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某声非法拘禁案的辩护词
案情简介：章某声等人非法拘禁一案，我在侦查阶段就已介入，其时他们涉嫌的罪名是绑架罪。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向公诉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并无绑架的故意，公诉机关予以接受，并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起诉了章某声等人，后章某声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金湾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章某声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经过阅卷，会见被告及刚才的庭审，我对本案的事实已有了全面的了解，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章某声帮周某杏查找、辩认黄某安并通知并通知周某杏的行为是合法行为。章某声并不知道黄某安所欠周某杏的债务为非法债务，按民事法律规范，为债权人提供债务人的信息而获得报酬，法律并不禁止，也就是说是合法的。
二、认定章某声上车时就有犯罪故意是证据不足的。
首先，黄某安无论是被推上车的还是被拉上车的，不能排除章某声仅是推其上车是和周某杏谈一下债权债务问题的可能。不能就此肯定章某声有非法拘禁的故意。
其次，从本案中相关的证据来分析，也不能认定某国声此时有非法拘禁黄某安的主观故意。
1、周某杏的第二次问话笔录的第二页，周某杏说：“其实我从南宁搭出租车到钦州，章某声早就明白我要拉黄某安去南宁逼他还钱的意图，是以前我就跟他说好的。”这个供述是不足采信的，理由：(1)这些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形下说的都没有，不够具体，不可信。(2)这句话前后矛盾，明白含有未说过的意思，后面又说说过了。(3)黄某安在今天的庭审中否认了这一说法。
(4)从周某杏、章某声、江某良的多次供述来看，都是说只要帮周某杏找到黄世安就可以得到好处，他们的说法都互相吻合，并没有说要帮周某杏拉黄某安上南宁逼其还钱才得好处。既然帮找到黄某安就得好处，按常理推测，章某声应该没有非法拘禁黄某安的主观故意。(5)如果他们事先就有非法拘禁的故意的话，也用不着先到万某酒店这样的公共场所然后再转到苏某来家，因为这样容易出事，会增加他们的犯罪风险。
2、2003年4月21日对章某声的问话笔录第一页，章某声说：“因为周某杏曾经跟我说过帮他找到黄某安后挟持黄某安去南宁逼其还钱。”这个供述也不
足采信，理由：(1)这些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形下说的都没有，不够具体，不可信。(2)章某声在今天的庭审中否认了这一说法。(3)从周某杏、章某声、江某良的多次供述来看，都是说只要帮周某杏找到黄某安就可以得到好处，他们的说法都互相吻合，并没有说要帮周某杏拉黄某安上南宁逼其还钱才得好处。既然帮找到黄某安就得好处，按常理推测，章某声应该没有非法拘禁黄某安的主观故意。(4)如果他们事先就有非法拘禁的故意的话，也用不着先到万某酒店这样的公共场所然后再转到苏某来家，因为这样容易出事，会增加他们的犯罪风险。(5)章某声脑部开过刀，大脑有时不够清醒，其偶而一次的说话不足采信。
、黄某锦的问话笔录第三页，黄某锦说：“‘周老板’对我说：如见到黄某安你就通知我，或你跟‘鬼佬’他们一起去认人，因为黄某安欠我四十几万，见到人我就喊人把他夹持到南宁逼其家人还钱，如果你帮我找到黄某安我可以给你两、三仟辛苦费。”但是，黄某锦的说法同样不足采信。(1)其说法没有其他佐证，也和章某声、江某良的供述互相矛盾。(2)按周某杏的思维，黄某安欠其债务也仅是二十多万元而不是四十多万元。(3)本案中黄某锦并不是被告人，所以应将其列为证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本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黄某锦作为证人并不符合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条件，也就是说黄某锦的证言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所需要的合法性。所以，其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所以，认定章某声在拉黄某安上车时就有非法拘禁的故意是证据不足的。
三、在车上这段时间，也无证据证明章某声有限制黄某安人身自由的故意。
在上车后，是周某杏临时叫司机开车的，章某声跟车上南宁不排除是去玩或是想领取周某杏所承诺的好处费的可能，因此不能证明其有驳夺黄某安人身自由的主观故意。
四、在到南宁后至到苏某来家这段时间，也没有证据证明章某声有限制黄某安人身自由的主观故意及用强制方法非法剥夺黄某安的人身自由客观行为。
五、在苏某来家这段时间，章某声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章某声和黄某安同食、同住、同玩，他并没有实施任何驳夺黄某安人身自由的行为。我们知道，非法拘禁的目的是使被害人遭受拘禁之苦，本案中如果说黄某安遭受了拘禁之苦的话，那么章某声也同样遭受，所以，章某声并没有使黄某安遭受拘禁之苦的目的。因此，在此期间章某声的行为是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退一步来说，即使在苏某来家这段时间章某声有限制黄某安人身自由的主观故意，由于其是从犯以及并没有实施任何积极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按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应认为是犯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章某声的行为是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
上述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谢谢!
