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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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文化现象分析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经历了许多动荡和风云变幻。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也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现象。
本文将就这些文化现象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小说风行民国时期的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在当时非常风行。
对于许多年轻女性而言,要读一本好看的小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个时代的言情小说,往往描述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情感,情节曲折动人,亲情友情和爱情错综复杂。
其中,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堪称当时的“小说大师”。
二、电影热潮民国时期对电影的热爱是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但是真正的电影热潮是在20年代到30年代形成的。
这个时期的电影艺术家把西方的电影技术和表现手法引入到中国,使得中国电影这个崭新的艺术形式快速发展起来。
当时的电影,往往以社会题材为主,反映大众生活和社会现实情况。
同时,歌舞片也非常流行,成为了当时最具特色的电影类型。
三、音乐潮流传统的音乐文化在民国时期是非常受欢迎的,例如民歌、戏曲、器乐等。
但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新的音乐风格也逐渐流行起来。
例如爵士乐、摇滚乐等,在当时被认为是潮流的代表。
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如叶挺、黄霑等。
这些音乐人以他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才华,在音乐界创造了很多经典。
四、新诗运动民国时期,新诗运动是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大亮点。
新诗运动是现代诗歌文学的起源,是一次反抗文言文和古典诗歌束缚的运动。
新诗运动中的大量优秀诗人如郭沫若、徐志摩、丁玲、胡适等,都是以自由的精神、富有个性的创作风格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为特点。
五、报刊之兴民国时期的报刊业也处于高峰时期,很多知名的报纸出现在这个时代,如《新民报》、《申报》、《大公报》等。
这些报纸不仅扮演着新闻传播的角色,还发挥了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此外,也有许多文化类杂志,如《青年杂志》、《小说选刊》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
六、艺术之起民国时期,许多年轻艺术家,如张大千、吴湖帆、林风眠等,开始在艺术界崭露头角。
《文史参考》辛亥专刊(10月上):1911 压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
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
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历史回顾总是“倒放电影”,赵烈文的预言今日看来准确无比。
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春末或秋初,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无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会在一百二十日内,土崩瓦解。
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的确岌岌可危,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何以就会如露如电,转瞬即空?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曾指出“国朝有天下太巧”。
异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不管雍正费尽心思地印行《大义觉迷录》也好,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被曾国藩用“文化”这件法宝敌住了。
然而平定洪杨之乱,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
尤其同治之后,许多“祖制”被打破,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张之洞纵无异志,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
从大环境来说,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排满主张的兴起,绝非清初“反清复明”的翻版。
二百年了,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反不如“长毛之乱”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
1石毕凡:《近代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年版。
2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年版。
3吴经熊、黄公觉:《中华民国制宪史(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37年版。
4吴经熊、黄公觉:《中华民国制宪史(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37年版。
5居正:《居正文集(下)》,罗福惠、萧怡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刘静文:《中国宪政原理》,正中书局,1944年版。
8程树德:《宪法历史及比较研究》,朝阳学院出版部,1933年版。
9张友渔:《中国宪政论》,重庆生生出版社,1944年版。
10张君劢:《中华民国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11程树德.宪法历史及比较研究[M]. 北京:朝阳学院出版部,1933.12石毕凡.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13孙科.孙哲生答于右任[N].时事新报,1932-05-06.14王造时.荒谬集[M]. 上海:自由言论出版社,1935.15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A]. 中国民主社会党[C].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8.16张君劢.国民党党政之新歧路[J]. 再生,第一卷第2期,1932.17耿云志.胡适语粹[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8杨兆龙.杨兆龙法学文选 [M]. 郝铁川陆锦碧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梁启超.中国沉思——梁启超读本[M]. 老愚选评.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20明恩溥(1845—1932年),英文原名是Arthur· H· Smith。
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他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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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罗志田.学战:传教士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顾学稼等编著.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 [M] .1994。
