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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现实作者：刘文奇来源：《智富时代》2016年第09期【摘要】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大众文化在我国逐渐形成规模。
以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来看，我国的大众文化已经具有同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特征相吻合的特征，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一种趋势。
同时，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破坏了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其反思我国大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吸取其合理成分，更好的发展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大众文化；霍克海默；文化批判；中国现实一、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缘起于这种文化在当代西方社会所呈现的特性和消极后果。
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一）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的主流观点等人为代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综合治理”或“一维的社会”，由于技术上的合理性裁决本身是合理的，所以大众文化不是自发形成在大众那里，而是由文化产业的伪文化在公共机构实行的统治阶级，这种文化与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文化产业的思考，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是阿多诺和主要依据的分析和逻辑起点等文化产业。
阿多诺认为，艺术不是文化产业的产物，他们从一开始就成为市场上的替代项目只生产一种商品。
于是拜物教的性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工业的产品的基本属性。
（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和齐一化，扼杀了个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每一领域是独立的，但所有领域又是相互有联系的”。
当代青年对于消费，尤其是娱乐性消费，绝大多数人都是依照周围同龄人的消费习惯来确定自己的消费习惯，以此让自己显的合群和合乎理性，否则就是怪人或者异类。
现在年轻人很少有独特性的消遣活动，使得现在的年轻都是活在他人眼中或者说活在青年人同龄人的压力当中，这个词在一篇文章中有个社会学概念，就叫“Peer Pressure”，讲的就是青年人在摆脱父母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束缚力，这种束缚力既是客观的存在的，又是被各个青年人潜移默化的植入脑中的概念。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启示作者：韦娜孙颖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2期【摘要】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研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少走文化发展的弯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全面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深化理论研究、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影响以及促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大众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重要阵地。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人们的思想认识、行为方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化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文化所体现出的已经不是人的最本质的存在方式，是对人的一种压抑和束缚，即我们所说的对人的一种异化。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依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就是指“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以制作和传播非创造性的、标准化的大众文化商品为手段和载体，通过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多种普遍的途径送达消费者，供其消费，从而从中达到获取高额利润、实现发财致富目的” 的一种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特征与功能的揭示与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大众文化的特征1.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特征。
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下，大众文化呈现出商品化趋势，具有了商品拜物教性质。
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
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被置入市场机制之中，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再语境化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以批判性理论闻名于世。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它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揭示了大众文化中的商业化、娱乐化和意识形态化等问题。
本文将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出发，探讨其在中国的再语境化过程，以及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德国，由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创立。
他们对当时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文化工业和商品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是受到文化工业和商品化逻辑的影响，成为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产品。
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已经不再像传统文化那样由个别的创作和传播者来决定，而是变成了由文化工业来主导和控制的产业化生产。
这种商品逻辑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影响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进而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趋向表面化和一致化。
2. 文化产品的娱乐化和消费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呼吁关注大众文化产品的娱乐化和消费化特征。
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产品为了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和消费欲望，往往强调形式的新奇性和感官的刺激性，而忽视了内容的深刻性和观念的批判性。
这种文化产品的娱乐化和消费化特征，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消遣和消费的工具，进一步弱化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意识。
3. 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指出，大众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娱乐性和消费性，还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产品通过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大众进行思想和情感上的“软控制”，进而影响了大众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知和态度。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产品，既隐藏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又强化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合法性，从而对社会的民主化和进步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一一、引言法兰克福学派，也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或文化研究学派，是20世纪初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兴起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该学派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为后世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本文旨在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品化的文化形式，其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都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形式往往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标准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批判性在于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往往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他们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和解读，将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灌输给消费者。
因此，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不仅要关注其商品化的一面，还要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批判理论。
该理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法兰克福学派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意识形态化以及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等方面。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还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析法、文化分析法等，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应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它揭示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醒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
其次，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不均，呼吁人们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最后，它为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探究一、解构文化的价值———大众文化的经济商品化大众文化是对特定时代特征的反映，它不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存有，更体现了特定时期内社会的全体风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既具有文化的统一性质，又具有其独特的个性。
大众文化的文化性质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种精神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商业产物。