辩护人：金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3年12月10日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徐亮亮非法拘禁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亮亮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第一审刑事诉讼。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徐亮亮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徐亮亮不持异议，辩护人也不持异议。辩护人现根据本案庭审的证据，结合法律，就被告人徐亮亮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作用，以及被告人徐亮亮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量刑建议，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被告人徐亮亮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 通过卷宗材料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印证，被告人徐亮亮仅仅按照被告人方刘伟的安排，和其他被告人一起将受害人何法文从电玩城带出来，随后送其到文一茶楼。到了茶楼以后，徐亮亮就从包厢里出来在车里待着，不久就离开了现场。在整个犯罪过程，既没有实施殴打、侮辱受害人的行为，也没有参与逼迫何法文写借条的过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归案之后，如实向公安部门坦白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徐亮亮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仅仅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辩护人主张在共同犯罪中徐亮亮属于“从犯”，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和理由。
（一）从本案犯意的提起以及策划实施。 同案的被告人提供的供述以及方刘伟本人供述均证明，关于本案的犯意提起以及预谋、策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均可以反映出方刘伟是犯意提出者，也是主谋。被告人徐亮亮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方刘伟指使的。徐亮亮接到方刘伟的电话以为是让他过去帮忙，于是打电话喊孙荣贵一起，喊孙荣贵一起去目的也只是去帮帮忙，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到了现场，徐亮亮也只是知道方刘伟要找被害人的麻烦并不明知是要对被害人非法拘禁，更没有要向受害人索要钱财主观动机。因此辩护人认为，他是在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加入到到犯罪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 （二）徐亮亮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行为上看，所起的作用也是辅助性的。 由于方刘伟的电话喊他过去帮忙，徐亮亮出于朋友义气前往现场，被告人徐亮亮参与本案,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忙,主观上并不具有索要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且实际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到了现场以后根据方刘伟的授意，伙同其他人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出来，至于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到哪里，被告人徐亮亮也不知道，而是按照方刘伟的安排，带到了茶楼，然后就离开了现场，从看见被害人到来到茶楼，被告人徐亮亮与受害人何法文接触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徐亮亮在上述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充其量起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徐亮亮既未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指挥，又没有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情节，事情发生以后，徐亮亮就离开了现场，对于受害人2200元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分配，对于后面打欠条的事情更加不清楚。徐亮亮的全部犯
于欢案刑事辩护词范文 他曾八次前往北京，向最高法院报告于欢的案件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刺杀母亲羞辱人》一文引发公众对“玉环案”的关注。媒体和公众对高利贷事件中母亲侮辱的细节和判决结果进行了超过80亿次的网络点击转发，成为“现象案” 根据我们的报道，在Huan诉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案件发生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郭林等三名检察官为公诉人，组成特别组办理此案。郭林一行全面查阅了案卷。对上诉人余桓进行了4次讯问，讯问了苏银霞等21名主要证人和受害者，收集了调查实验记录、电话记录等30余份材料，并听取了法医学、专家学者的意见。他曾8次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审案情况，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最后，在欢案二审现场，郭林当庭发表的公诉意见，不仅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进行了详细论证，而且对检察官的思路和司法机关的办案方式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公民行使辩护权的限制及司法与舆论关系的辩证分析。通过近10个小时的庭审，郭林和专案组运用证据还原了玉环案的事实，客观公正地再现了案件的真实过程，并根据法理和法理分析了案件性质和法律适用情况。
