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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柳永的歌妓词【摘要】北宋词人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歌妓的词，着重论述了柳永与歌妓交往密切的原因以及柳永歌妓词的思想内容、艺术价值，不是柳郎才高，而是柳郎心低，他肯低下身来俯就这些女子，他肯看她们心上的伤痕，对她们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纯洁而不染烟尘的。
【关键字】柳永，歌妓词柳永，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流传甚广，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作词的文人，《全宋词》收录其词212首，而其中描写歌妓的则有一百余首。
所谓的歌妓词是指那些以歌妓形象和心态以及词人同歌妓的关系为抒写内容的歌词。
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这些歌妓词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词中既可见歌妓之名，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之类；也可见歌妓之才貌，如“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等等，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歌妓是柳词创作的主要对象，与这群人的交往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词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歌妓结下了不解之缘,色艺俱佳的歌妓成为词人吟咏的对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五代词人晏殊、张先等人都曾创作过歌妓词，但柳永的妓情词与他们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晏殊等人的妓情词多从旁观者欣赏的角度，描绘歌妓的容貌、体态、技艺之美；或以代言体形式，以婉转而又富有女性情调的口吻来言情。
这种“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体形式的出现，显然是为了适应词作的“助妖娆之态”、“资羽盖之欢”、“娱宾遣兴”的实用功能的需要，因此“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则大都充当了风雅的附庸，缺少鲜明的个性，却多了些那一时代特有的贞淑节烈”，对于身份低贱的歌妓的真实感情世界，词人是不屑于去深入了解的，更不用说在词作中加以反映了。
柳永则是在她们普遍的美色与技艺中发现一些富于特色的方面加以描绘，以由衷的赞美之情描写她们的美貌和伎艺,并以同情的笔触真实地反映她们的痛苦、不幸、向往和追求。
论歌妓对宋词的影响徐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歌妓对诗、词、曲等中国传统文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与宋词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歌妓与文人的交流、共鸣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歌妓的传唱及其与文人的交往扩大了词的传播范围；歌妓塑造了香艳词风，使宋词中的意象多偏于温柔，慢词之兴起也要归功于歌妓对柳永词的传唱。
关键词：歌妓宋词影响歌妓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她们地位低贱，任人凌辱，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是最为人蔑视的群体。
但是，精于音乐歌舞的歌妓在文学史上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她们与文人的交往，大大影响了文学创作，以应歌为主的宋词，更是与歌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歌妓与文人的密切关系刺激了词的创作在宋代，歌妓这个群体与文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鉴于五代之乱，大收兵权，要其功臣“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加上宋代商业发达，城市规模扩大，坊、市不再分离，歌妓数量也随之大大增加。
而文人（包括官僚、太学生、普通士人）则是秦楼楚馆的常客，许多文人还有家妓。
歌妓们“歌以侑觞”，为文人唱词娱乐，此种例子在有关宋词的资料中极多，不再详述，兹举一例以说明之，《词苑丛谈》云：“黄山谷过滤州，有官妓盼盼，帅尝宠之。
…盼盼即筵前唱《忆春蛾》词侑酒。
词云：‘年少看花双鬓绿，走马章台絃管逐。
而今老友惜花深，终日看花花不足。
书中美女颜如玉，为我同歌金缕曲。
’”。
[1]歌妓与词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歌唱一途：有些文人作词而为妓解围，如《东坡逸事》云：“子瞻倅杭日，府僚高会湖中，群妓毕集。
有秀兰者后至，府僚怒其来迟，云必有私事。
秀兰含泪力辩，子瞻亦为之解，终不释然。
适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籍手献座中，府僚愈怒。
秀兰进退无据，子瞻乃作一曲，名《贺新凉令》。
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并妙，府僚大悦，剧饮而罢” [2]。
还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在风月地、歌舞场中作词赠妓。
或者冶游北里．或者文酒之会，或者是某个娼妓乞词，或者与娼妓爱得如胶似漆，文人常赋词相赠。
5传播，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思想、意见、观念等信息的广泛流传。
在我国悠久的传播历史中，传播形态发展的进程与人类群落结构变化的进程有关，同时又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互动和文化的变迁。
作为人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活动与传播当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由于其本质的特殊性，文学活动与传播的关系较之于其他人类活动表现得更为紧密明显。
