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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钓鱼岛之争的美国因素：想当裁判员我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而日本则主张其隶属冲绳(琉球)，因而钓鱼岛问题与琉球归属、台湾问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中国清朝末年开始，中日之间围绕琉球问题、日本首次入侵台湾等问题发生争议时，都有美国从中介入。
二战后，中日之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争议也与美国直接插手有关。
可以预言，未来美国因素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外部变量。
美国对钓鱼岛的立场始于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美国介入冲绳及台湾问题由来已久，但其对钓鱼岛的立场则始于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简称“对日和约”）。
“对日和约”是1951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片面和约。
该和约第三条称“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惟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
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美国解释称，钓鱼岛包括在北纬29度以南之南西诸岛之中。
但这显然不符合法理和事实。
首先，中国的领土不能由日美两国的条约或协议来决定。
根据二战后期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不得与敌国单独媾和。
然而，美国违反上述国际共识，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单独对日缔结和约。
虽然参加和会的国家中有49国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但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
朝鲜、蒙古、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等也发表声明，不承认“对日和约”。
其次，1951年9月1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草案刚一出笼，当时的中国外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国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再次，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承认：国务院的立场是，有关钓鱼台列屿（即钓鱼岛诸岛）美国权利的惟一来源是“对日和约”，而即使根据此约，美国获得的也只是行政权，而非主权。
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谋求中日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是在中日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中日关系仍很敏感和脆弱。
只有正确认识并妥善解决这些制约因素，才能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一、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在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内部因素。
除此之外，中日关系还受到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制约。
第一、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最敏感的问题。
因为自明治维新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者，多次发动侵华战争。
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虽然一方面多次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极少数右翼势力甚至政府成员又不时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对中日关系形成干扰。
第二、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当今和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开端。
从那时起，历经变化发展至今，台湾问题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控扩张的道路，它的对外侵略扩张理论——“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武力向亚洲大陆乃至世界扩张。
随着19世纪末日本对外的扩张，台湾以成为其急不可待的目标。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
甲午战争使中国大败，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得日本如愿以偿。
中日政治关系的障碍因素解析（1949—1972年）作者：许以民王艳华来源：《世纪桥》2013年第07期摘要：中日复交前，两国政治关系总体处于冰冷状态，其成因主要在于：两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美国对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制约；战后长期执掌日本政权的右翼保守政客的破坏；中国“文革”时期的“左”倾思想对我国对日外交工作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日关系；意识形态；美国制约；日本右翼中日复交前，两国政治关系处于相互隔绝时期，虽偶有松动迹象，却始终停滞于令两国人民痛心的冰冷状态，并时而成为两国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障碍。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两国关系中的经济关系热与政治关系冷的对比是鲜明的，其成因也是复杂的。
一、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二战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线（非友即敌原则），世界分化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两大阵营各自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互间充满着敌对和不信任，并展开激烈对抗，这是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
意识形态的异同成为国际关系中判断敌、友的主要标准。
而中日两国恰恰选择了在当时看来相互敌对、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意识形态，并都采取“一边倒”政策，分别加入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由此，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而地理上又相邻的中日两国，也就不可避免地戴上意识形态这副有色眼镜来观察对方，并制定相互的外交政策。
如《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目的就在于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1]这是当时中国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所采取的保护本国安全的唯一选择。
但吉田茂却认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中国政权支持试图用暴力颠覆日本宪法制度及现政府的日本共产党”。
[2]而岸信介这个极端反共分子在其组阁期间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
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
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
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美国的“日本困境”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
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
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
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1.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和历史观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
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
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
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