对于类似于欢案等一批社会焦点案件，郭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加速，很难控制其发展方向。每一步都要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反响，要引导舆论向正面发展。”“这样的现象级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关注程度太高，时间快，范围广。我们在办案的时候，太快了不行，查不清楚；太慢了也不行，无法满足公众对真相的需求。”“舆情只能靠真相平息，如果事情没搞清楚，轻易下结论，反而适得其反。” “遥控”指挥吴学占涉黑案公诉工作 于欢案背后，还牵出吴学占涉黑组织。 《方圆》杂志的报道中载明：2018年4月，与于欢案相关联的“聊城吴学占等人涉黑案”开庭，郭琳全程指导。开庭审理前，郭琳与公诉组制定出庭预案，逐字逐句修改出庭意见。庭审持续了4天，每天都到很晚，最晚的一次甚至到了凌晨。 庭审现场，吴学占一度态度恶劣，对公诉人进行人身攻击。偶尔，公诉人也跟着情绪激动起来，明显声调变高，语速加快。指挥室里的郭琳立即通过庭审指挥系统，告诉公诉人：“保持语速，不要着急，要有理有据地讲道理。”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本案是2010年3月26日施行法释[2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陕西省第一起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判例。此前，陕西省及其他省份类似案件均被法院判决有罪。 被告人李某是超市老板，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2009年12月李某从河南、山西购进一批真品卷烟价值9.7万元，在西安被西安市烟草二分局查获收缴并将李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0年3月2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将李某起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后李某不服，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某家属聘请陕西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小冬为其作无罪辩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此案专门召开审委会研究。2010年7月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0年11月1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无罪。2010年11月23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2011年4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2011年5月2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李某无罪判决生效。 审判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案时间2010年11月17日 《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节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李某家属的委托，担任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律师。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我认为：李某非法经营罪不成立，李某无罪。李某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不是刑事犯罪。理由如下： 一、非法贩运（进货和运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行政处罚的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及准运证明”，因此认定李某“非法贩运国家专营的烟草制品”涉嫌非法经营罪。 “非法贩运”是指进货和运输行为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违法即“贩”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证明”——运输违法即“运”违法。但实际上，进货行为和运输行为都不属于犯罪，均属于行政违法。 （一）进货不合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即“贩”违法。那么进货（购买）违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答案是没有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首届全国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大赛——前三组半决赛辩题、辩点及思考 (2011-09-14 22:30:44) 标签：分类： 第一组：浙江公诉队——广东律师队 李芳交通肇事案——《醉驾之祸》 李芳（女）与周明（男）是大学同学，上大学时二人曾谈过恋爱，2001年毕业时李芳让周明和她一起去广东发展，而周明坚持到北京工作，二人分手。2011年7月，李芳到北京出差，晚上约了周明在一家餐厅吃饭。二人见面，百感交集，李芳提出喝些酒，周明表示自己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李芳嗔怪道：“不行，咱俩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天你 必须陪我喝点儿。”周明见状，遂与李芳对饮。二人边说话边喝酒，不 知不觉喝了一瓶高度国窖1573酒，周明喝有六两，李芳喝有四两。饭 后约22时许，李芳提出要周明送其回所住宾馆，周明欣然应允。二人 在饭店门口准备拦乘出租车，但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拦住。李芳遂说道：“这么长时间也拦不到车，咱们别等了，你开车送我回去吧”，周明说：“北京查车挺严的，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李芳带着醉意说：“你就这点胆量，还敢陪我回宾馆！我今天还就非得让你开车送我不可！不然你就别陪我一起回去。”周明闻言，于是启动车辆，带上李芳上路。李芳坐在副驾驶上，一边与周明聊天，一边不断提醒周明注意一点、开