我国古典文学堪称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宝贵的精神文化结晶，更是世界艺术长廊中璀璨的瑰宝，其传播活动自然从属于人类传播活动。
文学作品想要实现其自身价值和取得社会影响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而且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其社会功用的实现和其传播方式的关系更是极为密切。
因此，在对我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对其传播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可回避了。
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词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在诗歌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座堪与唐诗相比肩的高峰，二者双峰并峙，一水中分，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史的辉煌。
宋代工商业迅猛发展，经济繁荣。
重要的商业与文化城市如温州、泉州、广州、福州、成都以及首都汴梁等地都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与此同时，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城市经济的繁盛景象：“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
花光满路，和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如!此繁盛的文化环境无疑为词的勃兴奠定了外部基础。
同时也为其广泛地接受与传播创造了条件。
此外，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也为词的兴盛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宋代统治者奉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赵翼：《二十四史札记宋制禄之厚》）的统治政策，赵匡胤更是规劝石守信等人“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浅谈柳永词中的歌妓形象——读《宋词三百首笺注》有感歌妓是柳永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形象。
据载，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
”在这些词作中，刻画了很多能歌善舞的歌妓形象，她们用歌唱出了对苦难生活的反抗，对自由的向往和真挚爱情的渴望。
一：柳永歌妓词的社会背景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男子每每玩弄女性，歌妓作为社会地位最低的女子，根本是供男子娱乐消遣的工具。
到了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最高统治者的不加干扰，歌妓行业逐渐兴盛起来。
出于男性观赏者的审美要求，以妇人姿态为歌舞本色的趣味观念在唐末就基本确定，到了宋代更是独重女音，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一中曾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能问否。
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
”因此，到了宋代，独重女音进而发展到嘲笑和排斥男音，使曲子词成为“软性文艺”。
在这种背景之下，柳永创作的歌妓词无论从内容、意境到外在的文字、语言风格都必然会留下歌妓所代表的阴柔之美。
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歌妓与词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它在词人生活，词体创作，传播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音乐性，抒情性是词体的特点，但“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
”所以，歌妓的加入，使词体的两种特点都得以充分发挥。
首先，歌妓以她的歌喉唱出的词句就体现了词体的音乐特性；其次，歌妓在唱的过程中所融入的个人情感又使词体的抒情功能得以发挥。
纵观柳永的歌妓词，我们不难发现其词的传播出现了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
“歌妓演唱”这种动态传播范式，让柳永的词走向大众，使柳永的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
二：柳永词中歌妓的才艺歌舞妓（又称艺妓）是集美貌和高超的才艺于一身的特殊群体，柳永在其创作的歌妓词中就描写了许多色貌俱佳的美妓，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她们多是“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的，这些歌妓的外在美有别于《花间集》中妓女身上的珠光宝气，脂粉香气之类的浓艳美，而是着重于歌妓本身的天然自然之美，也恰是这种特殊的美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论宋代歌妓词
说到“歌妓”人们大多会想到现在的那些不务正业，违法的妓女，然而在宋代歌妓的演唱对当代的宴请、文人的生活以及文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是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
在当时歌妓数量非常多，各级官府中有数量不等的官妓，她们一般在正式场合表演，达到劝酒、消遣的目的，有时甚至只能在台后演唱。
由于表演场合、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她们会受到严格的管理，不允许与官场人士发生私情，否则会受到惩罚。
条件好一点的士大夫家养有家妓，。
欧阳修、苏轼、晏殊家中也都配有，家妓不像官妓那么正式，她们流动性比较大，主人有时候将其相互赠送。
在酒楼、茶楼、青楼妓院歌妓数量就更为多了，她们是盈利的方式。
但是无论是在官府还是在私人家庭或是酒楼，歌妓不仅要长得漂亮，而且还须能歌善舞。
若再加上对名词的演唱可能还会闻名于世，所以她们也十分注重曲目的选择，她们大多会选择名人名作进行演唱并且作为首唱，就像我们唱流行歌曲一样，会比较受欢迎，如果表演的好，整个宴会就成功了一半。
