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非法拘禁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辩护人对被告人张某构成非法拘禁罪不持有异议。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殴打、语言恐吓部分不属实。
1，被告人张某对被害人蔡某没有实施暴力殴打、语言恐吓。
根据被害人蔡某2015年11月12日的陈述：“有一个叫张某的管家叫我老实点，打了我几个巴掌，一群恐吓我……”根据被害人蔡某2015年11月13日第一陈述：“管家张某还有主任打我……”根据被害人蔡某2015年11月13日第二陈述：“就是第一天来的时候有一个主任打了我几个耳光，其他人没有打我，我的行动受到限制……”根据被告人张某2015年12月18日供述：“蔡某来的时候谁负责搜身以及动手殴打我没看见，我自己也没有参与殴打”。
可见，第一，认定被告人张某殴打被害人蔡某只有被害人蔡某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系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二，关于被告人张某参与对其殴打这部分事实被害人蔡某前后陈述中不一致，前后矛盾。因此，该部分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认定被告人张某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殴打、语言恐吓的证据不充分。
2，被告人张某对被害人陈某均没有实施暴力殴打、语言恐吓。
根据被害人陈某陈述：“我交钱后，张某来当管家，他没有打我，但不让我出去，即使出去也要冯某同意……”根据被告人冯某的供述：“陈某10月29日交钱，……张某是10月30日，张某保管钥匙和手机，以及安排谁出去，都要经过主任赵某同意”根据被告人张某供述：“10月30日到桂花路这个传销点当管家，负责日常管理包括分配成员做家务、上课保管手机和钥匙，没有主任的允许谁都不能出去”。
可见，被告人张某没有殴打、恐吓被害人陈某，起诉书关于该部分事实指控没有证据予以证明。
二、被告人张某在共同犯罪系从犯且属于事中共犯
1、根据被告人张某、被告人冯某等被告人供述以及被害人蔡某、陈某和沈金龙的陈述可知：
被告人张某在事发前并未参与犯罪预谋，该案犯意发起诱因是他人通过与三被害人老乡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将被害人骗到富阳传销窝点处想使其加入传销组织。可见，被害人被骗过来之前被告人没有参与，也不清楚。
2、被告人张某虽然是传销窝点的管家，但其在该传销组织内属于被领导阶层，其上领导包括主任、大主任、经理、总管等。被告人本身不具有完全自主性和话语权，要听从他人的领导、指挥和安排。但对其他成员以及被害人也只是负责生活上的管理。可见其虽然名为管家，但和其他业务员基本处于同一地位，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离开
窝点都需要主任的同意。况且其加入该组织时间较短，身份也是又被害人转化为传销成员。
3，被告人张某并不参与被害人缴纳会费的分层，基本没有工资，生活费由主任提供。
综上所述，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张某是该既不是发起者，也不是组织者和指挥者。其工作就是负责成员日常生活上管理包括分配成员做家务、上课、保管手机和钥匙。其在共同犯罪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对其他成员也没有约束力。在共同犯罪中与其他成员间联系并不紧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被告人张某参与，也并不影响该犯罪事实的发生和完成。
虽然本案中传销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主任等）未归案，但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不能因部分被告人未归案而不区分主从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
三、被告人张某具有立功情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五规定：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认定犯罪分
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等人在桂花路67号501室被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查获，并带领杭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查获劳动路4号504室处窝点。虽然被告人张某没有直接协助司法机关，但出于特殊情况且时间紧急，而且被告人张某人已经被控制，配合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是其义务。事后，杭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移交富阳城东派出所。可见，虽然被告人张某没有直接协助司法机关，但是却间接协助司法机关。也应当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抓捕同案犯（还包括其他被告人）。
四、被告人张某具有酌定情节
1，被告人系坦白且自愿认罪，有悔过表现。
被告人张某归案后，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讯问时就基本如实交代该犯罪事实。可以看出被告人悔过态度是诚恳的。同时说明被告人确实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对所犯罪行并没有逃避，主动承担。而且被告人自己对将要承担严重后果也体现一种赎罪的心态。
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根据浙江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
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2，被告人张某系初犯和偶犯。
被告人作为年轻人，刚进入社会，本身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清醒认识，致使其误入歧途。而且被告人参加该组织时也是被欺骗而加入，本身警惕性较低，且加入组织的时间较短，也是由受害者演变至今，被告人也是深受其害的。
被告人本身基本没有文化，缺少法律意识。对传销没有定性的认识，因传销组织授课的内容具有蛊惑性、煽动性受传销组织“洗脑”中毒，是自己误入歧途，无意识走上犯罪道路。
3，尤其是被害人陈某陈述在被告人张某转到该窝点前，已经缴纳会费，转化成为成员。可见，被告人张某对其管理也是对成员管理，与纯粹被害人还是有所区别的，希望贵院在量刑时有所考量。
根据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希望被告人以此为戒，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盲从，学会自我反思。希望法庭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恳请法庭根据被告人具有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并结合被告人的自身实际情况，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充分考虑，采纳。
