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例外之适用

善意取得例外之适用[摘要]所谓善意取得，指动产让与人在无让与权的情况下，以所有权转移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出让标的物，善意受让人受让该动产或不动产并且占有者取得其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

总而言之，善意取得制度是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平衡财产的静态、动态安全，以及保护市场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是善意取得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

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变得愈发完善，无视善意取得制度，会严重的影响社会秩序并制约经济发展。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确立，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也从各方面对善意取得制度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规定。

但是，有关善意取得制度例外情况的法律规定远未建立起完整的体系。

文章通过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价值基础、理论基础、例外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希望对善意取得制度例外之适用情况加以总结，以期对我国今后的法制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善意取得；例外情况；适用范围一、善意取得制度之基本原理及适用原则善意取得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共同承认的一项重要制度，主要用以解决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之间存在的冲突问题。

目前，各国普遍是坚持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而保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所有权的善意第三人。

这在实质上，是为了优先保障交易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立法态度。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在于法律规定善意取得在民法学界有多种学说，而笔者认为，各种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但在多种学说之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法律特别规定说，该学说将善意取得定义为法律直接规定的一种特殊制度。

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拟制性，有利于解决化解矛盾，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与其他法律制度产生冲突，其原因在于立法拟制，而不在于其制度的理论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的突出优越性在于保护商品的交易安全以及鼓励交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试想每笔交易，假如都要去调查对方其用于交易的财产是否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

那么，不但增加了交易的成本，而且也势必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所以，各国为促进经济的发展才借助立法程序建立善意取得制度，不得已做出了看上去厚此薄彼的偏重保护财产交易安全的抉择。

可见，此处所谓法律不公平的选择并非指法律的基本原则的体现，而仅体现立法者的意志。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应当为法律的规定。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原则此处谈及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原则，不是讨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笔者主要讨论的是，善意取得在对象上的适用问题。

首先，要明确一点，善意取得只适用于财产权而非人身权。

其次，我国既承认动产善意取得，又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更进一步说，善意取得制度中有关物的适用前提就是物的区分原则。

诚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物的种类正不断扩大，但物的区分原则至今还是普遍适用的。

该原则将物区分为“占有脱离物”和“占有委托物”，在处理原则上，占有委托物当然的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脱离物有条件的发生善意取得。

二、善意取得制度例外的列举及其适用（一）遗失物、遗忘物、误取物等占有脱离物的回复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基于原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

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时，主要借鉴了日本等国家地区的立法模式，对遗失物、遗忘物的善意取得持否定态度，并基本上确立了回复请求权。

换言之，在涉及到遗失物、遗忘物等情形下，原则上原权利人是有权利向受予人请求返还原物的。

虽有时间期限，但并没有对价、补偿要求，此称为占有脱离物的无偿回复制度。

但是，此处也存在例外，即在某些极其特别的情形下，虽然原权利人可以要求回复但仍需要给付一定的对价作为交换，此称为遗失物、遗忘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有偿回复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开市场的他信力以及善意买受人的利益，各国立法者在占有脱离物无偿回复制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确立了占有脱离物的有偿回复制度。

概括而言，遗失物等脱离物的有偿回复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1.经拍卖而取得，既包括平等主体之间自由拍卖又包括公权力介入的强制拍卖；2.经公开市场取得，范围相对较广，不仅仅包括国营市场，也包括一般的市场、超市、商店等；3.经贩卖同种之物的商人处取得，此种情况存在较难证实的问题，对买受人的证明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在实践中成功适用有偿回复制度的判例也相对较少，往往适用的是无偿回复制度。

综上，占有脱离物的回复制度试图在保护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公平、平等的保护机制，体现了该法律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只规定了占有脱离物的无偿回复制度，并没有积极地吸纳采用他国有关有偿回复制度的立法，在占有脱离物善意取得的问题上以忽视善意受让人为代价，而片面保护了原权利人的利益，似乎有些矫枉过正。

