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孙小丽汉语言文学
摘要：苏轼的一生是极其坎坷的，但这种坎坷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词人在宋代文坛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之一表现在其对宋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词人用一种被人称之为“以诗为词”的手法改革了当时的词风，这种手法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对于“以诗为词”，各个年代的解释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当时，一些词人认为苏词“不协音律”，事实上，苏轼是遵守词律的，苏词是协律的，古人用“不协音律”为理由来非议苏轼“以诗为词”是不符合实际的。苏词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发展了词风。而苏轼的政治生活背景和当时词坛的状况是“以诗为词”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评价
苏轼在宋代文坛上是一位极高的大家，诗文词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其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其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其词更是空灵飘逸，“一洗绮罗
香泽之态”，[1] 如天地奇观。但如果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
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而最大特点就是“以诗为词”。结合宋词的流变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他的政治生活遭遇,论述“以诗为词”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贡献、在苏词中的表现、前人对此的评价对正确认识苏词和词体的发展都十分有意义。
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在今四川省)人。嘉祐
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时高中进士，为欧阳修门生。熙宁
四年(1071)反对王安石新法，自请出任地方官，先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调任密
州知州，元丰七年(1079)移知湖州时，因讪谤新法罪被逮至京，此即著名的“乌台诗案”。后因王安石等人的援救而免死，次年到达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时的他已四十五岁了。黄州四年，是他创作的收获时期，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词等作品写
于此时，他旷达的人生观与飘逸的创作风格都成熟了。元丰七年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建康，遇到了当时已经隐退的王安石，交谈甚欢。元丰八年(1085)旧派又重新执政，第二年即元祐元年，苏轼还朝，任翰林学士。但由于与旧派人物意见
不合，自元祐四年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元祐八年，朝廷起用新派，第二
年即绍圣四年(1097)被贬儋州。元符三年赦还，第二年病逝于常州。由上可知，苏轼的一生是极其坎坷的，然而词人在困难面前并未低头，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词人的努力造就了其在宋代文坛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之一表现在其对宋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词人用一种被人称之为“以诗为词”的手法改革当时的词风，开拓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这种手法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以诗为词”一语，首见于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它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
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 陈师道并未具体明
确地解释何谓“以诗为词”，仅以“雷大使之舞”为喻，点出苏词“要非本色”，然而
“以诗为词”从此却成了词学研究及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实际上，陈师道说苏轼“以诗为词”，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词有不合音律处；一是说他的词不同
于传统的词风，与词的所谓“本色”不合。认为他的词不同于《花间》、南唐以来的“正规”的词风，似乎带进了某种诗里才有的东西。刘熙载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3] 现代词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多学者对“以诗为词”的概念做了很深且有创造性的解释。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4] 吴熊和先生认为：“凡可入诗的，亦以入词；可于诗言之的，亦于词言之。苏轼“以诗为词”的含义，实即如此”。并认为‘以诗为词’是对苏词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用律全面革新的一句总结。[5] 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以诗为词”这个概念总与诗歌的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即是把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词中比较成功的表现是用题序和用典。
在中国词史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词的这一巨大贡献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但也遭到了许多批评。他们认为苏词“不协音律”，而“音律”又是词的本色最重要的体现。那么实际是否如此呢？苏词是否真的不协音律呢？苏轼曾自谦平生“有三不如人”，其中之一即“唱曲不如人”，这往往成了别人攻击其词的口实。其实，在古代的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苏轼能唱曲的记载。《东
坡志林》卷七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声，皆非是，或每句三唱，正应三叠之说，则从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丈勋官以事至密，白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婉转凄断不类，乃至唐本三叠盖如此。及至
换黄州，偶得乐天对酒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歌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为劝君更进一杯酒，以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进为第四声，则一句不叠审矣”。可见苏轼不仅重视音律，且对音律的探究也是不遗余力的。因此他在作词时也是“协律”的。
二
自苏词问世以来，对苏轼“以诗为词”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就未曾间断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词论家都基本上是肯定“以诗为词”手法的运用给词坛带来的突破性与贡献性的，认为它丰富了词的写作方法，开拓了词境，给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和生命力。下面列举一些对“以诗为词”所做的肯定性评价，并结合一定的作品来分析“以诗为词”在词中的表现，同时阐述这一艺术手段对词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第一，苏词提高了词的品位，扩大了词的内容，达到了意境广阔，格调高远。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苏轼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品位，把词人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相结合起来，苏轼的词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其词内容空前充实广泛。举凡政务时事、川山景物、城乡风光、人情酬答、纪游怀古，无论大小、雅俗，都可写入词里。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6] 不仅大大突破“艳科”为主的局限，也远远超过前人所吟咏的个人狭隘生活。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词中，词人把对自然山水的关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相结合起来，在雄气壮阔的自然美中融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