徐亮亮非法拘禁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亮亮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第一审刑事诉讼。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徐亮亮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徐亮亮不持异议，辩护人也不持异议。辩护人现根据本案庭审的证据，结合法律，就被告人徐亮亮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作用，以及被告人徐亮亮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量刑建议，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被告人徐亮亮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 通过卷宗材料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印证，被告人徐亮亮仅仅按照被告人方刘伟的安排，和其他被告人一起将受害人何法文从电玩城带出来，随后送其到文一茶楼。到了茶楼以后，徐亮亮就从包厢里出来在车里待着，不久就离开了现场。在整个犯罪过程，既没有实施殴打、侮辱受害人的行为，也没有参与逼迫何法文写借条的过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归案之后，如实向公安部门坦白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徐亮亮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仅仅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辩护人主张在共同犯罪中徐亮亮属于“从犯”，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和理由。
（一）从本案犯意的提起以及策划实施。 同案的被告人提供的供述以及方刘伟本人供述均证明，关于本案的犯意提起以及预谋、策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均可以反映出方刘伟是犯意提出者，也是主谋。被告人徐亮亮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方刘伟指使的。徐亮亮接到方刘伟的电话以为是让他过去帮忙，于是打电话喊孙荣贵一起，喊孙荣贵一起去目的也只是去帮帮忙，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到了现场，徐亮亮也只是知道方刘伟要找被害人的麻烦并不明知是要对被害人非法拘禁，更没有要向受害人索要钱财主观动机。因此辩护人认为，他是在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加入到到犯罪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 （二）徐亮亮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行为上看，所起的作用也是辅助性的。 由于方刘伟的电话喊他过去帮忙，徐亮亮出于朋友义气前往现场，被告人徐亮亮参与本案,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忙,主观上并不具有索要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且实际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到了现场以后根据方刘伟的授意，伙同其他人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出来，至于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到哪里，被告人徐亮亮也不知道，而是按照方刘伟的安排，带到了茶楼，然后就离开了现场，从看见被害人到来到茶楼，被告人徐亮亮与受害人何法文接触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徐亮亮在上述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充其量起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徐亮亮既未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指挥，又没有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情节，事情发生以后，徐亮亮就离开了现场，对于受害人2200元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分配，对于后面打欠条的事情更加不清楚。徐亮亮的全部犯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5c12962095.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首届全国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大赛——前三组半决赛辩题、辩点及思考 (2011-09-14 22:30:44) 标签：分类： 第一组：浙江公诉队——广东律师队 李芳交通肇事案——《醉驾之祸》 李芳（女）与周明（男）是大学同学，上大学时二人曾谈过恋爱，2001年毕业时李芳让周明和她一起去广东发展，而周明坚持到北京工作，二人分手。2011年7月，李芳到北京出差，晚上约了周明在一家餐厅吃饭。二人见面，百感交集，李芳提出喝些酒，周明表示自己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李芳嗔怪道：“不行，咱俩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天你 必须陪我喝点儿。”周明见状，遂与李芳对饮。二人边说话边喝酒，不 知不觉喝了一瓶高度国窖1573酒，周明喝有六两，李芳喝有四两。饭 后约22时许，李芳提出要周明送其回所住宾馆，周明欣然应允。二人 在饭店门口准备拦乘出租车，但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拦住。李芳遂说道：“这么长时间也拦不到车，咱们别等了，你开车送我回去吧”，周明说：“北京查车挺严的，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李芳带着醉意说：“你就这点胆量，还敢陪我回宾馆！我今天还就非得让你开车送我不可！不然你就别陪我一起回去。”周明闻言，于是启动车辆，带上李芳上路。李芳坐在副驾驶上，一边与周明聊天，一边不断提醒周明注意一点、开
慢一点。周明开车800多米后，经过十字路口时，由于酒醉闯红灯撞到两位正常过马路的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警察到现场后经测试两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83mg/100ml和168mg/100ml。 控方：李芳构成交通肇事罪 辩方：李芳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参考辩点：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2.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 3.是否成立基本犯的共犯 4.倘若成立基本犯的共犯，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是否承担责任 我认为，该案中李芳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首先，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因此李芳教唆周明醉酒驾驶（当前规定仅凭酒精含量认定是否醉酒，但我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不合理）的行为双方均应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双方辩手对于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提及。 其次，刑法规定行为人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刑法中法定刑最轻的故意犯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的任何犯罪，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一般均比该罪处罚重，也就导致“轻故意向重过失”的转化，本案中，周明的行为就同时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且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出现的理论问题是，基本犯的共犯是否应当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我认为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共同犯罪必须由故意犯罪构成，过失犯不能成立共犯。
