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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委：国家核心层中的核心作者：魏红霞来源：《中国报道》2013年第12期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决定成立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引发了国内外热议，也引起中国民众对其他国家相应机构设置的关注。
其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关注的焦点，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新设置的国安会是以美国国安会为“蓝本”。
美国国安会的个人色彩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世界上最为典型、发展得最为成熟的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构。
该机构成立的背景与冷战密切相关，在美苏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为，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军事决策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因此创设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这些军事机构，以及国内情报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以便制定统一的外交安全政策。
这个机构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成立的。
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法》，开始设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1949年，该法得到修订，根据机构重组计划，这个委员会并入总统行政办公室。
但是国会当时通过的法律并没有设置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职位。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安会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肯尼迪时期，国安会发挥了些许有效的协调作用，但仍然有限。
真正将国安会提升到国家安全首要地位的人是基辛格。
当时他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任国安会主任。
1971年他秘密访华，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3年1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使美国摆脱了越战的困境，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从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位的影响力超过了国务卿，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主角。
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基辛格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在1973—1975年期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位的人物。
与此同时，国安会的人数也急剧扩大，甚至一度达到200人。
另一个在国安会任职并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布热津斯基。
虽然他任职期间，卡特总统一度想削弱国安会的权力，但是布热津斯基的强势不但没有使国安会的地位降低，反而造成了国安会与国务院的紧张关系。
第1篇一、引言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大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印度的法律制度也是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印度法律制度的起源、发展、主要法律体系、司法体系等方面进行介绍。
二、印度法律制度的起源与发展1. 印度法律制度的起源印度的法律制度起源于古印度文明，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
在古代，印度法律主要受到宗教、习惯和道德的影响。
古印度时期的法律主要包括《摩奴法典》、《法经》等。
2. 印度法律制度的发展（1）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对印度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法律体系逐渐在印度取代了古印度法律，成为印度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7世纪至1947年，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
英国殖民者将英国法律体系引入印度，使印度法律制度逐渐向西方化发展。
这一时期，印度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英国法律、印度法律和伊斯兰法律。
（3）印度独立后的法律制度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开始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时期，印度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商法、劳动法等。
三、印度法律体系1. 宪法宪法是印度法律体系的核心，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印度宪法于1950年颁布，规定了印度的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公民权利和义务等。
2. 民法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印度民法典》、《印度合同法》等。
民法规定了财产权、债权、继承权等方面的法律关系。
3. 刑法刑法是调整刑事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印度刑法典》、《印度刑事诉讼法》等。
刑法规定了犯罪、刑罚、诉讼程序等方面的法律关系。
4. 商法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印度公司法》、《印度破产法》等。
商法规定了公司设立、运营、解散等方面的法律关系。
5. 劳动法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和劳动保护的法律，主要包括《印度劳动法》、《印度工会法》等。
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权益、劳动条件、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的法律关系。
计划生育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着差异和特点。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数量和结构，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法律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各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同实施与效果。
本文将进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际比较，以期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经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阶段，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
其中最知名的政策是“独生子女政策”。
该政策要求城市居民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必须间隔数年。
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等。
二、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
然而，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印度政府采取了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而非限制生育。
政府提供节育措施的免费服务，并通过宣传教育、改善医疗条件等方式，鼓励人们自愿控制生育。
这种政策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人口庞大和地区差异，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效果仍有限。
三、美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注重个人自主权利和卫生保健服务。
美国政府通过法律保障女性的堕胎权，鼓励避孕措施的使用，并提供相关的健康服务。
这种政策的实施强调了人权和个体做出自主决策的权利。
然而，由于政策存在争议和不同的政治立场，美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情况在不同州份存在差异。
四、日本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在计划生育政策上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日本政府通过提供经济奖励和福利政策来鼓励年轻夫妇生育二孩。
