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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城市轴线的演变和发展1.1第一阶段——元、明、清时期（1206—1911年）北京城市轴线的形成北京的城市轴线基本成型于元大都的建设时期。
元大都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后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宫的中心阁[2]，这就是北京中轴线的雏形。
在这条轴线上及两侧，布置着内中书省、宫城、也里可滋十字寺、大天寿万宁、中心阁等一些核心功能区。
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毁去元大都宫室，却保留了包括城市轴线在内的城市格局，改建过程中，先将中心阁改建为鼓楼，作为城市轴线的终点，扩建外罗城时，亦通过永定门的改造，确定了中轴线的南起点。
从外城南门永定门直至钟鼓楼构成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经过笔直的街道，九重门阙直达三大殿，并延伸到景山和钟鼓楼。
在中轴线两侧，分别布置着天坛和先农坛、衙门和官署、“T型广场”和千步廊、太庙和社稷坛、宫城、景山、钟鼓楼。
明代中轴线除了继承元代的思想之后，最主要的就是它建了景山，原来的中轴线上景山位置上有圆形建筑，上面没有山。
景山是挖湖堆出来的山，其巧妙之处在于，使景山成为中轴线上的全城制高点，增加了城市景观，也丰富了城市轴线的内容。
中轴线的末端是钟鼓楼，钟鼓楼的作用和皇城不一样，它是给老百姓报时的，是为民服务的，这体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1.2第二阶段——民国时期（1912—1949年）北京城市轴线的演变自明中叶北京大规模添建直至民国，北京的城市轴线格局未有大的变化。
古代北京的中轴线上是皇家的建筑，所有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性、宗教性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
民国以来，由于皇家禁区的整修开放，大规模改造和拆除城墙、增辟城门，中轴线两侧建筑的皇权意义淡化并最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这些封建禁地成为市民化的公共空间，皇权空间轴线转变为单纯体现北京旧城风貌的空间轴线[3]。
1.3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年至今）北京城市轴线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景山以北和前门以南段轴线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模糊，但与此同时建设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及毛主席纪念堂却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中段轴线，使原先封闭的轴线具有了开敞特性，生长出一种新的空间特点。
这幅地图上，并没有对望京进行标注，但已经可以从地理位置进行判定。
地图望京
年份：1894年北京地图
下面这张地图出版于1894年，由日本人绘制。
大家对这个年份是不是很熟悉？没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年份。
从地图描绘之精细来看，这幅地图的用途就可想而知了。
地图上标注了大小望京村、南湖渠等地名。
但是众所周知，大小望京村与咱们目前的是没什么关系的。
只不过在过去，同属于望京地区而已。
地图望京
地图望京
年份：1915年实测京师四郊地图
这份在1915年由当时的民国政府绘制的地图中，不但对望京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描绘，还相对清晰地描绘了望京及周边区域的村落构成，是考证望京地区发展的重要史料。
上排左图：1957年北京地图
上排右图：1949年北京地图（解放版）
下排左图：1950年北京地图
下排右图：1968年北京地图
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解放后市区扩展示意图中显示，望京地区（北京城区东北侧）属于1949年后建筑用地，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待发展区。
地图望京
这幅地图中并没有明确标注望京区域，但从这幅地图上，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望道路、城市规划已焕发生机。
地图望京
年份：1983年北京地图
从历史中走来，一幅幅老地图带我们了解了望京在历史的长河中从简单标记，到悄然消失，再到惊艳登场的过程。
如果，未能在老地图中找到望京的痕迹是一种遗憾，那么一代代望京人用自己的奋斗，建设家园、守护家园，打造全新的望京名片，弥补了历史的遗憾，也翻开了全新的
发展篇章。
热爱生活的望京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开创者。
民国老北京地图：《北平市区域图》
《北平市区域图》，尺幅：45.5*37cm。
呈现出北京市市区和郊区的格局分布，内7、外5、郊8，同时以数字命名市辖区，共16个区。
民国时期出版的北京城市地图常见的是内外城地图。
像这种展示老北京市所辖全部区域的分区图非常难得！见证了北京首都的发展，难得的历史资料。
该图没有注明具体的出版时间，应该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出版的。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民国政府废除日伪时设置的“北京特别市”，恢复北平市，仍为院辖市，辖20区（内7、外5、郊8），同时正式收回东交民巷使馆区；同年12月6日，北平市政府恢复以数字命名的市辖区，共16个区。
