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在刘某非法拘禁一案中，安徽明锐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构成非法拘禁罪没有异议，但从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辩护人依据国家法律赋予的权责，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可见，从犯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起次要作用者，二是起辅助作用者。结合被告人刘某的情况分析如下;1、从犯罪意识的产生来看，是在逃的张某提出的。根据侦查卷宗中几名被告人供述及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是在逃的张某发现被害人出老千，在被害人不愿退钱的情况下，张某提出把被害人带到淮南去要钱，并找其淮南朋友要治治被害人。现有证据来看，足以证明是张某提出了犯罪意思。2、从犯罪过程来看，被告人刘仅起次要作用。我们可以从本案的几个关键控制点来看。首先，另几名被告人开车将被害人带到淮南，被告人刘某只是跟随而已。其次，在去淮南的路上，是张某的朋友要求将被害人带到淮南某宾馆，被告人并没有指定关押地点，同时也没有参与指挥。再次，在张某等人没有谈成退钱的情况下，是他们将被害人带到茶楼的，被告人根本不知情，只是跟随而已。最后，还是张某提议讲被害人带回浴池，其后另几名被告人等威胁被害人要求他们脱衣服，并将被害人绑起来进行殴打，还用绳子拉被害人到凉亭内受冻，而被告人刘某只是出于气愤才殴打被害人，并且被告人刘也只是打了其中一个被害人两拳。因此，无论是犯意的产生，还是完成犯罪的全过程，被告人刘某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和被支配的状态，在整个案件中起到了辅助和帮助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第31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同时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据此，辩护人认为，可以对被告人减少基准刑的20%-50%处罚。
二、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从被告人的口供可以看出，从本案的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表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刘某服从管理，辩护人会见时其也多次表示后悔。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八条规定，在刑法第六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的通知第16条规定，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同时
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7条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据此，辩护人认为，可以对被告人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处罚。
三、被告人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且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
被告人在这次非法拘禁案中，既没有参与组织、指使他人非法拘禁被害人，也没有组织、指使他人对被害人进行侮辱、殴打。只是在浴池里，看到其他人殴打被害人时，出于气愤才用拳头殴打了其中一名被害人。在整个拘禁过程中不是被告人想放人就能放的，事情也不是由他来控制的。因而辩护人认为就被告人在本案中的行为来分析，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在此，辩护人恳请法庭对上述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时间仅仅为2小时左右，望量刑时考虑此情节，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根据几名被告人的供述及被害人的陈述可知，2013年10月16日晚上10点钟左右，张某发现被害人出老千后，双方发生争执并提议将被害人带到淮南某宾馆，到淮南宾馆约11点左右，双方在宾馆大厅里商讨退钱的事，由于双方没有谈成。张某让他的朋友将被害人带到茶楼地方，此期间被告人并没有看管被害人也没有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被告人看其他人都跟着去茶楼了，由于在晚上离家较远也没有交通工具回家，被告人也只好跟随一起去了。由于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是一种持续行为，即该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使他人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身体自由，不具有间断性。通过以上分析及根据侦查卷等内容可知，从11点钟到淮南宾馆至12点离开茶楼，此期间被告人并没有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被告人真正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时间仅仅有两小时左右，即10月16日晚上12点钟左右从茶楼到17日凌晨2时许民警解救出被害人。
五、关于对被告人具体量刑情形及量刑幅度的辩护意见。
依据以上分析，结合《量刑指导意见》第二部分“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和“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刑幅度内，且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如果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的，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宣告刑。”的规定，对被告人的宣告刑期为：从犯免除处罚或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认罪减少基准刑10%+其他酌情减轻刑罚=宣告刑期。另据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未造成伤害后果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的规定，对被告人量刑幅度可以在6个月左右。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14条、16条、19条之规定，其中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同时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据此，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可以适用缓刑。
综上所述，辩护人请求法庭在对被告人量刑时，能够考虑上述情节和本案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微弱影响和有限的作用，本着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刑事处罚精神，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因此，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量刑幅度可以在6个月左右。在此基础上，法庭还应考虑到，本案有别于盗窃、抢劫等贪利型犯罪，被告人再次犯罪、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为了更有利于被告人改造，保证其家庭三口唯一的生活来源不致中断，杜绝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安徽明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志会
2014年1月 18日
