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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之解读李飞翔（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42）摘要：危险驾驶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不断给社会制造严重风险和恐慌。
过去由于刑法规制漏洞，这种“醉酒驾车、飙车”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没有受到刑罚的制裁。
为顺应民意，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危险驾驶罪入罪，可谓众望所归。
然而，其罪名的设置适用与理解并不尽善尽美，对于这一年的实践中遇到的挑战，可借鉴外域经验不断完善。
关键词：刑法公共安全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致死伤罪一、增设危险驾驶罪的背景现代交通蕴含着危及他人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的风险，赋予了驾驶交通工具人特殊的责任和义务。
以“胡斌飙车案”及孙伟铭无证驾驶、醉酒驾车致人死伤等案为代表的危险驾驶行为引起了公众巨大恐慌与强烈谴责。
这种极端漠视公共安全的行为超过了社会可允许的风险，从而被作入罪化处理。
危险驾驶罪的入罪，弥补了刑法的漏洞，使法律体系更加的完善;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增强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车人的威慑力，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轻畸重的量刑标准，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
二、危险驾驶罪的分析与理解《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危险驾驶罪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从法条文字表述上不易看出这种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具体指向，笔者认为，此罪名成立需要查明的客观事实不外乎总结为两大方面：一是车辆的情况:机动车及其配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车辆是否在适合的地点以合适的速度开等；二是行为人的情况:行为人是否有驾车资格，是否遵守交通规则，驾驶方式是否正确。
其具体理解如下:（一）行为地点：“道路”的认定此道路的范围意作广义的理解,即除了危险驾驶行为发生在最常见的“大道、马路”，在道路以外的地方如：广场、停车场、小区的草地等人口密集区域，还有相对封闭的社区大院，校园道路、施工道路上所有可使不特定人通行的道路，也应包含在内。
：“增设危险驾驶罪问题研讨会”发言纪要（根据录音整理）发言人：胡东飞，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冯亚东，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莫小宇，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召集人：魏东记录人：田维，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硕士研究生时间：2010年9月26日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东坡体育公园魏东：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关于“危险驾驶”入罪的问题进行讨论，现在学界对草案第22条的争议比较大，请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胡东飞：我的看法分为三部分：第一，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现行刑法是否可以有效地处理；第二，增设“危险驾驶”可能面临的问题；第三，解决“危险驾驶”问题的办法。
首先，我认为，现行刑法可以处理“危险驾驶”问题。
草案第22条拟作为第133条之一，我认为并不可取。
醉驾、追逐竞驶等行为如果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要件，我认为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情形纳入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当然，这涉及到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的解释问题。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置于第114、115条，与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并列，但是学界并没有研究清楚这些罪名之间共同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了整个第二章的兜底罪名。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有一部分犯罪设置了死刑，一部分没有设置死刑，比如第124条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最高刑只有15年。
设置了死刑的罪名又分为两大部分：涉枪犯罪和放火、爆炸之类的犯罪。
就涉枪犯罪来说，由于其下游犯罪可能会非常严重，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配置了死刑；而放火、决水、爆炸等犯罪表面并没有共同特点，我认为应从违法性（法益侵害性上）寻求其共同点。
从其手段来看，这些犯罪都具有高度危险性，即可能直接导致公众伤亡的后果。
因此，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也应当具有同种程度的高度危险性，如故意在人群拥挤的路段高速行驶、用机枪扫射人群、由高空向地面人群抛洒硫酸等行为。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研究【摘要】危险驾驶入罪，为打击醉驾、“飙车”危险驾驶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该罪设置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并不能完全顺利应用于司法实践中。
本文试图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司法实践的建议，以保证危险驾驶罪的有效适用。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立法完善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一）国内背景近些年来，我国交通安全犯罪频发，由于其危害性特别大，危险驾驶类犯罪越来越受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因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交通安全犯罪更是常见。
虽然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我国刑法中规定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驾驶不安全或无牌无证车辆、严重超载等危险驾驶行为被纳入交通肇事罪的范围内加以处罚，但是由于醉驾、“飙车”等交通肇事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难以认定，再加之适用标准不统一，从而出现了“同罪不同判”的现象，社会上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最终将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且规定了本罪与其他犯罪竞合时法律的适用。
至此，醉酒驾车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行为正式单独入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这一罪名确定为危险驾驶罪。
