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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以诗为词”--历史的自觉发展“以诗为词”是诗歌自觉发展的必然。
苏轼凭借自己的才华，敏锐地抓住这个文学特征，合理利用这一在当时鲜有人提的特点，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同时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极大影响。
无论词作为由诗发展而来的产物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体式，都有着其本身的规律。
词是从诗衍生出来的。
最初的词可以说毫无地位，仅仅是唐人在茶余饭后的消遣，难登大雅之堂。
而诗经过长时间的加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形式和创作准则。
唐人其实已经发现在诗上很难有所突破，或者长时间在诗的氛围中想找寻新的突破口，便作诗余以自娱。
而这种衍生，其实已经为“以诗为词”奠定了基础。
创作词的唐人随着改朝换代也成为了宋人，这批人有着创作诗的经验，但由于唐代普遍认为词的格调不高，至宋，这批人依然被词限制在狭小的创作范围之内。
那么诗对词的影响最突出的就体现在苏轼的笔下。
苏轼大胆地打破这样的限制，将诗的创作带入词中。
这种大胆，是创作习惯的延续。
从另一角度来说，是词依然没有摆脱诗对其的影响，当然也是无法摆脱的影响。
那么，词作为独立的体式而言，和诗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从滥觞《诗经》起，诗歌就作为一个个体伫立在历史之中。
诗歌从诗经发展到楚辞，再由楚辞孕育出汉乐府民歌，从汉乐府逐渐形成一种诗歌规范，动乱之后的唐朝成为了诗的顶峰。
词从诗中演化出来时，与诗经相似，同样贴近生活；词对于音律规范等的难舍难分与诗的发展也相似：诗经、南北朝民歌等，皆是人民生活中的唱词进行整理加工后的产物；而后“以诗为词”的提出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将词一步步完善。
而有了诗的前车之鉴，词在宋之一代，便达到了顶峰。
新时期诗歌也与上述相似。
在此我们不讨论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到文研会以抒情为主，例如冰心的繁星春水，再到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到新月派提倡格律，象征派的联想、隐喻、暗示等手法的运用等，皆是由最简单的内心深处的呼喊开始，到内容题材的关注，到格律形式的要求，最终一步步将此种文体完善。
苏轼“以诗为词”之动因、标志及词史意义张国荣【期刊名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31)6【摘要】“以诗为词”乃是北宋学人对苏轼词之普遍认知，亦是苏轼词之一大特色。
苏轼之所以“以诗为词”，其动因是要以此压倒柳永，超越柳词，同时亦深受宋初欧阳修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及传统各种文学体裁相互融通、相互作用之启示与影响。
苏轼“以诗为词”有三大鲜明标志：（1）词中杂有诗句；（2）词多以“赋笔”为主，参以“比兴”；（3）词多诗境。
苏轼“以诗为词”在我国词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The method“composing Ci with the spirit of poem”of Su Shi was un iversally recognized by scholars from Northern Song Dynasty,and it's also a representative feature of his works. That kind of compo-sition method was adopted partially to outweigh Liu Yong and his Liuci. At the same time,i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ems Innovation Campaign of Song Dynasty led by Ouyang Xiu and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literary genres.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symbols:(1)poem lines been mixed together;(2)massive use of“fu”,with“bi”and“xing”(writing skills)as supplement;(3)concentrating on artistic image. Su Shi's method of“composing Ci with the spirit of poem”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总页数】8页(P1-7,74)【作者】张国荣【作者单位】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相关文献】1.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J], 宋先梅2.苏轼的豪放词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 [J], 朱靖华;3.从缘情到言志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J], 郭自虎4.从化诗入词看苏轼的“以诗为词” [J], 李笑野5.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及其词史意义 [J], 徐燕婷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为什么说苏轼是以诗为词?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价苏轼的词“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词的用途上, 苏轼的词有了极大的拓展, 使词形成了和传统诗歌基本相似的功能系统; 二是在词的承载上, 苏轼的词对个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探掘, 使词形成了和传统诗歌相接近的表现领域。
由此, 词这种文体在文人手里, 成了一种有着较大自由度的个人抒情工具。
词原本是当时为配合流行乐曲而填制的歌词, 在演进过程中又多用于公私宴饮、市井娱乐,所以其功能在最初便相当狭窄, 即只是为了“应歌”与“佐欢”。
当文人染指其中, 也就继承了这种功能, 并把它作为词的总体特性来加以体认。
入宋以后, 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畸形繁荣,适应这种风气的需要, 词的功能还是多被局限在应歌和佐欢上。
苏轼词中, 也有一些单纯应歌佐欢的作品。