合同诈骗罪的法条释义 随着经济市场的高速发展，大家对于合同诈骗并不陌生，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的重点主要表现在合同的欺骗行为上，从而带来损失和严重后果。那么，合同诈骗罪的法条释义该怎样分析?下面，就让律伴网小编来告诉你吧! 【网友咨询】 合同诈骗罪的法条释义? 【律师解答】 合同诈骗罪的法条释义 一、概念和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二)客观要件 本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 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其表现形式有如下五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自然人利用合同诈骗与单位利用合同诈骗。下列几种情形应属于个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 3、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 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 5、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实施合同诈骗，应认定为个人诈骗。 实践中，“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还是单位合同诈骗。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虑”。 (四)、主观要件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实践中，在本罪的主观方面应注意到：间接故意和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二、对本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除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外，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被采纳获轻判 非法拘禁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法严律师事务所接受X父亲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本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X的辩护人，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及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罪名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在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本案的发生，开始被告人并不知情，被害人从xxx被拘禁到X镇，被告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拘禁。被害人被拘禁到X镇以后，出于朋友关系，不好拒绝黄的要求，才帮黄追索债务，在犯罪的过程中都是受黄的指使和安排，所起的作用更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是从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本案的发生是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由于被害人借款未归还而引发本案，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根据xxx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即“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或一般过错的，应可以考虑减少基准刑的10%-20%。” 3、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认罪，系初犯、偶犯，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此外，X因有一个年幼小孩需要照顾，其妻子因为被告人被抓后离家出走，把小孩子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照顾，X 母亲因自身体多病没有很好照看小孩，希望法庭考虑这情况，从轻处罚被告人，
给被告人尽早回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出于朋友义气而触犯了法律，现被告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错误，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建议对其判处七个月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敬请法庭采纳以上辩护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此致 X市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xxx法严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月日
论合同诈骗罪(一)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合同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行为契约。