此外，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下行的问题，日本政府积极开展外国劳工的引进，并推动男女平等的家庭责任分工，以减轻家庭生育压力。
五、国际比较与借鉴从以上国家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国家的法律、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概况反垄断法目前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
但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颁布了这种法律。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和扩大，原来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市场迅速融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大市场的建立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垄断组织即托拉斯的产生和发展。
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即美国石油业第一个托拉斯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开始，托拉斯从而在美国成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势力。
过度的经济集中不仅使社会中下层人士饱受垄断组织滥用市场势力之苦，而且也使市场普遍失去了活力。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反垄断思潮导致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诞生。
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从而也被称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之母。
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一个判决中指出了谢尔曼法的意义，即“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
从谢尔曼法问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期间除美国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对谢尔曼法的补充外，其他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几乎是空白。
然而，第二次大战一结束，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在美国的督促和引导下，日本在1947年颁布了《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德国于1957年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
1958年生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条至第90条是欧共体重要的竞争规则。
此外，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还颁布了《欧共体企业合并控制条例》，把控制企业合并作到为欧共体竞争法的重要内容。
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它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颁布反垄断法最晚的国家。
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反垄断法。
外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及其启示作者：赵秀敏，付强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1期摘要：美国、日本等国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立法起步较早、特色鲜明、前瞻性强。
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军队使命任务拓展的需求，目前我军正在完善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法律保障体系，外军的模式和经验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外军；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保障；启示中图分类号：E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1—0119—02“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新思维，使军队参与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撤侨、联合军演、国际维和、保交护航、防暴警戒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呈现出常态化的特征。
现代法治社会，军队从事战争或者非战争军事行动时，都应当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依据。
在这方面，一些外国军队的立法规定和立法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我们应认真研究他们的做法，根据我军职责使命需求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规律，制定和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这样既能为相关国际法律法规的完善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也能规范参加任务的部队和人员的行为，保证行动的合法性，从而最大化地提高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效能与质量。
一、外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立法现状为确保各种军事行动都“师出有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立法。
除美国、日本外，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均已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写入作战条令，且特色鲜明、前瞻性强，为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美军在1995年6月颁发的联合出版物JP3－07《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中，将“合法”作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则，明确提出“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决定因素”。
美国还先后与多个国家签订永久“部队地位协定”，确定了美军在海外执行任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并对相关人员的出入境管理、税收、损害赔偿、刑事管辖等做出了明确合理的规定，构建了完善的海外军事行动法律保障体系。
第1篇导语：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强奸罪的规定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本文将带您走进几个国家的奇葩强奸法律规定，探讨法律与人性的碰撞。
一、挪威：无年龄限制的强奸罪在挪威，法律规定，任何成年人在没有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都构成强奸罪。
这里的“未成年人”没有年龄限制，甚至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
这一规定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这种规定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规定过于严格，可能会对成年人产生不公平的待遇。
在挪威，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只要双方自愿，即使是一方年龄较小，也不构成强奸罪。
二、印度：丈夫强奸妻子无罪在印度，法律规定，丈夫强奸妻子无罪。
这一规定源于印度古代的《刑法典》，其中规定：“丈夫对妻子所犯之罪，不得视为犯罪。
”这一规定在印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这一规定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避免夫妻之间的矛盾升级。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规定严重侵犯了妇女的权益，使妻子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
近年来，印度政府开始修改这一规定，试图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益。
三、美国：自愿且无伤害的强奸罪在美国，部分州的法律规定，只要双方自愿且没有造成伤害，即使是在违背道德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也不构成强奸罪。
这一规定在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这种规定有利于保护成年人之间的性自由，避免将道德观念强加于人。