1947年3月，北平市政府调整郊区行政区划。
将原郊区8个，依次为十三至二十区。
现存最早的一幅绢地彩绘《北京内外城全图》孙 果 清在国家图书馆宏富的中文古典文献中有一幅《北京内外城全图》。
该图是绢地彩色手绘本，图幅纵240厘米，横180厘米，方位上北下南。
绘图手法采用传统的平面、立体相结合的形象画法，绘出了清中叶北京内外城的街道、胡同、河湖、桥梁的分布以及宫殿苑囿、官署仓场、王公府第、祠坛寺庙等各类建筑物的位置（见图一）。
该图绘成后，一直深藏库中，秘不示人。
因此，该图保存完好，色彩艳丽，是一件珍贵的地图文物。
从地图内容、规模、绘制技术等方面看，它绝非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必然是在官府的主持下，组织绘图人员、利用内务府档案资料，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绘制而成的。
现就有关问题探讨如下。
一、《北京内外城全图》的绘制年代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作者姓名及绘制年代。
现在的图名是作者根据该图的内容、范围而命名的。
经详细检阅之后，发现图上所有的“寧”字，均写作“寧”字，例如：万寧寺、崇寧寺、坤寧宫、寧寿宫、广寧伯街 、广寧门等。
显而易见，这是因避讳清道光皇帝名字中的“寧”（宁）字所致。
图中没有绘出咸丰元年（1851）所封的“恭王府”、咸丰初年签订并施工建设的各国“公使馆”和“总理衙门”、“总税务司署”等官署。
由此推测，这幅图应绘于道光年间。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幅图的具体绘制时间，现将图中绘出的部分王公府第名称提捡出来，并查阅有关资料加以对照分析，以便为考证这幅图的绘制年代，找到可靠的根据。
清朝，王公府第的大小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
由于受封者的住所是王室颁赐的，因此，当官位出现升降或恩宠发生变化时，其府第即有可能改换主人，所以府第的名称或宅居主人的官阶有着鲜明的时间性。
图中对王公府第的名称、位置有较详细的勾绘，或画出立体的门楼，或标注出王府、公府、贝勒府等名称。
这些绘有爵号的府第，表示主人仍袭有原爵位。
无爵号的府第，表示其主人可能是不太受宠的王公，或其先人曾被封爵，但在这幅地图绘制时，府第的主人已不享有封爵待遇。
【史话舆图】由208张图纸拼合而成的《乾隆京城全图》，堪称北京地图史上的奇迹做最好看的北京视觉历史平台阅读地图，就是阅读历史，每一幅地图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一笔一画、一点一线描绘了街巷胡同、城垣寺庙，勾勒了山川河道、宫苑园林，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便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北京城与逝去的旧时光。
本文2500字需阅读8分钟撰文▏眉有一点风编辑▏阿嚏校核▏橙子01历史上的北京城，各个时期都有相对应的的城市地图，它们反应了那个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与历史变迁。
明朝末年，随着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将西方先进的地理勘测与绘图技术带到了中国，中国从此也有了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的、精确的地图。
进入满清，尤其康乾两朝，将西方测绘技术发挥到极致，前后两次对全国进行大规模实地勘测，促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两幅“全国地图”的出现。
我们今天讲述的《乾隆京城全图》，便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对北京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实地测绘工程的最终成果。
该图范围包括北京“内城”与“外城”区域，主要表现官署衙门、王宫府第、街衢道路、寺观庙宇、水道湖池、民居房舍等自然人文景观。
如下图：▲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总图原图总长1402厘米，宽1326厘米，由51幅“分图”拼合而成，每幅“分图”长84厘米，宽26厘米，比例尺约为1：650。
《乾隆京城全图》于1935年在故宫原清朝内务府造办处被首次发现。
1940年7月，日本“兴华院亚北联络部政务局”将该图缩印出版，比例改为1：2600，装订成17册，附解说及索引。
同年，故宫博物院亦以《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为名，比例尺为1：2400，影印为散页函套装帧，共208张，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02为便于研究查询，后人将此图进行了“行列编号”（横向为“行”，竖向为“列”），自上而下共十七行，自左到右共十二列。
▲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总图带“行列编号”每一行的图纸归为一组，每组包括10-12张“分图”，以及一张“索引页”，如下图：也就是说，通常的“北京地图”是一张图纸，而在这里是208张“分图”构成，其精细程度可见一斑。