（二）国外立法例将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国外早有立法例。
其一般未专门规定与我国类似的交通肇事罪，而是规定一般的“危险驾驶行为”即为犯罪，对于交通肇事导致人员伤亡的，除本身有规定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外，应当按照故意伤害或杀人、过失致人死伤之类的罪名定罪处罚。
例如：德国刑法规定了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而没有规定类似于我国的交通肇事罪，其规定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最高法定刑是5年以下自由刑，同时还专门规定了酒后驾驶行为。
2001年修改后的日本刑法增加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该罪主要包括五种危险驾驶行为：醉酒驾驶致死伤；超速行驶致死伤；无技能驾驶致死伤；妨害驾驶致死伤以及无视信号行驶致死伤罪。
浅议危险驾驶罪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危险驾驶罪,这标志着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在2 0 1 1年得以实现。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反映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
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抓醉驾的热潮,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醉驾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
同时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争论却没有停止,对于危险驾驶罪的罪状的描述、罪名的设定、定罪量刑等等一直都受到学术界诟病。
这些需要我们去思考,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到底有哪些不足,该如何重新去解读危险驾驶罪?关键词:危险驾驶行为;不足;完善2009年以来,醉驾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似乎愈演愈烈,无论是四川的孙伟铭案还是北京的陈家案,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舆论对醉驾的容忍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以此同时,杭州的“七十码”让公众第一次认识到飙车不只在电视中可以看到,现实也在上演,在对富二代进行抨击的同时,飙车也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经过快2年的争论,终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危险驾驶罪。
随着各地纷纷出现“第一例”醉驾,似乎一切都是走上了正轨,公众也感到满意,但最高院张军副院长在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醉驾并非一律入罪”,又把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推到了风尖浪口,舆论、学术界以及公众对此褒贬不一。
一、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及适用关于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作了如下规定: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就刑法条文来说,明确规定了醉酒驾驶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这两种行为为犯罪,对此两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做细致的分析,对于认定危险驾驶罪意义至关重要。
因此可以从两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进行分析:(一)、主观方面从主观方面看,危险驾驶罪是一种故意犯罪。
但是作为一种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行为人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哪些行为事实及法律效果方可构成故意的内容呢?具体犯罪的故意所要求的认识内容是不相同的。
编辑本段酒后驾驶——危险驶罪的建议》，建议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
施杰对本报记者强调，让“危险驾驶”入“罪”，爱惜生命(1张)危险驾车行为，“如果没有严重后果则不构成犯罪”，而“酒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有必要为“汽车时代”的来临做好法律准备。
[1]施杰表示，仅就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而言，根据最高法统计，2009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
在2009年，杭州的胡斌、成都的孙伟铭、南京的张明宝……不止一桩醉驾肇事，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在施杰看来，我国现有立法对“危险驾驶”处罚力度偏轻。
这使一些“高度危险的驾车方式（如醉酒、吸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在量刑时面临尴尬，2009年备受争议的“孙伟铭案”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有的地方法院对高速飙车、酒后驾车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处罚较轻；有的地方将类似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处以死刑。
“不同城市，不同罪名，不同处罚，使公众困惑，也使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损。
”施杰建议：其一，在刑法中增加“危险驾驶罪”罪名，对严重的醉酒、超速、吸食兴奋剂驾车等行为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并缩小“交通肇事罪”适用的范围；其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相应调整，增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凡以危险驾驶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驾驶者，应受到一定期限甚至终身禁驾的行政处罚。
“醉驾、飙车等应入罪”施杰说，他办理孙伟铭案子过程中，觉得有必要对醉酒等危险驾车行为要有相关的法律予以约束。
现在酒后驾车，后果严重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其中对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就只行政拘留十五天。
对其界定只是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
其实飙车、醉酒驾车、无证驾驶这种危险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对他人生命伤害危害非常大，对于这种行为本身，就应该入罪。
“设该罪名可保护行人”施杰表示，就在孙伟铭案（醉酒驾车致4死1伤）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全国进行了酒后驾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在这种高压势头下，酒后驾车致人死亡的事还在发生。
关于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探讨郭志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醉酒驾车、道路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频发，造成人员伤亡与重大财产损失。