徐亮亮非法拘禁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亮亮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第一审刑事诉讼。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徐亮亮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徐亮亮不持异议，辩护人也不持异议。辩护人现根据本案庭审的证据，结合法律，就被告人徐亮亮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作用，以及被告人徐亮亮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量刑建议，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被告人徐亮亮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 通过卷宗材料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印证，被告人徐亮亮仅仅按照被告人方刘伟的安排，和其他被告人一起将受害人何法文从电玩城带出来，随后送其到文一茶楼。到了茶楼以后，徐亮亮就从包厢里出来在车里待着，不久就离开了现场。在整个犯罪过程，既没有实施殴打、侮辱受害人的行为，也没有参与逼迫何法文写借条的过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归案之后，如实向公安部门坦白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徐亮亮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仅仅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辩护人主张在共同犯罪中徐亮亮属于“从犯”，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和理由。
（一）从本案犯意的提起以及策划实施。 同案的被告人提供的供述以及方刘伟本人供述均证明，关于本案的犯意提起以及预谋、策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均可以反映出方刘伟是犯意提出者，也是主谋。被告人徐亮亮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方刘伟指使的。徐亮亮接到方刘伟的电话以为是让他过去帮忙，于是打电话喊孙荣贵一起，喊孙荣贵一起去目的也只是去帮帮忙，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到了现场，徐亮亮也只是知道方刘伟要找被害人的麻烦并不明知是要对被害人非法拘禁，更没有要向受害人索要钱财主观动机。因此辩护人认为，他是在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加入到到犯罪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 （二）徐亮亮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行为上看，所起的作用也是辅助性的。 由于方刘伟的电话喊他过去帮忙，徐亮亮出于朋友义气前往现场，被告人徐亮亮参与本案,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忙,主观上并不具有索要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且实际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到了现场以后根据方刘伟的授意，伙同其他人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出来，至于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到哪里，被告人徐亮亮也不知道，而是按照方刘伟的安排，带到了茶楼，然后就离开了现场，从看见被害人到来到茶楼，被告人徐亮亮与受害人何法文接触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徐亮亮在上述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充其量起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徐亮亮既未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指挥，又没有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情节，事情发生以后，徐亮亮就离开了现场，对于受害人2200元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分配，对于后面打欠条的事情更加不清楚。徐亮亮的全部犯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 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张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我担任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会见原审被告人，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法庭审理。现就法庭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一、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词。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2002年 9月11日，生猪经营户周某举等人收购生猪后未交纳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运输车辆在合川市小沔镇被受政府部门委托代收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的被告人等人拦下。罗某等人闻讯赶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勒住被告人张某脖子并将其摔倒在地，因地上很多碎石，张某倒地受伤，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当地卫生院救治，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用去医疗费用人民币10余万元，该费用均由王某明垫付。2003年4月22日，由小沔派出所调解罗某支付14万元赔偿款。 （二）原审被告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 1、原审认定被告人装病治疗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人倒地受伤后，当即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病情相当
危机，被立马送到当地卫生院进行救治，因救治条件不足及病情危重又先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可见病情的程度。如果是装病，有谁会放弃自己工作在医院病床上躺上大半年，自己垫付花费10多万元，就为多要3、4万元，连工资收入都不够。同时，被告人的病情有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病历材料为证。 2、原审判决采信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否认多家医院临床诊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的诊断是多家医院结合病人当时的病情、症状，检验报告，其他检查等综合情况，并且经过长达200多天的治疗、观察等最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而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仅仅依据两份病历资料，被鉴定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就认为“表明颅内无出血、脑梗塞等发生，左侧偏瘫诊断缺乏科学依据”的结论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暂且不论两位副主任法医师的水平能否推翻作为心、脑学权威、三甲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诸多专家、教授的诊断结论，就从程序上来讲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一份诊断结论的否定，不是随随便便找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一份鉴定结论就能推翻的，而是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向卫生部门申报、组织专家会诊、进行听证、听取诊断医生陈述、听取病人陈述及对病人坚持鉴于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原审判决简单、主观臆断是不负责和有失公平、公正的判案原则的。 