五四运动在1919年之后的影响,则在行文中仍只能取 五四 之狭义㊂再说倾向的不同㊂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相当密切,但两者间也一向有不小的差异㊂我指的不是一般所说的侧重政治或侧重文化的差异,而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双方的主旨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和冲突㊂如五四学生运动向被称为爱国主义运动,当天游行是因为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决定提醒了中国人帝国主义威胁的存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味⑥㊂但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显然是偏向世界主义的㊂另一个明显的冲突是,以政治为目标的学生运动,代表着群体性的国家和社会的兴起;而新文化运动强调个人解放,直接针对着时人心目中群体的束缚㊂这不过是两种特别显著的矛盾,其余具体的差异尚有不少㊂而口号的不同就更明晰了㊂当年游行的学生口里所喊的,是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一类口号⑦㊂而一般视为 五四 基本理念的 民主 与 科学 ,其实提出于1919年初㊂陈独秀撰文强调,不能不拥护 德先生 和 赛先生 ,因为只有民主和科学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㊁道德上㊁学术上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⑧㊂这两种口号的差距,真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㊂学生运动的口号到北伐时转化为 打倒列强除军阀 ⑨,可见明显的传承㊂而在学生运动之前提出的 民主 和 科学 ,严格说更适用于广义的 五四 ,后来却成为整个 五四 的象征㊂从上述时限㊁倾向和口号三点看,广狭两义的五四运动有着不小的差距㊂然而随着时间的积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美 周策纵:‘以 五四 超越 五四 “,‘周策纵作品集2:文史杂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第180页㊂杨琥:‘ 五四运动 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霍新宾:‘ 五四运动 一词的早期文本传播与语义演化“,‘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㊂如沈仲九当年所说,学生游行后 罢学罢市的运动,都是继续这运动的,也都可包括在这个 五四运动 名词内 ㊂参见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㊂关于广狭两义的五四运动,参见 美 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 7页㊂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说确有一个 五四时代 ,可能真要到拿枪的北伐这一国民的革命,才真正终结了一个时代㊂如汪德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及其补救方法“,‘新文化“第1卷第7 8期合刊(1934年8月);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㊂如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当时就强调,本会 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 ,而不是外间传闻的 以世界为指归 的无政府主义㊂参见‘京学界之最近消息“,‘申报“1919年5月18日㊂‘山东问题㊃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㊂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 11页㊂邝鄘:‘国民革命歌“,王立平主编:‘百年乐府 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一),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第87页㊂累,在使用 五四 名目时,这样的差异多被忽视 通常被纪念的五四运动多少周年,其实是据1919年的运动来计算的;但纪念的内容,则往往兼及甚至更多是在说广义的五四运动㊂可以说,两种 五四 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从研究者到媒体,大家都共同使用这两个含义其实各异的概念,而不觉其间的冲突㊂甚至可以说,人们很早就在有意无意间创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五四运动㊂经过未必有意的 协商 (negotiation) 这样的协商仍在进行之中 产生出某种妥协①:学生运动成功获得了冠名权 作为整体的象征, 五四 成为涵括广义运动和狭义运动的标准称谓,不论广义狭义;然而广义的 五四 或新文化运动在口号上取得了完胜, 民主 和 科学 渐成运动的基本标识②㊂但这种妥协也是有代价的㊂广义 五四 在涵容狭义 五四 的同时,可能也遮蔽了学生运动的一些基本特色㊂芮玛丽(Mary C.Wright)很早就质疑把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在一起讲是否合适③㊂陈曾焘(Joseph T.Chen)也对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甚为不满,认为过分强调运动的思想面相,其实曲解了运动的真实性质④㊂这样的看法不无所见㊂更重要的是,如果妥协仅是一种并未言明的 约定俗成 ,它也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困惑,毕竟忽略差异并不意味着能够泯除差异的存在㊂现在从高中到大学的教育中,就存在认识不一的问题⑤㊂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普通高中教材‘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同一单元中独立的不同课文,而 民主与科学 是 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两大口号 ⑥㊂在现行部编 新教材 ‘中外历史纲要“上册中,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为一课㊂新文化运动不再是独立的一课,而是作为另一单元中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㊁经济与文化 一课的部分内容,其中强调 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⑦㊂而在大学使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所编的‘中国近代史“重点教材中,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和 五四运动 