鉴于此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已难以起到对行为的规制作用，而将其界定为交通肇事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又存在着种种问题。
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增设“危险驾驶罪”，作为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衔接罪名，以明确国家对此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更好保护社会公共安全。
关键词：危险驾驶；社会危害性；交通肇事罪近年来，由于醉酒驾车和道路飙车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驾驶行为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频发，严重危害了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鉴于此类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必要启用刑法予以规制。
而在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引发了公众对法律公正性的质疑，暴露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在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
对于该类危险驾驶行为应如何定性，已是一个立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危险驾驶行为社会危害性分析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行为构成刑事违法的本质。
所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者合法权益的实际侵害或者现实威胁。
通说认为刑事违法性与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统一的。
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和基础，而刑事违法性是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1]（P25）危险驾驶行为所呈现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我们欲将之纳入刑事法规制的重要原因。
（一）危险驾驶行为所引发的社会危害近几年来，我国发生多起重大、恶性的危险驾驶案件：2008年12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孙伟铭酒后无证驾车，连撞五车后逃逸，导致四死一伤；2009年1月，河南省信阳市滑县魏法照酒后驾驶汽车，先后在两处肇事，导致八死三伤；2009年5月7日，江苏省杭州市胡斌在市区道路上飙车，撞死在斑马线上行走的路人谭某；2009年6月，江苏省南京市醉酒司机张明宝开车冲进人群，沿途撞倒9人，撞坏6车，造成5死4伤，其中包括一名孕妇；2009年8月5日，黑龙江省鸡西市张喜军酒后无证驾驶，连撞26人，致2死10伤……据相关数据统计，2008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起，造成73484人死亡、304919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0.1亿元。
另据公安机关统计，2009年1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驾肇事案件3206起，共造成1302人死亡。
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2]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频发，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惨案呈现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危险驾驶行为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以及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二）危险驾驶行为所呈现的高度危险状态醉酒驾驶、道路飙车、吸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
首先，驾驶汽车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的基金项目：201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硕士生实践创新项目：危险驾驶行为之刑事司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0S1801）。
本文系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郭志璐（1986—），女，河北邯郸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高度危险性。
汽车作为现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基于其本身的性能，要求驾驶者具有一定的驾驶技术与驾驶经验，以处理汽车在道路上高速行驶时所面对的复杂状况。
而在面对复杂的道路交通状况时，驾驶者处理的得当与否，关系到公共交通秩序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危险驾驶行为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正是由于驾驶者已几乎丧失正确驾驶汽车、恰当处理交通状况的能力。
如在道路飙车中，由于汽车超高速行驶，不符合道路运行状况的要求，在面对复杂路况或是突发的道路状况时，难以有有效合理的处理方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又如在驾驶者无证驾驶的情形下，由于驾驶汽车要求行为人具有一定的驾驶技术，驾驶执照是对驾驶者驾驶技术与驾驶经验的基本考核，行为人在不具备相关驾驶技术要求时驾车上路，是对道路交通安全的极大威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再以酒后驾车为例，人在饮酒之后，身体在酒精的作用下，易产生触觉能力降低、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视觉障碍、心理变态、疲劳等状况。
据医学专家介绍，酒精能逐渐使脑部及神经系统反应迟钝。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几率是没有饮酒的16倍。
饮酒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50毫克时，反应能力有所下降；达到150毫克反应能力下降50%，动作失调，手脚失控。
驾驶员酒后驾车会出现远视，视物的立体感发生误差，反应时间增多2至3倍。
[3]酒后驾车，特别是醉酒驾车，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十分严重。
由上所述，危险驾驶行为所具有的高度危险状态，是我们需要对其给予特别规制的重要原因。
二、危险驾驶行为法律规制的困境分析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并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与我国现行立法难以完善解决危险驾驶的相关问题有很大关系。
目前我国对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等行为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驾车行为以行政违法处理，只有当行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才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是构成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几种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理存在着理论或实践方面的问题，以下作详细阐述。