北京旧城胡同现状调研报告（2005年－2006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旧城胡同现状调研报告》课题参加单位及人员课题委托单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课题协作单位：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协调人：白晨曦、孙庆贺项目负责人：冯斐菲规划设计人：李楠、费萌、王国威、王晨光、孙成伟、薛宏博、闫硕合作人员：汤羽杨目录前言 (1)1.研究背景 (1)2.研究目的 (1)3.研究框架 (1)第一章北京旧城胡同的形成及演变 (3)1.1胡同的形成 (3)1.1.1胡同的起源 (3)1.1.2“胡同”一词的起源 (4)1.2胡同的形制 (6)1.3胡同的特征 (6)1.4胡同的变迁 (7)1.4.1胡同数量的变迁 (7)1.4.2胡同数量变迁的影响因素 (7)1.4.3胡同形态的变迁 (8)第二章北京旧城胡同现状调研与分析 (9)2.1胡同调查范围与对象 (9)2.1.1调查范围 (9)2.1.2调查对象 (9)2.2胡同调查方法及内容 (10)2.2.1历史考证 (10)2.2.2客观记录 (10)2.2.3分析判断 (10)2.2.4空间印象 (11)第三章北京旧城胡同调研结果的归纳总结 (12)3．1总量统计 (12)3.1.1胡同的数量 (12)3.1.2胡同的分布状况 (12)3.1.3胡同的宽度 (13)3.1.4胡同的交通状况 (14)3.1.5胡同风貌保存状况 (14)3.1.6胡同历史文化资源与内涵 (15)3.1.7胡同旅游发展潜力 (16)3.2小结 (17)后记 (18)1．调查中的问题 (18)1．1历史年代 (18)1．2市政基础设施 (18)1．3分析判断 (18)2．胡同保存前景判断 (18)附录一相关研究 (20)1《北京旧城胡同现状与历史变迁调查研究》 (20)2《胡同保护规划研究》 (20)3《北京旧城胡同系统空间形态的保护与发展研究》阶段成果 (20)4《北京胡同环境整治指导意见》规划学会 2006 (21)附录二文献清单 (22)附录三北京旧城胡同现状调研基础信息汇总表..................................... 错误！未定义书签。
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一. 民国时期政区设置（一）历史背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名国诞生。
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
2月12日，清宣统皇帝退位。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5月，临时政府前往北京。
民国四年12月12日，袁世凯窃果称帝，此后进入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中华民国承袭了清朝的领土疆域。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孙中山签署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此外，台湾省人处在日本占领之下。
由于时间较短，临时政府来不及对地方行政区划有所建置。
北京政府初期，沿袭的二十二省为：直隶省（治天津）、奉天省（治沈阳）、吉林省（治吉林）、黑龙江省（治龙江）、山东省（治历城）、河南省（治开封）、山西省（治阳曲）、江苏省（治江宁）、浙江省（治杭州）、安徽省（治怀宁）、江西省（治南昌）、福建省（治闽侯）、湖北省（治武昌）、湖南省（治长沙）、广东省（治番禹）、广西省（治浥宁）、云南省（治昆明）、贵州省（治贵阳）、四川省（治成都）、陕西省（治长安）、甘肃省（治翶兰）、新疆省（治迪化）。
另有顺天府仍沿清旧制；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方，均维持原状；台湾省仍有由占。
地方的行政区划，清末为省、道、府、州、县（厅）五级，拟改为省、县两级未实行。
民国二年（1913年）1月，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废除州、存道县、实行省、道、县三级的行政区划体制。
随后于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进行一系列行政区划的调整。
（附注：此图扫描于中国历史地图册——民国时期行政图）（二）不同级别行政区划的调整1.省级区划调整民国三年（1914年）5月，顺天府属宁河、大城、新镇、文安四县划归直隶省。
其余所属廿县，皆明确归顺天府管辖，原受制于长官者，一切罢去。
同年10月，顺天府改制，原辖区域设置京兆地方。
解读明清北京城明清北京城布局建制历史前沿明清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唯一继承首都地位的城市，集中国都城建设之大成。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告成”，历时15年，正式定都北京。
明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元大都城的改建，北墙南缩5里，南墙向南展出2里，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
重建了宫城和皇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修筑外城，仅筑成南侧一面。
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基本规模宫城即紫禁城，也就是今天北京明清的故宫，位于内城中部偏南地区，周长六里一十六步，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面积0.72平方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
宫城设置八门，南五门，即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端门、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清改为神武门）。
宫城内压在中轴线上的有七座主要建筑物，以乾清门为分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即前朝后庭。
