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批评的精英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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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
1、文化研究立足于大众文化的立场,反对传媒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倾向。
2、文化研究背离了主观经验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学派的视角,转而关注微观的、具体的、经验性的世俗生活。
3、文化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这两种研究方法,揭示大众传媒为统治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同时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
4、文化研究吸收了不同方法和理论,日益发展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路径,为现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思路,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对精英文化的态度
中国对精英文化的态度是辩证的。
精英文化是指那些处于社会上层、具有卓越智慧和才能的人群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中国认可精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精英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发展方向,能够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同时,精英文化也能够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也认识到精英文化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精英文化往往与社会阶层和权力分配相关联,如果不加以平衡和制约,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和阶层分化。
同时,精英文化也存在着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和精英主义的倾向,可能会导致文化的封闭和狭隘。
因此,中国在对待精英文化时,强调平衡和包容。
既要尊重精英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也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和权益。
同时,要引导精英文化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和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摘要:西奥多·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针对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高度商业化、世俗化的现象,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工业”的同一性、商品性和虚假性等特点,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工业”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试图唤醒被“异化”,甚至自愿“异化”的人们的自由和个性。
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的正确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国文化发展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他受家庭影响自小受到严格的音乐知识训练,受勋伯格无调音乐所蕴含的对总体性的反抗以及对个体的推崇的启发,在二战法西斯猖獗的大背景下,对受同一性思维操控而异化的“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刻批判。
一、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形成背景“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阿多诺生活的时代消费主义现象蔓延,再加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开展带来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艺术产品不再具有神圣性和高雅性,成为普通的消费商品。
从而形成了消费社会,为文化工业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掌权,为了保证对国家的高度控制,纳粹党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实现高度的一体化。
通过监控和打压与纳粹主义者持不同观点的作家、记者等知识分子,焚烧“非德意志”的书籍著作,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建立各种纳粹社团、节日等方式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而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同一性和高度一体化。
其次,阿多诺亲眼见证性了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美国,高度发达、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也是在宣传为政治目的以及商业利益服务的、缺乏文化应有的自明性精神和自律性的“大众文化”,其实质也是对人性的同质化,是对个性的破坏。
再加上阿多诺受卢卡奇、韦伯的支配理论、本雅明的“星丛”理论等的影响,他对受同一性逻辑支配的文化“文化工业”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二、“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主要内涵文化,自古以来就与高尚的精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被看成是纯洁人的精神、丰富人的个性的力量。
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一、大众文化的娱性功能自1942年以后,主流文化经过民间话语的”转译”,具备了大众文化所有的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众文化”是”大写的文化”,它所强调、宣扬的是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宏大叙事,它的目标诉求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到民族救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因此,这个”大众文化”虽然形式和内容已被人民”喜闻乐见”,但它并不是”市场化”或消费性的。
三十年代以xx城市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后来主流文化的叙事中基本被中断,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它被认为是”不健康”和具有”腐蚀性”的。
”红玫瑰”或”礼拜六”以及舞场上的靡靡之音,在大众化的”红色经典”面前不战自败。
因此,在p;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相继失去了原有的含义。
他们曾具有的革命性、进步性不仅逐渐地褪去,甚至还会受到深刻的质疑。
特别是进入市场和商业化时代之后,”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疑虑。
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
但这时的”大众”仍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会决定生产/消费的关系。
因此”大众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他对”快感”的要求,说明了那是一个欲望之地。
90年代初期开展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大众文化的激进批评,其问题很可能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把大众文化当作了审美的对象来批判的。
因此,对大众文化而言,那是一次错位的、没有构成批判的批判。
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独特而奇怪的领域,它和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这些文化既有联系但又不存在谱系关系。
你不能说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哪种文化形态。
这一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所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
作为产品,它有直接和消费相关。
因此?笾谖幕淖钪账咔螅永匆裁挥欣肟桃道妗T诘缬笆谐。
狈考壑档某晒负醭闪擞捌钪匾钠兰鄢叨然虮曛尽T谡飧雎闳嗣强佑亩捞亓煊蚶铮蘼凼抢崴傲暗纳壳椋故茄夂岱傻目植溃蘼凼欠绻饣故强苹茫蘼凼堑缒灾谱骰故遣灰嫔恚破偷佳莸淖钪漳康亩际前压壑诟辖缬霸骸R虼擞行枨舐郏涝妒谴笾谖幕裱墓嬖颉?BR 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
浅谈精英民主对大众民主的批判摘要:精英民主理论诞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它发源于意大利,是在批判大众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针对大众民主的缺陷和不足,精英民主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和修正。