但是, 词在他的手中,却同时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许多用途和功能。
词可用之庆贺, 如《减字木兰花》“维熊佳梦”；可以赠答, 如《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可以送别, 如《西江月》“莫叹平齐落落”；可以记行事, 如《蝶恋花》“雨后春容清更丽”；可以述出游, 如《浣溪沙》五首；可以写登临, 如《望江南》“春未老”；可以叙凭吊, 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可以述节令, 如《蝶恋花》“灯火钱塘三五夜”；可以记梦, 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可以怀人,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可以嘲戏, 如《人娇》“别驾来时”；可以次韵相和, 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可以集句,如《南乡子》“寒玉细凝肤”；可以回文, 如《菩萨蛮》七首。
总之, 凡有人情应酬、送往迎来之事，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一些簸扬文字、逞露才情的游戏, 苏轼都可以用词实行。
唐宋词也曾被人许为“心灵的文献”, 但在苏轼之前, 词所展示的心灵世界却是相当狭小的, 主要局限在情感层面上。
苏轼的词在抒写个人精神世界上, 较之前代和同时代众多词人, 有了极大的拓展。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孙小丽汉语言文学摘要：苏轼的一生是极其坎坷的，但这种坎坷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词人在宋代文坛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之一表现在其对宋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词人用一种被人称之为“以诗为词”的手法改革了当时的词风，这种手法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对于“以诗为词”，各个年代的解释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
当时，一些词人认为苏词“不协音律”，事实上，苏轼是遵守词律的，苏词是协律的，古人用“不协音律”为理由来非议苏轼“以诗为词”是不符合实际的。
苏词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发展了词风。
而苏轼的政治生活背景和当时词坛的状况是“以诗为词”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评价苏轼在宋代文坛上是一位极高的大家，诗文词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其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其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其词更是空灵飘逸，“一洗绮罗香泽之态”，[1] 如天地奇观。
但如果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而最大特点就是“以诗为词”。
结合宋词的流变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他的政治生活遭遇,论述“以诗为词”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贡献、在苏词中的表现、前人对此的评价对正确认识苏词和词体的发展都十分有意义。
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在今四川省)人。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时高中进士，为欧阳修门生。
熙宁四年(1071)反对王安石新法，自请出任地方官，先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调任密州知州，元丰七年(1079)移知湖州时，因讪谤新法罪被逮至京，此即著名的“乌台诗案”。
后因王安石等人的援救而免死，次年到达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时的他已四十五岁了。
黄州四年，是他创作的收获时期，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词等作品写于此时，他旷达的人生观与飘逸的创作风格都成熟了。
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手法是他在词体创作上的一大革新。
这种手法打破了传统词体的局限，引入了诗歌的题材、内容、手法和风格等元素，使词体在表现力和风格上焕然一新。
首先，苏轼借“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打破了世人对传统词体的“艳情”传统观念。
他以传统诗歌的题材内容扩大词体的题材内容选择，如将传统的山水、边塞、送别、怀古等诗歌题材引入词中，使词的题材范围更加广泛。
其次，苏轼借“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突破了传统词体在创作上的艺术表现形式。
他借鉴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如用典、象征、比喻、拟人等，丰富了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使词更加细腻、深刻。
此外，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手法还表现在对词境的拓展上。
他通过引入诗歌的意境和情趣，使词的表现更加深刻和生动。
他的词作常常表现出对人生、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和感悟，展现出一种深远而开阔的意境。
总的来说，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手法极大地推动了词体的发展，扩展了词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提高了词的格调。
这种手法不仅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也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精品]浅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轼以其独创的“以诗为词”，以其诗文的艺术技巧，赢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可，为我们讲述了经典的古典文艺诗歌故事。
苏轼擅长于利用通俗俚语来表达他的思想，他的作品通常风格洒脱，情节跌宕起伏，语气优美，慢慢地缓缓流淌，温柔动人，给人一种不朽的浪漫感觉。