（一）将危险驾驶行为作为行政违法处理存在的问题我国现有立法中存在着诸多对危险驾驶行为作为行政违法处理的状况。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一般的酒后驾车处罚暂扣一至三个月驾照，醉酒驾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无证驾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并处拘留15天的处罚。
超速驾驶的，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由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对于危害性如此严重的行为仅仅以行政处罚应对，难以起到威慑与预防的作用。
相比危险驾驶行为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危害后果，拘留和罚款等处罚方法使危险驾驶者的违法成本较低，难以引起交通参与人充分的重视，不能教育危险驾驶行为者本人，也无法警示社会，更难以避免危险驾驶造成的事故一再的发生。
对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处罚过轻，使得法律的规定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另外，危险驾驶者受到的惩罚与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不成比例，背离了公众心目中对法律的期待，违反了法律设立的初衷。
对醉酒驾车、严重超速行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人们都具有普遍性的认同，如果对危险驾驶者的处罚过轻，容易使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失重，也容易触发社会矛盾。
所以，将危险驾驶行为仅仅作为行政违法处理是难以符合社会安全之要求的，难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不合理的。
（二）入罪之困惑困惑之一：危险驾驶行为与交通肇事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将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普遍界定为交通肇事罪，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
而在危险驾驶行为中，行为人在可预见其行为危害的情况下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并未尽到注意义务，其主观恶性属于间接故意。
应当说，危险驾驶行为是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将危险驾驶行为界定为交通肇事罪存在着基本的犯罪认定问题。
其次，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其法定刑较短。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一般处以3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作为惩罚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后果并不十分严重的一般交通肇事行为是可以达到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的。
而在危险驾驶行为中，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又因其行为具有极高危险性，易导致严重的社会危害，此情形适用交通肇事罪及其法定刑并不恰当。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交通肇事罪的轻刑化不足以让司机引起足够重视，醉酒驾驶也无法成为机动车驾驶员思想意识中的‘高压线’。
社会性的惩治措施主要依靠法律，法律如果失之于宽泛，缺乏针对性，不能相对明确，就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治效果。
”[4]再次，交通肇事罪属于结果犯，构成此罪的前提是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
而危险驾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严重威胁着公共安全，单纯采纳结果犯理论进行刑事处罚并不能有效防范此类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从而造成对此类行为的放纵。
将其视为结果犯，当实际危害结果发生后再进行惩处，“由于缺少对此类危险行为法律责任的预测，也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
”[5]困惑之二：危险驾驶行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孙伟铭案发生后，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将危险驾驶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孙伟铭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
”其中的“造成重大伤亡”似乎成为该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重要标准。
而根据我国刑法第114条、115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不以特定危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
在最高院这样的界定中，究竟是否将醉酒驾车这一危险驾驶行为界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呢？如果不是，那就无法解释为何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形下以此罪定夺；如果是，则无需危险驾驶行为造成重大伤亡的严重危害后果就可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而将诸如酒后驾驶而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行为界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量刑畸重之嫌。
另外，即使将危险驾驶行为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处理，这也只是解决了事后惩处的依据问题，而并没有从根本上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
只有在刑法中对该类行为予以单独规制，才能有效预见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予以行之有效的防范。
最后，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事故频发，鉴于立法上存在的相关问题，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并不完全一致，致使一定的混乱，以致民众对法律权威信任的降低，这些都亟需相关立法进行统一的规范。
三、出路：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具体构想（一）域外法规定的借鉴对于现今越来越猖獗的危险驾驶行为，发达国家纷纷以立法或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法律规制。
这对于我国相关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如英国《道路交通法》第2条规定，“在道路上鲁莽驾驶，是有罪行为。
”第3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不多加小心，或不集中精力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是有罪行为。
”其第4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或在其他公共场所正在驾驶或正在试图驾驶机动车者，正处于酒精或药物影响下的不合格驾驶状况，为有罪行为。
”《德国刑法典》第315条C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醉酒或其他麻醉产品无法保证行驶安全时驾驶车辆而危及他人身体、生命或贵重物品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