“亡秦或楚”:基于秦亡之际反秦势局的思考◎张祚庥内容提要 秦统一后,楚地爆发过多次反秦叛乱,但皆被镇压。
陈胜吴广起事能发展壮大应与秦内部动乱有关。
因始皇帝生前未明立储君,胡亥即位后,大肆屠戮秦宗室大臣,这是陈胜吴广起事的政治环境。
战国末期,赵国曾多次击败秦国,并一度挫败了秦统一计划。
赵人在反秦战争中表现十分积极,亦有灭秦之志。
结合秦简中相关记载,秦统一后,整个新地时常发生叛乱,原六国的反秦运动在统一后并未停息,这是秦末六国反秦运动发展迅猛的一大重要原因。
章邯击败项梁主力大军后,楚国一度危如累卵,项羽所率援赵大军目的是保楚,而非灭秦,项羽大军在巨鹿击败章邯所率秦军主力,带有较强的偶然性。
考虑到秦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亡秦是必然的,而由楚国来完成亡秦之业,是偶然的。
关键词 亡秦必楚 秦 赵国 新地 项羽 岳麓秦简〔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11-0119-11 “亡秦必楚”一词首次出现是在《史记·项羽本纪》中: 居?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
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①对于“亡秦必楚”的内在含义与原因,学界给与了较多关注。
田余庆先生见识高远,立论宏大,其从张楚反秦入手,将张楚反秦的历史背景与昌平君反秦及秦灭楚战役一一勾连起来,描绘出了秦楚之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并提出“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的著名观点。
②陈苏镇先生则进一步阐述了“亡秦必楚”的原因,其指出秦法与楚俗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楚人最憎恨秦政,楚人反秦的意愿远比其他五国强烈。
③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又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亡秦必楚”展开论述,其中张梦晗用力最深,其指出秦对荆新地的统治放大了秦楚之间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这是楚人反秦的直接原因,而楚国政权东移,楚人力量集中于江淮流域使得东南地区成为反秦战争的策源地。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
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 oiceless)状态。
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
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
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
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
民国电影”的研究现状与史料的重要性李亦中-、“民国电影!勺研究现状各位同仁&寺别是各位年轻的南艺学者,我是昨天傍晚到达南京的,志愿者来车站接我&关心我&问老师您是不是感冒了,听到我老咳嗽,我说我没感冒也没发烧,这个就是从上海带过来的,跟南京没关系&可歇性的。
我希望这十分钟里面不要发作,影响我的发言。
刚才周星说他在高空中过来,我们是走地面的。
南京到上海坐高铁很方便&一个半小时&那么我在路上就把其他东西清空,脑子里面就想这个“民国电影”四个字。
前面发言刚才几位说的都非常好,我也不重复。
我是按照论坛发的一个议题备忘录的三点,我都会涉及一下。
首先,我想说的算是迟到的祝贺,因为我开始稀里糊涂以为这次是个揭牌仪式&没想到你们已经很低调地成立了这个研究所,这是民国电影研究的一个大动作,是要祝贺的。
周星老师在参加教育部启动一个大的计划叫做“协同创新工程!2011工程。
我们可能不是那种校级的&旦事实上也是对来自各个地方中国电影感兴趣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海外的&这里有许多贵客&我相信事业有成(第一个议题就是命题里面提及的民国电影研究的现状&这里我不重复&刚才我也讲了很多自己的见识,其实做大一点就是把民国电影这个概念提出来,我们不是为了概念而概念,确实是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自己以前写过两次,写高校教材,统编教材,就是让你写一章&两万字多一点,中国电影的历程,肯定是一个分段的概念,我都记得很清楚,以前怎么写呢?就是那个分段的概念,叫做《解放以前的中国电影(1905—1949)》,后来写另外一本又改了一下&子像太长了,叫《中国电影1905—1949》下次我没准就写《民国电影汀。
但是它是带了一个问题&既念很好,刚才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的专家的发言&也用了一个断代的概念&可能跟我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下沿在哪里呢?因为在海峡两岸&他们那边就是一直在记&是这个沿下去了。
光影中的沉思——关于民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光影中的沉思——关于民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引言电影是一种强有力的媒介,能够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达故事,传递情感和思想。
自民国时期的电影开始发展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
本文将回顾并探讨民国时期电影史的研究,探究其中的光影背后所蕴含的思考与沉思。
一、民国时期电影的起步与发展民国时期被誉为中国电影黄金时代,是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自中国第一部电影《清明上河图》的出现以来,电影开始在中国迅速普及,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电影工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人才。
这个时期的电影作品丰富多样,涵盖了社会、历史、爱情等多个领域,成为了当时中国人审美与思考的重要来源。
二、民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回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们对于民国时期电影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该时期的电影创作、电影行业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研究者们通过对电影作品的展示和分析,呈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电影创作艺术,揭示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研究者们对民国时期电影的艺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民国时期的电影艺术在技术和美学层面不断突破创新,提升了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
例如,电影家陆文夫在其执导的电影《马路天使》中运用了多角度拍摄手法和瞬间切换的快速剪辑手法,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创新潮流。
此外,研究者们也对电影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的电影市场竞争和公司之间的重组,帮助我们了解了当时电影行业的现状和现象。
这些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电影行业的兴衰和发展趋势,为当代电影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进一步的研究也聚焦于民国时期电影对社会的影响。