苏轼在文体上具有立体感，把诗动态地刻画在体现了自身思想情感的文章中，体现出多维度的文化精神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形成了苏轼独有的文艺风格。
苏轼采用诗歌形式，不拘泥传统，把自己的情感耽误于诗歌之中，在采用简练的凝缩形式中，写出了精彩的文字描绘，有壮观的景象，深刻的含义，丰富的视角，写出的文字经久不衰。
苏轼以其情节变化多端、高度象征性、简洁幽默的语句，多角度、深刻、精辟地描绘社会历史变迁、文化特征、区域不同情况，表达了苏轼独有的文化理念，为后世留下了经典的传统文学作品。
总之，以诗为词的苏轼，以其动人的诗句，朴实的叙述，深刻的意境，活力四射的风格，丰富的色彩，形成了其独特的文体风格和文化理念，给后代留下了经典的文学作品。
[论苏轼“以诗为词”]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杨俭摘要：“以诗为词”与苏轼扩大词题材、提高词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但毕竟不具有必然联系，论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不能因为钦佩苏轼“学际天人”，从而把苏词的缺点也转加赞赏，奉为圭臬。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不足“以诗为词”与苏轼扩大词题材、提高词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但毕竟不具有必然联系，“以诗为词”存在着不足。
一、“以诗为词”的提法，本身便意味着诗词具有界限诗、词本具有同等地位。
诗、词是同源异流的两种诗歌体裁，两者间关系错综复杂，继承性和创造性同时存在。
词在兴起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与诗的区别是不明显的。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到了“花间”、“南唐”诸词人手里，词开始具有了自己较全面的文体特性，就像诗、文一样，有了属于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创作手法和风味情调。
从而从根本上将词提高到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
诗、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在反映现实、抒情性等方面已各有各的特征，各有各的审美标准，分别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规律。
诗词分界主要体现于两者由外在到内在的差异。
内在是本质，外在方面主要指形式上的不同。
词又叫长短句，句式长短参差使词区别于律诗和绝句；词（除小令外）分几阕，又在形式上与古体诗有了区别。
诗词在形式上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可以合乐而歌的，故而特别强调协律，除像诗一样讲究平仄的参差变化以外，还分平上去入四声和阴阳清浊轻重的谐合。
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重要特点李清照：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
词体本身与诗文不同的最大特点，就是词具有的音乐性。
词入乐可歌，即“音律”，并非指新体格律诗的“格律”。
诗可吟、文可诵，但最富有变化、适合音乐表现的却是词。
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是衡量词长短得失的准绳。
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苏东坡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内容提要：“词”作为所谓“一代之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本是一处静谧、柔美的涓涓缓流，而苏轼以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之变成波涛汹涌、气势壮阔的大河激流。
本文通过对苏轼以诗为词实践的论述，认识到苏轼“诗词一体”尝试虽然改变了词的原有的审美特征，但却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能并见于词，又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承载与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士大夫主体精神前人论及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
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
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
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
福建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本科段毕业论文题目：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因准考证号：052604100210学生姓名：郑德龙指导教师：陈斌2011 年8 月21 日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因汉语言文学专业郑德龙指导教师陈斌【摘要】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开拓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摆脱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窘境，成为一种与诗体并驾齐驱的文学形式。
而促使“以诗为词”理论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当时特殊的党争政治背景，词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寻求突破的需要，以及集诗文书画大成于一身的苏轼主观、有意识的词作实践三大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成因在我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学史上，冉冉升起了两颗最耀眼的明星——唐诗宋词！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极盛于宋，所以说起词，当以宋词为代表。