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规定过于宽松，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甚至使犯罪者逍遥法外。
四、日本：酒后强奸不构成强奸罪在日本，法律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处于醉酒状态，即使是在违背对方意愿的情况下，也不构成强奸罪。
这一规定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这一规定有利于减轻醉酒者的法律责任，避免因醉酒而引发的犯罪行为。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规定过于宽松，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不公平的待遇。
亚洲国家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亚洲拥有丰富的法律制度，每个国家依据其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制定了各自的法律体系。
本文旨在比较亚洲各国的法律制度，让读者了解不同国家的法律环境以及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其法律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基于一套古老的法典和司法实践，根据它们制定而成。
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完善其法律制度，制定新法律、修改旧法律，以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印度是亚洲另一个大型国家，也有其独特的法律制度。
印度法律体系分为民法和刑法。
印度民法是由英国法律体系发展而来，是最古老和最复杂的法律之一。
刑法则与西方法律体系相似，并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日本是亚洲另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法律体系与西方法律体系类似。
日本的法律系统是基于欧洲法律，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模型。
韩国的法律体系也承袭了许多西方法律的特点，如德国法律和美国法律。
韩国政府正在着力完善其法律制度，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加坡是亚洲一个小国家，其法律制度受到英国法律的影响。
新加坡有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包括普通法、穆斯林法、中国法和民法。
马来西亚的法律制度是多元化的，包括英国法、穆斯林法和本土法。
马来西亚的法律系统也是以国会为核心，所有法令都必须得到国会批准后才可生效。
总的来说，在亚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大多数国家都受到了西方法律的影响，但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可能是由历史和文化因素所塑造，也可能是适应特定社会需求的产物。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亚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同点。
比如，在制定法律时，政府都要考虑到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此外，许多国家还提倡法治，以确保公正和透明的司法体系。
在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法律互动变得愈加紧密。
对于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了解不同国家的法律环境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在法律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且靠近现代经济模式，一个国家才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成功。
各国有各个国的规章制度中国：中国的规章制度主要由宪法、立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决定等构成。
中国的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职权范围等。
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的活动，主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制定的具有普遍性规范性的规章。
司法解释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决定。
美国：美国的规章制度体系分为宪法、联邦法律、行政法规和案例法。
美国宪法是美国最高法律，规定了国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职权范围，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联邦法律是由国会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构根据授权或法定程序制定的规章。
案例法是由法院根据司法判例形成的实践性规定。
德国：德国的规章制度主要由宪法、基本法律、法令和法规构成。
德国宪法是德国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权利。
基本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具有基本性质的法律。
法令是由政府制定的有关行政管理的规章。
法规是由政府或行政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或法令制定的规章。
日本：日本的规章制度主要由宪法、法律、政令和条例构成。
日本的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律是由国会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政令是由政府制定的有关行政管理的规章。
条例是由地方政府或自治团体制定的具有地方性的规章。
印度：印度的规章制度主要由宪法、法律、法规和公告等构成。
印度宪法是印度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法规是由政府或行政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或法令制定的规章。
公告是由政府发布的关于具体事项的公告。
综上所述，各国有各个国的规章制度，这是由于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的。
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来制定和调整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希望各国能够充分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
世界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历程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萌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地的传统商业道德中都有体现。
然而，真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萌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随着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的加速，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始凸显，一些思想家和改革者开始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成立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一些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开始成立。
1891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纽约消费者协会。
随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如英国的“消费研究会”、法国的“消费协会”、日本的“全国消费者联合会”等。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政府也开始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例如，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法规定了禁止不正当竞争和虚假广告等行为。
此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如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指令》、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四、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合作的开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1960年代，联合国开始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并于1985年通过了《联合国消费者权益指南》。