民国时期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对当时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一些电影通过展示社会现实和强调社会问题,呼吁人们关注社会问题并寻求变革。
民国时期西安电影文化研究(1930-1949)民国时期西安电影文化研究(1930-1949)民国时期,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娱乐形式,迅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追捧。
西安作为中国西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同样也成为了电影文化的热土。
本文将深入探讨民国时期西安的电影文化,旨在展示当时电影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安的电影产业开始兴起。
最早的电影院于1932年在西安市中心开业,迎来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大路》的放映。
这标志着电影在西安的正式引入。
随后,西安的电影院数量迅速增加,为当地观众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选择。
而且,这些电影院还成为了当时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民国时期西安的电影产业很快蓬勃发展起来,成为了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电影制片业中心之一。
许多电影制片公司在西安设立,电影制片人的数量激增。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十进造影业"和"西安影业公司"等。
这些公司积极参与电影制片的各个环节,包括制作、导演、编剧等。
他们尝试着在西北地区建立自己独特的电影制片风格和审美风格,为电影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的电影文化在民国时期也与其他地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西安的电影院定期放映国内外的优秀电影作品,从国外引进的电影也成为当时观众的热门选择。
通过观看这些电影,西安的观众能够接触到国际电影的先进技术和影片制作水平,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思路。
同时,西安的电影制片公司也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将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国外观众,使西安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重要门户之一。
民国时期西安的电影文化还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通过电影制片和放映,包括电影音乐、服装、建筑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文化元素逐渐渗透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通过电影,人们对于思想、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观念也受到了冲击和改变。
同时,电影也成为了艺术家们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重要途径,丰富了当时西安的文化生活。
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原因探析作者:屈岳红蒋倩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3年第24期摘要:纵观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研究,对其影响评价褒贬不一。
但很少有学者系统分析院系调整产生的原因,未曾从原因入手对院系调整的得失进行评价与反思。
本文重点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原因,认为院系调整是出于满足国家经济建设所需、实现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统一和集中的领导,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和解决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
因此,院系调整的最终效果是符合原有预期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环节。
关键词:高等教育;院系调整;高等学校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23.24.06520世纪50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影响。
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学者们已经对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评价与论述,但大部分的评价都是从院系调整的结果入手,“倒放电影”式地去回溯其过程并研究其影响。
学者对于院系调整提出的相关因素进行简单分析总结,部分学者对院系调整的政治、教育、经济、文化背景进行简要分析,部分学者从院系调整的某些历史动因进行分析,还有部分学者探究了院系调整的提出是为解决当时社会某一方面的矛盾。
综合来看,学者相关研究没有全面深入地从院系调整的原因出发对此事件进行探索和评价,所以对院系调整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索有其必要性,基于此,本文对院系调整政策制定的原因进行探索。
1经济方面,培养专门人才以服务经济建设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起到决定作用,能够推动并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教育也必然被其推动和制约。
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第一,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生产力发展水平之所以制约着教育目标的设定,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方式决定着劳动力的规格,进而决定了教育所培养人的规格,尤其是人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规格。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
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
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
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
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
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
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革命推翻清朝是因为革命派更进步(因而更正确)的论述,同理也常见于论证北伐军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
不论史学究竟是否可算严格意义的“科学”(近年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关注),这样先验的研究倾向肯定减少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
在此倾向下重建出的史实,也可能距原状更远。
以民国史研究为例,我们的民国史研究近年发展较快,论著日多,若以进步速度论,在近代史研究中应可名列前茅;但与近代其他时期的研究相比,深入程度仍嫌不足。