慢一点。周明开车800多米后，经过十字路口时，由于酒醉闯红灯撞到两位正常过马路的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警察到现场后经测试两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83mg/100ml和168mg/100ml。 控方：李芳构成交通肇事罪 辩方：李芳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参考辩点：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2.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 3.是否成立基本犯的共犯 4.倘若成立基本犯的共犯，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是否承担责任 我认为，该案中李芳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首先，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因此李芳教唆周明醉酒驾驶（当前规定仅凭酒精含量认定是否醉酒，但我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不合理）的行为双方均应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双方辩手对于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提及。 其次，刑法规定行为人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刑法中法定刑最轻的故意犯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的任何犯罪，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一般均比该罪处罚重，也就导致“轻故意向重过失”的转化，本案中，周明的行为就同时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且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出现的理论问题是，基本犯的共犯是否应当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我认为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共同犯罪必须由故意犯罪构成，过失犯不能成立共犯。
辩护词 文书类型：刑事诉讼文书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或审判员）：关于XXX被指控犯XXX罪一案，我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担任本案的辩护人。在接到案件后，我查阅了有关卷宗，并对本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得了有关证据，还同被告人进行了会面谈话。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正文。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__________________ 结束语：（一般讲明两点内容，一是归纳辩护词的基本观点；二是对本案被告人的处理提出建议。） 辩护人：XXX XXXX年XX月XX日辩护词属于议论文范畴，其写法与一般议论文大体相同。辩护词的写法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是采用证明的方法，即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也就是辩护词的基本观点，然后摆事实讲道理，援引法律条款作根据，进行分析论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达到为被告人辩护的目的。例如，某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甲故意杀人罪，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严惩。辩护人则提出被告人中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甲宣告无罪释放。辩护人对自己的观点，从事实上、法律上、情理上进行分析论证，以充分的理由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被告人甲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
成故意杀人罪。不言而喻，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即被告人甲犯故意杀人罪的观点则是错误的。此种写法即通常所说的证明的方法。 二是反驳的方法，即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驳斥，指出其错误所在以及为什么是错误的，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不少辩护人在辩护词中对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书中的基本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从事实上、法律上、情理上进行分析论证，以充分的理由说明对方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从而驳倒对方的观点，达到为辩护人辩护的目的。例如，某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乙犯强奸罪，辩护词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事法律条款的有关规定，剖析被告人乙的所作所为，得出的结论是被告人行为构不成强奸罪，不具备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而是一般侮辱妇女行为。这就驳倒了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书的基本观点。此法就是反驳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辩护词往往是证明和反驳两种方法兼而用之，既有“立”又有“破”，把正面说理与反面驳斥结合起来，但是有所侧重，或以证明为主，或以反驳为主。到底采用哪种方法相宜，要从实际案情出发，灵活掌握，寻找最佳的写作模式。辩护词的内容无统一规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因案因人而异的。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案情和被告人具体情况来确定辩护词的内容。 辩护词的结构安排，可分为首部、序言、正文和结束语四部分。 1．首部。 （1）居中书写标题“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669067499.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被采纳获轻判 非法拘禁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法严律师事务所接受X父亲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本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X的辩护人，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及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罪名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在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本案的发生，开始被告人并不知情，被害人从xxx被拘禁到X镇，被告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拘禁。