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997年刑法根据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特征、犯罪对象特征、诈骗行为的手段特征，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立出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具有诈骗特征的犯罪，并入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合同诈骗罪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特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并非进行实实在在的经济行为，行为人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了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及时调整经济纠纷，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关健词：合同诈骗罪构成界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合同纠纷越来越多，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趁签合同之际进行合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订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欺诈合同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已由1990年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在没有履行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由于此类案件增多，还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污染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妨害。合同诈骗不但损害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还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法律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刑事角度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预防措施。笔者就从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角度来做以论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①。 合同诈骗犯罪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形： (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进行经济活动，其欺诈故意明显，合同内容的虚假性也导致合同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只是骗人财物，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诈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况分析: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5c12962095.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对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问题作以下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第二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条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 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合同诈骗罪起诉书范文 篇一：张某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张某合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受山东舜元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被告人张某辩护。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本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认真阅读了起诉书和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张某，今天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法庭的举证质证，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罪名没有异议。下面辩护人就被告张某涉案金额及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 减轻处罚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参考，并希望得到法庭采纳。 一、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
元。”诈骗数额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 1、本案公诉机关计算的被告人诈骗数额主要是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七五折的总合计算的。在本案中将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不合理，不公平，该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更低于诺基亚市场零售价格。如果不是手机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那么被害人褚四军就不会通过那么多人，那么多途径从不认识的张某这里购买手机，他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从正规手机批发企业，批发到手机。就是因为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远远低 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所以受害人褚四军才从被告人张某这里进货。同样如果按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按七五折计算就扰乱了的诺基亚手机市场经济秩序，而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切应当以经济规律，市场价值计算，而不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张某的诈骗数额。举个例子：在盗窃罪中盗窃的物品不是以销赃价格来认定盗窃数额的，而是以市场评估价格认定
合同诈骗罪控告书 控告人：某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 被控告人：李某身份证号： 被控告人：陈某某身份证号： 控告请求： 被控告人涉嫌诈骗，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依法追求被控告人治安责任和刑事责任。 控告事实与理由： 被控告人李某、陈某某均系控告人派往XX分公司的管理人员，被控告人张某某系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0年3月至2010年8月被控告人李某共向张某某借款人民币元；年月至年月被控告人陈某某共向张某某借款人民币元，上述借款系被控告人李某、陈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的个人借款。 2010年8月、2010年12月控告人与张某某控制的XX公司签订了2份《购销合同》，约定由XX公司供应控告人施工的工程所需钢筋。 后由于李某、陈某某无钱归还张某某借款，张某某要求李某、陈某某利用控告人管理人员身份，在控告人与XX公司《购销合同》履行期间，以虚增供货钢筋数量的方式将李某借款元，陈某某借款中的元转化为XX公司提供给控告人的钢筋款，已达到非法占有控告人资金元的目的。李某、陈某某分别按照张某某的要求签收了相应的钢筋送货单，并出具了结账单，将上述个人借款