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消费者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等也积极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合作，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标准和准则。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普及与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了解自己的权益，关注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并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普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维权途径。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数字化发展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你的国家里，诚实和诚信是否存在？诚实和诚信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品质，它们是社会稳定和良好发展的基石。
但在现实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诚实和诚信的程度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深入探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诚实和诚信是否存在的现状和原因。
一、日本：传统重义气，讲究信用在日本，诚实和诚信被视为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
传统日本文化中，家族、企业和地区之间的信任关系被视为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
日本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以信为本，以诚为怀”，意为以信用为基础，以诚实为准绳。
因此，在日本，违背信用和欺骗的行为被视为极为严重的罪行，并被广泛谴责。
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准确地反映了日本人重视诚实和诚信的特点。
在日本企业中，讲究约定精神，信守承诺，是被视为必须遵守的准则。
此外，日本企业在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中，通常也抱有一种长期合作的心态，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体现了日本人讲究信用的传统。
二、中国：重视诚实但缺乏制度约束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诚信立身，诚信立国”的观念。
在现代化的中国，对诚实和诚信的重视仍然存在。
在经济领域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商业利益，因此对诚信的要求越来越高。
然而，事实上，在诚实和诚信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制度的缺陷不无关系。
在中国，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监管机制，一些人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违法犯罪，在商业交易中欺诈、损害他人利益。
三、美国：法律制度约束强，但信任度不高在美国，诚实和诚信的意义被视为尊重个体自由的重要命题，美国的法律制度也极其注重对诚实和诚信的保障。
在美国，个体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却相对较低。
在美国，信任是由法律制度来保障的，而不是由文化和习惯。
因此，美国人在商业和社会交往中往往会采取更加谨慎和严肃的态度，以保障自身利益。
四、印度：诚信和诚实经常受到质疑在印度，诚实和诚信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美国、日本、印度三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及启示影响教育投入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与国家经济实力有关，另一方面与教育政策有关。
经济实力是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的物质基础，而教育政策则是引导和规范教育的投入与管理，使教育能更好地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义务教育起步较晚，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处于摸索阶段，还不很完善；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和实践，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还是在平衡地区间的差异方面，都建立起了适合各自国情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
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必要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和借鉴。
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在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一般都是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只不过其承担的范围和比例有所不同。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政治、财政和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同，各国政府干预和投资义务教育的具体方式又有所差别。
依据不同的政府投资主体，可以把当代各国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体制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集中模式、相对集中模式和分散模式，有的又称这些模式为中央集权模式、地方分权模式和共同分担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一国政府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投资主体是中央或联邦一级的最高行政当局，韩国、法国、泰国、埃及均属这一模式。
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提供的统计资料看，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芬兰、爱尔兰、新西兰、希腊、捷克、匈牙利、土耳其等国也属于这一模式。
在上述各国的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中，中央或联邦政府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资比重较大，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均在53%以上。
在某些典型的国家，如葡萄牙、新西兰和土耳其，中央投资达到100%。
所谓相对集中模式，是指一国政府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投资主体是省、邦、州、都道府县等高层次地方当局。
美国、德国、印度、瑞士、日本、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澳大利亚均属这一模式。
在这些国家，高层次地方政府投资初等和中等教育占各级政府公共投资的比重，高于中央和基层地方政府投资的比重，一般均在40%以上。
在某些国家，如比利时占到90%以上，德国为76%。
所谓分散模式，是指一国政府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投资主体是市镇、县乡、学区及其以下基层地方政府，英国、丹麦、挪威属这一模式。
在这些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占各级政府公共投资比重超过50%，成为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
在一些典型国家，如英国占92.50%。
[16]但从总体上来看，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平等性、普及性，各国政府主要采取的还是以政府为主，相对集中的投资体制。
本章以美国、日本、印度三个国家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介绍，主要涉及经费的来源和法律保障措施两个方面，以期从中获得裨益。
由于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一般都是在二战以后，因此，本章所涉及的也主要是这几个国家在二战以后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情况。
一、美国、日本、印度三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一）美国的法律保障措施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其行政辖区划分为联邦（中央）、州和当地三级政府，当地政府又包括：郡、市、县、镇或乡、学区和特区。
州作为地区政府（regional levels of government），郡、市、县、镇作为当地政府（local levels of government ）。
根据宪法规定，基础教育属于州权，基础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当地政府。
在美国，教育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另外，作为一个法制化的国家，美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教育法案和教育计划的出台而不断完善的。