两宋词人，名家辈出、名作林立，据统计，流传至今的宋词共有21055首，有姓氏可考的词作者就有1493名，其中北宋时期的苏轼堪称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他以坦荡潇洒的人格魅力及高超的艺术才情，“以诗为词”[1]，开拓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摆脱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窘境，成为一种与诗体并驾齐驱的文学形式。
对于“以诗为词”的评价，前人已多作论述，但是对于苏轼形成“以诗为词”的原因却研究甚少，或只是拘泥于一处，不免有遗珠之憾。
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淬炼提高，努力从北宋当时的党争政治背景、词体发展的客观需要及苏轼自身主观实践等三大方面入手，以期对其成因作全面客观的论述。
一、“以诗为词”涵义简述既然要探究“以诗为词”的形成原因，那就不可避免要先理清何为“以诗为词”。
所谓的“以诗为词”就是以写诗的态度来填词，将诗的题材、内容、写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并使之拓展，开拓新的词境，提高词的格调，改变了当时词坛弥漫的香艳之风，完成了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首先，苏轼的“以诗为词”开拓了词的写作题材与内容。
苏轼之前的词人，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遵循“诗庄词媚”、“词为艳科”[2]的创作道路，表现花间、樽前、相思、离别、月下男女、伤春怨别等内容，甚至男子作闺音，词不过是灯红酒绿下的艳情之作。
而苏轼则拓展了词的写作范围，极大地提升了词的格调。
在苏词中，山川风物、谈禅说理、悼亡怀古、咏史咏物、人生理想、个人情怀等等，凡可入诗者亦皆可入词，一扫词坛香艳之气。
正如刘熙载《艺概》中所评：“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3]。
其次，苏轼的“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意境。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美之情转变为男性化的豪迈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表达作者的广阔的胸襟及高超的情怀，因而具有意气风发、豪迈豁达、高雅清旷的意境，词的审美价值也由此上升到崇高的境界。
例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苏轼不仅把出猎这个诗经常描写的题材引入到词的领域之中，而且充分抒发了作者保家卫国、杀敌立功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怀，将出猎与狙击敌人、保卫祖国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这首词奔放豪迈的风格与崇高的精神。
再次，苏轼的“以诗为词”将诗的表现形式引入到词中，使词的表现手法多元化。
苏轼在词中不仅用白描、铺叙，还广泛地应用诗歌创作中常用的比兴、用典以及议论手法。
在语言的创新上，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等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4]，使词风向诗风靠拢。
简而言之，“以诗为词”对传统词体的突破是多层次的：题材上，不再以男女艳情为主，取境较阔；风格上，把诗歌“硬”的一面引入词中，抑制了词体的柔婉、阴柔的属性；功能上，使词体从娱宾遣兴之用，转变成为士大夫述志的工具，有意借鉴诗歌创作中常用方法与技巧，重词体的表意作用、与音乐相疏离的倾向渐趋明显。
二、“以诗为词”形成的党争政治背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5]特定年代的社会背景、政治时势总是会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与变化。
具体到宋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特点是重用文臣，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
政治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6]。
大批的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充当政治和文学的主体，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连。
作为文人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党争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北宋的新旧党争自王安石熙宁变法开始，绵延半个多世纪，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影响之大，不可不谓空前绝后。
由于文人同时是政治与文学的主体，愈演愈烈的党争使得许多文人卷入其中，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其中就包括了苏轼在内的许多词人。
因此，在以党争为表现的政治背景下，对词体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深刻。
苏轼的政治命运与新旧党争息息相关。
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弟弟苏辙怀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7]的抱负在其父苏洵的带领下出川赴京应试，次年与其弟同登进士，父子三人名动京师。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并着手开始变法，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对立日趋尖锐，苏轼虽有志于通变救弊、振时兴志，但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多有不同，在新党当政的形势下，苏轼只好乞补外任。
熙宁四年（1071），苏轼离京任杭州通判，此后又转知密州、湖州、徐州，度过了十几年的外任生活。
外任的经历，使得苏轼能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
实际上，他也正是在此段时间开始作词，因此苏轼词的表现内容一开始便深深地汲取了现实生活的养分，使之区别于传统词的题材。
元丰二年（1079），新党指摘苏轼诗文中的“讥讽文字”，说其“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该“大明诛赏，以示天下”[8]。
苏轼由此获罪，从一方太守瞬间沦为阶下囚，生命岌岌可危，与其有诗文往来的亲友也多受牵连，或贬或罚。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后来，苏轼虽然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却让他深刻体会到文字可以罹祸，写诗作文必须备加谨慎！写诗是要小心的，可作词则不然，因为当时士大夫统治阶层普遍认为词只不过是“花间”、“尊前”的娱乐工具，充其量只是“小道”，与功业道德礼乐教化相距甚远，并不屑于从词中搜集攻击政敌的“证据”。