被害人被拘禁到X镇以后，出于朋友关系，不好拒绝黄的要求，才帮黄追索债务，在犯罪的过程中都是受黄的指使和安排，所起的作用更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是从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本案的发生是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由于被害人借款未归还而引发本案，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根据xxx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即“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或一般过错的，应可以考虑减少基准刑的10%-20%。” 3、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认罪，系初犯、偶犯，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此外，X因有一个年幼小孩需要照顾，其妻子因为被告人被抓后离家出走，把小孩子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照顾，X 母亲因自身体多病没有很好照看小孩，希望法庭考虑这情况，从轻处罚被告人，
给被告人尽早回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出于朋友义气而触犯了法律，现被告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错误，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建议对其判处七个月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敬请法庭采纳以上辩护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此致 X市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xxx法严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月日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我是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丁俊涛律师,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担任唐**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的辩护人,被告人被拘留的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逮捕的时间是2015年的1月9日,我是1月28日介入的这个案子,即便介入案件比较晚,我依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询问的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也第一时间查阅了所以的卷宗材料,结合法庭调查阶段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辩护人从事实与法律层面,发表以下五个方面的粗浅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今天也庭审直播,原因是此案比较有代表性,辩护人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独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文强成立非法经营罪,这个罪名没有异议,但是对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涉案金额不低于六十万,从证据角度分析,有重大异议。 1、关于罪名的问题,2014年9月9日被害人单位的法务部人员邱某报案,公安机关9月10日刑事立案,立案罪名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直到2015年1月9日徐汇区检察院下发批捕决定书的时候,罪名改成了非法经营罪。对于外挂相关犯罪来说,我见过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但是从刑法牵连犯角度分析,以非法经营者以重罪定罪处罚,也符合刑法原理,所以辩护人就简单带过该问题。 2、本案的涉案金额的证据材料存在重大缺陷。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涉案金额的证据材料,除了被告人的供述以外,最重要的证据材料淘宝交易明细、上海司法会计中心的鉴定意见,但是这两份证据存在重大错误。根据起诉书现实,被告人在网店旋风网络联盟销售涉案产品的起始日期应该是:2013年6月到2014年12月4日,卷宗三的淘宝交易明细仅仅有2014年一整年的交易明细,缺少2013年6月1日到12月31日的淘宝交易明细,因为2014的交易明细被告人进行了确认;关于上海**会计鉴定中心的鉴定,也因为检材来源的不合法,从而在错误的检材基础上得出了完全错误的鉴定意见。 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非常小。 刑法里面所谓的主观恶性是指行为人对所做行为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抱的心理态度,通过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出来的,判断标准有三个:道德伦理性、政治否定性、法律的确定性来衡量。综合被告人的小学学历,1991年1月8日出生,年龄小,他是再2013年6月在一个QQ群里面,购买了别人针对**英雄传的外挂程序,在这个外挂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编程,研制了涉案的产品就是“**旋风辅助”外挂程序的,且被告人用一个店铺经营时间长达一年半,从未换过店铺,结合被告人笔录中多次强调当时不知道是犯罪,现在认识到错误了,认罪。被告人的年龄学历层次,以及在店铺经营过程中的毫无反侦查意识,都充分说明了被告人对涉案产品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自主研发的合法的知识产品来对待的,他认识不到此款程序是破坏性程序,更认识不到这种经营行为会构成非法经营犯罪,从其所犯的非法经营罪这个罪名从刑法上来说其期待可能性非常小,也就是说他既然不知道销售行为是犯罪行为,有何理由期待他洁身自好呢? 