前三殿为奉天殿（嘉靖四十一年改为皇极，清改为太和）、华盖殿（同上改为中极，清改为中和）、谨身殿（同上改为建极，清改为保和），后三殿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
宫城周围有护城河，宽达52米，称为御河（清称筒子河）。
清代紫禁城的建筑物多有重建，名称也有变迁，但基本上维持了明代的规模。
皇城在宫城之外，周长十八里有奇，缺其西南角，南北长2.75千米，东西宽2.5千米，面积6.87平方千米。
东部为宫城，西部为西苑（元为西御苑），中部为太掖池（即元太液池，增开南海）。
皇城有六门，“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
清改大明门为大清门，北安门为地安门。
内城即元大都城改建而成，周长45里，9门，东西长6.65千米，南北宽5.35千米，面积35.57平方千米。
正南为正阳门（即前门），左崇文门，右宣武门；东之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之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之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
老北京地图，1949年10月解放版《北平内外城全图》
《北平内外城全图》，邵越崇编著，陆洁清校阅，1949年10月复兴舆地学社出版，折叠为64开，携带方便，展开54x36.5cm。
主图反映了当时北京内七外五的城市格局。
第一区（内一区）
第二区（内二区）
第三区（内三区）
第四区（内四区）
第五区（内五区）
第六区（内六区）
第七区（内七区）、第八区（外一区）、第九区（外二区）
第十区（外三区）
第十一区（外四区）
第十二区（外五区）
图的两边为电车线路表（共七路）；公共汽车路线表（共十一路）；戏院及电影院一览表（标注58家）；饭店旅馆一览表（标注了44家）。
下方为游览指南文字介绍，分为北京史略和游览胜地。
游览胜地介绍了：一、古物陈列所；二、故宫博物院；三、历史博物馆；四、国货陈列馆；五、中南海公园；六、北海公园；七、中山公园；八、景山；九、天坛；十、先农坛；十一、什刹海；十二、孔庙；十三、太庙；十四、崇效寺；十五、雍和宫；十六、市集庙会；十七、郊外游览胜地等。
探究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版图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民国的建立是中国政体由专制转向共和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长期的国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政治环境的变动对北京文化面貌的更新有着深远影响。
但从一个更长时段考察，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图景其实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早在清代后期就已随着西方新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涌入而发端。
不用追溯得更早，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国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省。
庚子年间北京的沦陷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文化自信，曾经异常稳固的心理防线瞬间解体，帝都成为战场前线，再也无法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以此为契机，北京加速并入现代城市文明轨道。
庚子年之后的北京，实际上已经启动了文化更新的最初程序，进入民国之后，这个进程只是加速了而已。
一、报界波澜：民初北京文化气候的风向标19世纪末期，与上海、广东等开埠较早的国内城市相比，北京不仅在现代化程度方面明显逊色，而且在政治风气上也非常保守，一批政商要人与新式知识分子大都在远离这座帝都的地方进行着他们各自的事业。
尤其是上海，自晚清以来逐渐成为西学传播中心，戊戌以及庚子之后，这里形成了全国最为发达的文化事业，涉及出版、教育等多个领域，众多新式知识分子在此聚集，上海的文化地位持续上升。
但在中国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格局中，北京的优势地位一直不可忽视，从最初的创办报刊、启蒙民众到后来的政党办报、影响舆论，北京对全国的引领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比拟。
庚子事变之后，配合宪政风潮兴起与民族危机意识高涨，中国论文网客服全程一对一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展开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北京民众对报纸、演说等现代舆论手段的接受。
进入民国之后，政体发生根本性变更，共和体制确立，临时政府北迁，大批国内政要、国会议员等纷纷从南方北上，一时间各色政党、团体纷纷出现在北京，以便在即将选举产生的国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北京城再次成为各政治势力展开各种活动的最中心舞台。
由于言论限制的松弛，舆论开始成为新的“工具”，办报之风席卷全国，多个政党纷纷在北京创办自己的报刊，力图通过舆论场域的胜利为政治斗争的天平增加“砝码”，多年来政治氛围异常沉闷的北京空气也为之一变。
据统计，1911年仅有10余种，1912年2月向民政部立案登记的报纸已经达到90种左右，实际出版的新报纸有50多种，占全国新创报纸的九分之一，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近代中国报业中心上海。