分别为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章中的第一㊁二节,其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表述则是 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⑧㊂在上述两种中学教材中, 民主与科学 不论是口号还是旗帜,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㊂而在大学教材中, 民主和科学 仅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思想的一部分,不复为运动本身的口号性标识㊂或许编写中学和大学教材的人可以相互沟通,以减少从中学进入大学的本科生之不适㊂在三本教材中, 民主与科学 与五四运动都仅有相邻的关系,而不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㊂而一般的学术研究,则多将 民主与科学 视作 五四 的口号或精神㊂如魏宏运明言: 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 民主 和 科学 的口号㊂ ⑨陈旭麓也说,民主和科学 集中地体现了 五四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所谓 协商 ,也包括论辩甚至互相攻讦㊂攻讦者往往将 五四 统而批判,使得防守方的立场也日益整体化, 五四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 一元化 的㊂因为正反双方的 共识 是在 对垒 中形成的,只要仔细检视,自然能够看到其中的种种断裂㊂不过这种昔年论辩时为战斗而 一元化 的倾向,后来也逐渐影响我们的学术探究,或多或少强化了 共识 的形成㊂参见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㊂转引自 美 周策纵:‘以 五四 超越 五四 “,‘周策纵作品集2:文史杂谈“,第180页㊂Joseph T.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Leiden:Brill,1971, p.1.关于五四运动在中学教育中的概况,我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瞿骏教授请教了上海闵行中学的范江老师和上海复兴高级中学的徐宁老师,特此致谢!但我下面的陈述和看法不代表他们的意见㊂齐世荣总主编:‘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7页㊂‘中外历史纲要“(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34页㊂‘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㊁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2页㊂魏宏运:‘关于 五四 时期的 民主 和 科学 问题“,‘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2页㊂的时代精神 ①㊂需要说明的是,以 民主 和 科学 为 五四 的标识,并不是后之研究者人为 制造 的问题,很多 五四 的当事人就是这样看的㊂5月4日当天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后来就说: 五四 的积极口号是 民主 与 科学 ㊂ ②另一位政治倾向不同的运动当事人许德珩在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时,开篇就提到 中国人民大众所千呼万唤的德先生㊁赛先生,仍然是停滞在险阻艰难的途程中 ③㊂而时在北大并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张申府也明言: 五四时期的中心口号是科学与民主㊂ ④此虽后来所言,然他们都是身与其事或身处其时的人,当然知道 民主 和 科学 并非学生运动本身的口号,却愿意接受其为 五四 的标识,表明他们其实倾向于广义的 五四 观㊂实际上,广狭两义的 五四 本有所重叠 大量处于运动中的学生先已在从事创办刊物等偏向 文化 的事业㊂‘新潮“的主角傅斯年成为5月4日游行总指挥,创办‘国民“杂志的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都是显著的表征⑤㊂而在他们的自视中,这些事业应当就是学生运动的一部分㊂这或许就是不少运动当事人能接受以 五四 一词来同时指代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培养了1919年走上街头的学生,而学生运动的出现又大力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甚至改写了新文化运动㊂广义和狭义的 五四 确有明显的差异,又相互关联而有所重叠,其实很难截然两分㊂如周策纵在1995年所说,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的结果,是 它们都无法被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 ⑥㊂我们当然希望更充分地理解和认识 五四 本身及其所处的时代,那么是否应当尊重 五四 当事人的选择,更明确地采纳广义 五四 的界定呢?对 五四 认知的模棱态度不仅已实际影响到高中至大学的教育,对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也有所扰动㊂当下研究生所受教育大多更接近学术研究的成果,这意味着大学生在进入研究生的学习后,对什么是五四运动的 正确 认知,会感到困惑,至少是不适应㊂所以对于 五四 ,我们可能确实需要一种更加鲜明的态度㊂至少也要在高中或大学本科阶段就告诉学生,关于 五四 ,其实存在广狭两义的认知㊂(本文作者㊀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对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点思考瞿㊀㊀骏㊀㊀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斐然㊂举凡著作㊁论文㊁传记㊁年谱㊁文集㊁资料汇编等公开出版物就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为后来者铸就了高台㊁建立起楼宇,在此基础上的临风远眺便①②③④⑤⑥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1页㊂傅斯年:‘ 五四 二十五年“(1944年5月4日),‘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81页㊂许德珩:‘ 五四 二十九周年“(1948年),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第463页㊂张申府:‘科学与民主 为纪念五四写的“(1942年),‘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5页㊂参见‘许德珩回忆录 为了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5 53页㊂这位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以民主与科学 为一生行事之目标,则其所言之志实甚明晰㊂美 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 繁体再版自序 第15页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