北宋词人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歌妓的词，他长期流连作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有时不免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以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待她们，认为她们“心形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风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赞美她们“自小能歌善舞”（《木兰花》）的高超技艺，柳永词真切的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切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欣赏趣味。
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是他常常受到后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歌妓们也对柳永怀着深厚的友谊，把他当作朋友，给他寄来书简。
柳永将书简藏起来，时时拿出来拜读，可见他欣赏的已不仅仅是她们的体态和容貌，更多的是她们的才华和品格。
“结前期。
美人才子，合是相知。
”（《玉蝴蝶》）“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玉女摇仙佩》）。
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感情很深。
在作《八声甘州》里，大家都注意到柳永在词中将“何事苦淹留”的郁闷和“想佳人”的苦痛相思揉合在一起。
柳永在这苦痛复杂的揉合之中，实际上寓示着自己的身心抉择：在这倚栏杆处，无语之际，凝愁之间，惟有“佳人”占据着他的视觉中心、情怀深处。
在当时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重文轻武，歌妓为了适应社会，也不断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有时她们除了唱文人的作品她们也会自己作词创作，还有就是她们必须用此来养活自己，稳定自己的职业，提高文化修养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身价。
封建社会将女性局限在“男尊女卑”的格局里，生存条件贫乏，加之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给女性这一群体制带来苦难，而这一时期的歌妓，实际上是最不幸的，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着人间艰辛。
虽然她们之中也有一些深受宫廷、官府或主家的宠幸，生活富裕，有的还拥有私家财产，但毕竟是歌妓中的少数。
而无论受宠或不幸，都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即便是身处宫廷的乐工歌妓也不例外，社会低位上都在奴婢的地位上，无人身自由可言。
因此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可以任人摆布，被人当为礼物，常被人赠送。
由于封建时代没有给歌妓提供自由、平等爱情
的条件，也没有给她们提供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环境，因此她们常常深感命运不公，常用诗词作为抗争的手段。
具有对命运悲叹，反映出一种深沉浓烈的悲愁意识。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道出了众多歌妓的感叹：她们并不是天生下贱的女人，即使处于目前的境遇，她们仍然苦苦等待着理想的归宿，“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是说只要让我获得自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哪怕是嫁个山野村夫也胜过那强颜欢笑的屈辱生活，有身份的特殊，爱情路途的种种艰辛与不幸，这种精神伤感是歌妓的最真实的心灵体验。
通过歌妓把宋代娼妓制度的苛刻与社会的不公把她们在重重束缚下的痛苦表露出来，表现出女性的心灵空间。
欧阳修的《解仙佩》词：“梦里似偎人睡，肌肤依旧骨香腻。
”这些歌妓词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名妓美人的欣赏和取悦。
他们固然有激情，但也带着轻浮；固然有爱意，但也有玩弄；固然相依相偎，但总有身份不同而产生的距离感。
秦观《品令》里：“每每秦楼相见，见了无限怜惜。
” 歌妓只是被人爱怜的玩物。
这些士大夫们自然不会深入地思考，歌妓为什么会成为歌妓，更不会深入地去了解歌妓们笑面如花背后的辛酸和歌妓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不能说这些士大夫与歌妓之间就没有真正的感情。
但是这种感情、相思、怀念确实仅仅建立于两性的性爱之上。
晏几道多次在词里提到“小蘋”：“小蘋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木兰花》），“小蘋微笑尽妖娆，浅注轻匀长淡净”（《玉楼春》）。
歌妓们与文人往往有着很好的交往，像朋友一样述说情怀，做男子的闺音，通过他们的创作使词完美的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心灵世界。
在歌妓词中大多表现相思离别，言说自己志向，激增酬答等。
历史风貌的丰富多彩，一经发现，往往令人感到惊奇。
如果我们以平常公允之心来检阅史料，就会发现，宋代歌妓所扮演的角色竟是如此多彩多姿。
她们中有的是一唱倾城的“歌唱家”，有的是仪态万千的“舞蹈家”，有的是妩媚动人的“交际花”，还有的则是情怀温婉的女诗人或女词人，她们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对音乐文艺的创作与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是由于她们处在“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社会地位上，所以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对她们真正寄予理解和同情之心，更不要说对她们价值的认可了。
而后人也不管她们做过什么，只以自己所处时代的道德标准来理解宋代歌妓，所以她们也只能躲在历史大舞台的小角落里顾影自怜了。
她们现在是受人尊重的，她们的不幸是社会制度的笼罩所造成的，“系我一生心，负有千行泪”也足以表现他们的情感了，也足以让现在的我们感到心寒了。
若歌妓在现在社会是会受到何等的尊重啊，是历史的见证，是我们的自叹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