三、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 1、关于对非法经营罪的分析,刑法第225条规定,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场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刑事案件有效辩护的技能与技巧 肖文彬: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何嘉铭：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前言 在司法实务中，很多人将技能与技巧混为一谈，但技能和技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能是最基本的能力，而技巧是在技能的基础上更熟练、巧妙地运用技能的方式、方法。技能是基础、是前提，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这些年来，不少人宁愿喜欢用技巧，不愿意讲技能，甚至很多人在追求技巧，忽视技能，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认识和做法。 笔者根据自己近十年的办理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诈骗类犯罪案件的执业经验以及对这方面的研究总结，在本文中将详谈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尤其是诈骗类刑事案件），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的辩护技能与技巧。 一、扎实的专业基础是最根本的技能
凡事皆有大本大源，刑事辩护也是如此。一切有效的刑事辩护（以下简称“有效辩护”）都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无论是口头辩护还是书面辩护，没有扎实的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基础，有效辩护便无从谈起。很多人认为，经过长期的大学专业教育和司法考试的历练，绝大部分人就应该具备了法律层面的基本功，似乎就可以应对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了。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当今的刑事案件愈发呈现出新颖化、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法有限，而情无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大学里的专业教育和司法考试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已远远不能满足刑辩实务对理论知识的需求。原因在于：大学阶段的专业教学知识可操作性低（没有关于刑事辩护方面的实战课程）、课程内容滞后和涉及面窄、不够系统全面的现状，使得律师在从业后必须通过实务操作、实务总结对理论知识进行更深层次、更具针对性的筛选与提升。 笔者曾在《为什么说刑事律师的专业辩护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文中提到，律师的真功夫是需要拜名师学艺才能取得，很多东西是难以无师自通的，其中就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方面的专业基础提升。笔者所指的名师是指实至名归而非徒有虚名的名师。经过名师的指点，我们能知道自身法律基础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刘某某涉嫌非法拘禁、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一案的辩护律师，现根据本案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 （一）事实和理由： 1、本案法律所保护的客体——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被侵犯，即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3月21日零时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被害人被非法拘禁，时间长达近6天。这根本不是事实，在这几天里被害人在与几名被告在一起吸食毒品、一起住在不同的酒店。 2、被害人的口供完全不足以采信：如：其在唯一的一份《询问笔录》第8－9页中有如下记载：问：“你这五天半有机会？”答：“我于第三天24号凌晨7点多钟趁他们睡觉时跑出来了一次，因为忘记拿身份证，又回去拿，又因没房卡，又去前台要，他们不给，于是我双回去找他们，去了刘某某和刘倩的房间，想让他们跟前台证实我和他们是认识的，然后让前台的人给我把201房间打开拿我的身份证，我进了217房间之后，刘某某就要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时刘倩在睡觉，我害怕跑了会被打，后来两三天我就没机会出来了......”，作为本案的被害人，为了一张身份证，在离开了犯罪现场，还要回来？？？还要
犯罪人到前台证实他们是认识人？？？这明显于常理不符。 3、被害人母亲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姑娘有什么爱好？”“答：喜欢玩赌博机打鱼，2013年她陆陆续续找我要钱，她打鱼借的钱别人找她要，一共给她汇了10几万块钱.....”，“问：你姑娘什和时候来武汉的？答：2014年3月14日来武汉的，之前一直在武汉，有五六年了，没有上班，也没有拿钱回家，都是家里养着她，到处给她还债.....” 4、案发期间，3月24日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等四人一起开了房后，当时刘茜的母亲还有刘茜的小孩在同一个房间，到达酒店后，三名犯罪人及受害人还一起去江汉路步行街逛街，后来又步行回来。整个过程受害人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二）本案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实施非法拘禁的客观行为，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非法拘禁罪的法律特征。 1、根据对拘禁的语义分析，本案有“拘”无“禁”，不构成拘禁，进而不构成非法拘禁。拘，即抓；禁，是关押。《现代汉语词典》对“拘禁”解释是：“把被抓的人暂时关起来。”拘，是手段，禁，才是目的。退一步，即使不加分析的，完全按照唯一到案的被害人的陈述认定事实，也只有被告人使用暴力，迫使其去酒店的事实，该事实即使认定是非法拘人，但因为拘人后，没有关押，即没有禁，也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拘”，还有“禁”。有“拘”无“禁”，当然不能认定为拘禁。既然没有对被害人的拘禁行为，不构成拘禁，自然谈不上非法拘禁。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