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
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
（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
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
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电信11101钱晶 43811515甲午战争后，日本伙同西方列强，加剧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把中国视为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场所，直至公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新中国建立后，日本又加入美国的反华包围圈，中日在政治上相互隔绝二十多年；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也是忽冷忽热，“政冷经热”成为几十年来的显著特征。
可以说，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中日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走到一起。
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后，虽是近邻却形同陌路，相互合作却又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这无疑是双方关系尤为脆弱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由于日本对美国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制约；另一方面，在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中日在政治上虽然建立了邦交，但中国在心理和情感上都很难把日本当作一个“正常国家”来看待。
双方可以实现经济互惠却难以建立政治互信。
此次钓鱼岛事件也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
钓鱼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面对目前的局面，人们不能不思考：中日关系何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双方又能否走出当下的困境？时至今日，中日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加之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上的双重影响，中日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低。
然而中日两国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却不容忽略，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的长期影响、双方对于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以及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这些矛盾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
目前看来，双方海上领土主权争端明显最为激烈，这种矛盾不仅具有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驱动，而且很容易诱发军事冲突，是两国关系中危险性最大，同时也最不易控制的矛盾。
中国曾经寄希望于将此类问题“留给后代人去解决”，现在看来已经很难实现。
因为作为一个面积有限、资源缺乏的岛国，日本在领土和资源问题上，决不会表现出“谦让”和“大度”的姿态，也决不会采取长期拖延的办法。
有人认为，“钓鱼岛事件”的发生，是日本民主党政府“太年轻”和“缺乏经验”所致，同时对中国的反应也超出预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
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
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
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
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
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
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
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
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
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
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
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
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
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
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
冷战时期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影响
胡冰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07(000)003
【摘要】冷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在美日同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日本缺乏自主的外交政策所致.21世纪初,世界格局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日三边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国际政治中最现实、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从中总结利弊得失,得出对美国因素影响中日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使我们能更好地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掌握主动.
【总页数】2页(P76-77)
【作者】胡冰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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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演变背后的大国影响自1978年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
中日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动态演进的局面。
中日关系的演变反映了国际形势，体现了国际关系中各国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
在当代大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最复杂的关系。
中日关系几乎囊括了所有让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和对立的基本因素。
这种因素既有权力层面的变更，也有能力上升后而出现的对未来权力结构的疑虑和恐惧；既有因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与心理的差异而产生的错觉，也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既有地理位置邻近而必然产生的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又有大国间难以避免的“安全困境”所激发的对各自未来政策与意图的不确定感；既有如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又有两个工业化国家之间不断上升的有关能源与市场的竞争；既有两国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政策的“非连续性”，又有各自国内膨胀的民族主义而引发的政策背后的情绪化因素；既有“历史问题”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不同的“历史记忆”，又有现实政策与观念背后总是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纠葛”。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分析架构上可以简化为两大因素：“权力因素”和“认同因素”。
“权力因素”是指因为权力对比变化而造成的利益竞争甚至冲突以及看待权力对比变化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念；“认同因素”是指相互之间的认知、知觉和看法。
中日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周期：和平友好—政冷低谷—新的暖春。
中日关系从复交到缔约经历了从1972年到1978年6年的时间。
在缔约期间中国提出了要把“反霸权主义”写入条约之前，而日本对此提出来异议，双方缔约进程却因此花费了六年时间之久。