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同时我们也应该结合国情重新审视二者对于民主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精英民主;大众民主;批判一、精英民主理论的内涵近代社会经历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科技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变迁,所有这一切都为大众民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开启了民主历程上的一个新起点,从那时起大众政治与大众民主就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面临大众如何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毋庸置疑,现代政治的实质就是大众政治。
大众民主否认精英、贵族等权贵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主张更多地公民参与,鼓励大众阶层超越资产阶级对政治生活的垄断。
它提倡的是在现代大众社会条件下,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大众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避免民主虚伪与民主不足等问题,从而增加民主的合法性和广泛性。
精英民主理论诞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它发源于意大利,是在批判大众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精英一词最初在17 世纪是用以形容质量精美的商品,后来才用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如精锐部队和上层贵族”。
精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总是处在少数人即精英的统治之下,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探讨的是政治领域的统治精英。
他们认为,民主的主体应该是精英而不是大众,因为大众是一个无知、盲目而又自命不凡的群体。
如果让他们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那么势必将民主政治引入歧途,而精英则品德高尚、能力超群,最适合做大众的统治者。
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民主理论进行改造,将“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等这些价值取向从民主中剔除出去。
民主应当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即由大众选举精英进行统治。
大众文化挑战下的精英文学前两年,北师大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及《〈庄子〉心得》,一时吵得沸沸扬扬。
一边是讲坛收视率之高,大陆新儒家学者的支持,一边是学院派人士的指斥,十博士的激烈讨伐。
现今这在中国大陆引发了激烈争论的于丹现象已基本尘埃落定。
当争论的硝烟散尽之时,我们回头再来审视这一现象,不禁有些思考。
《论语》也好,《庄子》也罢,这些中国传统文学的经典文本,在过去乃至今日都称得上是精英文学。
普通老百姓、平民大众对其只有仰望而观之的姿态。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重视文化(文学)的社会。
然而在古代乃至近代,文学的消费一直都是士大夫官员、贵族统治阶级的特权,尤其是所谓的精英文学的消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1]在中国的古代,诗文才是文学的正宗,而真正表达平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更符合普通老百姓的审美情趣的小说部类文学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直至近代,梁启超写出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呼声,小说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我想梁启超之所以如此推重在当时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小说作为草根艺术所特有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以此来配合他的政治改良。
到了现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成为主导形式,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
文化的转型必然也影响文学的变化――大众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运而生。
所谓大众文化是现代工商社会的特有现象。
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
它以大众传媒为载体,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我们。
“它的生产就像别的商品生产一样,遵循市场规律的最高原则,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代替了想象与灵感。
”[2]平庸是大众文化的显著特点,娱乐成了大众文化的原则。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现代意义作者:熊静雯来源:《科学与财富》2015年第22期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体现在工具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上面,法兰克福学派将视角放在研究大众文化的产生,实质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套对“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体系。
研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义一、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最早提出“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是霍克海默,霍克海默在《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把资产阶级的文化界定为肯定的文化。
在此之后,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中认为霍克海默这种提法比较笼统,他认为早期的资本主义的肯定文化和发达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而且将视角放在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面。
阿多诺在《论爵士乐》中对爵士乐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功能提出了批判。
他认为爵士乐作为一种文化,虽然以反秩序的姿态出现,但是自身的这种规则同时又成为一种秩序,使人们主动适应这种集体组织中去。
这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早期萌芽阶段。
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成熟应该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在该著作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作者认为“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
电影、广播和杂志创造了一个系统。
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①。
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一)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认为文化、艺术本来应该是一种自主,独立的活动,是“人”这一历史主体的自我感受,包括对现实社会的肯定以及否定两个方面,但是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工业却以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欺骗,使人们逐渐丧失自身的那种批判性,存在的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产品的认可,从此实现其对人民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操纵,培育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广大群体。
试析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大众文化批判—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一)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论文摘要: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批判有不少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不少局限,它片面强调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忽视大众文化本身特性,从而带来了理论上的偏差。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一定的层面上,要研究和了解大众文化的批判,必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有所了解。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就是把大众文化批判当作其批判理论的中心,从1936年霍克海默的《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提出的“肯定文化”概念到1942年他与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概念,再到1944年他与阿多诺合着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所使用的“文化工业”一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及其危害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这些分析和论述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现实文化评论中我们也可见一斑。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根据于深厚的近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文化传统之中,其理论深受欧陆哲学文化的影响。