在精神层面上，大众文化反映了文化制造者的精神活动，并通过文化产物对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商业角度来看，大众文化顺应了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同时在流通的过程中遵循市场原则，符合商品交易的种种原则。
此外，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消遣性也体现着作为商品的特性。
在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资本主义将文化作为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对文化的生产、传播过程实行了操纵，从而使文化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
文化从原来的独特性产物变成了能够实行批量生产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精神属性就被文化的商业属性所掩盖，成为了完全的商业产物。
大众文化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它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被完全的商品化，所以，此时的大众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市场机制要求下的样貌。
当文化成为了经济化与商品化的产物时，就是文化逐渐衰落的过程。
伴随着大众文化商业性的持续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剧变。
享乐主义和有用主义开始在社会上盛行，人们变得更加自私和冷漠，价值观也在一定水准上发生了扭曲。
这种转变不但体现在对于商品的追求上，更体现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态度上。
在这个时期，人们不再追求艺术文化的高尚性和审美性，而强调文化的实际用途。
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不再受到人们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效益成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唯一关怀的内容。
在这种形势下，生产者为迎合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出了大量的不符合文化特性的产品，致使文化产业的价值显著下降。
对于这个现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纷纷预言，按照这个形势进展下去，大众文化终有一天会失去其个性，成为一种单一、僵化的工业产品。
试析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大众文化批判—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一)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论文摘要: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批判有不少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不少局限，它片面强调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忽视大众文化本身特性，从而带来了理论上的偏差。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一定的层面上，要研究和了解大众文化的批判，必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有所了解。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就是把大众文化批判当作其批判理论的中心，从1936年霍克海默的《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提出的“肯定文化”概念到1942年他与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概念，再到1944年他与阿多诺合着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所使用的“文化工业”一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及其危害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这些分析和论述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现实文化评论中我们也可见一斑。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根据于深厚的近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文化传统之中，其理论深受欧陆哲学文化的影响。
其思想既受卢梭、歌德、席勒等人的宗教化色彩的救赎思想影响，又受人文主义者伏尔泰、柏格森、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启迪。
而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也成为他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口实—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人本主义者，更有甚者，他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强调其“否定”性，而抛弃其“同一”性。
这样，我们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在进行对大众文化抨击的同时，必然显示出片面性、局限性。
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时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我们会找到正确面对大众文化的钥匙。
一、大众文化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与“肯定文化”和“工业文化”有共同的含义。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篇一一、引言法兰克福学派，又称法兰克福学派或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
该学派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对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形成、影响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旨在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方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认为，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一文化现象以工业化和商业化为特征，具有大规模传播的特点，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大众文化往往追求流行性和功利性，导致了其价值的失真和异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的普及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的简单化、感性化和惰性化。
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和娱乐，而忽视了思考和判断的重要性。
此外，大众文化往往掩盖了社会矛盾和问题，使人们陷入一种虚假的满足感之中。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批判是揭示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首先，该学派关注大众文化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其次，该学派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内容、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此外，该学派还关注大众文化的受众群体，分析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大众文化的不同需求和反应。
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它提醒我们关注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如导致人们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和惰性化等。
其次，该理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探索更为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现代社会问题的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原因。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研究借鉴霍克海默德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问题，并借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进行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种文化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文化同质化、商品化、浅表化等。
本文将首先概述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随后引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通过对理论的深入解读，本文将探讨这些理论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旨在为理解和解决中国大众文化中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2. 霍克海默德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霍克海默德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特别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视角。
他们的理论核心在于批判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商品化，认为这些特性导致了文化的同质化和个体批判能力的丧失。
霍克海默德指出，文化工业通过大规模生产和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统一性。
在这种模式下，文化产品不再是表达个性和批判现实的工具，而是变成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
这种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文化产品，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审美多样性，使人们更容易接受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具有“伪个性化”的特点。
虽然这些产品看似多样化，实际上却隐藏着统一的意识形态。
这种伪个性化通过制造消费者对个性表达的幻觉，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工业的控制力，使人们难以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霍克海默德还批判了文化工业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他们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制造浅薄的快乐和即时满足感，钝化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能力。
这种文化消费模式让人们沉溺于短暂的快乐中，从而忽视了对社会不公和压迫的批判和反思。
霍克海默德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揭示了文化工业如何通过标准化、商品化和伪个性化，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
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可编辑)
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判——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必然的。
现代中国学者不可能(更不用说有必要)完全排斥西方理论，即使分析、来清理甚至提出中国的“本土”问题。
然而，简单地谴责西方学术“霸权”(甚至是为了反霸权)是没有用的。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一种西方学术话语和分析范式都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而是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的本土经验脱节。