①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报纸、期刊仅出版几期，部分报刊内容也十分单薄，但如此众多的报纸、杂志的长期出版或相继更替依然为北京营造出一个各自为主、众声喧哗、相互竞争、充满生机的舆论与传媒环境。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的一大特色即“政党办报”，中国论文网交易安全报人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政治人物也大多插手报业。
当时国会中形成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阵营，北京各报也基本分属两大报团。
国民党系包括《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亚东新报》(宋教仁创办)、《民主报》、《民立报》、《中央新闻》等同盟会会员所办报纸，它们在京成立“国民党新闻团”。
《国民公报》、《新纪元报》、《亚细亚报》、《中国公报》、《民视报》、《京津时报》、《新中华报》、《北京时报》、《中国报》、《国权报》、《黄河报》、《国华报》、《大自由报》等17家报纸共同在京发起新闻记者俱乐部，与同盟会系报纸分属不同阵营。
在这些政党报刊中，有许多是政党政治的鼓吹者，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憧憬之情，那些因政党而设的报刊，同时也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的繁荣建立在当时政党政治勃兴的基础之上，当政治环境变化，这种局面也将不复存在。
中国论文网团队专业1913年宋教仁被杀，二次革命爆发，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几乎全被封禁。
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恢复帝制，进步党人也无立身之地，政党政治在袁世凯的专权下逐渐瓦解。
袁世凯当政时期，非常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监督，于1914年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利用各种法令，限制言论自由。
一度十分兴隆的报界在袁氏打压之下，陷入困境，“综计1912年4月至1916年袁世凯当权期间，新闻记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杀。
”②北京由于所处政治前沿地带，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国民党系报纸几乎全军覆灭，余下的其它20余家报纸“无一敢言”，“皆如寒蝉仗马，不着一字。
即有一、二卓卓者，亦不过于报纸纪事中稍参以皮里阳秋之笔，令有识者于言外求之耳。
”③大多报纸甚至放弃了对时局的评论功能，一向以时事评论为主旨的北京报界逐渐转向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旨。
袁世凯去世之后，国会重开，议员北上，政界各派人物再聚京城。
北洋政府废止了袁氏制定的《报纸条例》，解除报禁，北京报界复苏的趋势最为明显，报刊数量猛增，仅仅两三月内，复刊和新办的报刊就有70余家。
④这些报纸代表不同的政治集团，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局面：“近数月以来，京内新闻事业，异常发达，商家政客以及党派，莫不各有一张报纸以发表其意思。
”⑤当时的论者即已指出：“北京报纸最进步最上轨道之时代，不在民国元年民权勃兴之时，而在民国五年与六年民治受创之后。
”⑥在北京报界复苏的同时，一批没有政党背景的民营报纸也开始兴起。
蔡元培、邵飘萍等一批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希望通过办报开启民智。
1915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立第一个民间自办的通讯社“新闻编译社”。
1916年6月，《晨钟报》创刊，原为研究系的机关报，后改名中国论文网流程透明《晨报》。
1917年1月章士钊在京创办《甲寅》日刊。
1918年10月，邵飘萍辞去《申报》特派记者，集资创办《京报》，这是民元以来不多见的没有政治背景的华资报纸，着重报道和评述时局，讲求新闻的时效性与真实性，在邵飘萍手中，华资报纸完成了政党报纸向商业报纸的转化。
《京报》创刊后，最高发行量达6000多份，在北京华资报纸中影响最广。
同年，邵飘萍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把《新青年》迁至北京出版，后来陆续出现了《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语丝》等报刊。
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晚报》，同时还出版《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为中国第一张画报)，副刊连载张恨水的多部长篇小说，吸引了大量读者，日销量最高达4—5万份。
二、从戏曲到电影：娱乐方式与社会新时尚的确立长期以来，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双重地位决定了北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城市，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活紧密围绕政治权力构建。
明清以来，“国都”身份对北京文化面貌的塑造发生了重要影响。