其思想既受卢梭、歌德、席勒等人的宗教化色彩的救赎思想影响,又受人文主义者伏尔泰、柏格森、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启迪。
而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也成为他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口实—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人本主义者,更有甚者,他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强调其“否定”性,而抛弃其“同一”性。
这样,我们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在进行对大众文化抨击的同时,必然显示出片面性、局限性。
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时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我们会找到正确面对大众文化的钥匙。
一、大众文化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与“肯定文化”和“工业文化”有共同的含义。
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在中国的学术思想语境中,“大众文化”这个词常常有很大的歧义,这是因为早在1930年代,就有“左”翼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出现过“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术语。
但是它与诞生于1980年代的“大众文化”意义完全不同。
简要地说,1930年代左翼的“大众文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它没有商业色彩,也不是由商业性的文化工业机构利用高科技媒介技术批量生产的,它受到的影响来自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化;而1980年代出现的“大众文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它恰恰是对起源于1930年代,极盛于文革时期的“革命大众文化”的否定,并明显受到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说是“文化工业”)的影响。
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
在我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中,对于“大众文化”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大众文化是“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传播的、娱乐性消费文化”。
[1] 这个界定已经比较接近西方学术界由法兰克福学派确立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概念。
在发表于1995年的《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妥协与互渗——89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一文中,我对“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商业性大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进行了区分。
该文指出:“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主要是前现代社会的非官方文化类型,主要存在于农村,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文化,它还没有被纳入商业化、工业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
关于“商业性大众文化”(commercialized mass culture)与“革命性大众文化”(revolutionary mass culture),文章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所谓“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文化运动和文化类型,这种革命性的大众文化(群众文化)包括30、40年代的那些快板书、街头剧、顺口溜等,还包括赵树里的小说、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50年代的新民歌等通俗文学艺术。
《理解大众文化》读书报告个人历史篇一:理解大众文化完结一、我的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方向:据一些资料和本书的中文导言显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两种立场:根植于精英阵营的“批判主义”与立足于平等和参与的“平民主义”。
批判主义是以极端、悲观但最富批判性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包括阿多诺、霍克海姆、哈贝马斯、布迪厄、麦克唐纳等在内。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的生产就是文化工业进行的一种“标准化”的大规模复制,大众文化并不反映实在的艺术个性,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一种模仿,必然导致艺术的生命的扼杀,艺术创造性和个性的毁灭。
平民主义是以指涉面广、涵盖学科众多且以理性、乐观的受众视角为特征的伯明翰学派为代表,包括斯图亚特·霍尔、波德里亚、费斯克等。
第三种文化研究的方向也就是本书所试图重新解读的“popularculture”。
导言将本书定义为一本修正主义文化研究著作。
而费斯克的主要贡献,则正在于在文化工业的生产中,发现了一个积极的“大众”,从而对法兰克福学派受众被动学说进行了修正。
本书所介绍的大众文化的一些特性:菲斯克在书的前言中说道:“我所熟悉的国家,我所书写的文化都是白种人、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文化。
”又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不同,但相对而言仅仅是表象上的差异,文化的实质应该具有同一性。
作者的观点认为:本书文化研究的历史和他个人学术生涯、个人历史,相互交织渗透,生产于20世纪80年代末。
对菲斯克本人的一些感知:菲斯克是西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作为“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健将”,著述十分丰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解读大众文化》。
据书中的作者简介,他本人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消费者。
二、主体何为大众文化?费斯克发现,观众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而是具有不容忽视的“辨识力”和“创造力”,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和流通着各种“意义”——这种由大众主动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动就是大众文化。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了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随即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
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
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
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定位后,从表达方式、内容取向及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在传媒的表现分析,最终得出精英文化“大众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的结论.关键词大众精英文化差别一、本文背景文化,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是紧密相联的。
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
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
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是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所谓大众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
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因其散布于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写到:“聚古今之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把“精英”释为“精华”。
作者: 孙晓霞
作者机构: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页码: 80-85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2期
主题词: 现代艺术体系 大众文化 艺术家公众 精英主义 鸿沟 桥梁
摘要:在大众传媒文化时代,艺术的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挑战,现代艺术体制和艺术观念与大众文化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文章通过对18世纪现代艺术体系确立前后的艺术活动中艺术家、艺术界及公众这三个实践主体的分析,揭橥现代艺术体系中与生俱来的精英主义特性,指出这种精英主义是造成现代艺术乃至当代艺术的封闭性、排他性、自我矛盾性的根本原因。
因此,回到对艺术的审美研究,回归艺术的本体论问题,思考艺术于人的意义与价值等将是拉平现代艺术体系的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实践中的艺术之鸿沟的有效路径。
丰富艺术观念、开放艺术边界,搭建大众文化与艺术互通的桥梁,未来的艺术与美学理论应该改变以现代艺术为主导的理论道路,形成一种多种艺术观念、多种艺术实践方式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