对民国时期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我们的认识似尚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除一些类似五四、五卅、北伐、抗战、国共之争等大事件有数量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余内容恐怕连普遍的覆盖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
而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恐怕都还相当不足。
概言之,整个民国史研究或者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而全面的社会与集体心态重构尤嫌不足,一个比较全面的动态民国历史图像还有待于重建(即使对上述已集中研究的事件,也存在有选择地注重和忽视不同因素的问题)。
民国史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是一个相对更为薄弱的时段。
此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亦然。
在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两卷共26章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占两章;在法国学者J ean Chesneaux,Fra ncoise Le Bar bier and Ma riecla ire Ber g re撰写的民国史(China fr om the1911Revolution to Liber ation,tr.by Pa ul Auster,L 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 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时期为全书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军阀时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谢里登(J a mes E.Sheridan)写的另一本民国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 a in Chinese Histor y,1912-1949, New Y 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时期为全书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
近年中外对北洋时期的研究稍增,但总量仍不算多。
很显然,败落的北洋军阀已成为历史写作上的“过渡”章节。
其实,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
即使仅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给对立面以发言权,然后可得到接近原状的认知。
只有对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和北洋双方的心态、观念、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从既存研究北伐时期的多数论著看,过去似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仿佛20年代一直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在进行斗争。
其实,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前后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
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引起人的充分注意。
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争斗,只是在1927年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
当时报刊上最著名的“赤党”,实际上是活跃在台面上的左派国民党成员徐谦与邓演达,对真正的中共反而了解不多也注意不足。
这样看来,既存的研究倾向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
“倒放电影”手法的优点是:由于
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
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特定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
但这一手法也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这样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熹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出一些脱离时代的研究结论。
黎澍先生曾总结出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中之一就是追随“国民党观点”,即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
这一倾向其实在西方也存在,尤其在民国史研究中特别明显。
自从国民党开府广州特别是宋子文掌管财政后,实行了西式税收新政策,使政府财源陡增,有力地支持了广州政府的东征北伐。
过去许多中外研究者都将国民党的新政策视为中国财政的“现代化”而予以肯定,但当时舆论对此曾有非常强烈的反弹(意味着民间对此“现代化”举措甚为不满)。
无论后来怎样评价这一政策,当时这些反对舆论长期为中外研究者所忽视,很能说明中外的民国史研究无形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比北洋更进步的)国民党观念的影响。
章太炎就是当时指责国民党擅加苛税,其暴敛害民甚于北洋政府中的一个。
而现存对北伐前后政治的研究,除极少数外,均甚少提及像章太炎、梁启超这样一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且颇活跃的思想大家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言论。
其实,对身处战乱与革命时代的各种类型的读书人(包括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其怎样因应时势的考察,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那一时代的整体理解。
但在一般对章太炎的认知中,公开站在北洋军阀一边这一事实并非他这位革命家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阶段或面相。
这就凸显出“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
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
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选择题材和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但在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皆被剔除后,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
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
有些看上去与所处时段的历史发展结局不一定有非常直接关系的“枝节”性侧面,其实仍能折射出“整体”的相当时代意谓。
民国史上类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重要时段,尤其不容忽视。
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的“失语”面相并给予其“发言权”,我们的民国史图像一定会更具“全息性”,很可能民国史上“进步”的面相也因此比原来所认知的更加生动丰满。
(作者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成都市 610064)
责任编辑 张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