（二）盗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物权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对涉及盗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则是采取了模糊、回避的态度。

换言之，按照严格的成文法法条主义原则，我国在法律适用上是不承认盗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的。

加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在“大案必破、办铁案、少翻案”的政策影响下，侦查机关顺利查处刑事案件，提高定罪率的主要手段往往采取一追到底的办案模式。

在这种形势下，赃款、赃物一般会被追回，使得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

这不仅侵害了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使财产的流转处于不安全、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通说认为盗赃物，是指以窃盗、抢夺或强盗等行为夺取之物，不包含侵占取得之物与欺诈取得之物。

也就是说，盗窃、抢夺和抢劫夺取财物的行为，是违背原权利人意思的，即原权利人没有将财物移交给他人占有的意思表示，而欺诈和侵占所取得的财物虽然也属于“赃物”的范畴，但就占有移转而言，仍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该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则在所不问。

（三）所有权保留买卖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在探讨其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首当其冲的就是登记问题。

通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中的特定事项，往往存在于当事人双方之间，因此较难认证，只有通过登记公示制度方能充分实现平等保护权利的目的，并通过登记对抗制度否定了已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买卖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换言之，登记对抗中的对抗者是真正权利人之外的所有人，善意第三人也包括在其中，那么，不适用善意取得也就理所当然了。

那么，时间点问题在没有登记公示的情形下，则变成了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要注意其买卖过程中存在着重要的时间点，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特定条件成就时的节点。

在该条件成就后，所有权转移的条件已符合，权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买方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后，又将标的物卖出的行为是一般的处分行为，无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能性。

所以，此处讨论的时间点就是在特定条件成就之前，买方还没有完全取得标的物之所有权时，其将标的物卖出的行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总之，片面地说所有权保留买卖适用或者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都是不完全正确的，必须要结合登记公示制度来加以讨论定性。

（四）情感物品所谓情感物品，是指对于所有人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与人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特殊动产。

例如，结婚纪念物、祖传物、证书等等，该类物品与所有人有着密切的情感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人身权属性，甚至有的情感物对于所有人来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的。

那么，情感物品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以下分情况讨论之。

首先，在情感物品被他人盗走、抢走，非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丧失时，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是，此处依据的并非是情感物品的人身属性，而是根据物的区分原则，将此处的情感物品归类为占有脱离物，而占有脱离物是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在此处无法得出情感物品不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

其次，在情感物品被归类为占有委托物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在侵权法上，责任承担与注意义务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法律概念，注意义务越大，承担责任的门槛就越低。

在涉及到情感物品时，可以从其人身属性上来探讨其的注意义务。

情感物品较一般物品对于权利人更为重要，权利人对其的保管、占有应当更为细致，、谨慎，对权利人的注意义务要求也应当更高。

因此，权利人将情感物品租赁他人或交于他人保管时，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可能会给其情感物品造成风险，一旦有了风险认识，后来的第三人善意取得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换言之，权利人不履行自己相对较严格的注意义务，因此需承担起情感物品被善意第三人取得的责任。

结语相较于原则，例外往往是更值得法律人关注的重点，对例外情况的研究、把握，一方面是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完善善意取得制度，丰富善意取得制度体系，也起着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说，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态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的一种制度。

保障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保障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本质上无法衡量孰轻孰重，其二者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可单纯地强调一方而偏废另一方。

故，本文关于“善意取得例外之适用”的研究其实也是对法律如何在平等利益之间取舍的一种阐述，法不可包罗万象，法亦不可顾此失彼。

妥善应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当下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1]王泽鉴著：民法物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云姣：浅议我国赃物善意取得制度[J].经济与法，2012（11）149-150[4]温世扬著：物权法要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刘健：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理论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0（10）[6]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7]史尚宽著：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8]邵冠鸣：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研究[D].社会科学Ⅰ辑，第S1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