仅仅在1957—1958年间，美国国会议员提交了多达1500个涉及教育的议案，并且通过了几十项涉及教育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增加教育拨款至41亿美元以上。
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帮助各州和地方社区建设和修缮中小学校舍，更新仪器设备。
此举加强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并保证了教育条件的优化。
该法是美国战后教育立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美国历史上头一次以法律形式赋予教育至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
1962年的《教育电视播放设施法》规定由联邦政府向公立中小学、各州教育电视机构及非赢利基金会等提供补助经费，建立和改善教育电视设施，联邦政府与这些部门的投资比例为3∶1。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Civil Right Act），该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黑人在选举和教育方面的权利。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初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该法案要求根据各学区贫穷儿童的数量分配资金，通过为小学、初中学生提供课本、器具和实物来确保贫困生有足够的学习资料，资金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控制，到1966年，这项计划的投入总额达120亿美元。
1968年，国会又通过了另一补充法案《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主要是为那些英语能力较差的低收入儿童提供财政资助。
[17]1991年，布什政府颁布了指导美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America2000:An Education Strategy)。
1994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2000:Education America Act)。
在美国，还有一些政府报告和民间报告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也比较大，如1966年美国科尔曼教授在联邦教育总署的授权下发表的题为《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1986年由联邦教育部长及其所任命的初等教育研究会提交的题为《第一课——关于美国初等教育》的报告等，均对美国义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美国的各项教育立法中，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给予特殊的关注，尤其在联邦的教育立法中。
如《初中等教育法》第一条就声明，联邦的教育政策是向那些服务于低收入家庭儿童集中的区域的地方教育机关提供财政。
该法案详细规定了联邦财政补助金的类型及各种类型资金的使用方式，州政府直接负责为缺陷儿童、流动儿童、无人照管儿童或过失儿童提供免费公立教育。
还有，如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1972年的《印第安教育法》、1995年的《初中等教育法修正案》、1996年的《发展残疾人援助和权利议案法修正案》、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计划等。
这些法令或计划都体现了关注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精神，从教育财政政策的倾斜来保护弱势儿童和弱势群体在受教育机会、教育质量方面的权利，为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日本的法律制度保障措施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在同年11月颁布的战后新宪法中确定了义务教育的无偿制原则。
根据新宪法的精神，于1947年3月31日颁布《教育基本法》，该法为新的教育制度替新提供了基本原则−−以前是由《天皇教育诏谕》提供的，进一步明确提出“国民负有使其保护的子女接受9年普通教育的义务。
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指地方政府)所设学校实施的义务教育，不收学费。
”如何落实《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确定的9年义务教育无偿制原则，乃成为日本各级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与重要职责。
特别是在战后重建的初期，各级政府财政拮据，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但法律上已经明确政府具有履行举办义务教育学校的职责，不能完成法律规定的义务，政府首脑只能辞职。
因此，在战后初期日本地方政府中，因无法按时完成法律规定的举办义务教育学校之职责的政府首脑辞职乃至自杀的，屡见不鲜。
根据1948年7月颁布的《市町村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等负担法》的规定，日本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的工资等由都道府县(政府)负担。
195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由国家(中央政府)负担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工资等的1/2，从而确立了日本目前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工资等由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一级政府负担的体制。
1952年又制定了新的《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新法规定，都道府县支付的各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工资额的1/2由国库负担，教育中最重要的经费之一即教材费为国库负担；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平衡交付金制度，重点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支付，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保证了教育的顺利发展。
另外，根据1953年8月颁布的《公立学校设施灾害：修复费国库负担法》的规定，国家(中央政府)负担公立学校设施灾害救济所需经费的2/3。
此后经过多次探索和改革，195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义务教育诸学校设施费国库负担法》，确立了日本现行9年义务教育学校的设施费负担机制，即市町村(政府)在新建或增建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室内运动场时，国家(中央政府)负担所需经费的一半；改建学校的危险建筑物时，国家负担经费的1/3 。
根据1962年3月颁布的《关于义务教育诸学校教学用图书免费的法律》，日本中央政府从1963年4月起免费向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发放教科书，所需经费由国库负担。
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提高偏僻地区的教育水平，日本于1954年6月颁布实施了《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该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振兴偏僻地区的教育必须采取的相应措施。
该法第5条规定，都道府县(政府)必须按照有关法令的规定向偏僻地区公立中小学和学校有供餐设施的教职员支付“偏僻地区津贴”，该津贴的月额应在工资和抚养津贴月额两项合计额的25%范围内；与此同时，都道府县(政府)还必须为服务于偏僻地区的教师提供充分的进修机会及所需要的费用。
该法第3条规定，市町村(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偏僻地区的公立中小学配备教材教具、为学生走读提供便利、为教职员提供住宅并提高其福利待遇等。
国家(中央政府)对都道府县(政府)和市町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等所需要的经费补助1/2。
[26]（三）印度的法律制度保障措施与我国一样，印度在教育法制方面的建设还不很完善。
印度迄今为止也没有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只是各邦颁布一些法令作为执行政策。
在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印度政府的随意性很强，缺乏政策的连续性，教育经费的保障还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主要是通过一些政策、“五年计划”和其他计划来保障对教育的投入。
比较重要的政策有：1950年1月颁布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和1986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在1992年对《国家教育政策》进行了修改。
但这些政策大多是原则性规章，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一系列的计划实际上才真正保障了印度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
虽然大多数计划是短期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