中日缔约过程中体现的国际环境的波动。
“6年”前期，苏联因素成为阻碍中日缔约的主要因素；“6年”后期，美国发挥了推动中日缔约的关键性作用。
1974年，缔约问题提到了中日两国的议事日程。
但是，缔约谈判很快就在“反霸条款”上搁浅。
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的影响
中日关系受到美国因素的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安全及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战后日本一直推行追随美国的国家战略，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
目前，在中日美三国之间形成一种战略互动局面，其中美国居于有利地位，极力谋求和扩展自己的战略利益。
中日关系中许多问题背后都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如两国国家战略走势问题、军事安全动向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波茨坦公告》十分明确地界定，日本固有领土只是日本四岛（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以及其他列入表内的相关岛屿，钓鱼岛甚至琉球群岛都不在此范围内，而属于中国领土。
到目前为止，琉球群岛作为联合国托管地的地位并未改变。
钓鱼岛则是台湾在日本占领时期就已纳入宜兰县管辖范围。
二战后台湾由日本归还中国时，钓鱼岛等周围岛屿就应当一并归还中国。
但该地区长时间被美军占领并作为靶场使用，1972年美国又私相授受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
即便如此，在美军转交文件上明确指出：“行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干”，“钓鱼岛问题由中日协商解决或由第三方调解解决”。
美国心中很清楚，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
美国国务院高官的讲话无疑表明，美国在利用日本牵制中国。
《美日安保条约》是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产物，是日美之间的双边安排，不应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
无论是美国在二战后占领日本时片面宣布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还是1972年将钓鱼岛私相授受给日本，都是践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行径，因此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及其全球战略的制约。
美国在中日关系方面扮演着某种“平衡器”的作用，美国影响中日关系的目的就是使两者都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从中日两边双方都捞取战略战术利益。
中日关系本来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美国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美国希望中日关系保持一种“不即不离”、“不好不坏”、“斗而不破”的状态，至少在现阶段，美国不希望中日关系太紧张，甚至出现冲突，但也不希望中日走得太近，不希望甚至不容许中日之间出现所谓“政热经热”状态；显然，中日之间的疏远，有利于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反之，中日之间的接近，则可能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缩小。
其次，美国在中日历史分歧方面扮演着一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角色。
虽然布什政府对于小泉首相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罔顾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做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厌烦，但是，布什政府不可能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上扮演所谓“裁判员”的角色。
在美国，对中日关系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观点和主张。
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积极主张围堵与遏制中国，将日本作为围堵与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多数经济学家以及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政治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是美中双方实现互利合作和双赢的机遇，在对待中日关系上更强调采取有利于亚太地区稳定和发展、从而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两派力量的消长会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
不久前，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中国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其实，恰恰是美国自身的战略处境面临一个新的“战略十字路口”，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在偏重交往与偏重围堵这两者间来回摆荡，美国对待中日关系的政策也可能随之摆动。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都与它如何评估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机会、挑战与威胁密切相关，也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及中东问题的拖累中摆脱出来有关。
美国政府尚缺乏做“灭火者”的决心，但美国不应该成为“点火”者，这也正是当前有识之士仍然在不懈地呼吁的原因。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主任裴敏欣认为，日中冲突的主要因素除了中日之间实力的急剧转变，及日本公众舆论出现右倾并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
华政策外，事实上，美国的行为在某些方面也导致了中日的紧张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相对天真地鼓励日本担负更为激进的地区和全球安全责任，加之其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地区存在和军事能力应对不当，都导致了中日争端的恶化。
华盛顿必须深入思考，美国鼓励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羽翼丰满的安全伙伴如何影响了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关注。
美国还必须更密切地注意，五角大楼不时发出的关于中国军力增长的危言耸听如何影响日本政治和决策。
”美国应明确反对中日关系的恶化并向东京和北京施加巨大影响力，促使两国建立冷却期，改变日、韩、中三国在各自历史论述中的形象，建立地区能源联盟和创立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
但是，在干预之前，美国应当首先与两国、尤其是日本进行私下磋商。
美国绝不能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冷落亲密的盟友。
这些步骤具有困难但并非不可为，它们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蜜月期，前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对于美国这个现在作壁上观的局外人，中日两个当事国又会是什么态度呢？有报道称，日前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访美时曾提出希望中日美三方多进行磋商，这是否是日本邀请外援的表现呢？笔者认为，日本并不希望美国介入。
因为美国不介入则已，一旦介入，会倾向于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将要求双方避免发出或做出刺激对方的言行。
美国一旦介入，也会明确要求小泉或其后任不要再去参拜靖国神社。
而在目前日本方面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持僵硬立场的情况下，中日之间即使有对话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就中国而言，探讨中美日三边磋商机制、在中日关系中导入并借助美国的因素和作用有一定价值，然而，解决中日问题不应该有依赖美国的心理。
如果认为美国准备帮助中国压日本解决历史问题，或者中美准备联手“对付日本”，那就更加大错特错了。
在发展中日关系、解决有关矛盾与问题时，要科学评价美国因素的影响。
应该看到，美日强化同盟的基点是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战略取向上并非完全一致，目前两国围绕驻日美军基地产生的分歧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要积极应对，审慎谋划，要通过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推动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在中美日三方互动的格局中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