如果机械地应用而不转换，它肯定会导致为(西方)理论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
我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不可能完全是中国的，但更不可能完全是西方的。
遗憾的是，中国大陆从事大众文化批评的学者在援引法兰克福批评理论时，刚刚忘记了中国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研究范式与中国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由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未能充分考虑中国人、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它也在理论模式、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极大地忽视了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评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错位和脱节。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有必要看一看如何处理和如何履行的问
题。
(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更清楚法兰克福文化产业理论的偏见。
参见他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倾向评论》、《影视受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章。
它们分别发表在第xx期《文学理论研究》(上海)和第xx期《文艺争鸣》(长春)上。
遗憾的是，徐闻主要介绍了西方流行文化研究的趋势，却很少提及中国文化批评。
“教义”)取消个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上述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限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也是“极权主义”。
我们可以认为，在集体化、一体化、消除个人自由的意义上，我们希望政府会越来越重视个人自由的问题。
我们希望政府越来越重视个人自由的问题。
饱受流言蜚语困扰的美国能够生存下来，其批评大众文化的研究项目也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整合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整合力相比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忽视两者的区别，使看似深刻的批评变得抽象和无效。
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个领域有一个巨大的理论盲点。
它有自己的非语境化问题。
众所周知，阿多诺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产业的主题极为悲观。
他对
现代国家利用现代工业和技术手段(文化工业)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担忧已经达到了绝望的程度。
然而，问题是阿多诺的“绝望”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德国控制法西斯文化的经历。
将阿多诺的“绝望感”等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商品经济体系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种经验的“错位”。
阿多诺因此混淆了法西斯集权和商品经济之间极其重要的文化差异。
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仅仅用商品理论来解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或文化专制是不够的。
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利用国家机器形成的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文化无法企及的强制性和强制性的(见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徐贲《文化批判向何处去》第xx页)。
类似的比较也适用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大众文化和xx年的中国大众文化。
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当时对极端“左”文化(也表现为群众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今天的群众文化对人的影响在性质和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包括其文化)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并不是铁板一块。
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xx年代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
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尽管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都搬到了美国，他们却没有研究德国和美国之间由于德国经验而产生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心理(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
”(徐有宇: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人，天涯，第xx号)因此他们未能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美国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区分。
马丁·杰伊在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中对这一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纳粹的经历深深地刺伤了该研究所的成员，使他们只能根据法西斯的潜力来判断美国社会。
他们如此独立于美国社会，以至于忽略了独特的历史因素，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大众文化社会与他们在欧洲遇到的不同。
该研究所一直认为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反应，但美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确实抵制这种变化(指从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转变)。
为什么会这样？研究所从未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
“第三，我认为正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建立在法西斯德国民族主义的经验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它原有的分析模式之上的，所以它更适合于分析和批判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意识形态专制和大众文化。
因为很明显，当时中国的情况更像纳粹德国或前苏联。
阿多诺在其代表作《否定的辩证法》中对总体性的批判为我们深刻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阿多诺把他的批判指向黑格尔的普遍规范绝对精神，它包含专制因素，因为它的前提是消除个人和差异。
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对绝对精神的朝圣，而是“一致意义上的非同一性”和“辩证法指向不同的事物”。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旨在保持个性和差异。
他不能容忍为了所谓的“总体性”而牺牲个性和差异。
他不能容忍强制性的，因此虚假的身份或总体性。
我们知道，事实上，这种总体性总是基于有问题的“普遍原则”(无论是“绝对精神”还是其他“学说”)。
极权主义者甚至可以利用最好的普遍原则。
阿多诺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整体是假的”来反对黑格尔“整体是真的”的论断，并呼吁一种“非同一性思维”。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阿多诺认为“同一性)、总体性)、整体性和集体性是共谋。
它们只是“存在”的虚假、抽象概念的影子。
他们唯一的社交内容是照顾那些不同意母亲命运的人。
这是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史上的第二次，更是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史上的第三次。
特别是，总体性的哲学，如果应用于社会建设项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以某种“集体”、“人民”、“国家”或“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专制，甚至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个人无人民即一切”。
“这个口号实际上不仅是德国法西斯的专利，也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共同口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极权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仍然记忆犹新，是基于这样一个被利用的口号。
没有一个现代极权统治者会仅仅依靠武力来维持他的统治。
他肯定会有一个公开的手段使意识形态合法化。
这是某种“总体性”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合法性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总体”诉求，一种对自由和解放的虚假承诺。
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永远不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基础上。
所以阿多诺说得好:“被解放的人不会是一个整体。
”(杨·:否定美学，第1页)阿多诺的思想实际上非常接近哈耶克的理论(尽管一个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另一个是批判前苏联式的计划体制)。
它们都是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极权主义的好武器。
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和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意义超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的理解(当然，他们不能被要求理解)。
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它还远远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我们不能把中国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人的生活视为整个中国)。
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化是其必然伴随的现象。
如果没有准宗教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文化界和知识界不完全提升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
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众文化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
最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及其逐步发展。
它在xx年的比例远远超过了xx年。
中国流行文化可能会朝着法兰克福学派描述的方向转变。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的差异而拒绝使用法兰克福理论。
更可取的态度:运用法兰克福理论时，与中国流行文化紧密结合的社会生活环境非常复杂、且极其独特。
我曾将这种背景概括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政治和经济、社会福利和商品利润”。
这种背景决定了它不能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中国流行文化进行一次历史性的调查。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么xx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化也不同于xx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化。
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把这个更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