因此，为避“诗祸”，苏轼便将原来欲用诗来表达的东西放进词中，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以诗的表现形式来写词，利用词来渲泄自己不便用诗来表达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情感与酒楼歌席间那种娱宾遣兴的艳词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此，词便成为像诗一样可以“托兴”、“寄情”抒发人生感慨、情趣志向的一种文学形式。
三、“以诗为词”是词体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文学理论的形成都有一个长期、渐进的演变过程。
纵观词体产生、发展、变化之轨迹，“以诗为词”这一理论也绝非是苏轼一人凭空而起，而是词体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到达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期，由苏轼加以把握使之成型，为词体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陈洵《海绡说词》云：“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瓒绪，韦庄为首。
”[9]在唐代，原产于西域的“胡乐”传入中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
燕乐曲调繁多，有舞曲，也有歌曲。
歌曲的歌辞就是词的雏形，当时叫做“曲子词”。
而词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文人的诗歌。
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尤其是《杨柳枝》、《竹枝》、《浪淘沙》、《清平调》等曲调的歌辞，与格律诗并无多大的区别。
文人所写的曲子词也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形式，个别为长短句。
到中唐，文人开始认真地倚声填词。
元和年间后，文人填词逐渐增多，词才正式成为一体。
晚唐的温庭筠是第一个致力于填词的文人，他熟悉诗赋，又擅长音律，诗词兼通，采律诗之法入词，被誉为花间派鼻祖。
韦庄逐步温庭筠，也向诗体借用大量技巧，但他不同于温庭筠的方面在于借鉴的对象以古体诗为主，结构连贯、句构流畅、语意明朗。
南唐后主李煜秉承温韦传统，由于历经国破家亡，其词表现出了独特的人生感受，出现了诗歌独有的抒情言志的萌芽。
北宋晏殊、欧阳修等以政治文臣身份作小词，风调闲雅，讲究言外余韵，可见深受诗之审美影响。
张先词作中最早使用题序交待创作缘由，以明创作宗旨，并借鉴诗歌形式开拓词体的实用性。
至此，词体诗化倾向已然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时自觉利用“以诗为词”的理念将词体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并使之成为士大夫主流文化的，便是集诗、文、书、画大成于一身的苏轼。
由此可见，词从产生之初到发展成熟，不仅在音律体式上努力与诗律融合，而且在众多词人创作实践中，也常借鉴诗体的作法及意境。
“以诗为词”的变革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
苏轼对词体做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必引起当时文坛广泛的关注。
对“以诗为词”的批评也不乏其声，如陈师道便指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0]；李清照亦云：“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11]。
苏词的不合“本色”、“不协音律”招致北宋时期诸多词人、学者的批评。
后人对此也有更深刻的认识，明王世贞云：“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12]。
其理由是，合乐而歌是词体本质属性，如果忽视了这种属性，那么词的本质便发生了改变，失去了词的“本色”。
四、“以诗为词”是苏轼自身努力实践的结果在苏轼之前，文人词的内容不外乎是花前月下、相思离别等，即所谓的“诗庄词媚”、“诗言志，词抒情”、“词为艳科”，此等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唐以来便统治了文人的思想，所以，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只能算作是诗余小令。
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13]，苏轼对于词体的革新可见一斑。
陈师道曾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14]，“以诗为词”即是苏轼革新和发展词体的重要手段，正如吴熊和所言：“苏轼既‘以诗入词’，正其本源；又‘以词入词’，完其本色”[15]。
其一，苏轼词学观认为诗与词是有源流关系的，这种源流关系本身就决定了词不可能完全脱离诗的影响。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其差别只是外在的艺术形式，而其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苏轼在其著名的《祭张子野文》中提出词为“诗之裔”：“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清，刮发幽翳。
微词宛转，盖诗之裔”[16]。
从“诗之裔”的观点出发，苏轼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
如：“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
”[17]“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18]。
苏轼视“词”为“古人长短句”，认为词的创作中采用了诗的句法，借鉴了诗的精神，也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外在体现。
这与欧阳炯《花间集序》以词上承齐梁宫体完全不同，使词于浅斟低唱之余，重现“句句警拔”、“诗人之雄”。
这样就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促进了词与诗的相互沟通和渗透，对推尊词体、改革词风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二，在艺术手法上，苏轼将诗歌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借用到词中，使得词的表现手段更为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