3、根据刑法理论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首届全国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大赛——前三组半决赛辩题、辩点及思考 (2011-09-14 22:30:44) 标签：分类： 第一组：浙江公诉队——广东律师队 李芳交通肇事案——《醉驾之祸》 李芳（女）与周明（男）是大学同学，上大学时二人曾谈过恋爱，2001年毕业时李芳让周明和她一起去广东发展，而周明坚持到北京工作，二人分手。2011年7月，李芳到北京出差，晚上约了周明在一家餐厅吃饭。二人见面，百感交集，李芳提出喝些酒，周明表示自己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李芳嗔怪道：“不行，咱俩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天你 必须陪我喝点儿。”周明见状，遂与李芳对饮。二人边说话边喝酒，不 知不觉喝了一瓶高度国窖1573酒，周明喝有六两，李芳喝有四两。饭 后约22时许，李芳提出要周明送其回所住宾馆，周明欣然应允。二人 在饭店门口准备拦乘出租车，但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拦住。李芳遂说道：“这么长时间也拦不到车，咱们别等了，你开车送我回去吧”，周明说：“北京查车挺严的，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李芳带着醉意说：“你就这点胆量，还敢陪我回宾馆！我今天还就非得让你开车送我不可！不然你就别陪我一起回去。”周明闻言，于是启动车辆，带上李芳上路。李芳坐在副驾驶上，一边与周明聊天，一边不断提醒周明注意一点、开
慢一点。周明开车800多米后，经过十字路口时，由于酒醉闯红灯撞到两位正常过马路的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警察到现场后经测试两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83mg/100ml和168mg/100ml。 控方：李芳构成交通肇事罪 辩方：李芳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参考辩点：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2.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 3.是否成立基本犯的共犯 4.倘若成立基本犯的共犯，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是否承担责任 我认为，该案中李芳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首先，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因此李芳教唆周明醉酒驾驶（当前规定仅凭酒精含量认定是否醉酒，但我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不合理）的行为双方均应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双方辩手对于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提及。 其次，刑法规定行为人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刑法中法定刑最轻的故意犯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的任何犯罪，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一般均比该罪处罚重，也就导致“轻故意向重过失”的转化，本案中，周明的行为就同时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且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出现的理论问题是，基本犯的共犯是否应当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我认为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共同犯罪必须由故意犯罪构成，过失犯不能成立共犯。
刑事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上海市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
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被采纳获轻判 非法拘禁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法严律师事务所接受X父亲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本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X的辩护人，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及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罪名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在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本案的发生，开始被告人并不知情，被害人从xxx被拘禁到X镇，被告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拘禁。被害人被拘禁到X镇以后，出于朋友关系，不好拒绝黄的要求，才帮黄追索债务，在犯罪的过程中都是受黄的指使和安排，所起的作用更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是从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本案的发生是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由于被害人借款未归还而引发本案，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根据xxx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即“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或一般过错的，应可以考虑减少基准刑的10%-20%。” 3、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认罪，系初犯、偶犯，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此外，X因有一个年幼小孩需要照顾，其妻子因为被告人被抓后离家出走，把小孩子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照顾，X 母亲因自身体多病没有很好照看小孩，希望法庭考虑这情况，从轻处罚被告人，
给被告人尽早回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出于朋友义气而触犯了法律，现被告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错误，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建议对其判处七个月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敬请法庭采纳以上辩护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此致 X市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xxx法严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月日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a212408949.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辩护意见 尊敬的检察官： 作为芦志鹏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1、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直接故意，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如下：（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公私财物。