这里聚集了大批不事生产的人口，人口的职业结构决定了城市的消费性质，旗人的悠闲、官员的富有、士大夫的趣味、商贾的集中，也为北京娱乐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小说家倪锡英就在1936年描述北平“可说完全是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
那里，生活的环境，是十分的伟大而又舒缓。
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么样的急促，压迫着人们一步不能放松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过气来。
又不若内地各埠那么的鄙塞简陋，使人感受着各种的不满足”。
⑦蒋梦麟也认为北京“是历代的帝都，也是艺术和悠闲之都”。
⑧后来，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这种情形做了非常精到的描述：“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
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
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
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
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
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
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
”⑨娱乐方式是我们观察北京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窗口。
清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逐渐走向顶峰，京城社会文化消费市场异常发达，市民的娱乐文化丰富多彩，娱乐的物质载体———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遍布内外二城。
民国初年的北京，仍然聚集众多新旧权贵、富商巨绅、军阀政客，商界随着军政人物繁忙的交际活动起舞，社会经济活跃兴盛，各类消费行为热络，呈现出“动”的、繁荣的北京景象。
虽然1920年代进入军阀混战的阶段，战事时而波及北京市面及民生，却未影响权贵富户与政要人物的笙歌享乐。
⑩在民国北京的艺术舞台上，戏曲、曲艺等娱乐行业非常发达，这些艺术形式恰恰适应了京城自在的生活节奏，京剧、昆曲、评剧、大鼓、单弦、相声等曲艺形式在京城都有广阔的观众市场，即使在普通劳动者中，也有众多的戏曲、曲艺爱好者。
民国时期有第一舞台、开明戏院、新明戏院、新罗天剧场、万胜轩戏园、小小戏园、天乐戏园、小桃园、丹桂戏园、小吉祥戏园等，观众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涉及社会各阶层。
源自大江南北的艺术逐渐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中以京剧最受欢迎，“北京为京剧之出产地，上自公卿贵族，下逮编户齐民几乎无人不喜唱戏，故北京戏园之多，亦甲于全国。
凡诸名角均须与京中得名方有价值，洵乎剧界之冀北也。
”对于京剧而言，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皇朝帝都是京剧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这里聚集了最广大的消费群体与最杰出的专业人才。
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始，北京的戏剧演出活动日渐丰富，京剧这一艺术门类逐渐孕育与成熟。
同治年后，京剧的艺术形式日益完善，演出市场最为繁荣。
晚清内廷供奉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戏剧的姻亲关系。
进入民国之后，北京仍是首都，政府官员仍是举办堂会的主体，而前朝的遗老遗少在丧失政治权力之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娱乐休闲之中，京剧仍是重要选项。
同时，在与政治的关系有所疏离的情况下，戏剧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新兴广大市民阶层的趣味与需求成为促动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力量。
同时，京剧这一艺术门类自身也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
早在清末政治体制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戏曲作为舆论宣传、民智启蒙的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运动中。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电影等新型娱乐样式的兴起，对传统京剧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从而加速了其改革，梅兰芳是代表性人物。
京剧形成的最初阶段，老生唱腔是主流，男旦一直处于附属地位。
清代既禁女戏，女伶自然式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排演了时装新戏芳《孽海波澜》、《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从念腔、曲调、念白、做功、舞台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方面都对京剧进行了革新，使男旦艺术达到艺术之巅，开辟了京剧艺术的新天地。
旦角取代老生，有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