元虚增为XX公司提供给控告人的钢筋款。现被控告人控制的XX公司到控告人公司，以李某、陈某某出具的签收单和结账单要求控告人支付虚增钢筋款元。 基于以上事实，控告人认为三被控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控告人与XX公司《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采用虚增钢筋供货数量的方式，骗取控告人资金元，张某某到控告人公司要求控告人支付虚增钢筋款，该诈骗行为发生地为控告人公司住所地。因此三被控告人的行为已构成了刑法第224条第5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罪。控告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特向贵局提出控告，请求贵局依法追究三被控告人李某、陈某某、张某某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此致 派出所 区公安分局 市公安局 省公安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控告人： 201 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刘某某涉嫌非法拘禁、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一案的辩护律师，现根据本案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 （一）事实和理由： 1、本案法律所保护的客体——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被侵犯，即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3月21日零时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被害人被非法拘禁，时间长达近6天。这根本不是事实，在这几天里被害人在与几名被告在一起吸食毒品、一起住在不同的酒店。 2、被害人的口供完全不足以采信：如：其在唯一的一份《询问笔录》第8－9页中有如下记载：问：“你这五天半有机会？”答：“我于第三天24号凌晨7点多钟趁他们睡觉时跑出来了一次，因为忘记拿身份证，又回去拿，又因没房卡，又去前台要，他们不给，于是我双回去找他们，去了刘某某和刘倩的房间，想让他们跟前台证实我和他们是认识的，然后让前台的人给我把201房间打开拿我的身份证，我进了217房间之后，刘某某就要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时刘倩在睡觉，我害怕跑了会被打，后来两三天我就没机会出来了......”，作为本案的被害人，为了一张身份证，在离开了犯罪现场，还要回来？？？还要
犯罪人到前台证实他们是认识人？？？这明显于常理不符。 3、被害人母亲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姑娘有什么爱好？”“答：喜欢玩赌博机打鱼，2013年她陆陆续续找我要钱，她打鱼借的钱别人找她要，一共给她汇了10几万块钱.....”，“问：你姑娘什和时候来武汉的？答：2014年3月14日来武汉的，之前一直在武汉，有五六年了，没有上班，也没有拿钱回家，都是家里养着她，到处给她还债.....” 4、案发期间，3月24日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等四人一起开了房后，当时刘茜的母亲还有刘茜的小孩在同一个房间，到达酒店后，三名犯罪人及受害人还一起去江汉路步行街逛街，后来又步行回来。整个过程受害人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二）本案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实施非法拘禁的客观行为，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非法拘禁罪的法律特征。 1、根据对拘禁的语义分析，本案有“拘”无“禁”，不构成拘禁，进而不构成非法拘禁。拘，即抓；禁，是关押。《现代汉语词典》对“拘禁”解释是：“把被抓的人暂时关起来。”拘，是手段，禁，才是目的。退一步，即使不加分析的，完全按照唯一到案的被害人的陈述认定事实，也只有被告人使用暴力，迫使其去酒店的事实，该事实即使认定是非法拘人，但因为拘人后，没有关押，即没有禁，也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拘”，还有“禁”。有“拘”无“禁”，当然不能认定为拘禁。既然没有对被害人的拘禁行为，不构成拘禁，自然谈不上非法拘禁。
辩护词 被告人苏越合同诈骗案件（发回重审部分）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苏越的委托，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旭、李维强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我们详细阅读了全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苏越；今天，又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活动，从而对本案事实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为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我们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本案时予以考虑： 第一，关于本案案件定性以及被告人苏越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金额问题 起诉书指控苏越构成犯罪的三个犯罪事实所涉受害人及金额分别是：1、信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咨询分公司（以下简称“信怡公司”），涉案金额3700万元，至案发造成该公司损失860万余元； 2、包头兴华信用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华担保公司”），涉案金额180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该公司损失1800万元； 3、自然人于中弘，涉案金额25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于中弘损失183万元。
为便于法庭进行审查，我们对以上三笔涉案金额问题分别作出陈述如下： 1、关于信怡公司所受损失金额计算和认定问题 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认定信怡公司所受损失的金额为860余万元与事实不符。 证据显示，2008年1月份至6月份期间，苏越以不同名义总共从信怡公司处借得人民币2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折合人民币1746万元，按照1750万元计算。）具体的借款日期和金额分别是： 2008年1月25日500万元，3月12日220万元，3月17日1000万元；3月21日230万元；5月15日250万美金；6月11日1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后一笔，也就是6月11日的1000万元，受害人明确表示这是一笔普通借款，无论是朱雷的证言，还是信怡公司所出具的说明都明确了这一事实，且信怡公司表示将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追讨。当然，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也没有将这1000万元计算在内。检察机关共指控苏越以诈骗方式从信怡公司骗取人民币1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总计3700万元人民币，对这个数字我们不持异议。