（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说，敲诈勒索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可以表现为：行为人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如有违则日后将其威胁内容付诸实现；行为人当场以暴力相威胁，要求日后按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行为以日后将要对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相威胁，当场取得财物。这是与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最显著的区别。（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各犯罪嫌疑人夺取被害人邓春秋、杨胜文的财物后，予以登记保管，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是为了传销组织的利益而实施了索财行为。事实上，芦志鹏收到被害人的购买3套产品的货款共计8400元后，立即交给传销组织的上级领导“丁”和“乙”，并没有占为己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没有将被害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直接故意，因此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犯罪嫌疑人芦志鹏没有指使他人或者直接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一、2015年9月12日，邓春秋被骗至传销窝点，因为没有按照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要求放下背包，而遭到众犯罪嫌疑人的殴打。犯罪嫌疑人夺取邓春秋的物品后进行登记，但是当时并没有索要其财物。 第二、2015年9月23日，杨胜文被骗至传销窝点遭到殴打，芦志鹏没有在场，更不可能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三、朱向辉作为该窝点主任供述其上级领导是“小李”，芦志鹏不是该窝点的上级领导，没有指示朱向辉等人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3、类似案例当地人民法院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2015）金婺刑初字第1344号刑事判决书，对传销活动中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行为属于非法传销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刘某某涉嫌非法拘禁、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一案的辩护律师，现根据本案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 （一）事实和理由： 1、本案法律所保护的客体——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被侵犯，即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3月21日零时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被害人被非法拘禁，时间长达近6天。这根本不是事实，在这几天里被害人在与几名被告在一起吸食毒品、一起住在不同的酒店。 2、被害人的口供完全不足以采信：如：其在唯一的一份《询问笔录》第8－9页中有如下记载：问：“你这五天半有机会？”答：“我于第三天24号凌晨7点多钟趁他们睡觉时跑出来了一次，因为忘记拿身份证，又回去拿，又因没房卡，又去前台要，他们不给，于是我双回去找他们，去了刘某某和刘倩的房间，想让他们跟前台证实我和他们是认识的，然后让前台的人给我把201房间打开拿我的身份证，我进了217房间之后，刘某某就要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时刘倩在睡觉，我害怕跑了会被打，后来两三天我就没机会出来了......”，作为本案的被害人，为了一张身份证，在离开了犯罪现场，还要回来？？？还要
犯罪人到前台证实他们是认识人？？？这明显于常理不符。 3、被害人母亲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姑娘有什么爱好？”“答：喜欢玩赌博机打鱼，2013年她陆陆续续找我要钱，她打鱼借的钱别人找她要，一共给她汇了10几万块钱.....”，“问：你姑娘什和时候来武汉的？答：2014年3月14日来武汉的，之前一直在武汉，有五六年了，没有上班，也没有拿钱回家，都是家里养着她，到处给她还债.....” 4、案发期间，3月24日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等四人一起开了房后，当时刘茜的母亲还有刘茜的小孩在同一个房间，到达酒店后，三名犯罪人及受害人还一起去江汉路步行街逛街，后来又步行回来。整个过程受害人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二）本案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实施非法拘禁的客观行为，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非法拘禁罪的法律特征。 1、根据对拘禁的语义分析，本案有“拘”无“禁”，不构成拘禁，进而不构成非法拘禁。拘，即抓；禁，是关押。《现代汉语词典》对“拘禁”解释是：“把被抓的人暂时关起来。”拘，是手段，禁，才是目的。退一步，即使不加分析的，完全按照唯一到案的被害人的陈述认定事实，也只有被告人使用暴力，迫使其去酒店的事实，该事实即使认定是非法拘人，但因为拘人后，没有关押，即没有禁，也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拘”，还有“禁”。有“拘”无“禁”，当然不能认定为拘禁。既然没有对被害人的拘禁行为，不构成拘禁，自然谈不上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罪可以取保候审吗？答案是可以的。武汉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第一要务是尽快申请办理取保候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不予起诉，庭审辩护阶段做无罪、罪轻辩护，争取缓刑，同时对定罪是否恰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独立的观点。取保候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只要满足相关的规定是可以取保候审的。今天武汉律师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取保候审条件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非暴力犯罪的。相对于暴力犯罪而言，盗窃、抢夺、诈骗等非暴力犯罪的案件在办理取保候审时更容易一些。 2、存在重大疾病，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个理由申请取保候审的，只有严重到危及生命健康的，才会批准取保候审。 3、怀孕的妇女。 4、认罪的。如果不认罪，一般很难取保候审。 5、财产案件，退赃，积极交纳罚金的。 6、人身损害案件，积极赔偿被害人，并争取到被害人谅解的。
7、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实践中90%以上审判时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可能会被判缓刑，而缓刑的前提是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审理期间办理了取保候审，而判决时因不能缓刑而判3年以上的实刑，之后再被收监，就会令被告人产生对法律的不理解、对法不可知的恐惧以及对法无定律的迷惑，也不利于其改造。所以，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很难取保候审。 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是由京鄂两地老一辈革命家、先烈的子女、后代在武汉投资成立的大型综合性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因律所核心团队和领导班子成员自幼受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长辈之精神、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故律所始终坚持秉承我党我军传统的"红色文化"核心价值观，律所致力于维护法律尊严、践行法治精神、助力司法公正、彰显人文关怀。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